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1]。从治理逻辑看，构建这一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专业力量与群众力量的有机嵌合与协同发力。2023年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标志着原有社会工作向“大社会工作”的转型[2]，其核心使命在于统筹多元社会资源，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守正创新、开创新局的重大举措[3]。在此背景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是宣传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也是整合社会力量、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平台。诸多政策的转变都凸显和强调了社会工作的治理功能和志愿服务在大社会工作领域中的重要性[4]。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5]。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是新时代志愿服务发展的新阶段、新领域、新形式[6]。理论上，文明实践站是嵌合专业化社会工作与广泛群众性志愿服务的理想场域，能够实现服务的精准化与精细化。然而在实践层面，二者的协同往往存在“形联而神散”的症结。当前较为普遍的模式可概括为“搭台唱戏”：街镇或实践站通过行政指令搭建框架，社工与志愿者则按部就班完成既定流程。该模式虽有利于快速组织和动员，但也导致了两方面的偏差：一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取向被行政性任务稀释，呈现“事务化与内卷化”的趋势；二是志愿服务被简化为临时性补位，出现“工具化与短期化”的倾向。由此，协同的深层目标与大社会工作格局中所强调的激发社会活力之间产生张力。
基于在粤港澳大湾区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实地观察，本文聚焦一个核心议题：实践站中的协同机制应如何实现从行政主导、浅层配合的“搭台唱戏”，向多元互动、价值共建的“共同创作”进阶？为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厘清“共同创作”的概念内涵与嵌合逻辑；二是剖析协同进阶受阻的深层成因，涉及权责边界、能力结构与平台机制；三是提出以党建引领为抓手、以专业支持和志愿者增能为关键、以平台协同和机制供给为支撑的路径设计。研究旨在为优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运行机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思路，并回应“大社会工作”格局下专业性与群众性融合的时代命题。
2. 文献综述
自2018年中央提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来，全国各地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志愿服务活动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7]。新时代文明实践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社会文明提升、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8]。而志愿服务不仅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要方式，也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有效性上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9]。曹峰(2019)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核心是让群众成为志愿服务活动的主角，鼓励他们主动参与[10]。同时，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核心需围绕群众需求来设计和实施志愿服务项目[11]，志愿服务项目是文明实践的落脚点[12]。
然而，实践站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定位不准确、供需不匹配、工作力量薄弱，以及活动常态化难以保证的问题[13]。高威、李林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实践内容有赖于对党中央精神 和地方政府成功实践的准确理解，而决策的自由裁量则跨越了边界，缺乏对文明实践的理解，使最终结果脱离了公众的内在期待和决策者的预期影响[14]。此外，虽然社会工作者在实践站中承担着专业性角色，但也面对诸多问题，如组织动员能力弱、专业能力不足、资源链接能力有限等[15]。
志愿服务公共管理机构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可以有效填补政府公共福利所产生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的供给缺陷[16]。通过志愿服务公共管理机构建设，在其现实性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传播平台与领域的局限，以群众容易接受的方式来传递正能量[17]。然而，对于志愿服务管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贾家辉表示，目前志愿队伍管理面临的困难包括管理资金匮乏、志愿者流失严重和招募困难、专业性不强等问题[18]，向宏华也认为，目前志愿队伍管理缺乏培训机制、监督机制与保障机制[19]。因此，志愿队伍管理要注意在活动过程中要包含由专业志愿队伍提供的正式志愿者服务，更要包括邻里互助等自发提供的非正式志愿者服务[20]，强化志愿队伍自主性志愿服务，培育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志愿者精神和文化[21]。
3. 研究方法
3.1. 案例的选择
东莞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方面具有较强的政策引导性和示范性。H镇作为东莞市下辖的镇级行政单位，积极响应国家和地方政府关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政策号召，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实践，具有较高的政策契合度和区域代表性。H站在推动社工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该实践站不仅在组织结构上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还在服务内容上鼓励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文化活动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形成了政府主导、社工引领、志愿者参与的协同机制。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面临着协同机制不完善、资源配置不均、参与主体动力不足等困境，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证材料。
3.2. 数据收集方法
3.2.1. 半结构访谈法
研究对H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社工和志愿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围绕社工与志愿服务协同模式的现状、存在的困境展开，共访谈12位研究对象。访谈结束后，将所有访谈均经过录音并转录为文字材料。通过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研究者能够灵活地根据访谈对象的不同角色和经验深入探讨相关问题，并为后续的数据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3.2.2. 参与观察法
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社工与志愿服务协同的实际运作，研究者参与了H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服务活动与社工的日常工作，重点观察了志愿者与社工在实际操作中的互动过程，累计时长约150小时。这一方法使研究者能够获得更为直观和深刻的理解，补充了访谈资料中可能遗漏的实践细节。
具体的观察内容包括实践站各项活动、以及日常的社工服务等，覆盖了多个不同类型的服务活动与社工工作会议。通过长时间的观察，研究者得以直接感知并记录社工与志愿者的互动模式，观察到协同机制在实际操作中的运行效果与潜在问题。
3.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记录和观察笔记进行数据分析。首先，研究者对所有访谈录音进行了逐字转录，并对观察笔记进行了整理和归纳，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接着，研究者对转录资料进行初步分类与编码，围绕协同模式、困境、角色互动等主题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主题分析，识别出影响社工与志愿服务协同的主要因素，包括三种协同模式(行政主导型、项目驱动型、社群内生型)及三大困境(权责边界模糊、能力结构失衡、平台机制滞后)。
4. 现实图景
4.1. 行政主导型协同
此类协同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上级行政部门的任务分解或实践站的常规活动安排，其结构呈现典型的“金字塔”格局：实践站管理者位于顶端，负责下达指令；社工作为执行者，负责将任务转化为具体流程并对接志愿者；志愿者则多为被动的人力补位，显著特征是流程的标准化、目标的短期化和角色的固定化。
例如在节庆活动中，社工的精力往往集中于流程把控与秩序维护，而对服务对象的需求评估与持续干预明显不足。志愿者则以一次性参与为主，其价值更多体现在完成任务而非创造内容。Z社工分享在某次节庆活动时的安排，认为：“活动的任务已被细化到每个环节，社工只需要按部就班地执行，志愿者几乎没有参与决策过程，但也能短期内能够高效组织活动。”该模式的优势在于响应迅速、执行力强，但其局限也十分突出。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被行政事务消解，志愿服务的主体性和创造力被边缘化。换言之，这是一种“把活动做成”，却未能真正“把社区带活”的浅层协同。
4.2. 项目驱动型协同
该模式的动力源于具体的、有限周期的社区服务项目。其确立往往基于社工对社区需求的初步诊断，并经过项目申报与审批。在此模式下，协同的基础由行政指令转向项目目标，社工作为项目的设计者与督导者，与志愿者形成初步的契约式伙伴关系。
此时，社工的角色不仅是任务执行者，更兼具资源链接与过程促进功能；志愿者则从被动参与转向有限自主的协作者。此种模式实现了目标共定与过程共享，是迈向“共同创作”的关键过渡形态。W女士在访谈中提到：“虽然项目目标明确，但在执行过程中我们面临了志愿者参与的波动性问题，尤其是项目的中期，志愿者的积极性大幅下降。”她补充道，项目依赖于外部资金支持，导致活动的持续性受到限制。这表明一旦外部支持中断，协同关系往往容易迅速消解。同时，若社工在专业引领中过度主导，也可能压制志愿者的主体性与成长空间。
4.3. 社群内生型协同
与前两种模式相比，社群内生型协同更接近“共同创作”的理想状态。其动力来源于社区自组织力量，如自发成立的环保小组、邻里互助群体等。在这一模式下，实践站与社工的角色从主导者转向支持者，重点在于识别并培育社区积极分子，通过提供空间、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推动其组织化和可持续发展。多位志愿者在访谈中表示：“社工是和自己共同的队友与伙伴，志愿者与社工一起能把活动完成得更好，并且志愿者们也很乐意为大家共同的家园奉献。”
在此模式中，志愿者群体是真正的行动主体，从议题提出、方案设计到执行落实均掌握较高自主性。社工主要承担方法指导与赋能支持，如促进组织治理、调动内在动能、调解矛盾冲突。此种协同关系更为平等与民主，能够高度契合社区需求，具备较强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但同时，它也对社工的洞察力和赋权能力，以及实践站的开放性和机制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
5. 困境深析
5.1. 权责边界模糊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本身就是一个枢纽型平台[22]。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制度定位上，既承担着贯彻上级部署、落实行政任务的政治功能，又被寄望于整合多元资源、激发社会活力的社会功能。在实践站建设的过程中，存在定位不准确、供需不匹配、工作力量薄弱，以及活动常态化难以保证的问题[23]。在现实运作中，行政逻辑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导致权责边界模糊与角色错位。实践站管理者多以上级–下级的任务链条来推动工作，强调效率与可控性，却弱化了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自主性。社工在这种格局下，更多沦为执行者，主要负责将行政任务转化为具体流程与活动方案；其专业方法、价值导向和长期陪伴功能则被挤压在事务化的边缘。志愿者同样未能被视为具有主体价值的社会力量，而是被定位为临时人力的补充角色，只需在活动节点完成规定动作即可。
我国政府在界定与志愿组织关系上，习惯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身份作为二者明确的角色定位，管理、控制是政府在处理与志愿组织关系时的第一要务[24]。这种行政逻辑的过度渗透，使社会逻辑难以生长，协同关系表现为“形式联结”而非“实质嵌合”。一方面，实践站缺少清晰的权责划分机制，社工既要服从行政命令，又要维护专业自主性，角色冲突明显；另一方面，志愿者的参与缺乏议题选择权与过程决定权，其主体性被边缘化。最终的结果是，协同看似顺畅，却往往停留在活动组织层面，难以深入到社区治理的价值共建和能力培育之中。这种行政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张力，不仅削弱了文明实践站的创新功能，也成为阻碍“搭台唱戏”向“共同创作”转型的首要拦路虎。
5.2. 能力结构失衡
卢嘉赫通过研究发现志愿服务运行机制存在志愿服务行政化倾向严重、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性不够、志愿组织日常管理不规范、缺乏有效的志愿服务模式等问题[25]。而协同进阶不仅依赖制度供给，更需要社工与志愿者的双向成长作为能力支撑。然而在文明实践站的现实运作中，二者之间的能力结构呈现明显的失衡状态。具体而言，社工过度耗费精力在事务协调、活动执行与行政汇报之中，往往陷入事务性忙碌的循环，而缺乏对服务对象开展深入需求评估和持续陪伴的时间与空间。其专业方法与价值理念因此被边缘化，助人自助、赋权增能等核心原则难以真正落实。与此同时，志愿者虽然在数量上保持活跃，参与热情也较高，但普遍缺少系统化培训和持续化支持，自身的主体性特质被长期忽视[26]，导致其角色多停留在“协助执行”的初级层面，缺乏议题提出、方案设计与过程管理的能力。
这种能力结构的错位直接带来了协同关系的功能偏差。一方面，社工的专业优势难以转化为志愿服务的赋能资源，反而被消解在日常事务中；另一方面，志愿者的成长路径不畅，无法实现由临时补位向自主行动的角色进阶。久而久之，社工在专业支撑上的投入不足与志愿者在能力成长上的发展停滞互为因果，形成了协同进阶的恶性循环。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失衡削弱了服务的深度与广度，使文明实践站的运行效能更多停留在活动化层面，难以沉淀为可持续的社区治理能力。
5.3. 平台机制滞后
协同关系要从“搭台唱戏”走向“共同创作”，不仅依赖社工与志愿者的能力支撑，更需要实践站在制度与资源层面的长效保障。从中国社会体制特征来看，社会工作是一种“嵌入式”参与[27]。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通过服务可以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28]。然而现实中，文明实践站的运行往往依赖行政动员和项目支持，缺乏稳定的资源配置与制度化供给。多数实践站在经费来源上呈现出临时性与碎片化特征，资金分配随上级政策与年度项目而起落，难以形成常态化支持。与此同时，志愿者激励机制普遍缺失，既没有完善的积分反馈与荣誉体系，也缺乏对志愿者成长路径的制度化设计，导致其参与呈现出短期化和一阵风特征。
更为突出的问题在于跨部门、跨组织的资源整合缺乏有效平台。实践站虽然承担着多元主体协同的枢纽角色，但实际运行中，社工、志愿者、社区组织及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多为临时性、项目性合作，缺少制度化的沟通协调机制。结果是，资源整合往往止步于单次活动的组织，而难以沉淀为持续运作的长效机制。平台机制的滞后，不仅削弱了协同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也使“共同创作”的理念难以从愿景落实为日常实践。
6. 路径探索：构建“赋能式协同”新机制
6.1. 从管理到治理：重构协同理念
文明实践站中社工与志愿服务的协同进阶，首先要解决的是理念层面的转型。如果继续将志愿者视为行政任务链条中的被管理者，那么协同关系注定停留在浅层配合的水平，难以实现价值共建。事实上，志愿者既是社会资源的承载者，更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不应被简单工具化，而应被视为推动社区问题治理的重要引擎。因此，协同的目标必须从管理志愿者转向与志愿者共同治理，从如何使用转向如何赋能。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社工的角色也应随之重构。传统意义上的社工更多承担管理者的功能，负责组织活动、分派任务、监督执行，长此以往难免陷入事务性与内卷化的困境。而在共同治理的逻辑下，社工应转变为使能者和资源链接者。一方面，通过专业方法和价值理念的引领，激发志愿者的主体意识，帮助其实现由补位向主体的角色进阶；另一方面，依托社工的资源整合能力，为志愿者提供制度、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使其在治理过程中拥有更加坚实的保障。
这种理念重构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有效缓解行政逻辑与社会逻辑之间的张力。通过将志愿者纳入治理共同体，协同关系不再是上对下的命令式，而是平等互动的共建式。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志愿服务的工具化倾向，也为实现大社会工作格局中专业性与群众性嵌合提供了价值逻辑支撑。
6.2. 搭建“项目化”运作平台：促进目标共生
协同关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目标的共生与责任的共担。在当前不少实践站的运行逻辑中，活动组织往往呈现出上级定题、社工执行、志愿者参与的单向链条，其结果是目标的行政化与短期化，难以形成多方认同的共同目标。为破解这一困境，应以解决具体社区问题的微项目为基本载体，推动社工与志愿者共同在项目化运作中找到利益契合点和价值连接点，从而实现目标共生。
所谓微项目，是指围绕社区中某一具体问题或群体需求开展的阶段性、主题性行动，如青少年课后辅导、邻里互助服务、环保宣传活动等。这类项目具有小切口、大纵深的特征，更容易让志愿者在实践中看到自身投入与社区改善之间的直接关联，增强其主体感与责任感。社工则可依托专业方法，将社区诊断、方案设计和过程督导嵌入项目运行之中，从而把专业性落实到具体行动中。通过这种方式，志愿者不再是临时协助者，而是从议题提出、目标设定到成果评估全过程中的共建伙伴。
更为重要的是，项目化运作有助于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志愿者在项目中收获成长与认同，社工在项目中强化专业角色，社区在项目中获得服务与改善，三方因此建立起相互依存、彼此成就的关系。这种目标共生的机制，不仅能突破行政化协同的局限，也能在长期运作中沉淀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路径。可以说，以项目化为载体，不仅是推动文明实践站协同机制进阶的重要抓手，更是实现共同创作的制度化平台。
6.3. 建立“嵌入式”督导与培训体系：实现能力共建
协同关系的稳定与效能，最终取决于能力建设是否系统而持久。当前，文明实践站在志愿者培训上普遍存在临时化、碎片化的问题，大多依赖一次性的岗前培训或零散的专题讲座，既缺乏体系化课程，也缺乏持续性跟进。结果是志愿者虽有热情，却难以形成应对复杂社区问题的综合能力，往往停留在协助执行的初级阶段。同时，社工由于长期被行政事务牵制，缺少时间和制度安排去开展深入督导，其专业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志愿服务的能力资源。由此，协同关系呈现出专业投入不足–主体成长停滞的双重困境。
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建立嵌入式的督导与培训体系。所谓嵌入式，并非单纯的集中培训，而是将培训与服务过程紧密结合，让学习与实践相伴随。社工应在活动前提供议题分析和方法指导，在活动中进行实时督导和角色引导，在活动后开展复盘总结与能力提升。这样的过程化介入，能够帮助志愿者在真实情境中逐步积累经验，提升问题识别、沟通协作、冲突调解等通用能力。与此同时，社工自身也能在督导过程中反思与精进，从而实现教与学的双向赋能。
更为重要的是，嵌入式培训体系的制度化建设，有助于将志愿服务从短期动员转化为长期培养。通过形成常态化的课程安排、分层次的能力进阶路径以及相应的评价反馈机制，志愿者不仅能够逐步成长为具有独立议题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核心骨干，还能推动社区内部自组织力量的壮大。
6.4. 完善“双重”激励机制：保障动力可持续
协同关系要实现从“搭台唱戏”向“共同创作”的进阶，既需要理念重构、平台搭建和能力建设的支撑，更离不开动力机制的持续保障。现实中，文明实践站在激励层面普遍存在重物质、轻精神或重志愿者、轻社工的偏差。一方面，志愿者的参与多依赖短期热情，缺乏制度化的荣誉体系与成长通道，导致其服务呈现来得快、走得急的特征；另一方面，社工在协同中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但其付出往往未能在绩效考核与职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长久下去容易造成专业倦怠。这种激励失衡，使得协同关系难以沉淀为内生动力。
因此，亟需建立双重激励机制，以实现对志愿者和社工的同步激励。一方面，在志愿者层面，应构建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多元化激励体系。例如设立志愿者成长积分，可用于兑换培训机会或小额礼品，以满足其基本物质需求；同时，通过开展荣誉评选、典型宣传和经验分享，营造志愿服务的荣誉感与归属感，从而在精神层面提升其持续参与的意愿。另一方面，在社工层面，应将协同成效纳入绩效考核与职业晋升机制，不仅关注项目完成度，还要重视志愿者赋能、社区动员和治理创新的实际贡献，使社工能够在制度层面获得正向反馈。
双重激励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动社工与志愿者形成命运共同体。志愿者因获得成长与认可而持续投入，社工因制度保障与专业价值被肯定而积极作为，二者在协同中实现相互激励、相互成就。这种良性循环不仅有助于破解志愿服务一阵风的困境，也能使协同关系真正走向稳定与可持续。完善双重激励机制，是文明实践站由活动化向制度化、由短期动员向长期发展转变的关键一环。
7. 结语与讨论
7.1. 结语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基层的重要平台，承载着推动大社会工作格局落地的关键使命。本文通过实地观察与分析，揭示了当前社工与志愿服务协同机制的三种现实形态，并指出了其在权责边界、能力结构和平台机制等方面存在的深层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赋能式协同为导向的路径探索，强调理念重构、项目化运作、能力共建与双重激励的系统设计。
这一研究表明，从“搭台唱戏”到“共同创作”的协同进阶，不仅是文明实践站内部机制优化的实践议题，更是大社会工作格局下实现专业性与群众性深度融合的时代命题。只有打破行政逻辑的单向支配，推动社工与志愿者形成平等互动的共同体关系，才能真正激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与此同时，将协同机制制度化、常态化，不仅能够回应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也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路径。
因此，文明实践站的未来发展，应当在理念上坚持党建引领与社会动员相结合，在机制上实现资源整合与制度供给并重，在实践上推动社工专业性与志愿服务主体性协同共进。唯有如此，才能把文明实践站建设成为激发群众主体性、促进社会整合、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一环”，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7.2. 讨论
在推动“赋能式协同”路径的过程中，实践站面临着一系列现实性的挑战与限制。首先，改革的前提条件包括财政支持与资源配置的保障。目前，现行的财政体制对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的长期资助缺乏稳定性，尤其是针对社工与志愿者能力建设的资金支持不足。改革需要确保相关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持续投入，以实现社工和志愿者的专业化发展及其协同效能的提升。此外，政府在政策层面需提供明确的支持，确保改革有法律与制度保障，推动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深度融合。
其次，改革可能遇到的主要阻力之一是行政体制的固有惯性。行政主导型协同模式已经存在多年，行政部门往往依赖传统的任务分配与管理方式，改革可能遭遇管理者的不适应和抗拒。要实现“赋能式协同”，必须克服这一惯性，推动从命令式管理到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同时，社工与志愿者之间的能力结构不平衡也是一大障碍。社工普遍被行政事务所困，缺乏深入的专业实践；志愿者在培训和能力提升上存在短板，影响了其长期参与的动力和效果。
为此，改革应分阶段推进，通过试点项目逐步积累经验。同时，建立系统化的培训和嵌入式督导体系，增强社工与志愿者的专业能力，逐步实现从“搭台唱戏”到“共同创作”的转型。这一过程需要稳步推进，以确保改革的可持续性和实际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