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妻妾成群》由中国当代知名文学家苏童于1989年创作，于201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具影响力小说之一”。该小说主要讲述了19岁的“新知识青年”女大学生颂莲在经历父亲绝望自杀、家道中落之后，无奈嫁给年近五十的富商陈佐千做四姨太，后在陈府与其他三位太太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中，从企图反抗走向逆来顺受，但最后仍没能逃脱悲惨命运、被逼发疯的故事。苏童因该小说的发表在中国文坛上名声鹊起。《妻妾成群》于1991年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斩获了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第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等诸多奖项，在海内外风靡一时[1]。同年，小说被翻译成法语，次年德译本问世。1993年，加拿大著名汉学家杜迈可(Michael S. Duke)将该小说英译成Raise the Red Lantern，收录于Raise the Red Lantern: Three Novellas，并由美国著名出版社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出版，引起了国外读者的广泛关注。
目前，国内对于《妻妾成群》的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形象改写[2]、翻译策略[3]等方面；国外研究主要体现在译本的翻译效果[4]-[6]上。总而言之，现有的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从上述论述可知，国内外学者对《妻妾成群》英译本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正文本，缺乏对副文本的研究。
副文本与正文本共同参与了一个完整译本的构建，可以揭示出正文本无法揭示的潜在信息，因此关注译本的副文本因素对于翻译研究至关重要。《妻妾成群》英译本的副文本包含多种模态。基于此，本文从多模态理论视角出发，分析该小说英译本的语言、视觉、听觉模态的副文本对译本的影响，旨在揭示多模态副文本如何共同促进译本传播，以期为中国文学外译模式提供有益参考。
2. 《妻妾成群》英译本的副文本与多模态阐释路径
文学作品对外传播过程中，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相互作用日益凸显。副文本是译者阐释翻译文学作品的重要途径，对文学作品的异域传播和接受尤为重要。因此，翻译研究不仅应关注正文本的语言形式转换，也应关注多模态副文本因素。
2.1. 副文本的定义及类型
“副文本”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于1979年提出。1997年，他的法文著作Seuils (《门槛》)的英译版Paratexts: Thresholds of Translation (《副文本：阐释的门槛》)问世。热奈特在该书中对副文本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副文本在文本转化成书籍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将文本以书籍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和大众”[7] (p. 11)。该概念的提出不仅引起了文学研究领域的关注，也为翻译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激发了他们探讨副文本与翻译之间关系的兴趣。
热奈特从空间维度对副文本进行了分类，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内副文本包括书名、序言、注释、插图等元素，属于文本内部信息；外副文本涵盖访谈、对话、信件、日记等内容，属于文本外部信息[7] (p. xviii)。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文本的副文本体系。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凯瑟琳·巴切勒教授(Kathryn Batchelor)于2018年出版了著作Translation and Paratexts (《翻译与副文本》)，在该书中，巴切勒对热奈特的副文本概念进行了总结：“任何能够对文本进行评论、向读者展示文本或影响文本接受方式的元素都可视为副文本。当副文本以物质形式附着于文本之上时，称为内副文本(peritext)；而当其游离于文本之外时，则称为外副文本(epitext)”[8] (p. 12)。巴切勒在借鉴热奈特的副文本概念、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适用于翻译研究的副文本定义：“副文本是有意识为文本精心设计的一道门槛，会潜在地影响文本的接受方式”[8] (p. 142)。相较于热奈特对于副文本的定义，这一定义的概括性更强，强调了副文本在翻译文本中的功能。在翻译研究领域，副文本引领读者进入译本的世界，是读者与译者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是翻译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上述副文本的概念及类型对《妻妾成群》英译本进行分析，可知其中涵盖丰富多样的内外副文本。内副文本包括书名、译者序言、封面和封底，外副文本包括译者身份和学术背景、读者评论、改编电影。
2.2. 多模态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多模态的定义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克瑞斯(Kress)和范莱文(Van Leeuwen)看来，“多模态指的是符号和事件设计中多种符号系统的使用模式及其结合方式”[9]。朱永生认为，“模态是涵盖语言、技术、图像、颜色、音乐等符号系统的交流渠道与媒介”[10]。顾曰国提出，“多模态需要人类调用三种及以上感官与外界环境进行互动”[11]。而在《多模态隐喻》一书中，福尔切维尔(Forceville)和尤里斯–亚帕拉西(Urios-Aparisi)认为模态是“利用具体的感知过程可阐释的符号系统”[12]，这一定义凸显了模态的感官依赖性。多模态的定义表明，除语言符号外，人类可以借助图像、声音等非语言符号对视觉、听觉等多种感觉的作用来实现意义或信息的传递。
《妻妾成群》英译本的副文本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综合运用了语言模态和非语言模态来参与意义的构建。具体而言，书名、译者序言、译者身份和学术背景、读者评论通过文字实现信息的传递，属于语言模态；封面和封底借助图像、颜色等视觉元素获取信息，归为视觉模态；改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凭借声音、图像传递信息，属于视听模态。
3. 《妻妾成群》英译本的多模态副文本分析
《妻妾成群》英译本的副文本呈现出显著的多模态属性，对于译本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具体而言，内副文本与外副文本的多模态特征及其作用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3.1. 内副文本的多模态特征
《妻妾成群》英译本的内副文本多模态特征丰富了译本的文化内涵和主题表达、增强了文本的视觉冲击力。其中书名、译者序言、以及封面封底协同作用，共同增强文化背景信息的传达。
1) 书名的语言模态与文化内涵
当读者在接触到一本书时，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书名，书名的精彩与否成为了读者是否阅读书籍的第一道门槛。在中文小说的外译过程中，书名的翻译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妻妾成群》的英译名借用了改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英文名“Raise the Red Lantern”，而非采用直译的“Wives and Concubines”。杜迈可在翻译文本的过程中，并没有对文本的情节进行修改，但仍采用电影名作为译本标题是基于以下因素的考量。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同名小说的出现无疑满足了电影观众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希望通过阅读小说重新感受电影所传达的魅力。译者之所以选用电影名作为书名，正是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从而促进译本的传播。从审美角度来看，“Raise”与“Red”押头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具有较强的节奏感，便于记忆和传播。
从文化意象来看，在陈佐千五十岁寿宴当天，府门口挂满了红灯笼，整个陈府笼罩在一片喜庆吉祥的氛围中。但四太太颂莲在这一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吻陈佐千，以此彰显自己在他心中的特殊地位，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注重礼教与体面的陈佐千。为了维护自己在众人面前树立的正人君子形象，陈佐千当众训斥颂莲并将其推开，这一事件成为颂莲失宠的开端。Lantern (灯笼)这一喜庆的意象与颂莲的悲剧命运形成强烈反差，具有间接的反讽效果。因此，选用Raise the Red Lantern作为书名不仅是对颂莲心思单纯的讽刺和陈佐千虚伪嘴脸的揭露，更点明了封建家庭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小说主题。
书名的调整亦可规避东方主义倾向，避免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夫多妻制的猎奇表象上，而是引导读者关注小说的主题——看似喜庆的红灯笼实则暗藏着父权制度下女性的困境。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读者在阅读译本的过程中会更加重视小说对于封建家庭权力结构以及女性悲剧命运的揭示。
总体而言，语言模态的书名“Raise the Red Lantern”既增强了标题的审美效果、传达了原文深刻的文化内涵，又巧妙地借助电影的国际影响力，使小说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吸引力，促进了译本的接受。
2) 译者序言的翻译原则解读
“译者序言”(以下简称译序)是译者为翻译作品所写的序言。余光中指出：“一本译书只要有足够的分量，前面竟然没有译者的序言交代，总令人觉得唐突无凭”[13]。在Raise the Red Lantern中，译序首先介绍了译者的翻译理念：保留原文所有的文化意象[14] (p. 5)。杜迈可十分注重原文意象的翻译，他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让读者能够充分领略作品的原汁原味，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译本中不乏诸多案例可佐证这一翻译策略对于原文意象跨文本再现的积极作用。
例1
原文：父亲把手上的动脉割破了，很轻松地上了黄泉路。[15] (p. 10)
译文：Her father had slashed his wrists open and gone effortlessly down to the Yellow Springs of the Dead. [14] (p. 19)
原文此处讲述的是颂莲父亲因经营的茶厂倒闭，选择自杀以逃避债务。在中国文化中，“黄泉”指人死后灵魂经过的地方，象征着死亡。然而，若将“黄泉路”直接译作“Yellow Springs”，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来说，可能会被误解为一个地点，从而忽略作者真正想要传达的意义。因此，译者在直译的基础上添加了“Dead”一词，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意象，还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文化意象的内涵。
例2
原文：兔死狐悲罢了。[15] (p. 105)
译文：The fox mourns the death of the hare, creatures of the same kind grieve for one another. [14] (p. 98)
“兔死狐悲”这一成语出自《三国演义》，比喻因同类的失败或死亡感到悲伤。此处指梅珊因偷情被发现后被逼投井，颂莲因想到自己未来可能会面临同样的遭遇而伤心。该成语揭示了物伤其类以及封建家庭中女性命运的共性。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先对其进行了直译，保留了其中的文化意象，随后又加以解释，将其中的比喻意义翻译出来，精准地传达了原文的文化内涵。
译序接着交代了苏童的写作风格，《妻妾成群》中涉及很多长句的使用，长句中包含许多仅用逗号隔开的分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分号的使用保留了这一特色[14] (p. 5)。译者在序言中提前对此进行说明，使读者在阅读译本之前能够对原作的语言风格有初步的了解，并知晓他的翻译策略。
译序还介绍了译者对人名的翻译方法。译者坦言，在人名翻译上，他对女性名字采用了意译法，因为女性的名字与文本的主题密切相关。而对于男性名字，由于其在主题上并未发挥作用，采取了音译法[14] (p. 6)。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读者在阅读译本时，能迅速根据他们的英译名推断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文章主题，也体现了译者的翻译思想。例如，三太太梅珊和四太太颂莲的名字分别被译成了“Coral”和“Loctus”，珊瑚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还是坚韧不拔的象征，正如梅珊虽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但敢于为了追求幸福，向封建礼教抗争。莲花本是纯洁的象征，但嫁入陈府的颂莲已经无法出淤泥而不染，只能在妻妾成群的争斗中钩心斗角、谋求生存，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
译者在序言结尾处对标题的翻译进行了说明，指出《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一标题是张艺谋导演的创意。这既是对导演的尊重，也是对译本的尊重。
总而言之，译序通过语言模态的呈现阐释了译者的翻译原则，激发了读者阅读译本的欲望，更为读者走进正文提供了指引，从而增强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3) 封面与封底的视觉呈现
封面设计是书籍的视觉表征，优秀的封面可以借助强烈的视觉冲击，给读者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
《妻妾成群》英译本印刷过两次，两次印刷所采用的封面并不相同。1993年首次出版的封面选取的是电影海报中巩俐饰演的角色造型，颂莲身穿失宠后的深色长棉袄，领口和底边以白色毛绒镶边，这套服饰宣告着小说女主人公命运的转折。同时，她的双手置于腿上，坐姿端正，尽显端庄，暗示其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拘谨。她的表情略显忧郁，眼睛无神，目光看向远方，暗示其内心复杂的情感。封面左侧是书名和作者的名字，书名采用垂直排列的方式，自上而下依次排列，raise the red lantern位于封面左侧，采用大号字体以及显著放大的字号设计，而three novellas的字号相对缩小，突出了raise the red lantern在整部小说集中的核心地位。
2004年出版的封面则将作者苏童的英文名置于中部上方，采用白色大写字体凸显作者的重要性。书名位于中部下方，采用黑色字体，排列十分整齐，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封面底部的女性裸体形象揭示了女性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铺满整个封面，最下面的红灯笼落在裸体女人身上。其怪异的光影效果使裸体女人成为被凝视的对象，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女性沦为满足男性性欲工具的凄惨遭遇。醒目的红色灯笼与深沉的黑色背景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营造出压抑、紧张的氛围，这两种颜色的组合揭示了父权统治下女性被压迫的悲惨命运，具有独特的内涵。封面的视觉象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本主题，提高了读者阅读英译本的兴趣。
1993出版的封底附有作者苏童年轻时的照片，体现了出版商对作者的重视。封底还对他的生平和相关作品进行了介绍，便于英语读者了解作者。2004出版的封底增加了评论界对苏童作品的高度赞誉，提升了译本的吸引力。尽管两版封底的呈现方式不同，但都建立起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情感纽带，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从而推动了译本的传播。
3.2. 外副文本的多模态影响
《妻妾成群》英译本的多模态外副文本通过译者的学术权威和专业能力增强译本可信度、读者积极评论吸引更多关注、改编电影实现情感具像化，从而促进了译本的海外传播。
1) 译者身份与学术背景的作用
杜迈可作为加拿大杰出的汉学家、翻译家，深谙中国文学，其学术背景对Raise the Red Lantern的海外传播功不可没。1975年，他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求学期间，他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深入理解中国制度、文化意象等，为翻译《妻妾成群》中的文化负载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减轻一般读者的阅读障碍。1982年，他接替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担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的中国文学教授，主讲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使其对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能够把握现当代文学的语言风格，有助于他在《妻妾成群》的翻译中还原原文历史语境、再现原文语言特色，使译本兼具准确性和文学价值，从而促进英语读者对译本的理解和接受。1985年，他的英文专著《繁荣与竞争》(Blooming and Contending)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汉学家金介甫称其为第一部，也是十年来唯一系统论述1976年以来文学作品的英文专著[16]。这部著作的成功提高了杜迈可在汉学界的学术地位，为他后续翻译《妻妾成群》建立了可信度，助力译本赢取读者信任。
在翻译过程中，杜迈可力求还原原文的写作风格和语言特色，对译文精雕细琢。基于对英汉文化和语言的了解，译文基本忠实于原文内容，保持了原文的东方韵味，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此外，在苏童访问美国期间，杜迈可与苏童保持密切联系，常常就翻译中遇到的难题向他请教，以提高译文的翻译质量。
杜迈可凭借其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和卓越的学术成就，严谨的翻译态度和持之以恒的学术精神，为英译本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2) 读者评论的反馈效应
《妻妾成群》英译本的读者包括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专业读者的评论往往更具权威性，能够为大众读者提供引导作用。澳大利亚翻译家Simon认为，杜迈可的译文忠实于原文内容，使目标语读者能够品味原文“红灯笼”的韵味[4]。Ko指出，杜迈可的翻译基本传达了原作的情节与意象，部分长句处理成功保留了苏童的叙事风格[5]。在Zhang看来，“杜迈可的翻译具有很强的可读性”[6]。《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和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等具有代表性的杂志认为英译本很好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是英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途径。总体而言，专业读者的良好评论为译本在异域读者群体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大众读者作为译本的主要消费群体，其评论往往更贴近主流市场，符合读者的真正需求。笔者于2025年2月27日在知名电商平台亚马逊网站上对该小说英译本的评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共有70名读者参与了英译本的评论，好评率高达80%，综合评分为4.6星(满分为5星)，《妻妾成群》英译本的好评率是对英译本传播效果的有力证明。大众读者主要从小说的内容、写作风格、翻译质量等方面来对小说进行评价。有读者认为杜迈可的翻译使其有机会欣赏原著的魅力，译者的态度极其认真，对细节的处理十分到位，阅读这部小说是一次令人着迷的经历。还有读者评价这是一本令人上瘾的读物。一些看过电影的读者也被小说的故事吸引，认为故事精彩有趣。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大众读者，他们的评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译本的传播范围，吸引了更多海外读者关注这部作品。
3) 改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视听助力
电影开始时，继母漠然听着颂莲说道：“嫁人就嫁人吧！”颂莲神情木然，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流出，这一具像化的表演将小说中“当然嫁人”这句话中隐藏的无奈展现出来。在颂莲成婚当天，她身穿的红色喜服与房间中的暗红色灯光融为一体，这种视觉上的融合间接暗示了此时的颂莲已经开始融入到这个封建大家族中，这与小说中成婚当天颂莲对陈佐千的顺从如出一辙。同时，女声长调的悲怆与新婚之日的喜庆形成强烈冲突，暗示颂莲踏入陈府就是其悲剧人生的开始，这种视听元素的结合成功地将小说中隐晦的悲剧预示表现出来。
在电影中，导演始终没有给予陈佐千正面镜头，观众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和手。但其平缓的语调、低沉的嗓音，难以掩盖其作为封建大家长的威严和震慑力，给人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知的感觉，这种视听处理将小说中渗透在陈府每个角落的父权阴影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颂莲被三太太梅珊邀请和高医生(梅珊的秘密情人)以及他的朋友打牌这一情节中，电影运用持续的锣鼓声和唱片中播放的悲伤京剧曲调，营造出一种紧张、哀伤的氛围。当颂莲弯腰去桌下捡牌时，突然发现梅珊和医生的腿紧紧缠绕在一起，此时节奏加快的锣鼓声正是对颂莲内心震惊的外化，使故事的情节愈发紧张，为后续梅珊的悲惨结局埋下伏笔。
改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将小说中隐含的信息转化成可具体感知的视听符号。当文字造成读者理解困难时，电影可以利用画面和声音帮助读者走进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读者获得沉浸式的情感体验，以另一种方式呼应了小说的主题，令小说的生命在视听模态延续。这部在西方广受好评的改编电影通过视听结合的方式激起了西方观众阅读小说的兴趣，从而推动了《妻妾成群》英译本的广泛传播与接受。
4. 结语
《妻妾成群》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作家苏童第一部被译介至英语世界的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英译本的广泛传播不仅得益于译者对正文本的恰当翻译，亦与其多模态副文本密切相关。《妻妾成群》英译本的内副文本以语言和视觉的形式呈现，书名翻译不仅利用电影知名度和审美元素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且保留了原文的文化内涵；译者序言的叙述引领读者走进正文，引导读者理解作品内容、领会译者的翻译思想；封面设计通过颜色、图像等视觉元素再现了文本主题，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封底的图像和相关介绍拉近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外副文本融合了语言、视觉和听觉模态，译者凭借深厚的翻译功底和学术造诣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译本的国际影响力；专业读者的评论增强了译本的学术价值，大众读者的积极反馈促进了译本在海外市场的推广；改编电影的视听元素通过声画结合的方式帮助读者理解小说人物的情绪，营造了一种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因此，若要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长期传播和接受、加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使中国文学真正地“走出去”，重视译本的多模态副文本是关键要素之一。
由于本研究主要基于《妻妾成群》这一特定案例，属于一种个案研究。其结论的适用性有一定范围，旨在为文学翻译研究领域提供一种分析视角与参考，同时，本研究对读者反馈数据的收集来源有限，仅对传统意义上的副文本进行了探讨，未对数字时代衍生的副文本类型进行考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从更多角度对文学文本中的副文本因素进行分析，以助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