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大量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大型城镇逐渐兴起。恩格斯在其著作中重点关注构成城市环境的多重要素，指出城市发展同时受到社会与生态双重维度的塑造与制约。例如，食物与水源如何输入城市，既涉及自然生态过程，也嵌入于复杂的社会组织与分配机制之中。城市因而成为环境公害(如空气污染)的集中发生地，同时也是社会生态矛盾与斗争的重要场域。
恩格斯对城市生态问题的系统性思考集中体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两部著作中。这两部作品均聚焦于城市无产阶级在工业化背景下的生活与劳动条件，以及他们为争取改善这些条件所发起的集体抗争。尤其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早期经典中，恩格斯深入考察了环境状况与产业工人健康、劳动条件及阶级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环境退化、阶级剥削与社会不平等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城市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根据现有研究，恩格斯的城市考察始于19世纪中叶他对英国工业城市的实证观察[1]。这一时期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仅标志着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市研究的初步形成，更开创了城市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先河。国内学者张剑宇和廖小琴指出，恩格斯城市思想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三个明显阶段：初步探索期(1978~1990)、逐步成熟期(1991~2000)和深化拓展期(2001至今) [2]。在这一进程中，研究视角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逐步转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凸显了恩格斯城市思想的当代价值。
关于恩格斯城市思想的核心内容，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了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城市发展功能论，分析城市在物质生产、精神文化创造和社会阶级分化中的功能[3]；二是城市问题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城市中的住宅短缺、环境恶化和阶级对立等问题。
国内研究偏重文本解读与政策阐释，学者们往往通过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寻找解决当代城市与环境问题的理论依据。而西方研究则更注重现实关联与跨学科整合，将恩格斯的思想与当代生态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问题意识相结合。本文立足恩格斯两本经典著作，探讨恩格斯城市生态思想，阐述城市化进程中的阶级关系与生态影响。
2.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城市生态的奠基之作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奠基性文本，也是社会历史研究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该书以工业革命为历史起点，系统考察了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在英国的形成过程。尽管书中并未完全忽略乡村的社会关系，恩格斯的分析重点仍集中于工业人口向大城市及制造业城镇持续集中的趋势，以及1840年代初期这些城市地区的生存图景。书中大量经验材料源自当时的官方报告与新闻报道，而其中最具感染力与批判性的叙述，则多来自恩格斯的亲身调查，尤其是他对曼彻斯特和兰开夏郡极端贫困区域的深入走访。
尽管恩格斯所描绘的工人处境极为严峻，他并未将产业工人简单地表述为被动承受苦难的受害者。相反，他指出，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压迫，为工人阶级形成集体抵抗、建构自我认知以及推动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潜在动力。在方法论上，恩格斯的处理方式与后世许多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更不必说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分析——存在明显差异。他致力于将工人的职业状况(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雇佣关系、劳动条件与技术过程)与其家庭和生活领域的其他特征(包括个体与集体层面)联系起来进行整体性考察。这种研究路径最终体现为一种融合环境视角与社会维度的综合分析，为理解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提供了深刻的历史与理论视角。
恩格斯细致描绘了工业城镇与城市贫民区居民的生活境况，并在叙述中多次停顿以提炼其共同结构特征。他尤为关注这些区域的组织方式与空间形态，强调不同社会阶级之间不仅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更体现在建成环境的有意布局——例如主要干道周边的建筑排列往往经过设计，以确保使那些富裕而神经脆弱的人们看不见他们财富所依托的苦难与污秽([4] p. 84)。在工人阶级聚居区内，住房条件亦呈现出显著的内部分化。恩格斯借助示意图说明承包商如何在排屋设计中通过优化空间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依据工人家庭之间的阶层差异收取不同租金。与此同时，最贫困的区域往往也是小酒馆和临时住宿最为集中的地带。恩格斯进一步援引了一份关于伯明翰此类住房的调查报告，以实证方式揭示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与普遍性。
它们几乎都是令人作呕的肮脏和恶臭，是乞丐、窃贼、流浪汉和妓女的避难所，他们在这里吃、喝、抽烟和睡觉，丝毫顾不上舒适或体面，这种环境仅对这些堕落的人而言才是可以忍受的。([4] p. 74)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所有工人阶级地区仍然具备一些共同特征：
“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很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4] p. 62)
恩格斯指出，缺乏下水道、排水沟及厕所等基本卫生设施，在住宅区庭院内养猪、附近堆积腐烂垃圾以及河溪遭受污染等现象彼此关联，导致生活饮用水和洗涤用水遭到严重污染。这些恶劣的外部环境条件，加之工人阶级住房内部建筑质量低劣、卫生状况堪忧、居住空间过度拥挤，以及居民本身普遍健康状况较差，共同构成了对其健康的严重威胁，致使死亡率持续居高。在引用埃德温·查德威克关于劳动阶级卫生状况的最新报告时，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上述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
“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流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污染。这样，大城市工人区里的脏东西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总要引起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被污染了的河流冒出来的水蒸气也是一样。”([4] p. 139)
恩格斯书中描述了水和空气污染以及其他与人类生活和自然环境相关的问题。他描述了煤烟的刺鼻气味，以及街道肮脏，满是动植物残渣，到处是污浊的水塘，因为没有下水道或排水沟([4] p. 88)。恩格斯进一步证明，伦敦人口过于集中，居住过于拥挤，居民使用明火，城市布局妨碍通风，甚至连氧气都变得稀缺([4] p. 139)。他这样描述曼彻斯特地区的埃瑞克河：
“在桥下的深处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埃瑞克河，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与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不断冒出瘴气泡，并散发出一种连站在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4] pp. 87-88)
人们在工作场所和居住区都面临这些有毒环境。恩格斯在书中多次提到工厂内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湿，又暖和，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和；只要通风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窒息，没有足够的氧气，充满尘埃和机器油蒸发的臭气；而机器油几乎总是弄得满地都是，并且还渗到地里”。([4] p. 201)一些行业让工人暴露在特定危险中。金属磨削工吸入金属粉尘颗粒，玻璃吹制工则面临胸部感染的风险。矿工长期暴露于煤尘中，导致“黑痰病”以及烟雾和地下缺氧对肺部的危害。
此外，恩格斯描述了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关系滋生了有害病原体，可能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也使富人们感到恐慌，他们担心这种疾病会传播到贫困地区之外：
“当这种流行病到来的时候，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全都惊慌起来。他们忽然想起了穷人的那些不卫生的住宅，而且一想到每一个贫民窟都会成为传染病的大本营，瘟疫会从那里向四面八方传播，侵入有产阶级的住在，就吓得发起抖来。”([4] p. 103)
恩格斯的描述展示了社会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还进一步显示了同样的生产力在改变工人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环境，这些质的转变不可逆转。这种环境变化对最贫困者造成伤害，工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他们首当其冲。
然而，恩格斯的研究并未止步于环境状况对城市产业工人健康与死亡率的影响。他还以批判性视角，回应了当时主流社会改革者对于底层群体在肮脏生活环境中所面临的道德与心理健康问题的担忧。在他看来，在如此恶劣的物质条件下，家庭生活的维持与个人尊严的保障几乎无从谈起；而盗窃、卖淫、酗酒与其他行为失范等现象普遍存在，亦不应被视为偶然或个体道德失败的结果，而是结构性压迫下的必然反应。
恩格斯不仅剖析了工人的居住条件，还深入考察了食物污染与掺假等食品安全问题。最终，他将这些物质生存条件的批判与对各行业职业病及其危害的系统性分析相结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关注焦点延伸至工人阶级儿童的工作与生活境况，揭示其如何交织并导致发育受阻、教育缺失与生命早衰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3. 城市居住格局两级分化带来生态问题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所形成的城市混合体，体现了多种社会、经济与环境因素的非均衡结合，这一特征表现在城市的空间布局中。此类城市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二元对立格局：一方面，树木成荫、规划井然的大道两侧耸立着豪华住宅与灯火通明的商业场所；另一方面，则存在着规划混乱、卫生条件恶劣、住房拥挤且基础设施匮乏的贫民窟区域。尽管当时曾尝试通过空间手段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元素予以隔离，然而内城地区的人口密度过高，以及工业、商业与居住功能之间缺乏有效区分，导致贫民窟中频发的疾病与感染逐渐扩散，进而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其他地区，从而在空间与社会层面带来了难以忽视的流行病与城市治理问题。
工厂与仓库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域，而中产阶级业主及专业人士则普遍选择定居于郊区，仅少数管理人员常驻城内。对于无力承担交通费用、依赖步行通勤的工人而言，居住地靠近工厂成为其谋生的必要条件。这一现实促使内城形成高密度的工人阶级聚居区，与郊区间隔明显，构成空间上的隔离。此种城市结构意图通过将工人阶级限制在一定距离内并置于持续监视之下，以维系中产阶级的社会优越地位。与此同时，旨在限制工人阶级社区扩张的城市规划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住房供应与不断增长的工人数量之间的失衡，导致卫生条件恶化、居住环境恶劣，使城市贫民窟沦为污秽与疾病的滋生地，也成为传染病蔓延的温床。
伦敦可作为此类畸形城市发展的显著例证，其东区与西区之间的强烈对比尤为明显。尽管伦敦通常不如英格兰北部城市那样被明确归类为工业中心，但它实际上拥有规模庞大的工业带，生产大量商品以满足本市庞大人口的消费需求。除码头与铁路系统外，这些工业设施需要大量劳动力以维持其建设与运营。伦敦被蒸汽船和众多工厂的炉火，以及铁路发出的嘶鸣声所笼罩。与此同时，首都，伦敦持续吸引着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移民潮，他们依据阶级身份涌入不同的区域：威斯敏斯特和圣詹姆斯地区因皇家法院及高端场所聚集，吸引贵族和中产阶级迁居西区；而靠近港口及工商地带的东区，则逐渐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聚集地。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深入剖析了工业时代英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严峻生存条件，其中包括长时间劳动、工资微薄、普遍贫困、拥挤而肮脏的贫民窟住宅拥挤肮脏、食物有害、过度劳累、饥饿、睡眠严重不足、空气污染、疾病得不到治疗、普遍存在的利己主义与道德冷漠、犯罪与酗酒、衣着破烂、失业现象、无家可归、清洁饮水和排水设施缺乏以及恶劣的卫生环境等问题。
恩格斯的调查研究覆盖了英国多个城镇与地区，既包括伦敦与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也涉及谢菲尔德、利物浦和利兹等工业城镇，同时还延伸至康沃尔的矿区与爱尔兰的农业地带。这些实地观察为他构建起一幅真实而压抑的社会图景，清晰呈现了城市工人阶级在日常生活中所忍受的极端贫困与非人处境。在每一处工业革命留下的地理景观中，恩格斯都系统考察了贫困现象与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状态，并对他们居住与劳动中所遭遇的不人道的待遇表示深切忧虑。他详细描述了贫民窟中令人震惊的居住条件、城市空间在物理形态上的扭曲与失衡，并强烈批判了工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居住区之间不自然的隔离机制，使得他所调查的许多城市在空间结构上呈现出一种怪诞的面貌。他强调这种区隔不仅加剧了穿越与管理城市的困难，也反映出阶级间深刻的社會对立。恩格斯同情贫困群体，并积极呼吁改善其工作与生活条件。
十九世纪英国城市景观的畸形特征与其建筑布局密切相关，尤以伦敦的工人阶级贫民窟为甚——无论是在感官体验还是空间结构层面，均展现出极为严重的负面形态。对非人的生活条件、肮脏环境、污秽现象以及不健康气味的描绘，不仅呼应了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所虚构的“污秽角落”，也生动再现了恩格斯本人将伦敦贫民窟比喻为腐烂与衰败之域的隐喻形象，揭示出民众被迫在非人环境中生存的残酷现实。
然而，在这些贫民窟的附近，却往往矗立着辉煌的大道，伦敦花花世界徜徉之地。英国城市因而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混合性特质，作者于其间敏锐地察觉到城市布局中的严重失衡与形态畸形：“这些贫穷到极点的人们的藏身之所是常常可以在富人们的旁，往往潜藏着最深重的痛苦与贫困”。([4] p. 63)通过有意识的城市规划策略，贫民窟被从城市华丽大厦紧邻的地方找到的。”中更为发达的区域中隔离出来，正如恩格斯所尖锐指出的——“城市西头的人们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比知道澳洲和南洋群岛的野人更多一些”。([4] p. 64)这种空间上的隔离机制进一步在“文明”市民的心目中将贫民窟建构为疾病蔓延、令人厌恶且充满威胁的“他者”之地。尽管贫民窟实质上是伦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却长期处于被孤立、忽视与知识匮乏的状态，从而逐渐蜕变为另一个伦敦——一个被排斥、不可见却又真实存在的“他者”伦敦。
恩格斯在描述伦敦、都柏林、爱丁堡、格拉斯哥、利物浦及诺丁汉等城市中的工人阶级贫民区时，反复使用了诸如“肮脏”、“悲惨”、“扭曲”、“崩溃”、“害虫”、“污秽”和“废墟”等一系列否定性语汇。在其笔下，城市呈现为一个分裂的有机体：一面是以装饰华美的宅邸与宽阔大道为外在表征的体面空间，另一面则是贫民窟与阴暗巷弄中物理与道德双重层面上持续衰败的底层世界。
从这一视角出发，城市所维系并强化的虚假秩序与道德沦丧的结构安排，使其不仅成为一个物理构成上极度不协调的怪物，更在伦理意义上构成了一种畸形存在。整座城市体现出规划者的道德虚伪——他们有意设计出优美整洁的街巷与大道，以遮蔽劣质拥挤的工人居住区。此种虚伪性在仅富裕社区(如伦敦西区)周边实施美化策略这一事实中尤为明显；相反，贫困区域则完全缺乏相应改造，显示出对穷人处境的系统性漠视。西区如贝尔格雷夫广场一带的贫困被巧妙地隐藏起来，而东区的贫苦却是公开、弥漫且支配性的。城市因此成为中产阶级推卸对工人阶级责任的空间工具；其分裂的形态成功掩盖了工厂财富与工人惨状之间不堪的现实联系。
伦敦堪称此类分裂的典型：贵族与富裕中产阶级聚居西区，贫民则集中于东区。随着时间推移，贫富之间的地理分隔不断加剧，反映出日益深刻的社会对立。东区的圣吉尔斯被恩格斯视为最为破败贫困的代表区域之一。他写道：“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塞满了人，而且里里外外都脏得看来没有一个人愿意住在里面。”([4] p. 62)
在曼彻斯特，正如在许多现代资产主义城市中一样，贫民窟、污染及其他形式的城市失序现象并非偶然出现的社会问题，而是深深植根于其阶级结构之中的持久特征。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社会隔离，已通过城市空间结构得以固化与强化：稀缺资源被富人垄断，而贫困人口及工人阶级群体则被完全排除在资源分配体系之外。这种空间与资源上的不平等，成为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投机、收入高度集中以及政治权力的勾结共同作用，不断加剧社会排斥，使底层群体无法公平享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更为严重的是，工人阶级社区常因房屋破旧、设施落后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这些业主多半是建筑公司老板或厂主，他们很少或根本不愿花钱修缮，这一半是由于他们不愿意减少自己的收入，一半是由于租期短促的缘故；在商业危机来临，大批工人失去工作的时候，往往整条整条的街都空起来，因此，小宅子很快就倒塌毁坏，不能住人了”。([4] p. 97)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空间不仅反映阶级对立，也维持并强化了不平等结构。
曼彻斯特在工业化进程中迅速崛起为重要的织布业中心。自18世纪起，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及后续技术革新——如织布机的推广——逐步削弱了手工编织业的市场竞争力，其产品定价逐渐被大规模机器生产所主导。这一技术革新不仅重构了生产模式，也深刻改变了大量人口的工作与家庭结构。传统上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纺织生产的模式逐渐瓦解，整个家庭——包括妇女和儿童——越来越多地进入工厂成为雇佣劳动力。这一社会转型反映在人口的急剧增长上，例如兰开夏郡地区在八十年间人口规模扩大了十倍。
与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变革相伴随的，是自然环境的显著变化。英国工业逐渐转向依赖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炭，以驱动蒸汽机并支撑持续扩张的工业生产。这一能源转型符合资本家的利益：早期工业家发现煤炭不仅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动力来源，也使得工业选址摆脱了对水力的地理依赖，从而推动工业活动向城市集中。因此，工人迁移到城市与能源结构从可再生能源(如水力)向化石燃料的转变密不可分。尽管19世纪的资本家阶级未必预见到使用煤炭对气候的长期影响，但他们显然意识到了燃烧煤炭对工人健康的直接危害。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敏锐关注到这些问题，并指出城市环境状况与工业城市化过程中的阶级不平等之间存在深刻联系。他强调，环境污染与工人居住区的恶劣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阶级权力结构的直接后果。
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以大量篇幅详尽描绘了工人与贫困群体身处宛如社会地狱般的生存环境。在大都市中，各种传染性与环境性疾病肆虐盛行，特别是肺结核及各类发热病广泛传播，成为工人健康的主要威胁。此外，他还系统记述了长期营养匮乏所引发的一系列疾病，例如淋巴结结核、佝偻病以及多种消化系统疾病。
这些健康问题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当时工人阶级结构性困境的直接反映。在工业城市的背景下，工人普遍面临高强度且危险的生产劳动、仅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水平、极度拥挤与卫生条件恶劣的居住环境、医疗资源的严重匮乏，以及高度不稳定的就业状况。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健康剥夺机制，不断加剧其身体健康状况恶化与社会苦难。恩格斯通过将疾病分布与阶级地位相联系，深刻揭示了健康不平等的社会根源——这些看似自然出现的流行病与营养不良症，实质上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不平等与剥削制度的具体体现。
4. 住房问题引发城市生态危机
在1872年发表的小册子《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援引其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指出十八世纪英国工人被强制驱逐出原有住宅与家园的历史过程，并再度强调城市化及工人大规模迁入拥挤都市所引发的健康危害([5] p. 323)。至恩格斯撰写该文时，欧洲——尤其是统一后的德国——仍处于无产阶级化工人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进程之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城市地价上涨与城市规划日益服务于工业资本的需求，大量工人住房被拆除，用于拓宽街道与修建铁路，从而打造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奢华城市”([5] p. 365)。
在这一背景下，投机活动受到激励，资本涌入工人无力承担的高价住房市场，导致工人居住条件进一步恶化：工资低下与周期性失业迫使工人栖身于拥挤、劣质且通常位于城市边缘的住房中。部分住房——尤其是地下室居所——环境极其恶劣，甚至需在洪水后人工排水。恩格斯借曼彻斯特地方报纸的一则报道揭露了居住条件的残酷现实：一名失业工人全家因洪水被迫在屋内过夜，刺鼻气味致使他们彻夜难眠、呕吐不止([5] p. 367)。清除贫民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问题，而仅将其转移他处，掩盖了结构性的矛盾。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住房问题并非源于人口的绝对过剩或房屋的绝对短缺。若在1872年实现合理分配，现有房屋本可满足居住需求。他强烈批评托马斯·马尔萨斯所谓“人口增长必然超过资源限度”的理论，指责其主张为“对自然和人类的可怕亵渎”。恩格斯认为，农业生产力完全能够与人口增长相适应；在资本主义体制中，“人口过剩”实质上是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失业与劳动力无法被吸纳的表象，是竞争性社会结构所特有的矛盾，而非普遍规律。就住房供应而言，恩格斯指出，在某些城市(如曼彻斯特)，住房危机“几乎是不存在的”；危机更多爆发于那些正经历急速工业化转型、却原本并非工业中心的城市，其城市规划与土地用途剧烈变动，迎合新兴工业阶级的利益，从而加剧工人的居住困境。
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对当时流行的两种住房解决方案提出了深刻批评。第一种方案主张通过分期购买机制使工人逐步获得住房所有权，从而逐步废除租赁制度。恩格斯将此类观点归类为“普鲁东主义”，因其延续了普鲁东所提倡的生产资料合作所有制逻辑，试图在私有制框架内通过改良缓解住房矛盾。第二种方案与社会改革家爱弥尔·沙格斯相联系，同样致力于推广工人住房自有化。沙格斯主张由“开明”资产阶级为工人提供住房与小块土地，认为工人藉此可转变为小资本家，从而实现所谓扎根土地的社会稳定。
与恩格斯相反的是，这两种立场均对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表示惋惜，并将其视为需要抵制或逆转的趋势。恩格斯则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批判这种怀旧情绪忽视了大工业发展的必然性和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意义，指出其并未触及资本主义住房危机背后的结构性剥削关系。
恩格斯对这两种资产阶级解决方案均持批判态度，其根本理由在于二者均未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核心结构。首先，他指出，工人拥有住房和一小块土地在实践中并未带来实质性益处。以德国为例，这种所谓的“自有化”反而为资本提供了压低工资的理由——工人可通过小块土地上的生产自行弥补部分生活资料，从而间接承担了自身劳动力的部分再生产成本。其结果不仅是拥有住房的工人实际收入并未提高，更导致整个德国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被系统性压低，甚至低于欧洲其他国家，进而影响到无房无地的工人群体。其次，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住房所有权在工业化背景下反而成为束缚工人的桎梏。它限制了工人因就业机会而必需的地理流动性，使其难以随资本流动而迁移，从而阻碍了他们获取薪金工作的可能性。因此，恩格斯将这类方案视为一种反动且不切实际的空想，其本质是试图将已形成的工业无产阶级重新推回前资本主义状态，恢复其与小土地和手工业的联系，从而削弱其阶级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他明确认为，这种向后倒退的倾向阻碍了城市中潜在的无产阶级反抗。正如恩格斯所尖锐指出的：“难怪那些从工资中获取这些异常扣除而富裕起来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会热衷于……工人拥有自己的住房。”[6]解决住房短缺问题
自然只能通过征用现有房主的房产，将无家可归的工人或居住在拥挤环境中的工人安置在他们的房屋中来实现。一旦无产阶级赢得了政治权力，这种出于对公共利益考虑而采取的措施，将与现代国家进行的其他征用和安置一样容易实施。([4] p. 330)
5. 结语
如今，全球已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工人阶级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其居住条件与生存环境日益成为关键议题。住房问题不仅关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亦与生态环境紧密相连。恩格斯很早就从一种广义的视角审视住房问题，深入剖析了工人居住状况与城市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指出，工人居住区过度拥挤、卫生条件恶劣，成为传染病滋生与传播的温床——病菌通过空气和水源扩散，不仅危害工人健康，最终也会反向侵蚀资产阶级自身。恩格斯揭示了城市化背后隐含的剥削机制及其对自然环境的系统性破坏。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论住宅问题》两部著作中，恩格斯着力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如何生产出对工人身心有害的城市空间。他将这一过程称为“社会谋杀”，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对健康与福祉的损害往往是以隐蔽、结构性的方式实现的。穷人往往无声地承受环境灾难的后果——或因极端热浪而死亡，或因长期吸入污染的空气而患上慢性肺部疾病；他们的痛苦往往被忽视，生命在无人关注中缓慢而确定地被削弱直至摧毁([4] p. 221)。恩格斯不仅呈现了这一现实，更对其背后的制度性原因进行了深刻批判。
恩格斯的城市与环境思想主要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其观察对象主要是曼彻斯特等早期工业城市。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其理论在具有深刻洞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我们加以审视的方面。
恩格斯的分析精准剖析了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野蛮性，但受限于时代，未能预见资本主义体系通过国家干预、福利制度、技术革新和自我调整所展现出的巨大弹性。例如，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城市更新、环境立法、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19世纪那种极端恶劣的城市环境问题。恩格斯将环境问题的根本根源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并提出了社会革命这一终极解决方案。这一宏观视野具有方向性意义，但在当代复杂的治理实践中，不免有些过于宏大。
恩格斯的思想基于欧洲经验，未来研究应更加关注其在全球南方国家的适用性与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实践，如何继承、超越恩格斯思想，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城市化道路。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24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恩格斯城市思想研究”(2024SJYB46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