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与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为提高收入、改善自身生活水平，这部分群体选择进城务工，出现了明显的民工潮。在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只能将子女留在农村，由祖父母或外祖母代为监护，由此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留守儿童。
在200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条件》(国发〔2006〕5号)，要求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这是国家首次从政策层面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整治。地方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予以保障，广东省民政部印发《广东省加强儿童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粤民规字〔2020〕5号)，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统计数据，2022年国内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在校生1086.6万，相比于2018年减少了463.95万，人数下降幅度大，但数量仍不容小觑。儿童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乃至国家的未来，但是留守儿童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弱势群体，呼吁社会各界加大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与支持。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我国近十年留守儿童犯罪、自杀等事件频繁发生。留守儿童感情心理的缺失，对社会产生各种极端的认知，让大众不禁反思多年后的他们如何对待现在的社会。留守儿童的问题不仅是孩子个人的问题，也与社会发展进步息息相关。
目前，农村留守儿童面临较多的问题。留守儿童现象迫使流动人口长期陷入“候鸟式”的两地奔波困境，这种状况抑制了他们长期居留的意愿[1]。流动儿童在城市中面临“入学难”的问题，这迫使部分流动人口选择迁回农村，从而削弱了城市的劳动力供给，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流动人口因子女留守家乡而向家中寄款的行为，不仅减少了他们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还进一步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3]。许多外出务工劳动者选择将子女随迁至新城市，但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生活中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包括落户和入学问题、难以进入公办学校，以及教育负担过重等[4]-[7]。住房支出的增加显著挤占了流动人口的非住房消费能力，导致他们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将家人或子女迁移到城市[8] [9]。
众多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是导致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因素。落户门槛和随迁子女入学门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子女随迁，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10]-[12]。社区公共服务的不足以及城市对外部经济依赖的加剧，可能会提高流动人口子女成为留守儿童的概率。社区公共服务的匮乏，使得流动人口家庭在城市中难以获得稳定的支持和保障，而城市出口依存度的提高则可能导致经济的不稳定性，从而增加了留守儿童的数量[13]。此外，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迁移距离、子女的年龄、性别等都会影响流动人口的随迁决策[14]-[16]。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由于受制于研究方法(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缺乏对数据进一步的剖析)和研究数据(使用统计公报中的数据作为样本，忽略了各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异)等因素，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家庭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为了揭示儿童留守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需要运用更准确的实证方法，明晰农村儿童留守所受关键影响因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促进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
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主要借鉴“推–拉”理论和家庭系统理论，构建一个理解农村儿童留守决策的分析框架。“推–拉”理论认为，迁移决策是原住地的推力与目的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儿童而言，留守与否的决策同样受到农村的“推力”(如教育资源匮乏、家庭经济压力)和父母务工城市的“拉力”(如更高收入、更好发展机会)以及相反的“阻力”(如城市高生活成本、入学门槛)的影响。家庭系统理论则强调家庭是一个整体，父母的外出务工决策是家庭在特定资源与约束下，为实现整体利益(如经济收入最大化、子女未来发展最优化)而做出的策略性安排。在此理论框架下，农村儿童留守问题的形成是儿童个人、家庭、农民工生存状态及社会四个层面因素共同“推拉”的结果(见图1)。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图1. 农村儿童留守的分析框架
基于家庭系统理论中的资源分配策略，家庭可能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儿童采取不同的随迁策略。其中，在部分农村家庭中，对男孩和女孩的角色期望和教育方式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父母在决定是否外出打工时将孩子的性别加以考虑，进而影响儿童的留守状态。家庭可能更倾向于让男孩接受更好的教育，而让女孩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因此在部分农村家庭中，女孩留守的概率就相对越高。年龄因素也会在较大程度影响儿童的留守。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也相应增加，父母为了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更倾向于让子女跟随自己迁移，而不是留守在老家。学习成绩会影响农村儿童的留守，留守儿童可能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家庭教育缺失等多种原因，对学习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他们认为学习并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的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被打压，导致儿童更倾向于留在熟悉的环境中。基础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女孩、年龄越大、学习成绩越差者，留守的概率越高。
基于“推–拉”理论，家庭资源是核心的“拉力”。家庭资源包括父母的职业类型、家庭年均收入等。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父母而言，他们的工作往往不够稳定，收入也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携带子女随迁。父母的年龄越小，子女留守家中的可能性就越大。从事建筑业、加工制造业等工作的父母，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辛勤工作后无暇照顾子女，子女只能选择留守。相比之下，部分技术工人以及自主创业者等职业的父母则会有更加充足的时间照顾孩子，更有利于孩子随迁。一般而言，当父母的年均收入较高时，能够承担起孩子在城市中的各种费用，孩子越倾向于随迁。当父母的年均收入较低，经济压力大，孩子越容易留守。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
假设2：父母从事不稳定或低收入的职业、家庭年均收入越低，儿童留守的概率越高。
父母的务工年限和迁移距离构成了迁移的“成本”。务工人员在外工作的年限越长，往往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积攒收入。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他们的收入可能逐渐稳定并有所提升，为子女随迁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子女留守的可能性越小。迁移距离越远，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往往越高。这包括房租、交通等各项开支。为了减轻经济负担，务工人员可能会选择将子女留在农村，由家人照顾，以节省在城市中的生活费用。基础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务工年限越短、迁移距离越远，儿童留守的概率越高。
城乡社会的公共服务是关键的“推力”与“拉力”。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农民工子女大多数只能在务工地的民办学校读书，父母认为这类学校的教学水平较差，因此更倾向于子女留守。如果本地的自然资源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往往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对于务工人员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在家乡附近就能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减少外出务工的需求，从而降低儿童留守的可能性。基于此，提出假设4：
假设4：务工地教学资源水平越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儿童留守的概率越高。
3. 数据变量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24年在广东省韶关市开展的关于农村儿童发展状况的问卷调查。韶关市作为粤北地区的代表，其农村劳动力输出比例较高，留守儿童现象较为普遍，具备研究的典型性。抽样过程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第一阶段根据韶关市各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人口比例，随机抽取了4个县(区)。第二阶段在每个被抽中的县(区)中，随机抽取3~4个乡镇。第三阶段在每个样本乡镇，从所有符合条件的农村学校中随机抽取若干所。第四阶段在样本学校中，按年级分层，随机抽取符合研究定义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为确保两组样本的可比性，研究采用了配对抽样的思路，即在抽取一名留守儿童后，尽可能在同一学校、同一年级匹配一名性别相同、年龄相近的非留守儿童。最终，调查共发放问卷530份，回收有效问卷516份，有效回收率为97.4%。其中，留守儿童264份，非留守儿童252份。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该抽样策略有效地覆盖了韶关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地区，增强了研究结论在同类地区的推广价值(见表1)。
可以看出，被调查对象中，女性占比略高，为50.4%；儿童的年龄在6~11岁和12~16岁两组占比略高，分别为35.9%和35.2%；家庭收入主要集中于1~3万和3~5万，两者分别占比为33.5%和31.8%。
3.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的因变量“儿童是否为留守儿童”，本文将回答为“是”的样本赋值为１，回答为“否”的样本赋值为0。需要说明的是，问卷中有关这一问题有以下界定条件：一是儿童的年龄必须在16周岁以下；二是儿童的父母双方均在外地务工，或者其中一方离开家乡外出工作，而另一方由于某种现实条件无法履行监护管教职责，无法满足儿童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基本要求；三是儿童的父母外出时间需达到半年及以上。非留守儿童是指那些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的儿童。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表现为父母将子女带在身边，或者父母在老家工作且能每天返回家中陪伴儿童。非留守儿童群体涵盖了随迁子女以及在老家有父母陪伴的孩子。
Table 1.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participants
表1.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分布
统计指标 |
比例(%) |
统计指标 |
比例(%) |
儿童性别 |
|
儿童年龄 |
|
男 |
49.6 |
6岁以下 |
28.9 |
女 |
50.4 |
6~11岁 |
35.9 |
|
|
12~16岁 |
35.2 |
父母的平均年龄 |
|
家庭年均收入 |
|
20~29岁 |
28.7 |
1~3万 |
33.5 |
30~39岁 |
38.4 |
3~5万 |
31.8 |
40~49岁 |
27.1 |
5~9万 |
27.5 |
50岁以上 |
5.8 |
10万以上 |
7.2 |
自变量涵盖四个维度，其定义与操作化测量如下。儿童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和学习成绩，均通过问卷直接获取。家庭特征，包括父母平均年龄、父母职业类型和家庭年收入。农民工生存状态特征，包括父母的务工年限和迁移距离。社会特征包括务工地的教学水平、本地的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程度两个因素。其中，务工地的教学水平主观性较强，问卷测量时是被调查者根据老师教学水平、学校设施条件、学校升学机会等指标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以提高信度。本研究采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见表2、表3)。
3.3. 理论模型
在本文中，我们将农村儿童分为“留守”与“非留守”两大类，这一问题在本质上属于典型的二项分类范畴。该Logistic回归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其具体形式如下所示。设
表示农村儿童留守的概率，由此可知
表示农村儿童不留守的概率，
表示农村儿童留守的机会比例。它们均是由自变量向量X构成的非线性函数：
根据极大似然估计法对上式左右都取对数得：
Table 2. Variable assignment
表2. 变量赋值
变量 |
变量名 |
变量赋值 |
因变量 自变量 儿童个人特征 |
是否为留守儿童 儿童性别 儿童的年龄 儿童的学习成绩 |
是 = 1；否 = 0 男 = 1；女 = 2 6岁以下 = 1；6~11岁 = 2；12~16岁 = 3 差 = 1；中下等 = 2；中等 = 3； 中上等 = 4；优秀 = 5 |
家庭特征 农民工生存状态特征 社会因素 |
父母的平均年龄 父亲的职业类型 母亲的职业类型 家庭年均收入 务工人员的迁移距离 务工人员的务工年限 务工地的教学水平 |
20~29岁 = 1；30~39岁 = 2； 40~49岁 = 3；50岁以上 = 4 建筑业 = 1；加工制造业 = 2；农业 = 3；餐饮业 = 4；保安 = 5；个体户 = 6； 教育医疗职业 = 7；技术工人 = 8 建筑业 = 1；加工制造业 = 2；农业 = 3；餐饮业 = 4；保安 = 5；个体户 = 6； 教育医疗职业 = 7；技术工人 = 8 1~3万 = 1；3 = 5万 = 2；5~10万 = 3； 10万以上 = 4 本镇(乡) = 1；本县 = 2；本市 = 3 本省 = 4；跨省 = 5 1年以内 = 1；1~5年 = 2； 5~10年 = 3；10年以上 = 4 非常差 = 1；比较差 = 2；一般 = 3； 比较好 = 4；非常好 = 5 |
|
本地的自然资源利用和开发程度 |
非常低 = 1；比较低 = 2；一般 = 3； 比较高 = 4；非常高 = 5 |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3.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
全样本 |
|
留守儿童 |
|
非留守儿童 |
|
|
(N = 516) |
|
(N = 264) |
|
(N = 252) |
|
|
均值 |
标准差 |
均值 |
标准差 |
均值 |
标准差 |
儿童的性别 |
1.50 |
0.500 |
1.49 |
0.501 |
1.52 |
0.501 |
儿童的年龄 |
2.06 |
0.799 |
2.27 |
0.760 |
1.85 |
0.784 |
儿童的学习成绩 |
3.00 |
1.401 |
2.90 |
1.403 |
3.10 |
1.395 |
父母的平均年龄 |
2.10 |
.884 |
2.05 |
.882 |
2.15 |
0.886 |
父亲的职业 |
3.80 |
2.468 |
2.80 |
1.896 |
4.85 |
2.566 |
母亲的职业 |
4.31 |
2.247 |
3.36 |
1.725 |
5.32 |
2.294 |
家庭年均收入 |
2.08 |
0.944 |
1.97 |
0.895 |
2.21 |
.980 |
务工人员的务工年限 |
2.37 |
1.132 |
2.03 |
1.050 |
2.72 |
1.110 |
务工人员的迁移距离 |
3.23 |
1.236 |
3.52 |
1.170 |
2.92 |
1.231 |
务工地的教学水平 |
2.97 |
1.464 |
2.60 |
1.397 |
3.35 |
1.436 |
本地的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程度 |
2.85 |
1.424 |
2.73 |
1.417 |
2.98 |
1.423 |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是否为农村留守儿童的描述性分析
从学习成绩看，“差”“中下等”“中等”“中上等”“优秀”的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占比分别为56%、54.8%、50.5%、47.5%、47.1%，这一趋势表明，学习成绩较高的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较低，反映出学习成绩与留守儿童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传统观念和经济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家庭年均收入是影响农村儿童留守的关键因素。家庭年均收入较低的农村家庭，往往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父母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不得不外出务工，从而导致儿童留守。家庭年均收入与儿童留守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随着家庭年均收入的增加，儿童留守的可能性逐渐降低。统计结果显示，1~3万和3~5万家庭年均收入的农村儿童留守最多，分别为57.2%和52.4%，6~10万和10万以上的农村留守儿童比例降为47.9%和29.7%。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随着家庭年均收入的增加逐渐下降，而且下降趋势较为明显。这一现象反映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家庭结构和儿童成长环境的深远影响，强调了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改善农村经济条件的重要性。从务工人员的务工年限来看，1年以内务工年限的留守儿童家庭的比例为69.4%，1~5年务工年限的留守儿童家庭的比例为55.6%，6~10年务工年限的留守儿童家庭的比例为44.2%，10年以上务工年限的留守儿童家庭的比例为28.3%，即随着务工年限的增加，留守儿童家庭的比例逐渐减少。从务工地的教学水平来看，务工地教学水平非常差，农村儿童留守的比例为67.2%；务工地教学水平比较差，农村儿童留守比例为59.6%；务工地教学水平一般，农村儿童留守比例为54.7%；务工地教学水平比较好，农村儿童留守比例为41.6%；务工地教学水平非常好，农村儿童留守比例为32.1%。即随着务工地教学水平的提高，农村儿童留守的比例逐渐降低。
4.2. 农村儿童留守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检验研究假设，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以农村儿童是否留守作为因变量，从儿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农民工生存状态特征和社会特征四个维度选取自变量，系统分析其对留守状态的影响。为缓解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逐步回归方法依次引入变量组，具体建模策略如下：模型1为基础模型，仅纳入儿童个人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学习成绩)；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家庭特征变量(父母平均年龄、父母职业类型、家庭年收入)；模型3进一步引入农民工生存状态变量(务工年限、迁移距离)；模型4为完整模型，再加入社会特征变量(务工地教学水平、本地自然资源开发程度)。模型拟合结果显示(见表4)，模型1在5%水平上显著，模型2至模型4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随着变量不断加入，−2Log值持续下降，Cox & Snell R2与Nagelkerke R2逐步提升，表明模型解释力增强且具有良好稳健性。各模型中变量的OR值及其置信区间进一步揭示，儿童个人、家庭、务工状态与社会四个层面的特征对农村儿童留守状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见表4)。
(1) 儿童个人特征的影响。年龄对留守状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OR = 1.17, p < 0.01)，儿童年龄每上升一个等级，其留守的发生比增加17%。这一发现部分支持了假设1，并可从家庭决策与教育阶段匹配的视角加以解释。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其教育阶段过渡(如小升初)往往伴随更强的地域衔接惯性与制度约束，父母可能出于维持就学稳定性、规避中考等政策壁垒的考虑，倾向于让处于较高年级的子女留在户籍地继续学业。性别与学习成绩对留守状态的影响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暗示在当前样本中，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或学业表现可能已非家庭迁移决策的核心考量，其影响或被更为结构性的经济与制度因素所覆盖。
(2) 家庭特征的影响。父亲职业类型(OR = 0.72, p < 0.01)与母亲职业类型(OR = 0.75, p < 0.01)均显著负向影响留守发生比，表明父母职业层级越高、工作稳定性越强，子女留守的发生比越低，支持假设2。该结果印证了家庭资源禀赋理论，即父母职业所代表的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决定了其携带子女迁移的物质基础与时间弹性。家庭年收入亦为显著保护因素(OR = 0.91, p < 0.05)，收入每提高一个等级，留守发生比下降9%，进一步凸显经济资本在克服城市生活与教育成本中的关键作用。父母平均年龄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父母生命周期阶段本身并非留守决策的主导机制。
(3) 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影响。务工年限(OR = 0.86, p < 0.01)与迁移距离(OR = 1.14, p < 0.01)均显著影响留守状态。务工年限每增加一个等级，留守发生比下降14%，反映就业稳定性积累所带来的社会融入与家庭团聚能力提升；迁移距离每增加一级，留守发生比上升14%，符合“距离衰减”理论，即空间阻隔强化了照料互动的难度与成本，从而抑制随迁意愿。二者共同揭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扎根程度与空间流动性对其家庭安排的结构性约束，与假设3一致。
(4) 社会特征的影响。务工地教学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OR = 0.82, p < 0.01)，教学水平每提升一个等级，留守发生比下降18%，支持假设4中关于城市教育公共服务作为关键“拉力”的预期。这一结果呼应了推拉理论框架，即流入地优质教育资源可有效降低随迁儿童的入学壁垒与教育不确定性，从而削弱家庭“为教育而留守”的动机。本地自然资源开发程度对留守状态无显著影响，暗示样本区域农村本土产业吸纳劳动力与改变外出就业模式的作用仍较为有限。
Table 4.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left-behind rural children
表4. 农村儿童留守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OR值(95% CI) |
OR值(95% CI) |
OR值(95% CI) |
OR值(95% CI) |
儿童个人特征 |
儿童性别 |
0.96(0.88, 1.05) |
0.96(0.89, 1.03) |
0.98(0.92, 1.05) |
0.97(0.91, 1.04) |
儿童年龄 |
1.30***(1.23, 1.37) |
1.26***(1.21, 1.32) |
1.23***(1.18, 1.28) |
1.17***(1.12, 1.23) |
儿童的学习成绩 |
0.94(0.92, 0.97) |
0.99(0.97, 1.02) |
1.01(0.98, 1.03) |
1.02(1.00, 1.05) |
家庭特征 |
父母的平均年龄 |
|
0.98(0.94, 1.01) |
0.99(0.95, 1.03) |
0.99(0.95, 1.03) |
父亲的职业类型 |
|
0.70***(0.69, 0.71) |
0.74***(0.73, 0.75) |
0.72***(0.72, 0.73) |
母亲的职业类型 |
|
0.72***(0.71, 0.73) |
0.73***(0.72, 0.74) |
0.75***(0.74, 0.76) |
家庭年均收入 |
|
0.92*(0.88, 0.96) |
0.94(0.90, 0.97) |
0.91**(0.88, 0.95) |
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 |
务工人员的务工年限 |
|
|
0.84***(0.82, 0.87) |
0.86***(0.83, 0.89) |
务工人员的迁移距离 |
|
|
1.15***(1.12, 1.18) |
1.14***(1.10, 1.17) |
社会特征 |
务工地的教学水平 |
|
|
|
0.82***(0.80, 0.84) |
本地的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程度 |
|
|
|
0.99(0.97, 1.01) |
模拟拟合效果 |
常数 |
0.432 (0.197, 0.948) |
15.730 (4.126, 59.980) |
10.370 (2.026, 53.080) |
117.030 (15.030, 911.200) |
Sig. |
0.037 |
0.000 |
0.005 |
0.000 |
−2Log |
675.697 |
486.445 |
449.721 |
419.874 |
Cox & Snell R2 |
0.073 |
0.358 |
0.402 |
0.436 |
Nagelkerke R2 |
0.098 |
0.477 |
0.536 |
0.581 |
注：***、**、*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水平下显著。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韶关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从儿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农民工生存状态及社会特征四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识别了农村儿童留守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儿童的留守状态受到多层面因素共同作用。在个体层面，年龄增长显著提升了留守发生比，反映出父母可能对高学段子女在教育衔接与制度适应方面存在顾虑。在家庭层面，父母职业类型与家庭年收入均为重要保护因素，说明职业稳定性与经济资本是决定子女能否随迁的关键基础。在务工状态层面，迁移距离增加会显著提高留守风险，而务工年限延长则有助于降低留守可能，体现空间阻隔与城市扎根能力对家庭团聚的制约。在社会层面，务工地教学水平对留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城市教育资源的可及性与质量是影响农民工家庭随迁决策的重要“拉力”。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结论主要基于韶关一地的样本，其在反映全国性情况时的外推效度可能存在局限。韶关作为粤北地区的代表性城市，其留守儿童结构与形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类比于中西部劳务输出地区，但对沿海经济发达或高度城市化地区的解释力仍需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如能纳入更多区域的对比数据，将有助于构建更具普适性的解释模型。
基于上述结论与边界条件，本文提出如下具有地域针对性的政策启示：(1) 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家庭团聚的制度基础。建议韶关市在落实《广东省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年)》的基础上，重点面向本地务工人员密集的珠三角城市，推动建立区域间教育医疗资源协作机制，争取务工子女在流入地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同时，应立足本地农林、生态与文旅资源，发展农村特色产业体系，如推进“一镇一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创造“离土不离乡”的优质就业岗位，从根源上缓解因外出务工产生的亲子分离问题。(2) 构建社区支持网络，弥补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情感与教育缺失。鼓励在县–乡–村三级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联动体系，整合社区、学校与社会组织资源，推广“童伴妈妈”、“四点半课堂”等本土化服务模式。重点建设乡镇儿童活动中心与数字服务平台，为其提供稳定的情感陪伴、学业辅导与兴趣发展支持，形成安全、包容、友好的社区成长环境。(3) 强化家庭责任意识，提升父母在亲子关系中的主体作用。通过社区宣传、家长学校等途径，引导务工父母认识到亲子陪伴的不可替代性，审慎评估外出务工的区位选择与持续时间。在必须外出时，应积极利用数字通讯手段保持高频、深度的亲子沟通。鼓励家庭内部通过明确分工，尽可能保障至少一方履行监护责任，或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子女随迁，最大限度降低长期分离对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
基金项目
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十四五”规划课题(2023GZYB39)；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GD24XGL040)；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年度一般课题(2024GZYB41)；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3YJA630149)。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