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班昭的《女诫》是中国古代女学书的重要作品，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影响。西方对《女诫》的译介不仅引发了对中国儒家女性文化的关注，还影响了对中国古代妇女观的理解。尽管已有多个英译本问世，但对这些译本的修辞策略及其背后的修辞情境的研究仍然不足。本文基于Lloyd Bitzer的修辞情境理论，分析了高罗佩译本的翻译修辞策略，探讨了翻译过程中的修辞调适如何回应特定的修辞情境。通过对高罗佩译本的紧急情况、受众及修辞局限的分析，揭示了其在内容重构、归化策略以及对文化差异的处理方面的独特方法。这些策略不仅反映了高罗佩对翻译任务的深刻理解，也对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Abstract: Ban Zhao’s Nǚjie is a significant work in ancient Chinese female education literature, with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Nǚjie in the West have not only drawn attention to the Confucian female culture in China, but have also shaped the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hinese views on women. Although several English translations have been published, studies on the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these translations and the underlying rhetorical situations remain insufficient. Based on Lloyd Bitzer’s theory of rhetorical sit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hetorical strategies in Robert van Gulik’s translation and explores how rhetorical adaptations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respond to specific rhetorical situation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exigencies, audience, and rhetorical constraints in van Gulik’s translation, this study reveals his unique approaches to content reconstruction, domestic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handling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se strategies not only reflect van Gulik’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lation task, but also offer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practic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1. 前言
班昭《女诫》是中国古代女学书的代表作，是关于女性德育的重要论著，也是首部由女性撰写的自我教育教材[1]-[3]。西方学者出于中国研究目的和需要对其进行译介和“世界性”解读，从而引起以美国为主体的英语世界对中国儒家女性文化的关注，对西方世界形成系统的中国古代妇女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据Teng所述，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学者将经典著作和从儒家经典中解读出的理想女性形象的描述，作为有关传统中国女性地位的权威数据来源，并将女性的压迫与这些经典中描述的中国女性形象联系起来[4]。近百年间的《女诫》英译本屈指可数，且目前已出版的四个译本均由西方汉学家或学者执笔。但是，以往的研究多基于班昭及其《女诫》中文版本的汉学价值展开探讨，关于《女诫》外译情况、译本分析及译本影响的研究却十分匮乏。其中，高罗佩的《女诫》译本与其他三个译本相比，在内容忠实度方面与原作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他在翻译过程中的修辞调适，这是他对翻译《女诫》时所面临的修辞情境的回应。
修辞情境(Rhetorical Situation)这一术语最早由修辞学家Bitzer于1966年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名演讲中提出，并于1968年发表在《哲学与修辞学》(Philosophy and Rhetoric)创刊号上。修辞情境，顾名思义，是指在话语产生时，修辞者必须考虑的相关因素。Bitzer认为，修辞情境是修辞话语生成的必备条件，没有情境，修辞话语就失去了意义和目标[5]。因此，修辞不仅仅是言辞的艺术，更是对特定情境的有效回应。本文将基于Bitzer的修辞情境理论，深入探讨修辞情境对《女诫》高罗佩译本的翻译修辞策略的影响，分析这些修辞调适策略如何反映出译者对特定修辞情境的理解与回应。通过这些分析，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修辞情境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旨在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为研究者和实践者在处理文化敏感性文本时提供参考和指导。
2. 翻译的“修辞情境”
修辞情境是修辞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最早由Lloyd Bitzer于1968年提出，指的是修辞者在构建修辞话语时必须考虑的相关因素[5]。实际上，早在古希腊修辞学中，智者派和Aristotle的讨论就涉及了与现代修辞情境理论类似的概念，即“Kairos”，强调在适当的时机选择合适的修辞手段[6]。然而，Bitzer率先系统地阐述了修辞情境的三个关键要素：紧急情况(exigence)、受众(audience)和修辞局限(constraints) [5]。紧急情况(Exigence)是指促使修辞话语生成的紧迫问题或事件。紧急情况是一个可改变的现象，通过有效的修辞可以得到解决或缓解。在Bitzer的框架中，紧急情况是修辞活动的起点，没有紧急情况，就不会有修辞的必要。受众(Audience)是指修辞话语的目标对象，必须具备对话语产生反应并采取行动的能力和意愿。Bitzer强调，修辞话语必须是为那些能够受其影响并作出决策的人设计的。因此，修辞者必须深刻理解受众的背景、知识水平和心理预期，以便构建有效的修辞策略。修辞局限(Constraints)是指修辞者在构建话语时所面临的各种限制和条件，这些限制可能来自文化、社会规范、受众的先入之见或语言结构等。局限因素既可以是消极的阻碍，也可以是积极的资源。修辞者需要在这些局限中运用策略来增强说服力。他认为，修辞话语的生成是由情境促发的，是修辞者对情境的回应。但是，这种观点也受到了如Richard Vatz等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修辞情境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由修辞者通过修辞话语创造的[6]。Kenneth Burke则进一步将修辞情境视为人类语言和象征系统的永恒背景，认为它并非存在于有限的修辞环境中，而是无所不在，存在于普遍的人类生存环境[6]。尽管有不同的理论视角，Bitzer的修辞情境理论为理解修辞话语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框架，并对修辞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翻译活动而言也不例外，其修辞语境往往更加复杂。翻译的修辞语境是指与翻译行为相关的所有修辞因素，包括促使翻译行为产生的需求或目标(如翻译目的、意图、目标)、译语受众(通过修辞引导，期望促成合作以消除或改善这些需求的对象，通常隐性存在)，以及与翻译话语选择和产生相关的各类限制因素[7]。这些因素不仅促成了翻译行为的发生，同时也制约和塑造了译文话语。译文必须在特定的修辞语境中产生，并与之相适应，以引导受众产生预期反应。译者需要分析从原文到译文的修辞语境，识别相关的需求、受众、制约因素，并灵活应对，以提升翻译质量[7]。因此，关于目的、受众、修辞制约因素的整体情境概念和分析对有效作出翻译选择至关重要。
3. 高译《女诫》的修辞情境分析
高罗佩对《女诫》的翻译不仅是一项语言转换的工作，更是一种深刻的修辞活动，贯穿着复杂的历史、文化和个人因素。通过Bitzer的修辞情境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高罗佩翻译的动机和方法，为我们理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翻译行为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
3.1. 紧急情况：文化传播与学术兴趣
高罗佩翻译《女诫》的动机首先来自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两性关系和性学的兴趣。这一兴趣可以追溯到他在日本偶然发现的中国明代《秘戏图册》。这一发现激发了高罗佩对中国传统性文化的研究热情，他随后撰写了《中国古代的性生活》这一学术著作。高氏研究发现，该时期的中国女性，甚至包括上层社会的女性也只学习缝补、家庭照料以及服侍丈夫的技能，并不学习读书写字，然而，读写教育却是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歌女群体在职业培训中需掌握的核心技能之一[8]。但是，班昭作为后汉时期(25~220 A.D.)的知识女性，其具备了超越时代的思想体系，提倡女子也应当像男子一样接受基础教育。因此，高氏该书第五章阐明了其介绍班昭与翻译《女诫》的动机，即：“班昭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位女性主义者，她的《女诫》代表了传统儒家思想对于女性的态度，值得全文翻译”[8]。西方学者从高氏的研究和《女诫》译本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女性意识早已在后汉时期就萌芽，比西方女性主义早，并非西方所宣称的完全愚昧落后的封建主义和儒家思想受害者。但值得注意的是，高罗佩选择翻译班昭的《女诫》，并非单纯为了传播中国经典女学文化，而是为了引经据典以佐证他对中国性文化和两性关系的探讨，因此该译本在多处进行了内容重构，他通过省略、补充和改译等手段，调整了原文的内容，以契合其学术研究的主题。
3.2. 受众：专业学者与文化理解
高罗佩的译本目标受众主要是西方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性学研究者，而非普罗大众或中国读者。该书只限量出版50份，用以提供给从事相关研究的大学、博物馆以及研究机构[8]。这一受众群体对中国儒家文化缺乏深入理解，因此高罗佩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了归化策略，使译文更符合西方文化语境。例如，通过将“道”翻译为“the golden rule”，“圣人”翻译为“Saint”，高罗佩试图消除文化隔阂，使西方学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文本的内容。这种策略反映了他对受众需求的敏锐把握，以及他希望通过翻译达到学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目标。
3.3. 修辞局限：文化差异与文本忠实度
高罗佩在翻译《女诫》时面临着多重修辞局限，主要体现在文化差异和文本忠实度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他需要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核心思想，尤其是班昭提倡女性教育的前瞻性理念；另一方面，他又要适应西方读者的认知框架，将内容以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呈现。高氏在《女诫》的翻译中采用了多种修辞策略，最显著的是归化策略和内容重构。他通过省略、补充和改译等手段，调整了原文的内容，以更好地契合其学术研究的主题和受众的期待。例如，他省略了与性主题无关的部分内容，并在一些关键处添加了注释和解释，以强调两性关系的论述。这种做法不仅帮助他更好地传达了研究主题，也为西方学者提供了更加易懂的文本。
4. 修辞情境下的高译《女诫》修辞策略
通过修辞情境理论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高罗佩的翻译修辞策略——从内容重构到主题适应——如何回应他所面临的修辞情境。高罗佩在翻译《女诫》时，首先着重于对原文内容的忠实再现。原文的修辞策略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和性别角色，如果完全忠实于原文，可能会导致目标受众无法准确理解或接受文本的核心思想。高罗佩不仅要面对语言之间的转换，文化语境也是翻译修辞者必须考虑的因素。例如，《女诫》中关于女性“卑弱”身份的描绘，如果直接翻译为“inferior”或“submissive”可能在西方语境中引发误解和抵触。因此，高罗佩选择了更为委婉的表达方式如“low and humble estate”，既保留了原文的语义，又避免了可能的文化冲突。他的策略将原文本土化为目标文化更易理解和接受的形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高罗佩在翻译中最显著的修辞策略是归化和内容重构。原文《女诫》使用了大量的四字格和韵文，具有高度凝练和节奏感，这种风格在中文中读来朗朗上口，但在英语中直接翻译会显得生硬。为此，高罗佩采用了更为流畅的英语表达方式。例如，在《夫婦第二》中，他将“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译为“The Way of husband and wife represents the harmonious blending of yin and yang, it establishes man’s communion with the spirits”，并且通过“blending”这一词汇，形象地展现出夫妻关系中阴阳互补的理念。通过这种文体风格的调整，高罗佩成功地让译文既保留了原文的核心思想，又使其易于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以消除语言差异，增加文化理解，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在内容上，他省略了《女诫》中的部分内容，例如班昭的自序，因为序的内容与他的学术研究主题并无直接关联。他集中翻译了《女诫》的正文七章，并在其认为有修辞必要的地方添加注释，以强调两性关系的主题讨论。例如，他在第三章中补充了括号内容，将“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译成The root of all these evils is their inability to learn moderation (in their sexual relations)，指出夫妻性生活不加节制的严重后果。而在第六章中，将“義”改译为“her dutiful behaviour (to her husband)”，强调妻子对丈夫的顺从义务，以符合其夫妻关系的研究主题。此外，高罗佩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词汇和结构上的改写。例如，他将“祭祀”译为“continuing the husband lineage”(延续丈夫家族血脉)，将“關雎之義”译为“the sexual union of man and wife”(夫妻间的性结合)。这些改译大多围绕两性主题展开，以契合其研究主题和受众，提升说服力。尽管高罗佩选择的修辞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译文的权威性与忠实性，但是译文更好地契合了其学术研究的主题和受众的期待。这些策略不仅在内容上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有效沟通，也在形式上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说服力。
5. 结语
高罗佩的《女诫》译本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女性教育经典的翻译，更是文化交流和学术探讨的范例。通过对高罗佩翻译修辞策略的分析，我们深入理解了翻译作为一种修辞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高罗佩在面对文化差异和受众期望时，采用了归化策略和内容重构，以便更好地适应西方学术界的需求。这些策略不仅帮助消除了文化隔阂，还有效地实现了对中国古代女性教育和文化的传播。具体而言，高罗佩通过精心调整译文内容，回应了翻译中的紧急情况、受众需求和修辞局限。他在翻译过程中通过省略、补充和改译等手段，既保留了《女诫》的核心思想，又使其更符合西方学术界对性文化和两性关系的研究主题。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文的忠实度，但也成功地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理解，展示了翻译如何成为文化和思想的桥梁。
本文揭示了高罗佩在翻译《女诫》时所采用的修辞策略如何有效回应了特定的修辞情境，并对翻译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策略丰富了翻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为处理文化差异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翻译策略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应用，例如对比其他经典文本的翻译策略及其效果。此外，可以开展实证研究，评估不同翻译策略对读者接受度和文本影响力的实际效果，并探索翻译如何在促进跨文化理解和交流中发挥作用。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翻译作为文化传播工具的复杂性，并为未来的翻译实践提供更加具体和有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