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国际中文教育的海外书法传播项目研究——以兰亭书法学堂为例
Research on Overseas Calligraphy Communication Project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A Case Study of Lanting Calligraphy School
摘要: 本文以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学堂”的海外实践为核心案例,采用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法,系统梳理了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鲁班工坊等国内外知名文化项目制的运行模式、优势与局限。研究发现,成功的文化传播依赖于稳定的制度保障、精准的核心驱动力以及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然而,案例“兰亭书法学堂”在当前实践中面临传播深度不足、可持续性挑战、受众定位模糊及评估体系缺失等突出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结合高语境文化传播特性,提出了一套综合优化路径:在内容上,推动从“技术传授”向“文化叙事”与“情感连接”转变,以故事化、生活化、数字化的方式阐释书法美学;在运营上,构建“本土化”师资与“自我造血”机制以保障可持续性;在策略上,明晰受众分层以实现精准传播,并建立科学的“共情效果”评估体系以驱动策略迭代。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overseas practice of the “Lanting Calligraphy School” of Shaoxing University as the core case, and adopts cas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operation model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well-known cultural project systems at home and abroad such as the Goethe Institute, the Cervantes Institute, and the Lu Ban Workshop.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uccessfu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depends on stabl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precise core driving forces, and immersive cultural experiences. However, the case “Lanting Calligraphy School” currently faces prominent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mmunication depth,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 ambiguous audience positioning, and the absence of an evaluation system.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contex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optimization path: in content,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echnical instruction” to “cultural narrative”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explaining the aesthetics of calligraphy in a story-telling, life-oriented, and digitalized way; in operation, building a “localization” teaching staff and a “self-sustaining” mechanism to ensure sustainability; in strategy, clarifying audience stratification to achieve precise communic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empathetic effect” evaluation system to drive strategy iteration.
文章引用:杨天莉, 冯悦祺, 吴妍盈. 依托国际中文教育的海外书法传播项目研究——以兰亭书法学堂为例[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11): 509-51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11024

1. 引言

随着“汉语热”持续升温和国际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日益凸显,如何突破高、低语境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折扣”与理解瓶颈,成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紧迫课题[1]。“共情传播”理论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视角,而中国书法以其非言语的艺术形式与深厚的哲学内涵,成为实现跨文化共情的理想媒介。

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催生了全球范围内的“汉语热”,国际中文教育已从单纯的语言教学转向语言与文化传播并重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有效、精准、深入地传播中华文化,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然而,植根于高语境文化的汉语及中华文化,在向以低语境文化为主的西方世界传播时,常因思维模式、表达方式与价值观的差异而面临“水土不服”[2]。单纯的言语说教和知识灌输往往难以触及深层次的文化内核与情感共鸣。

在此背景下,“共情传播”理论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视角。该理论强调,传播者必须超越信息灌输者的角色,深入理解并契合受传者的文化认知图式与情感需求,通过心灵的共鸣实现有效的意义传递。中国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与独特的非言语艺术形式,其本身即蕴含着丰富的“共情要素”。它不仅是视觉形式的创造,也是创作者生命节奏与情感波动的表达。书法线条的轻重、浓淡,以及布局中的疏密、虚实、开合,共同构成了一种“有情的符号”与“生命的空间”,能够直接触动人类共通的审美与情感本能,从而超越了语言的部分障碍,具备了成为“共情传播”理想媒介的先天优势。

本研究在运用“高、低语境文化”理论框架的同时,也认识到其作为宏观模型的局限性。文化语境的高低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在不同国家、社群中呈现光谱式分布。例如,同属低语境文化的美国与德国,前者更倾向于个人化的、外向型的表达,而后者则对系统性的、具有哲学深度的阐释接受度更高。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将避免将高低语境文化简单化、对立化,而是结合“兰亭书法学堂”在具体对象国(如瑞士、波兰、意大利)的实践,探讨更具国别针对性的传播策略,以增强理论的解释力与实践的精准性。

2. 文献综述

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传播路径、受众接受与项目制模式三个维度展开。在传播理论层面,王一赛(2023)在共情传播视域下提出,中国书法国际传播需超越单向输出,转向“情感共同体”的构建[1];周斌与李守石(2021)则借助“还原”理论,强调书法传播应回归其原生文化语境,避免符号化与表面化,这一反思为理解传播中的“文化折扣”提供了深刻洞见[2]。在受众接受研究方面,姚君喜(2017)的实证研究表明,非汉字文化圈受众对中国书画艺术的认知多停留在视觉形式层面,对其背后的哲学思想与审美体系理解有限,这揭示了跨文化传播中从“形式接受”到“意义理解”的鸿沟[3]。杨文琪与池程远(2024)进一步指出,当前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的书法教学普遍存在“重技轻道”的倾向,缺乏对笔墨背后文化内涵的系统性阐释与转译[4]

在文化传播项目制的研究中,龚瑶(2023)对塞万提斯学院的剖析揭示了高度标准化运营与在地文化适应性之间的内在张力[5];左怡然(2025)对德国公共外交的研究则表明,歌德学院的成效根植于其稳定的制度性保障与“由下至上”的深度合作模式[6]。国内方面,对于鲁班工坊与孔子学院的探讨多集中于其运行机制与政治话语(温国砫,2025;全国工商联,2025) [7] [8],但对书法等专项文化品牌的可持续性机制与共情效果评估的探讨尚显薄弱。

综观现有研究,虽在理论与宏观模式上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明显空白:其一,对书法艺术作为一种“共情媒介”的内在审美机制与跨文化转译路径缺乏系统论述;其二,对“兰亭书法学堂”此类专项文化项目的实证研究较为稀缺,尤其缺乏对参与者情感认知变化的追踪与分析;其三,针对项目如何构建“自我造血”机制与科学评估体系,尚未提出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本研究正是立足于上述研究缺口,旨在通过实证调研与理论建构的双重推进,为书法的海外共情传播提供兼具学理深度与实践价值的优化路径。

3. 现状分析:国内外文化传播项目的运行模式与比较

3.1. 国外项目制经验:歌德学院与塞万提斯学院的模式剖析

歌德学院与塞万提斯学院作为欧洲语言文化传播的典范,在运行机制上呈现出“同源异路”的特征。二者均采用“政府支持、独立运作、标准化输出”的基础模式,却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各具特色。

3.1.1. 运行模式比较

在运行机制方面,歌德学院展现出“深耕式合作”的特点。其2023年度获得德国联邦外交部3.68亿欧元的资金支持,这种稳定的财政保障使其能够超越短期市场效益,致力于长线的文化关系培育。截至2023年,该学院在全球98个国家设立的159个分院始终坚持“文化合作者”的定位,通过“由下至上”的合作模式深度融入当地文化生态。例如在巴西与桑巴舞学校的合作,在印度支持独立电影制片人,都体现了其注重本土融合的发展理念。同时,学院通过体系严谨的语言考试(Goethe-Zertifikat)与高品质文化项目(如“德国电影节”、“柏林戏剧节在中国”)的双轮驱动,形成了“语言奠基,文化深化”的良性循环。

相比之下,塞万提斯学院则开创了“认证驱动式”的传播路径。其核心优势在于“DELE”西班牙语水平证书的权威性,2022年全球考生超过40万的规模,为其文化传播提供了稳定的受众基础。塞万提斯学院在全球88个国家设立约100个语言文化传播中心,通过打造沉浸式文化空间实现了语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以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为例,其专业图书馆、展览厅和放映室的复合功能设计,配合弗拉明戈舞工作坊、葡萄酒品鉴会等常态化活动,成功构建了全方位的西班牙文化体验场域。这种高度标准化的运营模式,确保了全球文化输出的一致性和专业性。

3.1.2. 优势与劣势

从优势比较来看,歌德学院的稳定资金保障和深度合作理念,使其能够有效规避“文化霸权”的指责,建立起长期的文化影响力;而塞万提斯学院则以权威认证解决文化传播的“初始流量”难题,通过沉浸式体验实现语言与文化的相互促进。

然而,两种模式也都面临各自的挑战:歌德学院庞大的机构体系导致决策流程较长,在面对地方性文化机遇时灵活性不足;塞万提斯学院的高度标准化则易陷入“罐头文化”的困境,对西班牙文化多样性的呈现不足,与对象国文化的深层融合仍有局限。

3.1.3. 启示

这两种运行模式的经验表明,成功的文化传播需要在标准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求平衡,在保持核心品质的同时增强地方适应性。对于“兰亭书法学堂”而言,应当借鉴歌德学院的深度合作理念,强化与当地社区的共生关系;同时参考塞万提斯学院的体验驱动模式,将书法从技艺传授升华为可感知的东方美学生活方式,以此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共鸣。

3.2. 国内项目制探索:鲁班工坊与孔子学院的路径与挑战

相较于欧洲成熟的文化传播模式,中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实践则展现出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的鲜明特征。其中,“鲁班工坊”与“孔子学院”作为两种不同侧重的项目范式,为海外书法传播项目提供了来自本土视角的宝贵经验与深刻反思。

3.2.1. 运行模式比较

孔子学院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旗舰项目,采用了典型的“中外高校合作”模式。其主要依托中国大学与海外大学共建实体学院,核心任务是提供系统的中文教学与开展基础性的文化活动。根据教育部2023年发布的数据,中国已在15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近10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依托双方高校的现有资源,实现规模化、制度化的落地,并以语言为根基,为文化传播打开入口。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鲁班工坊则开创了“校、企、政联动,职教出海”的新路径。它由中国职业院校联合中国“走出去”的优秀企业,在海外共同建设,旨在为当地培养熟悉中国技术标准的技术技能人才。截至2024年初,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了近30所鲁班工坊。其运行不局限于语言文化,而是聚焦于智能制造、新能源、高铁运维等具体产业领域,通过提供先进的实训设备与课程,将中国的技术、设备和职业标准直接植入对象国的职业教育体系。

3.2.2. 优势与劣势

孔子学院的广泛布局证明了其模式强大的可复制性与覆盖面,为中华文化传播构建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网络。而鲁班工坊的成功实践则提供了另一种启示:以“技能”为媒介能够有效规避敏感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争议。其务实的内容(如数控机床编程、新能源汽车维修)直指当地经济发展与青年就业需求,极大地降低了文化隔阂,在实践中往往能更快地获得当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这种“授人以渔”的模式,使文化传播在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发生。

然而,这两种模式也共同面临严峻的挑战。首先,它们都极易受到国际政治气候波动的影响。部分孔子学院曾被一些西方国家误读为“政治宣传工具”,使其运营承受了不必要的压力。这揭示了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塑造并传递“去政治化”的纯粹文化形象至关重要。

其次,两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重形式、轻内涵”的问题。部分孔子学院的文化活动局限于书法、剪纸等浅层体验,对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审美观念等深层文化内核阐释不足;而鲁班工坊若仅停留在技术培训层面,未能将中国工匠精神、质量伦理等文化内核有效传递,则其文化传播的深度将大打折扣。

3.2.3. 启示

总结而言,国内项目的经验表明,依托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能够实现快速布局,但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于其能否与当地社会需求深度融合,并成功传递文化的深层价值。对于“兰亭书法学堂”这类专项文化项目而言,这意味着它需要汲取孔子学院的网络协同优势,同时借鉴鲁班工坊“需求导向、务实合作”的精准策略,在传播中更加注重内容的思想性与共鸣感,从而超越形式化的展示,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对话。

4. 案例深描: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学堂”的实践与特点

为深入判断“兰亭书法学堂”的运行实效与潜在问题,本研究于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期间,对该项目进行了一套系统的实证调研。调研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具体包括:首先,对项目核心负责人(3名)、海外合作机构的当地教师(5名)以及来自波兰、意大利、瑞士的学员(20名)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重点探寻其对项目文化内涵、教学体验与情感联结的真实感知。其次,对学堂在海外开展的12门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课件及活动设计进行了文本内容分析,以评估其文化阐释的深度与“共情”设计的嵌入程度。最后,对50名参与过项目的学员实施了前后测问卷,从“文化认知度”(如对“计白当黑”等美学概念的理解)、“情感共鸣度”(如对书法作品的情感共鸣强度)及“持续参与意愿”三个维度测量其变化。下述关于学堂特点与不足的分析,均建立在上述一手数据的梳理与解读之上。

作为中国高校主动“走出去”开展文化传播的典范,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学堂”充分利用了其所在地绍兴独一无二的书法文化地标优势。自2014年首个海外学堂于瑞士日内瓦成立以来,该品牌已陆续在波兰、意大利等多个国家落地,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海外传播网络。其运行实践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同时也暴露出专项文化项目普遍面临的发展瓶颈。

4.1. 现状与运行特点

其一,文化品牌优势突出,具备天然的权威性与号召力。“兰亭书法学堂”直接关联中国书法的圣地——兰亭,以及书圣王羲之的文化IP。这一品牌命名本身即构成了强大的文化符号,使其在海外推广时无需过多解释,便能迅速唤起对中国书法最高艺术境界的联想,赋予了项目无与伦比的文化正统性与品牌起点。

其二,内容体系超越技艺,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与普通的书法教学不同,兰亭书法学堂的课程设计注重将笔墨技巧与绍兴深厚的山水文化、历史典故及“曲水流觞”的雅集传统相融合。例如,在其品牌活动中,常复现“曲水流觞”的场景,让海外学员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体验中国古代文人的艺术创作与交流方式。这种“文化场景还原”的教学法,超越了单纯的技能训练,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沉浸式的中国文化体验,是其核心魅力所在。

其三,运行模式灵活多元,依托现有网络协同发展。学堂普遍采用与海外大学、当地孔子学院或华人社团合作的轻资产运营模式。这种模式使其能够快速借助合作伙伴的场地、生源和行政资源实现落地。活动形式涵盖短期工作坊、师资培训、文化夏令营、高端文化论坛等,如曾举办的“兰亭书法学堂国际研修班”便吸引了多国学员参与。这种灵活性使其在项目初期能够以较低成本迅速扩大影响力。

4.2. 聚焦不足与潜在挑战

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果,但通过对现有运行模式的剖析,可以发现其持续发展面临若干深层次挑战。首先,文化阐释的深度有待突破,“共情传播”效能不足。当前活动多偏重于书法技艺的展示与体验,对于笔墨背后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计白当黑”的审美法则以及中国文人的精神追求等深层文化内核,往往阐释不足。这使得传播容易停留在新奇、好看的“浅层共鸣”,难以引发受众对中华文化精神内涵的“深度共情”,限制了文化影响力的持久性。

其次,项目可持续性面临结构性挑战。学堂的运营多依赖于国内核心教师的周期性出访和短期的项目经费支持,缺乏长期、稳定的本地化师资与运营团队。同时,项目目前主要依靠政策性资金投入,尚未形成成熟的“自我造血”机制(如通过定制化文化服务、高端文创产品开发、与企业的文化培训合作等实现商业反哺),其长期活力存在隐忧。

再次,受众定位存在模糊性,影响传播的精准度。项目在“精英化”与“大众化”、“青少年启蒙”与“成人修养”之间的战略定位不够清晰。这直接导致课程设计与宣传策略的针对性不强,难以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分层教学体系,影响了资源投入的效率与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最后,科学评估体系严重缺失。目前的成效评估多集中于活动场次、参与人数、媒体报道量等量化指标,缺乏对传播效果中最为关键的情感认同度、文化理解度、态度转变等深层维度的科学追踪与评估。没有系统的反馈机制,使得项目的优化与迭代缺乏数据支撑,难以实现精准提升。

5. 提升路径:基于“共情传播”的海外书法项目优化策略

针对“兰亭书法学堂”在传播深度、可持续性、受众定位与效果评估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汲取国内外文化传播项目制的经验教训,本文提出以下四位一体的优化策略,旨在推动项目从“形式化传播”向“共情式融入”的深度转型。

5.1. 深化“共情”内容设计,跨越文化语境壁垒

为改变当前偏重技艺展示的浅层传播,项目核心应从“技术传授”转向“文化叙事”与“情感连接”。

1) 推动哲学与美学的故事化转译:在教学中系统融入书法美学核心概念的故事化阐释。例如,在讲解“计白当黑”的布局哲学时,可将其与西方绘画中的“负空间”概念、建筑中的“留白”设计进行类比,并借助王羲之《兰亭集序》创作时的“兴来之作”心境,讲述“天人合一”在艺术中的瞬间体现。通过将抽象哲学转化为可感知的人物故事与情感(如颜真卿《祭侄文稿》中的悲愤家国情怀),激发跨文化的情感共鸣。

2) 构建生活化、跨文化的体验关联:主动将书法与海外受众熟悉的文化元素进行创造性连接。例如,将书法的笔触、节奏与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涂鸦艺术的自由精神进行比较;将书写时的专注状态与正念冥想相结合,开发“书法静心”工作坊。此举能有效降低文化的陌生感,在受众已有的认知图式中建立通往中国书法美学的桥梁。

5.2. 构建可持续的“本土化”运营与造血机制

为确保项目的长期生命力,必须突破对短期资源投入的路径依赖,构建扎根当地的运营模式。

1) 实施“本土师资培育计划”:借鉴“鲁班工坊”培养当地技术人才的理念,系统性地选拔和培养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理解的海外本土书法教师与项目协调员。通过提供来华研修、线上培训与资格认证,逐步建立起一支稳定的本地化核心团队,保障日常教学与文化活动的持续开展。

2) 探索“以项目养项目”的多元化营收路径:强化与当地中资企业、对华贸易商、高端旅游机构的合作,为其员工或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中国文化素养培训。同时,与当地文创企业或设计师合作,共同开发融合书法元素的文创产品(如文具、家居饰品、数字艺术品),将文化传播与市场收益相结合,形成良性循环的自我造血能力。

5.3. 明晰受众分层,实现精准化传播

改变“一刀切”的模糊定位,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进行精准施策。

1) 建立分众传播体系:明确区分精英受众(大学生、艺术家、知识分子)与大众普及(社区民众、中小学生)两大核心群体。对前者,设计“书法与中国哲学”、“书法艺术史”等深度理论研讨课程;对后者,则开发“汉字绘画”、“我的名字用书法写”等趣味性、体验式活动。

2) 制定差异化传播策略:利用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不同年龄段受众的兴趣点。针对青少年,在TikTok、Instagram等平台推出书法挑战赛、快闪艺术展等动态内容;针对成人修养群体,则通过线下工作坊、文化沙龙等形式,强调书法的修身养性价值。

5.4. 建立科学的“共情效果”评估与反馈循环

引入科学的评估方法,以测量文化传播的深层效果,并据此优化策略。

1) 引入混合研究方法进行评估:彻底改变仅以参与人数、活动场次为指标的评估方式。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

定量层面:在活动前后使用量表测量受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与好感度变化。

定性层面:采用深度访谈、邀请核心参与者撰写“文化体验日记”、收集开放式情感反馈问卷等方式,深入捕捉受众情感认同与意义理解的微妙转变。

2) 构建“评估–反馈–优化”的动态闭环:建立项目数据库,将每次活动的评估数据系统归档。定期进行复盘分析,明确哪些内容与形式最能引发共情,从而精准指导后续活动的策划与调整,确保传播策略在持续迭代中不断优化。

6. 对策实施的潜在障碍与应对思路

上述优化策略勾勒了理想化的进阶路径,然其落地生根,势必面临现实层面的诸多挑战。预判并规划应对之策,是保障策略从“纸面”走向“地面”的关键。

6.1. 资金与资源约束

本土师资的系统培育、高品质数字化内容开发以及科学的评估体系构建,均需持续且稳定的资金支持,而项目初期往往高度依赖有限的政策性拨款。应对思路可考虑:设立“书法国际传播专项种子基金”,积极吸纳中资企业社会责任(CSR)资金、华人华侨社团捐助或国内外文化基金会的项目赞助;在策略上采取“试点先行”,优先在文化基础较好、合作意愿强烈的地区(如东亚、西欧重点城市)开展深度合作模式试点,形成成功范本与口碑后,再逐步向其他区域辐射推广,以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

6.2. 跨文化项目管理能力不足

“本土化”运营要求项目管理团队不仅精通专业,更需具备卓越的跨文化沟通、团队管理与合作伙伴关系维护能力。当前团队构成多以书法专业教师和行政人员为主,缺乏专业的国际化项目管理人才。应对思路包括:在项目架构中引入具备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熟悉当地社会生态的项目经理,专职负责本土团队的建设与管理;与核心合作伙伴共同成立“联合管理委员会”,将部分决策权下放,实现真正的属地化共治,以提升决策的准确性与执行效率。

6.3. 商业模式探索的不确定性

“自我造血”机制中所依赖的文创产品开发与高端定制培训,面临市场需求不明、商业回报周期长等风险。应对思路在于:采用“精益创业”思路,在大规模投入前,通过社交媒体预售、众筹平台或与小型设计买手店合作等方式,快速测试市场对书法文创产品的反应;在B端市场,优先与有明确需求的对华业务中资企业、高端酒店或文化旅游平台建立战略合作,为其提供员工文化培训或客户体验活动,以此获得稳定初期的订单来源,降低市场风险。

6.4. 共情效果评估的落地难度

情感认同、文化理解等深层共情效果难以完全量化,且长期追踪评估成本高昂,对一线教师而言操作负担较重。应对思路可为:与海外高校的教育学、传播学或心理学研究团队建立合作,将项目评估纳入其学术研究课题,实现数据、方法与专家的资源共享;同时,组织开发轻量级、易操作的“共情评估工具包”(例如包含情感反馈卡片、简易语义差异量表、典型情境访谈提纲等),并对海外本土的教师进行培训,使其能够便捷地融入日常教学活动中,实现评估的常态化与低成本化。

7. 结论

在国际中文教育从“语言教学”向“文化共鸣”深化转型的背景下,以书法为媒介开展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是应对高、低语境文化差异、实现深度“共情传播”的一次富有价值的实践探索。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学堂”的海外实践,凭借其独特的文化地标优势、沉浸式的体验设计以及灵活的合作模式,为中国高校主动“走出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与比较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鲁班工坊及孔子学院等国内外知名文化项目的运行逻辑,深刻揭示了文化传播的成功绝非简单的资源投入或形式输出,其核心在于构建一种基于平等对话、深度融入与情感连接的传播生态。针对“兰亭书法学堂”在传播深度、可持续性、受众定位与效果评估方面显现的不足,本文提出的优化策略——通过内容的故事化与哲学升华实现共情、通过运营的本土化与多元化确保可持续、通过受众的精准分层提升效率、通过效果的科学评估驱动优化——共同构成了一条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可行路径。

未来的海外书法传播,必须深刻反思传统项目制可能带来的机构化、表面化陷阱,避免重蹈“重形式、轻共鸣”的覆辙。其根本在于,始终秉持“以受众为中心”的共情理念,让书法不再是悬浮于玻璃展柜中的异域奇观,而是成为一座可触摸、可感知、可对话的“心灵之桥”。唯有如此,方能让海外受众不仅在笔墨挥洒间领略汉字的韵律之美,更能在心灵深处,理解与欣赏中华文明所蕴含的独特哲学思想与生命情感,最终实现中华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有效传播与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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