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领域被寄予厚望，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服务社会建设与治理。然而，社会工作领域发展面临的诸多困境中，人才流失、人才短缺与职业倦怠问题尤为突出，且日益加剧[1]-[4]。研究指出，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的专业认同程度直接影响其毕业后从事社工相关工作的意愿和动机[5]。因此，深入探讨社工本科生专业认同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助于理解社工人才流失的主观原因，另一方面也为提高社会工作教育质量、夯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才基础提供思路[6]。
现有研究表明，我国西部地区社工教育起步偏晚、基础薄弱，行业生态与教育体系之间的耦合度不足，致使学生的职业认同更易受外部条件波动而松动[7] [8]。实证调查显示，近60%的西部社工从业单位中没有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专业教育与职业岗位严重脱节[9]。由于社会工作相关岗位大多依附于党政机关体系，行业对专业人才的吸纳不足，很多岗位由非科班出身人员承担，使得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价值在实务中难以发挥应有作用[10]。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即便受到高校专业教育，其所学所思所见之间的落差可能削弱职业认同。同时，近十年研究与实践进一步表明，当前高校社工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不足，如教学方式相对单一，以课堂讲授和理论灌输为主，导致学生对专业实务和价值的体会不足；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学生缺少深入社区和服务对象互动的机会，无法通过真实情境体验社工角色，进一步妨碍了职业认同的深化[11]。此外，学生来源多元且不少学生对社工缺乏了解，一些学生并非出于兴趣选择社会工作专业，入学时职业期待较低[12] [13]。可以说，西部地区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和教育环境对社工专业本科生的职业认同形成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作用[14]。可见，以西部地区为代表的在地情境，构成了理解社工本科生职业认同分化的独特窗口：它不仅补足全国层面平均化描述的盲区，也为地方民生与社会治理的人才战略提供了证据基础与政策抓手[15]。
回顾已有研究发现，学界多聚焦于职业认同的现状测量、影响因素指标构建与单点干预效果评估，较少触及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大多停留于静态测量，鲜少追索职业认同生成的历程及教育干预的纵贯效应；其二，缺乏对学生群体内部差异的类型学刻画，难以把握“同一路径–多重类型”的真实光谱；其三，区域情境被当作背景变量而非核心自变量，西部特有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和教育环境如何具体作用于职业认同的生成与耗散，仍缺乏阐释。据此，本研究聚焦“西部地区社工专业本科生职业认同如何”这一问题，一方面构建该群体职业认同的理想类型与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将区域情境置于解释核心，探索教育场域、用人制度与地方社会等文化情境对职业认同生成的作用。
2. 理论视角：生命的多重故事
在叙事治疗实践及其相关理论中，生命的多重故事这一概念总是被反复提及。此概念指出，个体生命的复杂性及其如何体验生命，都是其如何表达和讲述故事这一过程影响的，因此，个体及其问题不应当使用单一描述、单一理论、单一标签就能覆盖的[16]。在此基础上，职业认同不被理解为某种个体的静态属性，而是一种由过去经验的再叙述、当下位置的交涉与未来可能自我的想象共同编织的叙事实践。
2.1. 理论梳理：由“生命的多重故事”通往“情境化职业认同”
美国心理学家Jerome Burner曾写道，在社会科学中有两种对立的思维模式，分别是逻辑–科学的思维和叙事模式的思维[17] [18]。前者能证实一个东西的真实性，而后者则是为了构建逼真的世界。对个体来说，讲述故事是一种“无意之间”卷入自身意义建构的过程。而其所要讲述的故事，是由围绕着个体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情境所塑造的[19]。在个体长期参与互动(或是短期参与，但印象深刻)的文化情境中，个体会在体验的过程中析出故事。这些故事代表着个体在生活中所长期拥有的身份，而其他一些故事虽然也有关个体是谁(个体可能成为谁)，但经常被抑制、被排挤到我们所记忆的体验的边缘[19]。换言之，这些故事决定着个体认为在自己的生活中应当满足什么样的期望、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影响个体如何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
故事从不在真空中生成。Madigan进一步指出，要分析故事的生成过程就需要去分析个体是依赖于谁在讲述故事，是从哪种道德信仰的角度来讲述故事，依赖何种权威讲述故事[19]。为避免叙事停留于文本层面的“自我陈述”，本研究将叙事置回个体所处的情境：Bourdieu对场域和惯习的论述使我们看见，家庭与社区的早期经验沉淀为惯习，进入高校与机构后，与课程制度、实习规则、岗位机会发生“适配/错配”，文化/社会/象征资本的可转化性决定了“说得出的承诺”能否成为“做得出的路径”[20] [21]。在微观行动层面，Lent等人的社会认知职业理论(SCCT)解释了自我效能与结果期待如何在关键事件中被放大或折损，从而牵引职业去向[22]；Lave与Wenger的实践共同体与“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揭示学生如何通过督导、同侪、项目而获得“像社工那样行动”的身份阶梯[23] [24]；Honneth的承认理论提醒我们，来自家庭、导师、机构与公众的承认/失认，会直接作用于自尊与自信，进而影响认同的稳定性与承诺的韧性[25]。概而论之，个体内部自我感知与外部环境感知共同塑造了个体有关职业的“故事”，进而影响个体对某种职业的认同感。
西部地区情境则赋予上述理论回顾以“在地性”特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家校教育理念不同步，社会工作者的岗位薪酬相对稀薄、政策节律波动与职业声望较低[26]，意味着机会结构与承认循环更易中断，叙事中的“路径故事”更易被挫折情节改写和强化。本研究据此主张：个体职业认同的形成主要受其内部自我感知与外部环境感知的影响。
2.2. 分析框架
本研究将社工专业本科生的职业认同生成过程界定为一条由内部自我感知与外部环境感知持续互动而生成的叙事实践路线，进而建构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见图1)。内部自我感知可被理解为个体对自身价值取向、能力边界与自我效能的叙事性把握，而外部环境感知则是个体对自身所处场域对职业的薪酬、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等特征的情境化体验。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deal types and formation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social work undergraduates
图1. 社工专业本科生职业认同的理想类型与生成过程的分析框架
首先，本研究认为，社工专业本科生的职业认同自其初次认识并接触“社会工作者”这一职业角色起便已开始生成，其间存在明显的高低厚薄之分。所谓“内部自我感知的高/低”，主要依据个体在叙事中对自身价值取向、能力边界与自我效能的自觉程度来判断：若学生能够在访谈中清晰表述职业价值信念，展现稳定的职业动机与行动规划，且对个人能动性具有正向评价，则视为“高”；若其叙事呈现模糊、矛盾或明显的自我否定，则视为“低”。“外部环境感知的高/低”则根据其对薪酬水平、岗位密度、职业声望、社会认可度等外部结构条件的主观体验与价值判断来界定：当学生普遍报告获得正向反馈(如督导评价、家庭支持、社会认可、政策激励)，并将其内化为职业信念时，即判定为“高”；若其叙事中反复出现制度性边缘化、社会贬低与前景不确定的经验，则判定为“低”。这种双维度的操作性界定，为后续理想类型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分析基准。其次，社工专业本科生的职业认同在关键事件的触发中不断增强或衰减。无论是一次优质的实习督导、一段高强度的服务经历，抑或一次公开的正向评价、一次来自家庭的否定，都可能成为内部自我感知的关键拐点。当内部感知得到强化，个体便能以更稳固的自我叙事回应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其在实践场景中的自我效能也随之提升，形成职业选择上的持续承诺与情感黏着；相反，当内部感知受挫，个体更容易在外部压力与否定中产生摇摆与动摇，削弱职业认同的凝聚力，甚至陷入“职业失语”的潜在危机[27]。与此同时，外部环境感知的波动亦会反过来深刻塑造内部叙事。若外部环境在薪酬、地位、声望等方面提供正向反馈，学生便更容易将这种经验内化为身份标签与价值信念，强化其对“社工”职业的归属感与自豪感[28]；反之，若外部环境充斥着忽视、贬低与制度性排斥，则可能侵蚀个体的价值坚守，使其叙事陷入矛盾，进而削弱职业认同的厚度与稳定性[29]。可以说，外部环境感知既是内部自我感知的触发器，也是其验证与修正的参照系。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社工专业本科生职业认同的生成与变化的过程并非仅发生在家庭、社区或高校这些场域，而是深刻嵌入了西部地区的宏观制度与文化环境。较其他地区而言，西部地区的制度供给与文化氛围较为稀薄与滞后，塑造了他们理解与评价社会工作者这一职业的方式。在这一更为宏观的场域中，岗位密度的不均导致社会工作实践机会的高度竞争化，使得许多学生在尚未进入场域之前，便已在心理上承受“缺席可能”的压力；购买服务节律的间歇性与不确定性，使得职业路径的连续性被切割为零散的项目周期，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轨迹与经验积累；政社关系的结构性张力，则使社会工作实践处于行政逻辑与专业逻辑的夹缝之中，个体往往需要在服务的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双重要求中反复摇摆。与此同时，“体面工作”的社会想象不断透过家庭评价、同辈比较与社会舆论渗入社工专业本科生的认知，使得他们在外部环境感知上始终背负一种“低薪–低地位”的象征性劣势。正如Madigan所指出的，给予当事人建议或为其贴上标签的权力，并非源自单向的专业话语，而是建立在一种不被质疑的权威与特权之上，而这种权威与特权，正是由专业人士与那些寻求其帮助的人在互动中共同建构和赋予的[19]。
最后，本研究基于内部自我感知与外部环境感知两重维度划分，构建出理想进路型、意义迷失、缺乏支持型和孤立迷茫型四种职业认同的理想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种理想类型的主要特征和生成过程，最终提出干预策略。然而，需要补充的是，在实际中还存在一类游离于这四种类型边缘甚至之外的学生，他们的职业认同状态呈现出阶段性的波动与类型间的过渡特征。本研究将其概括为“摇摆型”。这类学生在某些阶段可能表现出接近理想进路型的积极状态，但在遭遇家庭否定、就业压力或制度挫折后，又可能迅速滑向意义迷失型或缺乏支持型；部分学生甚至在同一阶段同时呈现相互矛盾的叙事，既认可社会工作的价值，又对职业前景心存退意。这一现象表明，职业认同并非一旦生成便固化不变，而是可能在不同情境与阶段中出现减弱、摇摆甚至类型转换的动态过程。故此处仅对“摇摆型”作简要提出与说明，旨在提示职业认同发展过程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3. 田野调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田野是一所位于我国西部省会城市的高校的社会工作系。G高校社会工作系具有鲜明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社工专业本科教育的制度场域，涵盖课程体系、师生互动与行政管理等层面，展现出专业教育的制度性逻辑；另一方面，它又是社工专业本科生的日常生活场域，承载着学习和生活、就业选择及朋辈关系等多重元素，呈现出职业认同生成的生活化维度。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三类群体：一是G高校社会工作系所在二级学院的处级领导与辅导员，他们负责日常管理、心理健康与生涯规划等学生工作，对学院整体运行与专业建设有关键影响；二是社会工作系的授课教师，他们既是知识传递的主体，也是学生认同的榜样与参照；三是社会工作系的本科生与毕业生，作为核心的研究对象，他们的学习经历、职业规划与职业认同困境，构成了本研究的主要经验基础。在调查对象的基本构成上(见表1)，本研究共访谈了2019、2020、2021、2022四届社工本科生，每届20人，男女比例均衡。其中，2019届与2020届已毕业，部分升学，部分就业；2021届目前正处于毕业与就业过渡期；2022届仍在本科在读阶段，以实习为主。此外，还访谈了2名社工系授课教师、2名二级学院辅导员与2名处级领导，构成了多维度的田野样本结构。
Table 1. Overview of interview participants information
表1. 访谈对象信息概览表
编号 |
类别 |
访谈人数 |
男女比例 |
备注 |
A |
2019届社工本科生 |
20 |
1:1 |
升学3人，其余就业 |
B |
2020届社工本科生 |
20 |
1:1 |
升学4人，其余就业 |
C |
2021届社工本科生 |
20 |
1:1 |
升学3人，其余就业 |
D |
2022届社工本科生 |
20 |
1:1 |
未毕业，正在实习 |
E |
社工系授课教师 |
2 |
1:1 |
— |
F |
二级学院辅导员 |
2 |
1:1 |
— |
G |
二级学院处级领导 |
2 |
1:1 |
— |
在研究时间维度的设计上，笔者在2019年至2024年间持续观察G高校社工专业本科生，历经四届学生群体，形成纵向跟踪。在纵向时间维度上，笔者跟踪2019~2022四届学生从入学到实习再到就业的全过程，记录他们在不同阶段职业认同的波动轨迹，从而捕捉职业认同生成的动态性与阶段性。在横向维度上，笔者在同一时间节点对四届学生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年级群体在职业认同上的差异。这种纵横交织的研究设计，使本研究既能呈现时间中的演化逻辑，也能展示同一语境下的横向差异。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取半结构式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访谈强调“开放性追问”的策略，通过引导受访者讲述自身的学习、实习与职业规划故事，获得其职业认同的叙事实践。正如怀特与艾普斯顿所指出的，访谈能够为当事人提供一种重新理解自身生活经验的能量，使其不再被动地接受外部定义，而是主动参与意义的生成[18]。观察方法则侧重于日常学习与校园活动情境，补充访谈难以揭示的非言说性经验与行为表现。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出身的研究者，笔者在进入田野时既具备一定的“内部人”身份，也面临可能的“身份偏置”。在访谈中，笔者对“是否会引导受访者”的问题保持高度自觉：一方面，社工研究本身强调助人视角，研究者的专业背景难以完全剥离；另一方面，研究者的介入亦可能构成某种“话语权威”，影响受访者的表达。对此，本研究采取了两点伦理策略：其一，在访谈设计中尽可能采用开放性追问，避免过度引导；其二，在资料分析中保持对研究者立场的反思，警惕将自身专业经验投射为受访者的真实心声。
4. 类型生成：社工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的理想类型
社工专业本科生的职业认同并非均质单一路径，而是随着内部自我感知与外部环境感知的张力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分化结果。不同个体在家庭、社区、学校场域的再生成过程以及关键事件的触发作用下，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职业认同状态。这些状态虽然纷繁复杂，但经由系统化归纳与理想类型的建构，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其核心模式。本研究将这种职业认同的分化提炼为四种理想类型：理想进路型、意义迷失型、缺乏支持型与孤立迷茫型。它们分别对应着内部自我感知与外部环境感知的不同组合，既是对现实经验的抽象化概括，也是对职业认同生成过程的理论化阐述。
4.1. 理想进路型
理想进路型可以被视为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职业认同的最理想化形态，其核心特征是内部自我感知与外部环境感知的双高状态。这类学生不仅能够在价值取向、能力边界与自我效能感的叙事中建构积极而完整的“职业故事”，还能够在外部环境中获得持续而稳定的正向反馈，包括家庭的充分支持、教师的积极鼓励、朋辈的情感认同以及社会实践中的高度评价。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良性循环：内部的价值自觉与外部的情境肯认彼此嵌套，使他们在个人成长与社会期待之间找到稳定的锚点，从而呈现出高度一致的价值认同与行动路径。
在基本特征上，这类学生普遍表现出对社会工作的高度使命感与价值承诺。他们在访谈中频繁使用“责任”“理想”“助人自助”“社会正义”等关键词来描述自身的职业追求，呈现出鲜明的专业价值取向。他们不仅在课堂学习中保持优异成绩，而且积极参与科研项目与学术讨论，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以及校内外比赛中展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对他们而言，社会工作并非一门纯粹的学科，而是一种内在化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使命。这种价值驱动的力量往往使他们在面对现实困境时表现出较高的心理韧性：当遭遇实务中的制度限制或资源匮乏，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叙事重构来解释挫折，将短期的困难转化为个人成长的契机，而非削弱自身的职业信念。
“社会工作虽然不是学校里的王牌专业，但学校很支持我们去参与社会实践，还跟很多机构有合作。我们班有一次组织去社区服务，我带了一个特殊儿童做游戏，回来后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表扬我，说‘你身上有种天然的亲和力’，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也许我真的适合做这份工作。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主动争取各类实践机会。我的辅导员也是我特别感激的人。大一的时候我有点迷茫，她就约我单独谈了很多次，从我的性格、兴趣聊到职业发展，甚至帮我分析是否适合读研。我们一直保持着一种像同行者的关系，她不是告诉我‘你该怎么做’，而是让我自己慢慢说出来，明白自己真正想做什么。当然，我觉得认同一份职业，不能只是觉得‘它有前景’或者‘别人都认可’，还要能在它里面找到自己。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相信我能成为一个职业社工，我也清楚这条路不会容易，但我愿意用时间去积累，去打磨。我看到过同行里很优秀的人，也觉得自己可以是其中的一员。”(20241009C2)
在生成过程上，理想进路型往往源于较为厚实的初始职业认同。家庭与社区的早期社会化经验为其提供了稳定的价值坐标，例如从小参与公益活动、耳濡目染家庭成员的志愿服务经历，或在成长过程中直接接触到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介入。这些早期经验使他们对“助人”这一价值具有天然的情感共鸣，并在价值排序中将“利他”置于显著位置。进入大学后，系统的专业课程学习和教师的学术引导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初始认同，使他们能够清晰地理解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与实务意义。与此同时，实习督导、校外项目和就业实践带来的积极反馈不断巩固他们的外部环境感知，让他们在关键的职业选择节点上一次又一次地确认专业选择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值得注意的是，理想进路型学生的出现并非偶然，他们往往具备相对优越的社会资源和个人资本。常见的群体特征包括学业成绩优异、家庭支持度高、社会网络相对丰富。他们通常拥有较强的自我调适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能够在校内外构建支持性网络，并灵活调动社会资源来应对学业和职业挑战。正是这种多重支持的叠加效应，提升了他们的内部效能感，降低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其在职业认同和生涯规划上表现出更高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在影响与后果方面，理想进路型学生的职业承诺度普遍最高，职业生涯规划也最为清晰。他们大多选择继续深造，攻读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或直接进入社会工作机构、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逐渐成长为专业领域的中坚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在同伴群体中具有显著的示范与引领效应：他们通过分享学习经验、职业规划与实践心得，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同学的价值取向与职业认同，进而在整体上提升社工专业学生群体的职业认同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进路型不仅是一种个体的职业认同类型，更是一种群体性的再生产机制，通过个体的积极行动与集体的模仿效应，推动着社会工作专业整体认同的代际传递与持续深化。
4.2. 意义迷失型
意义迷失型是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职业认同中较为常见的一类矛盾状态，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内部自我感知水平较低，而外部环境感知水平较高。换言之，这类学生虽然在外部环境中持续获得相对积极的反馈，例如社会舆论对社工价值的肯定、实习机构对其实务能力的认可、教师与朋辈的赞许，甚至来自服务对象的直接表扬，但这些外部激励并未真正沉淀为内在的价值承诺。他们在叙事中缺乏对“社会工作”这一职业身份的深层信念与情感依附，其职业认同更多是一种“外在评价驱动”的状态，呈现出外部光鲜与内部空心并存的独特形态。
在基本特征上，意义迷失型学生普遍呈现出一种“外热内冷”的双重面貌：他们能够在社会实践、课程作业、志愿服务等环节顺利完成任务，表现出与理想型学生相似的执行力和责任感，甚至在实习中屡次得到服务对象或用人单位的表扬。然而，当话题转向个人职业规划时，他们常表现出明显的犹豫与模糊——诸如“别人觉得我们专业很有意义，但我自己并没有太多感觉”“虽然实习效果还不错，但我看不到这条路的未来”等表述频繁出现。表面上的积极参与与内心的价值冷感形成鲜明反差，反映出他们的职业认同更多依赖外部赋予，而缺乏内生性的价值驱动。
“我知道我们学校的社工专业老师都很优秀的，也都挺负责的，经常会为我们提供机会去实地参访、参加讲座、听行业前辈分享经验。有时候看着那些师兄师姐说自己怎么从社工走上职业发展的道路，我其实心里也挺羡慕的。但说实话，我好像始终找不到那种‘这就是我要的’感觉。每次实习回来，别人都能谈出很多心得和反思，我就只是觉得完成了任务而已，也说不上哪里不好，但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投入的感觉。包括以后想做什么，我也说不上来。考研？工作？换专业？都想过，但哪一个都没有让我真正觉得‘这就是我想走的路’。我不是不努力，我也不是完全没目标，而是好像缺了一个核心支点，让我真正相信这条路是我愿意走下去的。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像个旁观者，在一个还不错的环境里，别人都在前进，我却总在原地打转。”(20240923B3)
在生成过程上，意义迷失型学生往往缺乏稳固的初始认同。他们进入社工专业的路径多为被动，例如因高考分数匹配、家长或老师建议、志愿调剂等“偶然性”因素，而非出于对专业使命的深入了解或对助人价值的内在热爱。进入高校后，虽然系统的专业课程和社会实践为他们提供了知识与技能，但这些学习经历并未点燃强烈的职业兴趣，更多只是完成学业的任务。相反，他们往往依赖外部环境的正向反馈来维持自我效能感，通过成绩、教师评价或服务对象的感谢来获得短期的心理满足。然而，当外部反馈不足以持续或面临现实压力(如就业竞争、社会偏见、薪酬低迷)时，这种以外部评价为主的认同结构便会出现裂缝，使他们在“会做”与“想做”之间产生显著的断裂。
“整个学习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其实并不适合社会工作，但周围的老师们似乎一直在把我往这条路上推。刚入学的时候我也曾经怀着一点期待去参与各种实务，可是越学下去越发现，那些课程里的理念和价值对我来说很遥远。虽然在具体的实务操作上我做得还算不错，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时经常得到老师的肯定，也常常被同学夸奖，但那些外在的认可并没有让我对社工产生真正的兴趣。每次听到老师们在课堂上或活动中不断强调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使命，我心里都很平静，仿佛那不是我想要去相信或投入的东西。这种疏离在就业阶段更明显。记得有一次，老师甚至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某某市的社工协会秘书长职位正好空缺，鼓励我抓住机会投递简历，还说我的经历和能力完全胜任。但我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有些无所适从，甚至觉得有点压力。我知道老师是真心为我好，也认可我的能力，可我内心并没有投身社工领域的意愿，我家里也不希望我做社工。”(20240923A7)
这种生成逻辑也与其社会化背景密切相关。意义迷失型学生的家庭和社区往往对社会工作缺乏了解与认可，难以为其提供认同的初始土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较少接触公益志愿、社区参与等社会化经验，也缺乏身边榜样的长期影响。在高校阶段，这类学生与教师、同伴之间的联结往往相对浅层，缺乏足够的价值澄清与意义建构机会，因而难以将外部实践中感受到的“社会工作重要性”内化为稳定的自我认同。
在影响与后果方面，意义迷失型学生往往陷入一种带有工具性理性的就业困境。他们可能因为外部认可而选择暂时留在社会工作领域，继续参加项目或考取相关证书，但由于缺乏内在价值认同，其职业选择的承诺度普遍不高。当面对就业压力、社会偏见或经济回报的现实冲击时，他们更容易动摇，转而寻求薪酬更高、社会地位更高或发展路径更清晰的职业。这种状态不仅影响其自身的职业稳定性，也可能在同伴群体中产生消极的示范效应：他们在交往中流露出的迷惘、犹豫与价值困惑，可能削弱同学对专业的整体信心，进而影响社工专业学生群体的职业认同氛围。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意义迷失型是一种“外部繁盛、内部空心”的职业认同形态，其潜在危机在于：一旦外部支持因制度变动、社会环境恶化或个人生活变故而中断，缺乏内在动力的他们便容易陷入深度的职业倦怠与身份失落。这不仅揭示了个体认同生成的脆弱性，也折射出当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职业结构在职业认同方面的张力与缺口。
4.3. 缺乏支持型
缺乏支持型是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职业认同中一种颇具张力的典型形态，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内部自我感知水平较高，而外部环境感知水平较低。这类学生往往对社会工作怀有真诚的热情与稳定的价值信念，能够在自我叙事中反复强调“助人自助”“社会公平”与“专业使命”等关键词，展现出与理想进路型相近的价值坚守。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实际经验中频繁遭遇来自外部环境的冷遇与阻滞——低薪酬、社会评价模糊、就业机会稀缺、制度性支持不足，构成了他们日常感知的现实背景。由此，他们的职业认同呈现出一种“内心炽热、外部冰冷”的状态：热情与理想在内心积聚，却缺乏外部的制度保障与社会回应。
在基本特征上，缺乏支持型学生普遍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气质。他们在课堂学习中保持高度投入，积极参与与社会正义、弱势群体权益相关的讨论，常常能够将专业知识与现实议题联系起来；在实习和社会服务中，他们不仅能够主动承担任务，还往往扮演组织者与推动者的角色，以弥补机构资源不足的缺口。访谈中，这类学生经常流露出矛盾的情绪：“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但家人不理解”“社会认可度太低，连朋友都劝我换专业”“即使老师很鼓励我，家里还是觉得这条路太辛苦”。他们的叙述呈现出一种双重张力：一方面坚信社会工作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外部现实带来的不确定与挫败。
“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挺喜欢社工的，我觉得社工很有意义，也能看到社会的需要在哪。像我高中的时候就经常参加志愿服务，那种帮助人的感觉让我很有成就感。我也不是那种学习差的学生，专业成绩在班里算前几名，自己也去参加了几个学生社团，尽量让自己多尝试些有用的东西。但说实话，有时候越努力越失落。我们专业的见习机会特别少，有次我争取了一个机会，可是去了发现根本没人管你，也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带你，我们最后就是坐在那里填表、扫地、打杂，根本看不到真正的服务内容和过程。我后来和同学交流才知道，大家都差不多，校内的资源本来就很少，老师也很少会一对一指导你怎么成为一个优秀的社工。我们也经常去找老师问未来方向，但他们要么说‘可以去考社工师’，要么就是‘看你自己感兴趣什么’，说白了还是得靠自己。我也问过家里人，但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行业，说‘不如去考编’。每次说起我的专业，亲戚就笑着说‘你以后是不是要去当义工’这话说着没恶意，但我心里真的挺不是滋味的。我不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或者说，没人带我走过去。我自己是真的很努力，但有时候还是会怀疑，到底有没有人在意我们这些有理想的学生？”(20241019D9)
在生成过程上，缺乏支持型学生通常拥有较为厚实的初始认同。他们可能来自具有公益意识或社区参与传统的家庭，或在青少年时期就长期参与志愿服务、慈善活动，从而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对助人价值的坚定信念。进入高校后，系统的专业课程与教师的学术引导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专业认知，使其内部感知持续增强。然而，当他们走出校园进入实习或就业场域时，却直面制度性与文化性支持的匮乏：基层机构人手紧张、薪酬待遇长期偏低、社会工作专业身份在公众眼中模糊不清。许多学生在实习中会遇到职责不明、晋升通道受限、项目经费不稳定等现实问题，这些经历削弱了他们对外部环境的信任感，也使得“热情难以落地”的挫败感不断累积。在群体特征上，缺乏支持型多出现在那些对社会工作有明确兴趣、学业成绩中上、积极参与实习与科研项目的学生中。他们往往家庭经济条件普通，无法依赖家庭资源来抵御外部压力，也缺乏来自社会的额外保障。对于来自中小城市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而言，当地就业机会的稀缺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外部感知负面性。即便在校期间表现活跃、成绩优异，他们仍可能在毕业时因现实困境而感到前路未卜。
“我当时是调剂进来的，现在做的是房地产行业。其实学了四年社工下来，我对社工还是很有感情的，尤其是大二大三的时候，我的好朋友是学校社工协会和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经常邀请我一起去做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的经验和感受都让我受用很多，让我对社工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同感，当时总想着将来一定要从事社会工作专业。但是如果做社会工作，我就没办法维持我的生计，我家里需要钱，我妹妹上学也要钱，我不能为了自己追求‘助人自助’的理想而不顾家里的需求。我的学习成绩也不足以确保我升学。西部地区没有什么做社工的好机会，于是我往东南沿海一带走，做来做去，发现高薪酬的社工我无法胜任，能胜任的薪酬又很少，无奈之下我只能做现在这份工作。”(20240813A1)
在影响与后果方面，缺乏支持型学生的职业承诺度经常受到严峻考验。他们可能因为坚持理想而选择继续深造，通过硕士或博士教育来延缓现实压力，并借助学术身份获取更稳定的职业空间；也可能在长期的外部挫败中逐渐丧失职业认同，转而流向教育、金融、管理等其他非对口领域。在职业选择的关键节点上，他们所面临的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外部支持缺失与内心理想的拉扯。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学生的处境具有高度的象征性：他们代表了“热情被消磨”的风险，揭示出社会工作专业在制度化与职业化过程中若缺乏社会承认与政策支持，便可能导致最具热情与使命感的学生逐渐流失。这不仅是个体职业发展的隐忧，也在群体层面削弱了社会工作专业的整体职业认同与社会影响力。
4.4. 孤立迷茫型
孤立迷茫型是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职业认同中最为脆弱、风险最高的一类形态，其核心特征在于内部自我感知水平低、外部环境感知水平同样低。他们既未在自我叙事中形成对社会工作职业的稳定认同，也未从社会、家庭或学校等外部环境中获得积极反馈。内部匮乏与外部冷遇的叠加，使他们在职业认同生成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孤立无援、方向缺失的状态：既缺少内在的价值支撑，又缺乏外界的肯定与引导，仿佛漂浮在一片没有锚点的职业空间之中。
“在我们学院，确实存在小部分学生，他们在整个专业培养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相对沉默、边缘的位置。你会发现，他们不是不配合，而是很难真正参与进来。无论是课堂上的讨论，还是实习实践中的反馈，他们往往缺乏主动性。很多时候，即便给予了他们学习资源或实践机会，他们也表现出明显的迟疑与疏离，不知道如何使用，也很少寻求帮助。你问他对专业的理解，他会用很模糊的词语回答你，比如‘好像不太适合我’‘没什么感觉’‘其实我也不清楚’。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评价普遍偏低，在职业认同上也极度空泛。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与学校提供的支持体系，如生涯指导、朋辈辅导等常常处于信息隔离的状态。不是资源不存在，而是他们已经在心理上与环境之间建立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感受不到支持，也没有动力去寻找。”(20240927F1)
在基本特征上，这类学生通常表现出对专业的冷漠与对未来的茫然。他们在课堂上多以被动的姿态存在，很少主动发言或参与讨论，即便完成课程任务，也更多停留在应付层面而非主动探索；在实习和社会实践中，他们往往以“完成任务”为最低要求，很少展现出自发的学习兴趣或专业热情。访谈资料中，这类学生经常使用“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这个专业没有前途”“就业看不到方向”等带有无力感的言语，直接揭示了他们的职业认同尚未成形，甚至带有明显的抗拒情绪。与缺乏支持型学生相比，他们不仅在外部环境中得不到正向反馈，更缺少坚持理想的内在动力，呈现出“外冷内淡”的双重失落。
“我不是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越学越迷茫，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进入这个专业的节奏吧。课程有很多，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知识跟现实有什么关系。老师讲的那些社会服务理论听起来很高大上，可每次到实务环节我都觉得无从下手。实习也不是没去过，但就是觉得自己像个‘外人’，只是在走程序。学校其实也有一些职业讲座和生涯规划课，可那些内容对我来说太抽象了，讲得多但感觉不到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有时候我真的想找人聊聊，但身边好像没有特别能倾诉的朋友，老师也很忙，我也不太敢去麻烦他们。家里人也不太懂我学这个，他们一直说这个专业‘没出路’，我就更不想说了。其实我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努力。我常常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别人能去竞赛、能拿奖学金、能发表文章，我好像永远都只能看着。我曾经试图告诉自己‘慢慢来’，可每次想做点什么的时候，总会有种说不出的空虚感，好像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我不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我根本就不适合这个专业。但又想，退也不是，留也没希望。最后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不上不下，也不知道怎么走下去。”(20241027B14)
在生成过程上，孤立迷茫型的学生往往自始便缺乏稳固的初始认同。他们大多因分数调剂、家庭安排或志愿被动而进入社会工作专业，个人兴趣与专业选择之间缺少契合点。进入高校后，由于缺乏有效的支持系统，他们未能从课程学习、教师指导或同伴关系中获得价值确认；在实习与社会实践中，机构的忽视、社会的低评价以及职业前景的模糊更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无力感。这一轨迹呈现出典型的“内外双重失灵”：内部缺乏职业理想与自我效能的激励，外部又缺乏结构性的承认与支持，两者相互强化，形成难以突破的消极循环。从社会化背景来看，孤立迷茫型学生的家庭和社区往往对社会工作缺乏了解与重视，甚至可能持有轻视态度，使其缺少职业认同的初始土壤。与此同时，他们在校内的社会支持网络普遍十分有限，缺乏与教师和同学的深度互动，难以获得情感陪伴或学术引导。一些学生由于性格内向、社交焦虑或经济压力，更加倾向于自我封闭，进一步削弱了外部环境感知的积极性。这种结构性孤立不仅源于个人性格或选择，也与专业教育中的资源分配、导师制度、课程设计等制度性因素密切相关。
在影响与后果方面，孤立迷茫型学生的职业承诺度普遍最低，未来职业走向极为不确定。他们很可能在毕业后完全转离社会工作领域，进入与专业毫无关联的行业，甚至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工作，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轨迹。缺乏自我认同与外部支持的双重困境，使他们在求职与职业发展中容易产生持续的身份漂移与心理倦怠，部分学生甚至表现出明显的职业冷漠或逃避倾向。从群体效应来看，孤立迷茫型的存在不仅折射出个体层面的价值迷失，更揭示了制度与教育层面的支持缺口：如果这一类型在专业学生中比例过高，势必削弱整个社工专业的职业认同氛围，增加人才流失率，并对社会工作学科的长期发展构成挑战。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孤立迷茫型学生的处境为社会工作教育与政策建设提供了重要警示。单纯依赖课程设置或短期实习难以扭转他们的认同困境，必须通过多层次支持体系——包括入学前的职业宣介、校内导师制、朋辈支持网络、长期实务督导以及社会舆论的正向引导——来弥补其初始认同不足，提供持续的情感联结与现实机会。否则，这一群体不仅会在个体层面陷入长期的职业失序，更会在集体层面削弱社会工作专业的公共形象与社会影响力。
综上所述，四种理想类型从“高位契合”到“双重低位”，共同勾勒出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职业认同由巅至谷的各种理想类型。这一分类不仅说明职业认同并非静态的单向选择，而是一个在社会化历程中不断生成、调整与重构的动态过程，也表明学生的认同状态具有可塑性与可转化的潜在空间。换言之，职业认同并非单纯由个体意志决定，更受到家庭背景、学校教育、社会舆论、就业结构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其变化是结构性力量与个体行动互动的结果。
5. 结论、局限性和讨论
在前文对四种理想类型及其生成机制的梳理中可以看到，社工专业本科生的职业认同是在内部自我感知与外部环境感知的交互中不断变化。关键事件、情境互动与叙事重构构成了其变化的技术过程；同时，西部地区的岗位密度、政策节律与职业声望等宏观脉络，对个体认同的形成与耗散具有显著的情境约束。基于此，本研究主张以家庭–社区–学校–政府四层协同为基本框架，遵循“识别–介入–巩固”的逻辑，提出可操作的流程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以西部某省会高校社会工作系为田野，历时四年，通过四届学生的纵向跟踪与横向比较，揭示了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职业认同在内部自我感知与外部环境感知交互作用下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学生的职业认同呈现出一个由“高位契合”到“双重低位”的光谱化谱系，并在不同类型中体现出差异化的互动模式。其中，理想进路型表现为内外双高的良性循环，学生能够在价值驱动与实践反馈之间形成稳定闭环，展现出自我效能、专业信念与环境承认的高度契合；意义迷失型则外部激励充足而内部认同稀薄，呈现“外热内冷”的矛盾结构，职业选择更多依赖外部评价；缺乏支持型在坚实的内部认同基础上持续遭遇外部冷遇，形成“内心炽热、外部冰冷”的拉扯，折射出制度供给不足对理想主义者的消磨效应；而孤立迷茫型则是内外双重失灵的叠加结果，既缺乏初始认同，又缺少环境支撑，在教育情境中难以找到稳定的自我定位。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社会工作教育关于职业认同的实证研究，也为理解青年专业认同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它表明，在制度供给相对稀薄的西部地区，职业认同的稳固生成需要多重力量的持续作用：家庭支持、社区实践、学校培养与政策保障缺一不可。该结论为后续教育干预、课程改革及制度设计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推动西部地区社会工作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5.2.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在研究范围上，本研究以西部某省会城市G高校社会工作系为单一案例展开分析，虽通过四届学生的纵向追踪与横向比较丰富了材料维度，但其所揭示的理想类型与生成机制仍深深嵌入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与制度情境之中，难以直接推广至其他类型院校或地区。G高校的办学定位、学生来源结构与地方政策节律具有鲜明的在地性，其所反映的职业认同状态与机制更多体现的是“情境可迁移性”，而非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在不同区域和院校类型中可能呈现出差异性，未来研究可通过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与类型的高校中开展多点比较与验证，进一步检验本研究所提出的理想类型划分与生成机制的适用性与稳定性。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依赖半结构式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收集资料，虽然尽可能通过时间序列与叙事实践的方式还原职业认同的动态变化，但仍不可避免地存在回忆偏误、叙事修饰以及研究者立场性的潜在影响。此外，本研究未能系统纳入用人单位、家庭成员与政策制定者等多元主体的观点，使得“教育场域–用人场域–政策场域”的分析链条在验证上仍有待加强。最后，在时间维度上，研究对象主要是集中于2019~2022年入学的大学生，这一时期恰逢疫情冲击与地方财政压力叠加，对外部环境感知与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可能具有阶段性特征。未来研究可通过更长时间跨度与混合方法设计，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稳健性。
5.3. 讨论
在西部地区制度供给稀薄、职业声望偏低的现实背景下，仅依靠单一的学校教育已难以支撑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职业认同的稳固生成。学生在从入学到毕业的过程中，往往同时面临家庭认知不足、社区资源有限、学校培养链条断裂以及就业制度不完善等多重挑战，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可能削弱其认同感并加速流失。因此，构建一个多层次、跨主体的协同干预体系，成为强化职业认同的关键。结合本研究的实证发现，这一体系至少需要在以下四个相互嵌套的层面上形成合力：
第一，家庭支持的情感起点。家庭是学生价值认同的第一社会化场域，也是职业选择的情感支撑。西部不少家长仍对社会工作存有刻板印象，认为“前途有限”，在学生入学之初便埋下认同困境。高校和地方政府应通过入学宣讲、家校沟通和校友分享，向家长普及社工知识与就业案例，帮助家庭理解专业价值，为学生提供积极的情感土壤与初始支持。第二，社区实践的在地承接。社区是学生体验专业价值、检验实践能力的直接场域。依托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网络和校地合作项目，可为学生提供真实、持续的实践机会，使其在与服务对象的互动中获得承认与意义感，将课堂知识转化为职业动力。尤其在西部，这类实践不仅是能力训练，更是“情境化教育”，促使学生在面对社会矛盾与资源不足时深化对公共价值的理解，并积累可叙述的成长经验。第三，学校教育的系统培育。高校应在课程设计、实践教学与导师制度上形成闭环，强化叙事实践、案例教学与跨学科课程的联动，帮助学生在理论学习中建构意义框架，并完善学业–实习–就业的衔接机制，避免因制度断裂产生“过渡焦虑”。同时，应加强导师制与朋辈辅导，为学生提供持续的价值确认与职业引导，提升自我效能感。第四，政府政策的制度保障。地方政府在岗位供给、薪酬待遇、职业晋升和政策节律上的支持，是学生外部环境感知的决定性因素。当前西部普遍存在岗位不足、薪酬偏低、晋升渠道模糊等问题，削弱了学生对专业前景的信心。政府应完善职称评定体系、提高基层薪酬并鼓励社会组织发展，构建稳定的职业发展通道，减少就业不确定性并提升社会工作的公共声望。
以上四个层面的协同发力，不仅可以在情感–实践–教育–制度的多维度上形成稳定的支持链条，为西部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职业认同提供坚实而长效的生成机制，更有助于推动西部地区社会工作教育整体生态的改善。未来，随着社会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区域发展的逐步深化，家庭、社区、学校与政府的联动有望从“各自为战”走向体系化合作，进而在更大范围内提升社会工作的职业声望与吸引力，为西部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专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