1. 引言
新时代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在满足物质需求后，人民渴望精神需求的满足。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传入中国，有必要为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观、实现中国人民“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人的发展进程提出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三社会形态学说”。其中蕴涵有丰富的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思想内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目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目标，同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共同富裕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自由思想的解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创作背景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手稿，马克思基于当时时代背景结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他多年来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为重新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下了这本著作。
2.1.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创作的时代背景
19世纪40年代，随着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无产阶级运动需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受邀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根据革命的需要，他打算把多年来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但由于一系列的事变，马克思不得不中止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50年在伦敦重新进行这个研究，马克思曾说：“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的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1] p. 593)直到1857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预示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已经临近，马克思决定在革命开始前完成自己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1857年8月底，马克思终于在15年来各方面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写作，最终在大约1857年10月中旬到1858年5月底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了第一本大纲草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2.2.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创作的理论背景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创作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来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的运转模式。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局限性的批判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畅想为马克思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与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不谋而合更加增强了马克思利用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决心，但马克思逐渐意识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其实质仍是历史唯心主义，因此马克思决定结合唯物史观继续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运用唯物史观写下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2.2.1.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来源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旅居巴黎、布鲁塞尔时，详细阅读了大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并做了大量笔记和手稿，包括《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其中对斯密、李嘉图、穆勒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做了摘要、札记和评述。马克思考察研究了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之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如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等等，并研究了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在内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个环节，试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实质进行彻底地揭示。
2.2.2.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动力
早期马克思接受了圣西门等人为首的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中，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性和理想社会的雏形。与此同时，马克思也觉察到了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缺陷，后者并没有指出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路径，也没有发现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力量。这一现状大大增强了马克思关注现实问题并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决心。
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业社会和英国工人阶级的考察，结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撰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读后大为称赞：“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1] p. 592)与恩格斯的不谋而合，更加坚定了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决心，从各种角度促成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诞生。
2.2.3.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遭遇了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绝望地发现他原本奉行的黑格尔主义并不能帮助他解决现实问题，于是他转向市民社会领域，开始了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性分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意识到了私有财产是解剖市民社会的关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发现了“异化劳动”这一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统治的关键因素；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完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正式建构和阐释。在《哲学的贫困》与《雇佣劳动与资本》等文本中，马克思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贯彻了唯物史观，并通过对蒲鲁东唯心史观的批判以及对劳资关系等经济学问题的再研究，对“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获得了丰富又具体的新认识[2]。可以说，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可分的，唯物史观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赖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3.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自由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自由进行了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的规定，并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研究从而对人类自由阶段进行了划分，这无疑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得出的结论。马克思集中笔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进行了辨析，从而揭示了实现真正自由的条件和现实的路径。
3.1.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自由本质的规定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辨析和自由劳动的定义，谈到了大量关于“自由”和“自由劳动”的话题，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由本质进行了一系列规定。马克思谈到了亚当·斯密对劳动的看法：“亚当·斯密正是把劳动看作诅咒。在他看来，‘安逸’是适当的状态，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3] p. 173)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自由的本质进行了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不同的规定：“……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3] p. 174)，马克思深层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情况，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商品从生产到消费、分配的整个流程出发，全面考察了底层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劳动状态，把自由自觉的劳动当作自由的前提，把社会性、科学性作为自由自觉劳动的前提，找到了决定人的自由的总根源。把自由定义为人的现实的自由，是人的自我决定、自我实现，表现为真正自由的劳动(或自由自觉的劳动)。
3.2.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自由阶段的划分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 p. 52)前两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阶段所对应的正是原始、奴隶、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也可统称为“人类社会史前时期”即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交往的形式和内容都建立在人与人或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社会关系普遍被物化，并且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为对抗性的关系；与此相对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回归到人的本质，生产和财富不再是人的目的，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自由表现为自由自觉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的自由本质不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本质是共同体的自由，个人本质是不自由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形式实现了自由，实质也是不自由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实现实质自由。
3.2.1. 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非自由
前资本主义社会，顾名思义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或者是还未成为社会主导地位之前的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可定义为分工高度发展之前的社会，包括还未形成严格政权、组织的以部落、联盟为主的原始社会；初步具有政权组织形式的、以奴隶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奴隶制社会；以及以高度集权、皇权集中为特色的封建社会。此时人们无法单独生存，只能集居在一起，相互配合协作，共同为了生存的目的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一般是按照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结成部落、联盟、城邦等共同体。此时的个人无法离开共同体而单独生存，更像是一种共同体的附庸，只能依赖部落、族群、联盟等形式存活，更遑论自由了。
自由是属于共同体的，不会属于个人，即使部分人产生了自由平等的思想，自由也只会是属于统治阶级那一小部分人的，不会成为社会的共同认识。
3.2.2. 资本主义社会片面的自由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并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之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极速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人类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率极大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一步压缩，劳动者的自由时间也大大增加，资本家为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霸占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从而产生了社会分工，进而导致货币的使用频率增加、货币的种类的增多、货币的使用范围的增大，货币也逐渐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慢慢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货币陡然成为了人们追求的对象，也促成了商品拜物教的诞生。在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渡到对货币、对资本的追求，演变成了物的依赖关系，人由此发生了异化。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虽然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个人摆脱了地域关系、血缘关系和政治统治关系，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自由和社会独立，但是这一时期的个人还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个人刚摆脱了对人的依赖性，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和社会性，就立刻一头扎进了消费主义的虚幻的泡沫之中，成为了货币的奴隶，投身于对物的依赖关系之中。
马克思认为这个时期的人们还是无法摆脱对物的依赖关系。虽然因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压缩，劳动者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相分离，社会的话语权还是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资产阶级仍会为了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继续压缩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自由只属于部分的资产阶级，个人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是少数人的自由不是所有人的自由，仍然具有物质性。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变成了物化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物的关系，变成了人与资本的关系。人们的自由是建立在异化了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之上的，这种自由是片面的自由，无法摆脱对物的依赖。
3.2.3. 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现实自由
到共产主义社会时期的个人，克服了一切阶级的统治，甚至消灭了阶级，扬弃了一切的异化，回归到人的本质，摆脱了所有的依赖和中介，无视锁链上的鲜花，打碎了一切束缚人的锁链。一切人独立自主地支配一切关系，真正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不为个人的生存需要而劳动，也不为私人的物质利益而劳动，一切的劳动都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一切人都成为了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社会表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按需生产，按需分配，每个人自由自觉地进行劳动，自由地分配自由时间。正如马克思所说：“……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4] p. 537)
3.3.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往自由的路径
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时期的自由是每一个个体实质的自由。共产主义社会时期的自由体现在：自由时间的增多，自由自觉的劳动，人与人关系的无中介。首先，自由时间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给劳动者可创造性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即科学的发展为第一的生产力。劳动者可支配的自由时间越多，劳动者的创造性能力就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大大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一步增加自由时间，从而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占据生产资料，劳动者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不断霸占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劳动者无暇自由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所有的劳动都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劳动真正成为生活和个性发展的一部分，个人的自主活动及其形式达到了完美地和谐统一。在此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复归，人的发展成为了生产的唯一目的，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资本的积累。就这样，劳动扬弃了自身的异化实现劳动的本质的复归，劳动成为了积极的、愉悦的活动，成为每个人热爱的事业。在共产主义社会时期，个人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具有直接的社会性，人不再需要出卖劳动力作为生活的手段，人本身成为生活的目的，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自由观还有着康德“人是目的”的影子。最后，社会由每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构成，成为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流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生产出的产品不是为了给他人服务，也不是为了与他人交换，只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中介的关系已不存在，实现了人与人交往的无中介。
4.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自由思想的理论超越
马克思的自由思想不是先验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形而上的自由，而是建立在“现实的人”基础上的，以实践为实现路径的现实的自由；是整个社会的、全体人类的自由；是历史的、随着科技进步不断发展着的自由。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自由思想对传统西方自由思想实现了理论超越。
4.1.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自由是现实的自由而非先验的自由
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强调自由是现实中主体的自由，实践是获得自由的途径。马克思的自由思想的起点是“现实的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4] p. 525)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是以“现实的人”为起点发展的，超越于以往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自由思想之上，将现实生活当做人的自由的基础，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讨论自由问题，以实践和现实的劳动作为实现自由的路径。马克思自由观完成了现实性转向，消解了通过预设“应然”自由解决现实自由的先验哲学思路。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自由主体，立足于现实物质世界，找到了实现自由的现实路径，完成了对康德自由观及其现实困境的克服与超越[5]。
4.2.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自由是社会的自由而非个人的自由
伯林对自由概念的二元划分在政治哲学领域广为人知，他将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类型。消极自由的核心在于“一个我在其中不受阻碍的空间”，而积极自由则强调“一种自我导向或自我控制”[6]。根据伯林的阐释，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由理念显然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然而，伯林进一步指出，尽管马克思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其理论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却走向了自由的对立面，最终在理论层面导致了对自由价值的背离。
柏林对马克思的自由的批判是非历史的和形式化的，他将自由视为一种个人超越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抽象的哲学范畴，从而忽略了自由的社会历史内容。马克思的自由观从来不是单个人的自由或是某个阶级或群体的自由，而是整个社会的自由，是全人类的自由。他把自由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进行讨论，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马克思改变了以往将个人自由居于首位的观点，但并不否认个人自由，也不单独谈论自由，他认为人的自由与社会生活和物质生产活动密不可分，将个人自由置于社会自由之中。
与此同时，马克思把自由观的不同阶段放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讨论自由，论述了自由的历史性问题。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阶段和人类自由的三个阶段，有利论证了自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超越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自由观。马克思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强调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谈论自由，人的自由建立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
4.3.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自由是发展的自由而非形而上的自由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最后着眼于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提出随着大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但人类劳动尤其是力量的支出被大大缩减，虽然不是资本的本意，但“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3] p. 192)。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将成为一种职业，即脑力劳动量愈发增加、体力劳动量愈发减少。相应的，人类自由支配时间也会增加，即人更加自由。“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3] pp. 197-198)。因此，马克思的自由是发展的自由，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不断进步的自由。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2024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自由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24SYJSCX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