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英国作者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小说《面纱》自1925年出版以来，在文学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和欢迎，并于2021年由中信出版社引进首次在中国出版发行。毛姆以其冷峻的笔触、深刻的心理剖析和对人性虚伪的犀利揭示，成为20世纪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小说通过女主人公凯蒂在霍乱肆虐的湄潭府经历的道德觉醒与自我救赎，探讨了爱情、背叛、死亡与生命意义等永恒命题。其独特的叙事风格——融合了讽刺的旁观视角、细腻的情感描写与富有哲思的对话——对译者的语言功底和文化转换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自引入中文世界以来，《面纱》涌现出多个风格迥异的中译本(如俞亢咏、阮景林、张和龙、于大卫、方华文等)，形成了丰富的“复译”现象。现有研究对《面纱》译本的关注已形成多元视角：张白桦与庞娇以张和龙译本为研究对象，聚焦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汉译的影响，指出译者的意识形态会通过词汇选择、句式重构隐性渗透，进而影响原作主题传递；景莉莉则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视角解读《面纱》原作及译本，分析不同译者对凯蒂“女性觉醒”主题的诠释差异，认为部分译本因过度追求语言流畅性，弱化了原作中女性突破性别桎梏的抗争色彩；查明建、田雨虽未直接研究《面纱》译本，但提出的“译者主体性理论框架”为文学译本分析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其强调译者需在“忠实原作”与“创造性介入”间寻找平衡，这一观点为本研究分析方华文译本策略提供了重要参照[1]。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空白：多数研究仅零散提及方华文译本的语言特色，未深入探讨译者在译前文本选择、译中文化转译、译后审美呈现全流程中的主体性介入机制；同时，针对方译本“异化 + 归化”策略的系统性分析，以及译者性别身份对翻译决策的影响研究，尚未形成完整论述。这些译本不仅是原作在不同时空语境下的“重生”，更折射出不同译者的翻译观、时代审美趣味与跨文化传播策略的变迁。所以对文学作品的批评与赏析——以《面纱》为例，不仅关乎毛姆文学价值的传递，更是窥探翻译理论实践、译者主体性介入，以及中西文化碰撞与协商的重要窗口。
2. 译者主体性理论
在文学传播与文化发展的宏大进程中，翻译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它宛如一座桥梁，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鸿沟，让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得以广泛传播，进而推动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翻译文化的创造者——译者的评价却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局限，催生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这一理论不仅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全新的空间，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正式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在此背景下，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贯穿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体现在译前、译中、译后多个阶段，从不同维度展开。以方华文译本为例，他在众多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展现出了独特的译者主体性。方华文作为一位资深译者，其译本也犹如一层精心织就的面纱，既巧妙地遮掩了原作语言与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隔阂，又透过这层面纱，让读者隐约窥见原作独特的魅力与深邃的内涵。但再好的译本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方华文作为一位男性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未体现对性别中立语言的敏感，反映译者性别意识对译文的潜在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此类现象。
译者主体性，简单来说，就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基础上，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体现在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深厚的人文品格以及卓越的文化、审美创造性上。由于译者主体性贯穿翻译活动的全过程，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对原作保持忠实。查明建与田雨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明确指出，译者主体性的核心在于“在忠实原作的前提下，通过创造性介入实现文化意义的跨语际传递”，这种“忠实”并非机械复制，而是基于译者对原作的深度理解所进行的动态平衡。由于译者主体性贯穿翻译活动的全过程，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对原作保持忠实[2]。但与此同时，译者在翻译时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透明和隐身。就如同方华文的译本，或多或少地会带有他独特的风格和个性，这便是译者主体性客观存在的有力证明。这也使得译者对原作的忠实具有相对性，并非刻板的、一成不变的复制。
在接受原作的过程中，译者并非像照镜子那样，能够做到镜内镜外完全一致。在接受原作时，译者自身所具备的文化背景、专业能力等诸多因素，早已开始影响其对原作的理解。实际上，这也是译者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过程，但译者又绝非普通的读者。相较于其他普通读者，译者需要对原文作者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要全面把握作者的意图，敏锐地发现作者省略在文字背后的或者潜意识流露出的东西，并将其升华为自觉的内容，成为艺术的再创造者。就像方华文在翻译过程中，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卓越的翻译技巧，将原作中的微妙情感与深刻思想精准地传达给读者，同时融入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与感悟，使得译本既忠实于原作，又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当然，强调译者主体性并不意味着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可以擅自借题发挥。仲伟合与周静在《译者的极限与底线——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中提出“译者的极限与底线”概念，认为译者的创造性介入必须以“不扭曲原作核心意义”为前提，过度的主观发挥会导致译本偏离翻译的本质目的[3]。因此，译者需要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合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翻译的真正价值，为文学传播和文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3. 《面纱》及其译本介绍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面纱》自1925年首次出版以来，被公认为20世纪女性精神觉醒的经典之作[4]。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香港及中国内地霍乱疫区为背景，通过英国女子凯蒂的情感危机与疫区救赎，揭示了婚姻伦理、殖民语境与人性救赎的多重主题。毛姆以冷峻笔触刻画了凯蒂从虚荣少妇到独立女性的蜕变，同时通过细菌学家瓦尔特·费恩的自我牺牲与查理·唐森的虚伪自私，构建了人性灰度的立体图谱。
小说《面纱》书名的深层意蕴与创作手法极具探讨价值。其书名源自但丁《神曲·炼狱篇》“面纱后面颤动真理”的诗句，这一意象巧妙地隐喻了社会规训与自我欺骗的双重遮蔽。在小说中，主人公凯蒂生活在20世纪初英国上流社会，深受传统礼教束缚，如同被一层无形的“面纱”笼罩，不仅看不清社会的真实面目，也无法直面自己内心的欲望与挣扎。
修道院院长对凯蒂“穿越蒙蔽心灵的雾气”的告诫，成为贯穿全书的隐喻核心。凯蒂从英国到香港，再到霍乱肆虐的湄潭府，在这一过程中，“面纱”与“雾气”的意象不断浮现，代表着她所经历的层层迷惑与阻碍。起初，她因虚荣和寂寞陷入与唐森的不伦之恋，此时的她被爱情的幻象蒙蔽，看不清唐森的虚伪与自私；而在沃尔特带她前往危险的疫区后，凯蒂开始直面生死与人性，逐步挣脱外在规训和内心幻想的束缚，“穿越雾气”的过程，正是她自我觉醒与救赎的过程。
毛姆在序言中提及，小说的创作灵感源于意大利传说与香港真实故事，这种虚实结合的叙事策略赋予作品独特魅力。意大利传说中关于面纱与真相的隐喻，为小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考框架；而香港的真实故事，则为小说注入了现实色彩。毛姆将虚构的人物置于真实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中，让凯蒂的个人情感纠葛与殖民统治、疾病灾难等现实问题交织，既深刻批判了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虚伪、殖民统治下的种种问题，又通过凯蒂的精神蜕变，引发读者对人性、道德、生命意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这种将虚幻的隐喻与现实事件紧密结合的创作方式，使得《面纱》超越了普通爱情小说的范畴，成为一部兼具现实批判性和哲学思辨性的经典之作。
方华文作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英美文学翻译家，其译本以“本土化表达”与“文化注解”为显著特征。译者在处理毛姆笔下的殖民语境时，大量融入中国俗语、歇后语及文化意象，方华文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同时也注重环境和人物动作、内心心理活动的描写。在处理西方宗教、哲学概念时，既保留“上帝”、“道”等核心符号，又通过本土化修辞(如“稀有”、“深邃静谧”)实现文化转译。例如将“Tao”译为“道”并引用《道德经》句式，既忠实原著又贴合中文语境。这种“异化 + 归化”的策略，使抽象概念具象化，增强了可读性。在此同时，他摒弃直译腔，采用四字成语(“一目了然”、“小巧玲珑”)、对仗句式(“道为方，却无棱角”)等中文特色表达，使译本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流畅性。对比其他译本的生硬直译(如“若有所思，超然物外”)，方译本的处理更贴近中文读者的审美习惯。
4. 案例分析
(1) ST: “I don’t think any one could reasonably blame me for refusing to go to a dangerous place where I had no business or where I could be of no use.”
TT：“我觉得要是拒绝去一个既跟我无关、也用不上我帮忙的危险之地，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责怪我。”
此处是在凯蒂与沃尔特对话的情境中。当时，沃尔特要求凯蒂随他一同前往霍乱肆虐的湄潭府。凯蒂对这一要求感到极度不满和恐惧，她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去一个危险且对她毫无用处的地方。从上下文来看，凯蒂正处于对婚姻的失望和对情人的依赖中。她与瓦尔特的婚姻缺乏爱情基础，而她与查理的婚外情则让她感到被爱和被需要。因此，当瓦尔特提出这一要求时，凯蒂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并试图为自己的拒绝寻找合理的理由。而方华文将“no business”译为“跟我无关”，“no use”译为“用不上我帮忙”，通过归化策略使表达更符合中文习惯。然而，这种译法弱化了凯蒂拒绝的合理性，原文中凯蒂强调的是“无义务”与“无价值”，而译文将其简化为“无关”与“无用”，削弱了其独立意识觉醒的逻辑性。
(2) S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said on the other said.”
TT：“使男人有口难辩。”
此句的情景是凯蒂正歇斯底里地哭诉和指责查理，认为他欺骗了她的感情，在她陷入困境时却抛弃了她。查理面对凯蒂的指责，说出这句话，试图为自己辩解。方华文将这句话译为“使男人有口难辩”，这种译法将原文的客观陈述转化为带有性别立场的表达，含义与原文存在细微出入。个人认为原句的意思是“女性倾向于将男人置于过错方，实际上她们同样有问题”，而翻译成“使男人有口难辩”是一个明显带有男性立场的译文，放大了查理这个角色的性格特点，体现出译者的性别身份对其性别意识的影响。这样的译文在感受上更为直观，但是削弱了凯蒂此时情绪的复杂感，读者体会到的情绪较为单一。
(3) ST: “You’ll be adorable when you’re a hundred.”
TT：“你就是老了，也能迷倒女人。”
查理的这句话原意是你一百岁时也会很可爱，方译增译为“迷倒女人”，将查理的调笑转化为对男性魅力的强调。这种译法虽符合中文表达习惯，却扭曲了查理轻浮、自私的性格特征，使凯蒂的形象在情感上显得被动。此时，凯蒂已经发现了查理虚伪自私的真面目，她愤怒地指责查理在偷情暴露后立刻抛弃了她，而查理却试图用甜言蜜语来安抚她。她曾经天真地以为查理是真心爱她的，但现实却让她彻底清醒。她意识到查理只是一个自私、虚伪的男人，根本不值得她付出感情。
(4) ST: “You know, my dear child, that one cannot find peace in work or in pleasure, in the world or in a convent, but only in one’s soul.”
TT：“你知道，我亲爱的孩子，人无法在工作或享乐中找到安宁，无法在尘世或修道院中找到安宁，只能在自己的灵魂中找到安宁。”
此时的场景是凯蒂随丈夫沃尔特抵达疫区后，因婚外情败露陷入精神危机，主动请求到修道院协助照顾孤儿，在此过程中逐渐获得灵魂的觉醒。凯蒂在此之前是虚荣轻浮的社交名媛，此刻却在疫区目睹死亡与苦难，内心充满迷茫。院长的话如醍醐灌顶，引发她对自我价值的反思。凯蒂在修道院的工作让她感受到被需要的满足感，院长的箴言成为她从“外在寻求”转向“内在探索”的转折点。译文“安宁”一词准确传达了原文“peace”的核心，但未完全展现凯蒂在听到这句话时的震撼与顿悟。原文中“only in one’s soul”的强调，可通过调整语序(如“唯有在灵魂深处”)增强情感冲击力。修道院象征着超脱世俗的精神净土，凯蒂在此完成从“花瓶”到“有价值的人”的转变，其内心的挣扎与修道院的宁静形成张力。
(5) ST: “Tao. Some of us look for the way in opium and some in God, some of us in whiskey and some in love. It is all the same way and it leads no whither.”
TT：“道。我们有些人在鸦片中寻找道路，有些人在上帝那里寻找，有些人在威士忌中寻找，有些人在爱情中寻找。都是同一条路，却没有尽头。”
方译本将“Tao”音译为“道”准确，但未解释其哲学内涵。原文通过“道”象征万物本源，译文可增加注释说明其道家思想背景。此外，个人认为“leadsno whither”译为“没有尽头”稍显消极，可改为“通向虚无”以贴合原文的虚无主义色彩。凯蒂在修道院完成精神觉醒后，与英国外交官韦丁顿在暮色中漫步，探讨“道”的哲学内涵。此时霍乱疫情渐趋缓和，凯蒂即将离开疫区返回英国，这段对话成为她将东方智慧融入西方认知的关键节点。原文“leads no whither”通过双重否定(no + whither)强化存在的荒诞性，方译本“没有尽头”则赋予时间维度的无限性，与原文的空间虚无形成差异。韦丁顿以“道”解释凯蒂的困惑，将道家思想与基督教救赎观对比；凯蒂凝视自然景观，内心经历从“迷茫”到“顿悟”的转变，呼应小说“面纱”意象的层层剥离。韦丁顿以“道”统摄万物，将鸦片、宗教、酒精、爱情等不同追求视为殊途同归的虚妄。其语气充满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如“in God”与“in whiskey”的并列，暗示基督教信仰与世俗享乐本质相同。
(6) ST: “It was certainly the oddest proposal she had ever had. And even now it seemed to her that they were saying to one another the last things you would have expected on such an occasion. She was not in the least in love with him. She did not know why she hesitated to refuse him at once.”
TT：“这无疑是她经历过的最为奇特的求婚。即使是现在，她也觉得他们当时相互说的话是那种场合最不该说的。她一点儿也不爱他。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没有毫不犹豫地拒绝他。”
在凯蒂与沃尔特的求婚时刻，背景设定为20世纪初的香港殖民社会。凯蒂作为英国上流社会的年轻女性，正处于“待嫁黄金期”，面临家庭催婚与社交压力。沃尔特的求婚方式打破了传统求婚的浪漫范式，两人的对话充满疏离感，凸显了维多利亚时代“功利婚姻”与“情感缺失”的矛盾。方华文译本在核心情感(疏离、矛盾)的传达上较为准确，通过直白的中文口语还原了凯蒂的困惑。但在场景氛围的细腻度、文化隐喻的显化上稍显不足。若能在译文中融入更多心理描写与时代背景暗示，可更完整地呈现毛姆对“无爱婚姻”的批判，以及凯蒂从被动选择到自我觉醒的人物弧光。
(7) ST: “I knew you were silly and frivolous and empty-headed. But I loved you. I knew that your aims and ideals were vulgar and commonplace. But I loved you. I knew that you were second-rate. But I loved you.”
TT：“我知道你愚蠢、轻浮、头脑空虚，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的企图，你的理想，你势利、庸俗，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
这个场景发生在凯蒂与查理的婚外情被沃尔特发现后，两人在香港的家中对峙。沃尔特以冷静到近乎残酷的语气，层层剥开凯蒂的虚荣与肤浅，却在每一次批判后抛出“但我爱你”的悖论，将婚姻中“清醒的痛苦”推向高潮。场景中弥漫着殖民时期男性知识分子的压抑、女性道德失范的冲突，以及爱情在理性审判下的扭曲。“silly and frivolous and empty-headed”译为“愚蠢、轻浮、没有头脑”三个形容词的直译保留了原文的批判锋芒，“愚蠢”对应认知缺陷，“轻浮”指向行为态度，“没有头脑”强调思想匮乏，形成对凯蒂性格的立体否定。但“empty-headed”直译略显口语化，若译为“空洞无物”可更贴近沃尔特作为学者的语言风格，同时强化“精神贫瘠”的隐喻。方译本通过“二流货色”这类俚语化表达，还原了沃尔特情绪失控时的尖锐：“二流货色”比“平庸之辈”更具侮辱性，符合他在背叛刺激下的语言暴力倾向。但译文缺失对场景细节的暗示，如沃尔特说话时的神态、凯蒂的反应等。
5. 总结
本研究以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的经典小说《面纱》(The Painted Veil)为研究对象，选取方华文译本作为研究个案，基于译者主体性理论框架，系统探究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性介入[5]。通过原文与译文的对比细读及典型案例分析，本研究着重考察了译者在文化意象转换、语言风格重构及文学审美再现三个维度的主体性发挥，深入剖析了译者策略选择对原作文学性与文化内涵的跨语际重构效应。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辩证评估了该译本在文化传播效度与艺术价值再现方面的突破与局限，为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基于7个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结合现有研究对其他译本的探讨，本研究提炼出《面纱》复译语境下译者主体性的差异化实践规律：在殖民语境处理上，方译本以“中国俗语融入”实现归化(如未明确举例的“殖民傲慢”译为“洋大人的傲气”)，与俞亢咏译本“直译保留异域感”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更注重读者共鸣，后者更侧重文化异域性传递；在性别话语翻译上，方译本因男性译者身份，存在“强化男性立场、弱化女性情绪”的倾向(如将查理辩解句译为“使男人有口难辩”)，而阮景林译本则采用“事情也有另一面”的中性表达，两种处理方式反映出译者性别身份对翻译决策的直接影响；在哲学概念转译上，方译本采用“核心符号保留 + 阐释简化”策略(如“Tao”译为“道”却无注释)，张和龙译本则通过添加“源自道家思想，指代万物本源”的注释实现文化显化，差异源于译者对“可读性”与“文化忠实”的优先级判断。这一规律的发现，填补了现有研究对《面纱》复译中译者主体性共性特征探讨的空白，也为查明建、田雨提出的“译者主体性受文化背景、身份属性共同影响”理论提供了《面纱》译本的实证支撑[6]。
结合案例分析与理论对照，本研究发现方译本的局限性(性别意识不足、文化隐喻显化不够)均指向译者主体性的“失衡临界点”：其一，性别意识失衡源于译者男性身份的过度介入。在翻译查理与凯蒂的对话时，方华文将男性角色的辩解合理化(如增译“迷倒女人”强调查理魅力)，突破了仲伟合与周静提出的“不扭曲原作核心意义”的译者底线，导致原作对男性虚伪的批判主题出现偏差[3]；其二，文化隐喻传递失衡源于“本土化优先”策略的过度倾斜。为追求中文读者的可读性，方译本简化“面纱”、“道”等核心隐喻的阐释，虽降低了阅读门槛，却导致原作“女性觉醒”、“东西方文化对话”等深层主题传递不完整，违背了查明建、田雨强调的“译者需在忠实与创造间动态平衡”的原则。这一“失衡临界点”的提出，为精准评估文学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合理边界提供了新标尺，区别于现有研究对译本局限性的泛化批评。
在《面纱》翻译实践层面，结合方译本的经验与局限，本研究提出可操作的优化路径：针对性别话语翻译，译者可建立“性别视角自检清单”，在翻译男女角色对话时，对照原文核对是否存在性别立场倾斜(如避免将女性批判简化为“使男人有口难辩”)，减少身份偏见对翻译决策的干扰；针对文化隐喻传递，可采用“注释 + 语境暗示”的复合策略，如在“道”后添加简要注释“源自《道德经》，指万物运行的自然法则”，同时通过“如同薄雾般笼罩心灵的枷锁”等表述显化“面纱”的隐喻意义，兼顾可读性与文化深度。这一路径既弥补了景莉莉指出的“部分译本文化传递不足”的问题，也为《面纱》后续重译提供了具体方案。
在理论研究层面，本研究突破现有《面纱》译本研究“单一维度聚焦”的局限，构建了“译者主体性全流程分析框架”：译前阶段，关注译者对《面纱》文本的选择动机(如方华文选择该文本可能与其对“女性觉醒”主题的关注相关)；译中阶段，分析译者在殖民语境、宗教概念、性别话语等不同维度的策略决策(异化与归化的动态调整)；译后阶段，评估译本在读者接受、文化传播中的实际效果(如方译本四字成语的使用提升了中文读者接受度)。这一框架不仅为后续《面纱》复译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参考，也拓展了查明建、田雨译者主体性理论在具体文学文本中的应用场景，使抽象理论更具实践指导价值。
综上，方华文的《面纱》译本是译者主体性作用下“文化协商与重构”的典型案例，其成功与不足均表明：译者主体性并非“无限自由”的创造，而是在“忠实原作”、“读者接受”、“文化传递”三重约束下的动态平衡。未来的翻译研究可进一步扩大《面纱》复译文本范围，结合译者访谈、时代背景等资料，深入探究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因素及调控机制，为《面纱》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