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两大深刻变革的交汇：数字经济的全面崛起与人口结构的快速老龄化。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影响力已远超商业范畴，深刻重塑着个体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互动模式。与此同时，家庭结构小型化与老年空巢家庭的增加使这种传统的、直接的家庭亲情回馈模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代际间的“时空分离”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普遍困境。在这一宏观背景下，电子商务平台凭借其强大的资源整合与时空压缩能力，为化解赡养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我们观察到，子女为父母远程购买生鲜食品、健康用品，或通过平台预约上门家政、问诊服务等现象日益普及。这些实践表明，电子商务不再仅是消费工具，而是逐渐演变为承载代际支持与情感关怀的重要媒介，悄然改变着“孝”文化的当代实践形式。
然而，现有学术讨论大多集中于即时通讯工具(如微信)对代际沟通的强化，却相对忽略了电子商务作为一个集经济交易、服务交付与情感传递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对赡养行为所带来的多维度、系统性重塑。这种赡养模式的变迁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其特征如何？上述问题尚未得到系统性的梳理与回答。
为弥补这一研究不足，本文旨在深入剖析电子商务如何重构子女赡养行为的实践逻辑。研究将立足于“经济支持、精神慰藉、生活照料”的经典分析框架，通过文献梳理与现象分析，系统阐释电子商务背景下赡养行为从理念、方式到效能的全面变迁，并提炼其数字化、个性化与高效化的核心特征。本研究期望能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家庭关系变迁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为构建更具韧性的社会养老支持体系提供实践启示。
2. 概念阐释
2.1.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指依托互联网及信息技术开展商品与服务交易的商业活动[2]。综合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委员会(GIIC)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权威定义来看，其本质是一种以网络为基础，使商家与消费者在非面对面情境下，通过浏览器或应用程序实现商品选购、交易达成、电子支付等一系列商务活动的新型运营模式[3]。
在本研究中，电子商务这一概念被进一步聚焦于与子女赡养行为直接相关的具体应用场景。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线上购物，如为父母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健康保健品等；二是线上服务，如远程医疗咨询、代办生活缴费等；三是作为辅助支持的线上互动工具，如视频通话、社交软件等。这一界定旨在明确研究范围，突出电子商务在代际支持中的实际功能载体。
2.2. 子女赡养行为
家庭内的代际支持本质上是父母与子女之间资源的双向流动，通常涵盖经济支持、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支持三个基本维度[4]。学界也已形成较为统一的共识，即其核心内涵包含三个方面：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与物质上的必要保障、给予日常生活上的照料与协助，以及进行持续的情感互动与精神关怀。
基于此共识，本文将子女赡养行为操作化界定为以下三个维度：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情感慰藉。这一界定旨在明确研究范围，并为后文分析电子商务如何影响各维度赡养实践提供清晰的概念框架。
3. 电子商务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与变迁
3.1. 电子商务对子女赡养行为的三大影响维度
3.1.1. 经济支持维度：突破时空的资源传递新方式
学者袁佳黎、刘飞等基于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6年和2017年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十年间孝道观念、代际支持变化明显，但对赡养行为的作用效应并未发生改变，青年人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孝行为是稳定的[5]。在此稳定趋势之下，电子商务的兴起进一步催化了“孝心消费”的蓬勃发展——即子女为表达孝心而进行的专项消费行为。这一趋势从根本上重塑了经济支持的实现路径，使其从传统“线下给钱、当面送物”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转向一种高效、即时、跨越地理阻隔的“线上转账即时到账、网购直送父母家中”的孝心消费新模式。其根植于中国孝道文化，通过商品或服务传递孝敬心意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体系相结合，构建起一条直达父母家庭的“数字供应链”。对于异地居住的子女而言，他们可以随时通过电商平台为父母采购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米面粮油、生鲜食品、营养保健品等，并直接指定收货地址。这不仅解决了异地赡养中物资难以直接递送的核心痛点，更将经济支持从泛化的现金给予，转变为精准满足父母具体生活需求的“实物化”与“服务化”支持。
同时，线上支付的普及极大地提升了经济支持的便捷性与安全性。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工具使得赡养费的转账瞬间完成，避免了现金交易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与异地存取的不便。此外，平台内置的“亲情账户”、“定时转账”等功能，更使得定期、定额的经济支持得以自动化、规律化运行，显著降低了子女的赡养行为成本，提升了支持的可靠性和效率。电子商务通过资源传递方式的革新，使经济支持行为变得更加精准、便捷和高效，为代际经济资源的流动开辟了全新的空间。
从代际交换理论的视角审视，这种“即时到账、网购直送”的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经济支持的交换周期与心理感知。传统模式下，子女给予现金或实物与父母表达感激之间存在时间差，交换的延时性使得互惠逻辑相对模糊。而电子商务的即时性，使得资源流动变得高度可视化和瞬间完成，这可能导致代际交换的“账目感”更加清晰。一方面，子女可能因便捷的“孝心消费”而产生更强的责任履行感，甚至可能在不自觉中将其视为对情感陪伴缺失的过度补偿；另一方面，父母接收资源的频率和便利度虽然提升，但也可能削弱了他们对于子女经济付出之辛苦的体谅，从而潜在地影响了代际互动中基于长期互惠的心理平衡。数字支付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使家庭内原本温情脉脉的资源交换，蒙上一层更具计算性的色彩。
3.1.2. 情感慰藉维度：常态化线上互动的情感联结
既有研究表明，近些年情感性孝道观念的提升直接促进了子代对亲代情感支持的增强。正如学者许琪(2022)基于CGSS数据所指出的，“随着情感性孝道的上升和权威性孝道的下降，子代给予亲代的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不断提升”[6]。电子商务与网络技术则为此种情感支持的趋势性增强提供了关键的实现路径与表达场景，推动其从传统依赖节假日的“间歇性问候”，转向以高频次、即时性为特征的“常态化线上互动”。
具体而言，数字平台极大地拓展了情感联结的广度与深度。子女可通过微信、FaceTime等工具与父母进行每日视频通话，实时关怀其饮食起居，实现了准“面对面”的交流。社交媒体功能(如朋友圈、家庭群)则使分享生活照片与短视频成为日常，让父母得以持续参与子女的生活轨迹。学者陈华帅和陈则前使用2014、2018和202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和淘宝村数据，研究表明发现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通过加强老年人与子女间联系、增加老年人社会 参与度、改善老年人饮食的方式改善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7]。
此外，近年来通过电商平台便捷购买的智能居家摄像头，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单向凝视”式情感陪伴工具。子女可借此远程查看家中情况，目睹父母日常生活的安稳，这种“准实时参与感”有效缓解了异地生活的担忧。而对父母而言，知晓子女可通过摄像头随时“看见”自己，亦能获得一种“被默默守护”的心理慰藉。此举将传统上出于安全考虑的监控，转化为了维系代际亲密感的柔性纽带。
由此可见，电子商务并未改变情感支持的核心动机，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将源于情感性孝道的赡养意愿，转化为更丰富、更即时、更具渗透性的陪伴实践，从而重塑了情感赡养行为的频率、质量与体验。
3.1.3. 生活照料维度：线上对接专业服务的辅助路径
在生活照料层面，电子商务的发展推动赡养行为实现了从子女“亲力亲为”到“远程调度”的关键转变。传统模式下，子女需亲自上门或依靠邻里协助才能为父母提供家务帮助、日常照料等支持，其范围与专业性均受到较大限制。而随着O2O (线上至线下)服务模式的成熟，子女可通过电商平台(如美团、京东服务等)或垂直类生活服务APP，远程为父母预约保洁、维修、送餐、理疗乃至专业护工上门服务，从而将部分照料责任转移至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体系。这一转变重构了子女在生活照料中的角色定位，使其从体力劳动的承担者转变为服务的“选择者、购买者与监督者”。尤其对于异地居住的子女，他们可依据父母实际需求，在平台上筛选可靠服务商，在线完成预约与支付，并通过用户评价与实时沟通功能监督服务质量。例如，子女可为行动不便的父母定期预约上门康复按摩，或在父母生病时快速安排陪诊服务，从而实现对父母生活需求的精准响应与快速触达。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线上对接服务”的模式并未削弱子女的赡养责任，而是将其重心从基础劳务转向更高层次的关怀协调与质量把控。它一方面有效弥补了子女因时空限制无法直接提供照料的缺憾，另一方面也借助专业服务提升了老年生活的品质与安全性。因此，电子商务在生活照料维度实质上拓展了家庭赡养的边界，增强了家庭应对老龄化压力的整体能力。
这一转变对代际交换中的权力与互惠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代际交换理论，子女通过提供父母难以自给的照料服务来换取尊重、情感回报乃至未来的遗产继承，这是一种基于互惠的权力平衡。当子女通过O2O平台“远程调度”专业服务时，他们依然承担着经济成本和选择责任，但剥离了亲力亲为的情感劳动。这可能导致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子女作为“资源协调者”的权力因其掌控了服务的选择与支付而得到增强；另一方面，由于未能付出直接的、身体化的照料劳动，其用以“换取”父母情感回报的交换物价值，在父母感知中可能打折扣。同时，父母从接受子女的个人化服务，转变为接受标准化的市场服务，他们对于服务的满意度直接指向平台而非子女，这可能削弱了传统照料中所蕴含的个性化关怀与情感温度，进而微妙地动摇了建立在直接互惠基础上的代际权力平衡。线上对接服务在弥补照料缺口的同时，也重构了家庭内部的权力与互惠逻辑。
3.2. 电子商务驱动下子女赡养行为的关键变迁
3.2.1. 赡养方式：从“单一线下”到“线上线下融合多元”
在电子商务的驱动下，子女赡养方式正经历着从传统的“单一线下”模式向“线上线下融合多元”模式的系统性转型。传统赡养行为高度依赖物理在场与面对面互动，其内容与形式均受到时间、空间和个体资源的刚性约束。而电子商务平台作为连接供需两端的数字基础设施，为赡养行为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弹性、多样性与可组合性。
具体而言，子女可依托数字平台将线下有限的赡养能力扩展为线上可调度、可定制的支持体系。例如，子女可通过生鲜电商为父母配送食材，通过视频通话远程指导使用智能设备，通过服务类平台预约上门理疗。这些行为分属经济、情感、照料等不同维度，却能在同一日内经由数字界面无缝衔接，构成整合性赡养方案。此种融合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以子女为协调枢纽、以平台为资源通道。子女作为“赡养资源协调者”，可根据父母需求灵活组合线上资源与线下行动，形成“电商购物 + 远程关怀 + O2O服务”的多元支持链。这不仅提升了赡养行为的覆盖范围与响应效率，也推动赡养方式从标准化义务履行转向个性化、持续性关怀实践。
因此，电子商务通过打通资源壁垒、丰富支持形态，重构了赡养行为的实施逻辑，推动其从封闭单向的“供给–接受”模式转向开放协同的“资源整合–响应”模式，为家庭养老能力提升提供了结构性支撑。
3.2.2. 赡养观念：从义务履行到即时关怀与情感表达
在传统赡养观念框架下，赡养行为主要体现为一种基于责任伦理的周期性义务履行，其发生逻辑往往与特定时间节点(如传统节日、家庭庆典)和社会规范高度绑定，呈现出明显的制度性特征。然而，电子商务平台的普及重构了赡养行为的实施场景与发生机制。其便捷性、丰富性与即时性特征，使赡养实践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呈现出常态化、场景化与情感化的新趋势。具体而言，当子女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发现适合父母的商品(如符合父母偏好的服饰或食品)，可即时完成购买决策并直接配送至父母住所。这种行为模式已超越计划性的责任履行，转变为一种基于情感共鸣的即时性表达，使赡养关怀深度嵌入日常生活脉络。
同时，电商平台的数据挖掘与精准推送功能，使子女能够依据父母的健康状况、消费偏好等个性化特征，实现赡养资源的精准配置。从专业健康器材到定制化文化服务(如戏曲会员)，赡养内容从标准化供给转向个性化定制，体现了赡养观念从基础物质保障向精神关怀与生活质量提升的维度拓展。
4. 电子商务背景下子女赡养行为的核心特征
首先，“数字化”成为赡养行为的基础特征。电子商务平台将传统的赡养活动转化为可记录、可追踪的数字行为。无论是通过线上转账实现的经济支持，还是通过服务平台预约的生活照料，亦或是借助通讯软件进行的情感交流，均以数据形式得以呈现和管理。这种数字化转变不仅提高了赡养行为的效率，更使得赡养过程变得可视化、可追溯，为理解当代赡养模式提供了新的观察维度。
其次，“精准化”体现了赡养资源配置的优化趋势。电商平台的海量商品信息、用户评价系统和智能推荐机制，使子女能够基于父母的个性化需求实现精准匹配。从根据健康数据选购保健品，到依据兴趣爱好选择文化产品，赡养行为从“一刀切”的标准化供给转向"量体裁衣"的个性化定制。这种精准化特征显著提升了赡养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果。
最后，“情感表达的媒介化”重构了代际互动的本质。商品和服务不再是单纯的功能性物品，而成为承载情感的重要媒介。子女通过精心挑选的礼物传递关怀，父母则通过使用这些商品感受关爱。这种以物质为载体的情感交流，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物质–情感”互动模式，使赡养行为超越了传统的物质支持范畴，演变为更具象征意义的情感对话。
这三个特征共同勾勒出电子商务背景下子女赡养行为的现代图景：它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精准匹配为手段，以情感传递为核心，形成了一种既高效又充满温情的当代赡养新模式。
5. 电子商务驱动下赡养行为的潜在风险与挑战
5.1. 数字鸿沟对老年群体的排斥效应
电子商务赡养模式的有效运行，以老年人具备基本的数字接入与使用能力为前提。然而，现实中存在的“数字鸿沟”使得许多老年人因缺乏智能设备、网络条件或操作技能，而被排斥在这一体系之外。这首先体现为“接入沟”与“使用沟”的双重障碍，根据上海市老龄办联合市委老干部局、市教委所编制的《老年人数字素养报告(2025)》内容显示：数字接入仍然是最大屏障[8]。部分老人受限于经济或环境，无法拥有并连接智能设备；更多老人则因认知衰退与学习阻力，面对复杂的APP界面和线上支付流程时“不会用、不敢用”。这导致子女安排的“孝心消费”或远程服务可能因父母端无法顺利接收与操作而落空，数字赡养的美好愿景在现实中遭遇了接入壁垒的严峻挑战。
这种因技术门槛导致的排斥，其本质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不公”。当数字平台成为传递赡养资源的核心渠道时，无法跨越鸿沟的老年人便被无形地边缘化，难以平等享受数字化带来的养老红利。这不仅可能加剧其生活中的不便与经济负担，更可能在心理上强化他们的无助感与依赖地位，使得技术本应带来的赋权效应异化为新的排斥机制，深化了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的社会融入困境。
5.2. 远程监护技术与隐私伦理的边界困境
电子商务生态的延伸催生了以智能摄像头、健康监测设备为代表的远程监护技术，使其成为子女履行“生活照料”与“情感慰藉”责任的新兴工具。这类技术通过创造一种“虚拟在场感”，使子女得以跨越地理阻隔感知父母的日常生活与身体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异地赡养的焦虑。然而，这种以“关怀”为名的技术介入，在实践中却面临隐私保护与伦理边界的深刻挑战。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许多子女在青少年时期曾对父母出于关心地“不敲门而入”或房间内的摄像头感到反感和抵触，视其为对个人空间与自主权的侵犯。然而，当角色转换，他们为人子女并面对年迈的父母时，却可能不自觉地采用类似的技术手段来确保后者的“安全”。这种代际角色的反转，揭示了技术伦理的复杂性：关怀的施加者与承受者，对于同一技术行为的感受可能截然不同。 对于父母而言，家庭本应是个人最为放松和自在的私密领域，而持续运行的监控设备却可能将其日常生活置于透明的被观看状态。这种单向的、非对称的监视关系，即便初衷是善意，也可能被父母体验为对其自主生活能力的不信任与一种隐性的控制，从而引发内心的反感与抵触，导致技术关怀在保障物理安全的同时，却以牺牲老年人的心理舒适与尊严感为代价。
5.3. 赡养行为商品化与家庭角色的功能化异化
电子商务的深度渗透，正在无形中地推动着赡养行为的商品化。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赡养的实施方式，更从社会学层面深刻地重塑着“家庭”与“关怀”的社会定义。当子女的孝心能够通过一键下单、服务预约来便捷地履行时，赡养这一原本基于血缘、道德与情感的独特社会实践，便开始被纳入市场交易的逻辑之中。
从社会学视角看，这种商品化趋势导致了家庭角色的功能化异化。传统的“孝子”角色内涵丰富，包含着亲自照料的义务、情感共鸣的陪伴与道德楷模的象征。然而，在电商驱动的赡养模式下，这一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消费者”或“资源调度者”。正如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警示的，当以金钱为媒介的市场逻辑(系统)侵入家庭等生活世界，人际关系的品质便面临着被其“交换价值”所衡量的异化风险[9]。子女通过经济支付购买商品与服务来完成赡养责任，其在过程中投入的情感劳动被大幅缩减，其角色认同也从富含道德义务的“子女”滑向功能性的“购买方”。与此同时，父母作为被赡养者的角色也随之被“客户化”。他们与子女之间充满温情的、非标性的代际互动，在很大程度上被标准化的“服务提供–接收”关系所中介甚至替代。这不仅可能削弱代际亲密关系所依赖的直接性与情感投入，长远来看，更潜藏着一种危险：即家庭作为情感共同体的核心功能被市场悄然蚕食，代际支持的伦理责任有被消费行为所替代的倾向，从而动摇了家庭关系中最珍贵的、超越功利计算的本质。
5.4. 线上互动泛化与代际情感连接的稀释风险
在电子商务与通讯技术共同构建的数字环境中，代际间的线上互动正变得日益频繁与泛化。这种“时刻在线”的联结模式，在提升互动频率的同时，也潜藏着使代际情感联结趋于浅表化的风险。
线上互动本质上是一种经过中介与筛选的交流。视频通话或社交媒体分享虽然能够传递图像与声音，但却过滤掉了构成亲密关系的关键元素：一个无声的拥抱、一次共享于餐桌旁的陪伴。这些具身化的共同在场体验，是情感滋养的重要基石。当互动全面转向线上，交流便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信息的交换，子女可能满足于每日一次的视频“打卡”，而父母则在挂断电话后，面对依然是空荡荡的房间。
此外，线上平台的架构塑造着碎片化、即时性的互动惯例。快节奏的短消息、表情包的使用，使得交流难以深入和持续。这种互动模式与建立深度情感连接所要求的专注与共情存在内在矛盾。长期沉浸于此，代际对话可能滑向程式化的问候和对生活事件的简单通报，而回避了复杂情绪的分享。正如社会学家齐美尔对社交形式的洞察：“当互动形式趋于浅薄，其内容深度也难以维持”[10]。若线上互动无法与高质量的线下相处形成互补，代际关系中最为珍贵的深度理解与情感融合便面临被稀释的风险。
6.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电子商务背景下子女赡养行为的系统分析，揭示了其在经济支持、情感慰藉和生活照料三个维度发生的深刻变迁。在经济支持层面，电子商务实现了从现金给付到数字化资源传递的转型，通过精准直达的“孝心消费”模式提升了支持的效率和针对性；在情感慰藉维度，技术手段创造了常态化互动场景，使远程陪伴突破了时空限制，增强了代际情感联结的密度与质量；在生活照料方面，线上对接专业服务的模式重新定义了子女的角色，从直接提供者转变为资源协调者，显著拓展了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
这些变迁共同勾勒出数字化时代赡养行为的典型特征：以平台为枢纽的资源配置方式、以数据为驱动的精准服务模式，以及以技术为媒介的情感表达路径。研究表明，电子商务不仅改变了赡养行为的具体形式，更深刻影响了代际关系的互动逻辑，为传统孝道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展望未来，为引导电子商务驱动的赡养模式健康、包容与可持续发展，应从多层面构建应对策略。首先，实施“数字包容”行动，通过开发强制性的适老化界面、在社区推行“数字反哺”计划，并辅以线下服务绿色通道，系统性破解数字接入壁垒，确保老年群体不被排除在数字赡养体系之外。其次，构建“伦理设计”准则，要求远程监护设备嵌入“隐私时刻”等用户可控机制，并鼓励家庭内部就监控范围达成“数字赡养协议”，以平衡技术监护与隐私伦理的边界。再次，倡导“服务与陪伴同行”理念，通过社会倡导与平台功能设计(如在订单中附加祝福语音或通话预约)，引导子女将线上消费与线下关怀相结合，抵御赡养行为商品化对家庭关系的异化。最后，提升“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引导子女利用技术进行更具共情和深度的“有效性沟通”，并创造代际共同参与的线上活动，以弥补线上互动泛化可能带来的情感连接稀释。
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干预策略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并持续关注新兴技术(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代际关系的深远影响，从而为构建和谐包容的数字时代家庭养老支持体系提供持续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