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0年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从“搬得出”转向“稳得住、能致富”的长效阶段，产业振兴作为后续扶持核心，直接决定搬迁成果的巩固成效。既有研究已证实，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载体，既能打破地域壁垒、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1]，又能推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2]，是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重要纽带。《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明确提出“用数字化引领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为农村电商的实践价值提供了政策支撑。值得注意的是，易地扶贫搬迁妇女作为社区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其熟悉民族特色资源的优势、以及“家庭照料与生计发展的双重需求”，与电商“时间弹性、空间灵活”的特性高度契合，本应成为推动社区电商发展的潜在主力军，但既有研究尚未将这一群体与搬迁社区电商发展议题深度结合，形成了群体维度的研究空白。
从现有文献脉络来看，学界已在宏观层面确认农村电商对乡村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支撑作用[3] [4]，也普遍认同农村妇女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5]，但深入剖析可发现两大核心薄弱环节。其一，研究视角存在断层。多数研究或聚焦易地扶贫搬迁群体的就业安置问题[6]，或将农村妇女参与特色产业的行为逻辑归结为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活理性”[7]，却未能将“易地搬迁群体”与“妇女”两个维度交叉，尤其缺乏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妇女在电商参与中面临的多维交织性困境的剖析。其二，理论介入深度不足。虽有研究尝试以赋权理论探讨妇女参与路径[8]，但多停留于宏观策略或单一维度的能力建设，未能系统性解释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妇女电商参与率低的深层机制。基于此，本文引入增能理论，以“个体–人际–环境”三维框架分析关岭县T社区的实践经验，旨在进一步深化“易地搬迁”与“妇女发展”交叉领域的研究，同时试图为破解上述文献缺口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分析视角与实践思路。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T社区作为典型的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其妇女群体面临的“家庭照料负担重、数字技能薄弱、社交网络断裂”困境，以及极低的电商参与率、民族特色产品市场化渠道梗阻等问题，恰好是既有研究尚未充分剖析多重交织性困境的具象化案例。社区中呈现的微观矛盾，既体现出搬迁群体就业与妇女产业参与两大研究视角的衔接不足，也凸显出个体认知、人际网络与政策环境三者互动制约权能发展的理论待补充之处。因此，本研究以该社区为样本，尝试系统性解构易地搬迁妇女的电商参与困境，一方面希望回应个体认知偏差与人际网络断裂的微观难题，另一方面也试图针对政策与服务缺失的环境障碍探索解决方案，进而为填补既有研究空白提供初步的实证参考。
2. 理论框架与适配性
(一) 增能理论核心内涵
增能理论(Empowerment Theory)最早由美国学者Barbara Bryant Solomon在其1976年出版的著作《Black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中系统提出，她强调社会工作者应通过增强弱势群体的个人能力与社会资源，帮助其应对结构性压迫[9]。此后，该理论在Rappaport (1984) [10]、Gutiérrez (1994) [11]等学者的推动下，逐步发展为涵盖“个体–人际–环境”三个层次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强调通过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重建社会支持网络、优化制度环境，实现弱势群体的全面赋权。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以“助人自助”为核心的专业，其理念与方法构成了增能理论的实践基石。在社会工作视角下，对弱势群体的赋能不仅关注个体能力的提升，更强调通过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方法，系统性地介入其生活场景。具体而言，社会工作者可扮演引导者、资源链接者、能力建设者等多重角色，协助服务对象识别并突破结构性障碍。
基于此，本文将增能理论置于社会工作实践脉络下，构建一个包含自我增能、合作增能、环境增能的三维分析框架，用以系统剖析易地搬迁妇女的电商参与困境。具体而言，自我增能聚焦个体层面的能力提升与主体意识觉醒，强调通过技能培训、心理引导等方式消除易地搬迁群体对新生计模式的认知盲区与恐惧；合作增能侧重人际层面的社会支持网络重构，主张通过搭建协作平台、建立互助机制破解个体孤立参与的困境；环境增能则指向环境层面的制度与服务优化，旨在通过政策调整、公共服务完善为该群体创造适配的发展条件。
(二) T社区的适配性分析
T社区作为关岭县布依族苗族聚居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其妇女群体面临的困境恰好为上述理论框架提供了典型的分析场景。T社区共安置2712户12,819人，常住人口达9,000人左右，妇女占常住人口的30%。从个体层面来看，T社区妇女多从山区村落搬迁而来，搬迁前以农业生产为主，面临从“村民”到“居民”的身份转换冲击，自我效能感低下与数字技能薄弱的问题尤为突出；在人际层面，T社区作为安置点，易地搬迁妇女原有的乡土社交网络因搬迁而断裂，日常的抚育工作和家务劳动则进一步加剧了人际层面的困境；从环境层面来看，关岭县现有电商扶持政策多为普适性条款，未充分考虑T社区妇女个体经济的特点，个体妇女难以申请；物流补贴仅覆盖大批量农产品运输，严重挤压利润空间。
由此可见，T社区妇女的电商困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个体、人际、环境三个层面因素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系统性难题。因此，三重增能理论框架对于分析并破解T社区妇女的电商参与困境具有较好的适配性，该理论能够精准地回应上述多重挑战。首先，针对个体层面的“数字技能薄弱”与“自我效能感低下”，“自我增能”维度能够聚焦于通过系统性的数字技能培训与成功案例激励，破除其认知壁垒，重塑其从事电商经营的信心，完成从传统农民到新居民的身份认知转变；其次，针对人际层面的“社交网络断裂”与“家庭角色束缚”，“合作增能”维度能够通过构建妇女电商互助组织，助力其重建其社会支持网络，实现资源共享与经验传递；最后，针对环境层面的“政策适配不足”与“公共服务缺失”，“环境增能”能够助力扫除阻碍妇女参与的外部制度与环境障碍，为其创造友好、支持的发展生态。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案例研究法，以关岭县T社区为研究场域。研究通过对30名易地搬迁妇女、5名社区干部及3名参与过电商培训的社工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并结合参与式观察与社区档案分析，系统收集资料。访谈内容经转录后，采用主题分析法进行编码与归类，从而提炼出本文的核心分析维度。文中涉及的具体数据均源于此次调研的统计与访谈交叉验证。
4. T社区易地搬迁妇女电商参与的多维困境
(一) 个体层面
1) 传统观念与数字经济的认知冲突
T社区易地搬迁妇女在认知层面的核心困境，体现为传统小农意识与数字经济思维的深度割裂。一方面，T社区妇女长期受乡土社会“安居乐业、小富即安”观念影响，多数妇女对市场风险存在天然回避倾向，将电商视为“不稳定、无保障”的非传统生计方式，缺乏主动尝试的意愿。另一方面，2023年社区李子曾出现因电商销售渠道不畅而滞销的情况，部分妇女未客观分析供应链、运营策略等关键因素，将滞销直接归因于“电商不靠谱”，进一步固化了对线上销售的不信任感，形成不愿试、不敢信的心理定式。
与此同时，妇女对数字平台的功能定位存在明显偏差。大多数易地搬迁妇女普遍将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等同于休闲娱乐工具，仅用于观看视频、打发时间，未能意识到其作为商业资源对接、产品推广销售渠道的核心价值。即便部分妇女参与过此前社区开展的电商培训，仍对“直播带货需面对镜头”“网店运营需持续维护”等模式存在畏难情绪，坚持认为线下摆摊能直观交易，风险更加可控。这也从本质上反映出这一类搬迁群体尚未完成从“传统农民”到“懂数字、会经营”新农民的身份认知转变，认知滞后成为制约其电商参与的思想壁垒。
2) 数字素养与电商实操能力的双重欠缺
从技能储备来看，易地搬迁妇女的数字素养与电商运营的实际需求存在显著落差，难以满足电商参与的基本门槛。受访调研数据显示，仅约20%的妇女能独立完成智能手机基础操作，如应用安装、在线支付、图片上传等，而电商运营必需的封面图制作、页面排版、回复评论、经营数据等技能，几乎无人掌握，技能空白覆盖电商全流程。
2023年7月社区曾组织过的电商启蒙培训，也未能有效填补这一技能缺口。一方面是培训吸引力不足，参与人数有限，培训未充分考虑易地搬迁妇女“家庭照料优先”的现实需求，时间多安排在工作日白天，与妇女照料老人、辅导子女、处理家务的时段冲突，多数妇女难以抽身参与，导致实际参与人数远低于预期。另一方面是课程设置与需求脱节，技能传授流于形式。课程内容以平台注册、政策解读等理论知识为主，未围绕妇女电商参与的核心需求设计全流程实操演练，缺乏“手把手教学”的实操指导；且未建立培训后跟进机制，无课后答疑、实操督导等后续支持，妇女培训后仍无法独立完成完整运营流程，面对平台规则变动、物流纠纷、客户投诉等现实问题时毫无应对能力，“学不会、用不上”的挫败感进一步强化“不敢试”的心理障碍，最终形成技能欠缺与参与退缩的恶性循环。
(二) 人际层面
1) 性别分工固化与赋权风险交织
家庭领域中失衡的性别角色分工，是挤压T社区妇女电商参与空间的核心阻碍，具体表现为“时间壁垒”与“心理壁垒”的叠加。从时间维度看，约85%的受访妇女表示需独自承担全部家庭再生产责任，如照料老人起居、辅导子女学习、处理家务，日常时间被切割为零散片段，几乎无连续时段可用于电商运营。而电商运营对实时性与持续性存在明确需求——客户咨询需及时回复、店铺动态需定期更新、直播带货需固定时段开展，妇女日均不足2小时的零散可用时间，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核心要求。
从心理维度看，多数家庭中丈夫对妇女电商参与的消极态度，进一步压缩了妇女的参与空间。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观念影响，丈夫普遍将电商视为“不稳定、浪费时间的尝试”，这种否定性评价不仅直接削弱妇女的参与信心，还可能引发家庭矛盾。当妇女尝试挤出时间学习电商操作时，丈夫可能因家务完成不及时、照料家人精力不足而抱怨，甚至发生争执。T社区有妇女曾因参加社区电商培训，回家后未能及时准备晚餐与丈夫产生冲突，后续不得不放弃培训的情况；还有妇女在尝试上架蜡染手工艺品后，因需花费时间回复客户咨询，被丈夫指责“不顾家”，最终只能下架商品。在这种时间不足与家庭压力的双重困境下，使得多数妇女即便有电商参与意愿，也因顾虑家庭和谐而主动退缩。
2) 人际网络断裂与支持体系缺位
T社区作为搬迁安置点，妇女原有的乡土社交网络因搬迁断裂，而新的电商支持网络尚未稳定构建，加之公共服务适配性不足，使妇女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李婉玉、杨舒媛等人指出，返乡女性可依托“血缘、地缘、业缘”三缘关系构建乡村经济网络[12]，但T社区妇女的“三缘优势”因搬迁被削弱。
从地缘纽带来看，搬迁分散安置打破原乡土“空间邻近”基础，田埂、晒谷场等承载互动的公共空间消失，旧地缘互助联结断裂，新社区缺适配的互动场景与引导机制，新地缘关系难建立，妇女失却基础社交依托；从业缘网络而言，社区未建立电商互助组织，缺乏“老带新”传帮带机制，新手妇女无法电商关键运营经验，只能靠个体试错探索，试错成本高；从血缘层面来看，虽可依托家族成员组建“家庭作坊”，但受限于民族地区家庭规模与技能单一性，难以形成“选品–制作–直播–物流”的完整链条，且多数家庭作坊仅能完成手工制作，无法对接电商平台流量与物流资源。
(三) 环境层面
1) 政策与公共服务的结构性缺失
现有电商扶持政策存在“重企业、轻个体”的结构性偏差，难以覆盖易地搬迁妇女的实际需求。县级层面推出的电商补贴政策，申请条件明确要求“具备企业资质或合作社主体资格”，需提供营业执照、纳税记录等材料；而T社区妇女参与电商多为个体经营，销售苗族刺绣、中药材等特色产品，既无注册企业的资金与精力，也无法满足政策设定的资质门槛，完全被排除在补贴范围之外。物流优惠政策同样存在适配性问题，物流优惠仅覆盖大批量发货的农产品，妇女销售的苗族刺绣、蜡染、手工辣椒酱等特色单品多为小批量、间歇性发货，无法享受优惠，导致物流成本高，严重挤压利润空间，甚至出现“销量越高、物流亏损越多”的经营困境。
同时，政策未针对民族特色产业设计专项支持。农村电商的核心竞争力常与地方特色绑定，T社区妇女的电商优势本应在于民族手工艺品的文化价值，但现有政策仅聚焦常规农产品的电商化，未涉及民族文化与电商结合的扶持，如非遗技艺宣传、民族产品品牌打造，使得妇女难以将文化优势转化为电商竞争力，只能陷入“同质化低价竞争”的困境。
2) 公共服务与职业培训脱节
社区公共服务的短板，进一步加剧了妇女电商参与的难度。一方面，培训内容多聚焦平台注册、政策解读等理论知识，完全脱离民族产品电商的实操需求，既未涉及民族文化电商化转化、民族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等实操要点，也没有“手把手教学”的实操性环节；培训后也无跟进指导，妇女遇到直播限流、客户投诉等问题时，只能独自摸索，部分人因无法解决纠纷被迫放弃。另一方面，缺乏普惠性托育服务，妇女参加电商培训或开展直播时，需随身携带幼童“带娃上课”，精力分散不仅影响培训时的知识吸收，也会导致直播过程中频繁中断，降低客户体验。
此外，存在专业支持服务缺位。社区未设立社会工作站或电商心理支持中心等服务载体，妇女在面临店铺流量低迷、订单突发中断、客户恶意评价等经营困境时，既无渠道获取专业的运营指导，也缺乏情绪疏导的途径，易因短期挫折陷入自我怀疑，最终选择中途放弃电商参与。
5. 增能视角下的赋能路径构建
(一) 自我增能：构建以妇女为中心的认知与技能提升体系
为从根本上破解易地搬迁妇女在个体层面面临的认知偏差与技能短板，赋能策略的首要环节在于激发其内生动力与主体性。这需要构建一个贯穿从认知破冰到技能掌握最终实现价值认可的全过程支持体系，助力其完成从传统生产者到数字经营者的身份转变。
1) 开展认知引导与观念重塑行动
针对妇女存在的“小富即安”风险回避心理、对电商的信任危机以及对数字平台的认知偏差，需首先开展系统性的认知引导。一是组织经验交流与榜样激励活动。邀请本地或周边区域已成功的电商妇女代表进入社区，开展“她的电商故事”分享会，通过可触可感的成功案例，直观展示电商创业的可行性与收益，有效消解其对“不稳定、无保障”的恐惧。二是进行“失败案例”的理性复盘。针对如“2023年李子滞销”等具体挫折，在社区工作者或电商辅导员的引导下，组织妇女共同客观分析供应链、运营策略等真实原因，而非简单归咎于电商模式本身，帮助其建立对市场风险的理性认知和问题解决思维。三是实施数字平台功能再认知教育。通过情景演示、对比教学等方式，生动展示抖音、快手等平台从“娱乐工具”转变为“生产工具”的商业价值，扭转其固有认知。最终，在各类活动中积极建构“新农人”、“文化传承使者”等积极身份认同，推动其完成从传统农民到数字经营者的心理转变。
2) 实施情境化与弹性化的整合培训
在初步扭转认知的基础上，培训设计需紧密贴合其生活实际与文化背景，以巩固认知转变成果并转化为实际技能。一是开发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情境化课程。围绕社区特有的苗族刺绣、布依族蜡染、中药材等资源，设计模块化课程，重点培训妇女如何挖掘产品背后的文化故事，并通过短视频、直播等进行数字化叙事与展示，推动其从“卖产品”转向“卖文化”，在价值认知上实现跃升。二是实施弹性培训机制，保障参与可行性。将培训时间主要安排在晚间或周末，并在培训场地配套提供临时托育服务，直接应对妇女因家庭照料责任导致的“时间贫困”问题，确保培训的可及性与参与度。
3) 建立训后跟踪与实操陪跑的长效机制
为避免培训流于形式、出现“学完即忘”的困境，也须建立持续性的能力建设支持系统。一是组建“电商辅导员”队伍，提供个性化陪跑指导。整合社区社工、电商专家及已成长的妇女骨干力量，为新手提供为期3~6个月的“一对一”或“一对多”实操陪跑，覆盖店铺开设、客服应对、物流发货等全流程环节，及时解决运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二是开发轻量化学习工具，支持碎片化复习。制作可视化的操作手册、关键步骤的短视频教程，并集成于社区小程序中，方便妇女利用照顾家庭的零散时间随时查阅、反复学习，降低技能应用的遗忘率与门槛。
4) 完善以认证与激励为核心的动力激发系统
为巩固学习成果并激发持续参与的意愿，需要建立外部认可与内在效能感相辅相成的激励系统。一是推动建立社区电商技能认证标准。将妇女掌握的数字技能、运营能力进行标准化认定，并尝试与县域的创业资质、资源对接资格挂钩，为其长远发展提供“官方凭证”，提升其社会认可度。二是设计阶梯式荣誉与物质激励体系。设立“电商进步奖”、“文化传承之星”等荣誉称号，并配套提供公共直播间优先使用权、运营工具补贴等实质性奖励，形成精神认可与物质支持的双重驱动，让妇女在电商参与中获得持续的成就感。
(二) 合作增能：构筑社区、家庭与外部资源协同的支持网络
在夯实个体能力的基础上，赋能的关键在于将孤立的个体重新联结，化解其因社交网络断裂与家庭角色束缚而陷入的“孤军奋战”困境。合作增能旨在从社区、家庭、外部三个维度，系统性重建有利于妇女电商参与的人际支持生态。
1) 创新社区合作社模式以强化同伴支持
针对社区内部人际网络薄弱、个体运营成本高的问题，应以组织化方式重构社区层面的“业缘”联结。一是推行“三统一分”的集约化运营模式。即由社区妇女电商互助合作社对产品的品控、包装、物流等环节实施统一标准与集约管理，以降低个体运营成本与风险；同时，在生产与创作环节充分保留个体的能动性与特色，实现规模效应与个性创造的平衡。二是建立“技能互补 + 时间银行”的内生互助机制。依据成员在手工技艺、沟通表达、数字技术等方面的特长进行分工协作。同时，引入“时间银行”制度，将成员提供的孩童临时看护、家务分担等无形劳动转化为可兑换的“互助积分”，以此破解妇女时间碎片化的核心困境，构建可持续的社区内部支持体系。
2) 开展家庭关系干预以优化内部性别分工
若家庭内部的支持缺位，社区层面的任何努力都可能事倍功半。因此，必须将赋能视角主动延伸至家庭领域。一是可以探索开展“家庭电商共融工作坊”。邀请夫妻共同参与，通过成功家庭案例分享与需要协作完成的模拟电商任务，直观展示电商带来的发展可能，转变家庭成员尤其是丈夫对妇女参与的消极认知，促进形成共同发展的家庭愿景。二是推动制定《家庭分工公约》。在社工或社区骨干的引导下，协助家庭就家务、育儿等责任进行公开协商与重新分配，并为已出现矛盾的家庭提供个案辅导，从而为妇女参与电商创造更为宽松的家庭时间与心理空间。
3) 搭建社区、高校与企业的资源协同平台
为突破社区内部资源的局限性，需主动向外链接，将外部专业化资源转化为社区发展的持续动能。一是共建“共享工坊”与产品创新联盟。利用社区闲置空间，引入高校设计团队对民族手工艺品的款式、包装进行现代化提升，增加文化附加值；同时与电商企业、物流公司合作，破解冷链、流量获取等瓶颈，实现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优化。二是发挥社会工作的资源协调作用。社工应充当“经纪人”角色，主动协助妇女群体对接县级小微扶持政策、申请相关资质、参与专项技能培训，确保外部资源能够被有效地识别、申请并转化为社区内生的资本与能力，保障整个协作网络的稳健运行与迭代升级。
(三) 环境增能：推动政策与服务优化，构建支持性发展生态
个体能力的提升与人际网络的重构，最终需要在一个友好、支持的政策与服务环境中才能持续生长。环境增能着眼于自上而下的制度优化与自下而上的服务供给相结合，旨在破解制约妇女发展的系统性障碍，为其电商创业构建一个坚实的外部支撑平台。
1) 推动精准化与差异化的政策适配
针对现有政策“重企业、轻个体”的结构性偏差，必须积极推动政策层面的精准化改革。一是倡导出台针对个体电商的“微扶持”政策。推动县级层面降低资质门槛，设立凭稳定交易记录和社区证明即可申请的小额补贴、流量扶持计划，使从事小批量、间歇性销售的妇女能够直接受益，有效缓解其物流成本压力。二是设立民族特色产品电商专项基金。定向支持非遗技艺的数字化传播、区域公共品牌打造与标准化体系建设，帮助妇女将独有的“文化资本”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从而跳出同质化低价竞争的困境，实现价值增值。
2) 建设集成化的社区电商综合服务中心
政策红利需要通过社区层面的有效服务才能落地，应强化社区作为服务枢纽的功能，提供便捷、专业的软硬件支持。一是鼓励社区建设电商综合服务中心，整合免费网络、共享直播设备、临时仓储空间等硬件资源，为妇女提供“拎包入住”式的创业空间，大幅降低个体创业的初始投入成本。二是可以引入“经营帮扶 + 心理支持”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由专职社工提供资源对接、纠纷调解等运营支持，并关注妇女在面临经营波动时的心理压力，及时提供情绪疏导，构建起抵御风险的综合能力。同时，联动志愿者提供培训与直播时段的临时托育服务，系统性解决妇女的后顾之忧。
3) 深化民族文化与电子商务的融合战略
超越电商作为简单销售渠道的功能，推动其与地方文化产业深度绑定，为妇女创业注入可持续的活力和附加值。一是积极推动“T社区民族手工艺”地理标志认证与标准化建设。提升产品的品质信誉与品牌辨识度，为市场化竞争奠定坚实基础。二是策划主题营销活动，实现文化价值传播。通过举办“非遗直播周”、“乡村电商文化节”等事件，借助文旅平台放大声量，集中展示妇女的手工技艺与其背后的文化故事。三是搭建“民族产品电商对接平台”。主动系统性地链接景区文创店、线上文旅商城等B端渠道，推动销售模式从分散的“线上卖货”升级为集“文化体验、品牌传播、产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模式，最终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提升。
6. 结语
本研究将增能理论置于数字乡村发展的语境下，通过对T社区的个案剖析，揭示了易地搬迁妇女面临的电商参与困境本质上是个体能动性、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三个层面权能缺失的系统性结果，因此，有效的扶持策略需超越单纯的技术培训，进行系统性的干预。
本研究尝试对增能理论进行情境化延伸。一方面，在传统社会资本因搬迁而断裂的背景下，合作增能体现为通过制度化互助构建“新共同体”的组织化过程。另一方面，研究强调了文化资本转化的重要性，即如何将民族妇女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数字市场认可的竞争优势，这或是丰富增能理论的一个可能方向。但本文样本覆盖范围存在明显的区域局限性，所提出的赋能路径在更广泛情境中的适用性仍有待检验。尤其面对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制约，社区层面的努力有其局限，未来研究仍需探索如何更好地衔接基层实践与上层制度设计。
综上，推动易地搬迁妇女的数字融入，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整合多方资源、支持个体成长的发展生态。未来实践应更多关注系统性支持与长效机制建设，从而帮助搬迁群体真正实现从“稳得住”到“能致富”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