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赛博格身体：发展、概念与范畴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深入人心，以数字信号的方式联通人与非人、有机生命体与无机生命体间的通信成为触手可及的技术。由此，通过数字通信改造人体、创造人工智能的后人类主义思潮兴起，风靡技术研发、科幻文艺、医疗领域。马斯克的脑机链接直播，则将这一思潮引入大众文化范畴。
中外上古神话对人与非人融合的超能力皆有畅想，反映了人类对“人的非人化”“非人的人化”的迷思由来已久。如古埃及神话中的狮身人面怪物斯芬克斯兼具智慧、诱惑、邪恶的力量；中国上古神话中女娲、伏羲则是半人半蛇、龙的形象。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对自我改造技术的幻想由此蓬勃发展，但多具有悲剧、警示意味。1818年，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在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幻想了人造“怪人”的恐怖科学实验后果。由于小说在大众文化、技术研究领域广有影响，“弗兰肯斯坦”一词成为人造怪人、人造人的代名词，而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则为催生后人类主义的技术哲学研究带来重要启示[1]。
受控制论技术发展和文艺创作启发的双重影响，致力于人体改造的人机融合研究进入科技研发领域，意指人与非人融合技术产物的赛博格一词由此诞生。英国物理学家J.D.贝尔纳在1929年出版的小册子《世界、众生和恶魔：对未来理性灵魂的三大敌人的探究》中提出了“可改造的机械人”，“空间的殖民化和身体的机械化显然是互补的”。他认为，人体改造技术是人类征服太空的基础。赛博格(电子人)实践与研究的序幕由此揭开，其核心范畴是身体。1960年9月，美国科学家克莱因斯与克莱恩在《航天学》杂志上发表《赛博格与空间》一文，赛博格一词由此诞生，意为“控制论有机体”。此后，赛博格研究形成了两个分支，即科技领域的人体改造技术和社会学领域的二元论思想批判。计海庆称之为“赛博格分叉”。伴随科技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和改造进程，“赛博格分叉”正在生活领域形成合流，如马斯克的脑机链接直播[2]。
赛博格(Cyborg)概念诞生于1960年代美国航天医学领域，由曼弗雷德·克林斯(Manfred Clynes)和内森·克兰(Nathan Kline)在《赛博格与太空》一文中首次提出。其最初定义是“通过移植辅助的神经控制装置，增强人类适应外太空生存能力的生物–机器混合体”。这一技术导向的定义，直指人机物质层面的互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1985年的《赛博格宣言》颠覆了传统定义，将其升华为“控制生物体——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既是社会现实的创造物，也是虚构的创造物”。此定义突破物质边界，强调赛博格的混杂性与符号性，成为后现代理论的重要隐喻[3]。在智能传播语境下，彭兰、田秋生等学者提出“有机体与数据的融合”的新范式。赛博格身体不仅是物理实体，更是数据生产、传输与接收的节点，如智能手表持续监测并上传用户生物数据，形成“数据化生存”模式。
从具体范畴来看，赛博格身体一方面是指技术化身体，即通过直接的技术手段增强或替代人体功能的身体形式，通过植入设备或器官，将技术与人体融合的人机互嵌，例如假肢、心脏起搏器等。这种形式的赛博格身体强调物理层面的融合，技术直接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同时，赛博格身体也涉及有机体与数据的融合，通过智能设备与人体数据互动，例如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实现身体机能的增强和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这种形式下，技术与人体数据交互，但不一定涉及物理层面的植入。
另一方面，赛博格身体指隐喻方面。隐喻身体是指赛博格身体作为一种概念隐喻，模糊了人与机器、有机体与非有机体之间的界限。学者哈拉维指出，赛博格打破了四大二元对立，即人类与动物(基因编辑模糊物种界限)、有机体与机器(脑机接口实现神经直连)男性与女性、主体与客体(AI算法介入身体决策) [4]。哈拉维以转基因生物(如保鲜番茄、肿瘤鼠)为例，说明基因改造模糊了自然生物与人工生命的界限。例如，肿瘤鼠被植入特定基因后，会在预定时间产生肿瘤，这种“设计生命”挑战了传统生物学对“自然”的定义。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将人类与动物视为截然不同的存在，认为人类拥有理性、意识和灵魂，而动物则缺乏这些特质。通过生物技术、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不再那么明确，赛博格概念模糊了这种界限。
从具体操作性定义来看，赛博格身体主要为生物组织、机械部件、数据代码的动态混合。第一种形式是生物–机械混杂，例如糖尿病患者的植入式胰岛素泵自动调节血糖，在医疗方面马斯克Neuralink的脑机接口已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打字，未来可能实现记忆备份。第二种形式是数据与身体的交互，彭兰提出“身体数据化”概念，指智能设备持续采集生物数据如心率、脑波，形成“数字孪生”参与社交。VR头显通过运动捕捉 + 力反馈系统，实现“幽灵肢体”现象，用户感知虚拟手臂为身体延伸。第三种为认知–技术混杂，如AI协同决策，谷歌DeepMind开发的“AlphaFold”已能预测蛋白质结构，未来或集成至人体，辅助免疫系统决策。美国国防部DARPA的“恢复主动记忆”项目，探索通过电刺激海马体提升士兵战场决策速度。最后一种则呈现液态形式，赛博格身体实现动态身份重构，身份从“自然身体决定论”转向“技术介导的流动性”。乔新玉研究发现，截肢者使用智能假肢后，其自我认同会从“残缺者”转变为“技术增强者”。
赛博格身体概念的提出，不仅是一种描述人类未来状态的预言，也是公众在当下正在经历的现实。随着可穿戴设备、植入式设备和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普及，赛博格身体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个体作为传播节点以及社会传播生态的图景。
2. 赛博格身体与人的再媒介化
2.1. 个体成为数据供给者
赛博格化的一个显著结果是身体自身被持续数据化。智能技术支持下的设备能够全天候持续监测身体的各种数据，如心率、睡眠时间与质量、行走步数、卡路里消耗、血糖等，从而产生源源不断的数据流。智能设备不仅扩展了身体数据化的范围，还使得这些数据可以方便地获取和记录。
赛博格身体作为数据供给者，其数据输出机制呈现“主动生产”与“被动采集”的双重性[5]。一方面，个体通过智能设备主动上传社交内容、健康记录等数据，如微信运动中的步数分享、Keep的健身轨迹记录，这类数据成为自我表达的数字载体，强化了“基于数据的自我传播”。另一方面，智能设备通过传感器网络持续被动采集身体数据，从基础的心率、睡眠质量到深层的生理指标，形成“身体数据流”的自动输出。彭兰指出，这种被动采集使身体成为“外部数据的供给者”，甚至在用户无感知状态下完成数据传输，如智能手机的位置追踪功能。
赛博格身体推动个体进入“量化生存”模式，日常实践被转化为数据生产与消费过程。可穿戴设备将行走步数、卡路里消耗等转化为社交货币(如微信运动排名)，促使个体为追求数据“达标”进行非必要运动，甚至导致身体损伤。智能手表监测睡眠周期生成“深度睡眠占比”等数据，促使个体根据算法建议调整作息，将生物节律的自然调节异化为技术驱动的精准管理。这种数据化不仅局限于生理指标，还延伸至行为与情感维度。例如，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发言频率、表情使用等数据，生成“社交活跃度”评分，用户为优化该评分调整互动策略，使人际交流从情感表达异化为数据优化的表演实践。
2.2. 赛博格身体与反身性运动
反身性是一种运动，即曾经被用来生成某个系统的东西，从一个变换的角度，被变成它所激发的那个系统的一部分。在赛博格身体中，个体既是被观察者也是观察者。可穿戴设备将被监测的个体信息发送给作为观察者的个体，个体对这些信息做出反馈，这些反馈也会体现在作为被监测对象的个体身上。这种反身性运动也是一种自我传播，但与传统时代的自我传播不同，它越来越多地基于身体产生的数据进行，而非身体感受本身。这种基于数据的自我传播可能改变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身份建构[6]。
智能设备作为赛博格身体的外延，既拓展了人类感官边界，又造成感知逻辑的倒置。彭兰提到，手机长焦镜头使“望远”能力超越生物极限，但VR头盔使用时对现实环境的视觉遮蔽，实质是“具身性的选择性断裂”——个体在技术中介下形成“分裂的感知主体”。这种异化在健康管理领域尤为显著：智能手表将心率、睡眠等生理指标转化为可视化数据，用户为优化数据指标调整作息，形成彭兰所述的“反身性运动”——身体从感知主体异化为算法治理的对象。这种超越常规的感官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用户体验，也使用户不免陷入了技术规训之中。
可穿戴设备等的应用，使人们对身体的认识走向精准化，同时也走向机械化。身体并不是与意识、感知、体验一体的对象，而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观察与调节对象，如同其他的“物”。身体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被拆解成一组组离散的数据。对身体数据的过分关注，对数据的追求，也使一些人走向极端。对身体的数据化认知，不仅影响着与身体相关的认知，也会影响人对自我整体的认知，因为身体是自我形象重要的外在呈现，能否对身体进行有效管理，能否达到自己期待的身体效果，往往被看作个体自制力的表现。身体数据不仅仅影响着个体对自我的认识与评价，也成为社会互动中人们相互认知、评价的指标，因为身体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着人的自制力、生活追求、生活品质等，构建着人们的社会形象。人们心目中身体数据的“好坏”标准，逐渐在社会互动中形成。身体的数据化技术，使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将自己套入一些模式化的身体标准，人们对各种身体数据的追求，是为了符合某些标准，无论是身高、体重，还是血压、血糖、每天消耗与摄入的热量等，如果达不到标准，人们就要设法对其进行调控。在持续的数据化基础上，赛博格身体的反身性运动不断增强。与身体数据化相伴的更大风险，是数据化思维在各种层面的蔓延。有研究者指出，作为赛博格的人在其运行过程中，其诸多特性以及他所接受、处理和发布的诸多信息，都在被数据化地度量，因为这正是信息维度下对人类及其行为顺理成章的理解方式。数据化的过度应用，也意味着人的精神技术化，即借助技术手段来影响、塑造乃至改变一个人的心理、认知、情感等，这也导致人性的标准化和单一化。
2.3. 赛博格身体与网络节点
赛博格身体作为数据连接单元，本质上是数字化网络的基础节点，实现了多重数据维度的交汇与整合。彭兰指出，人机一体的赛博格身体“成为数字化的内容网络、社交网络、服务网络甚至身联网、物联网等多重网络中的基本节点”，这种连接性使身体成为数据流动的枢纽——例如，智能手机在聚合位置数据、支付记录、社交互动等多源信息后，可通过时间–空间坐标勾勒出个体完整的生活轨迹[7]。孙玮提出“节点主体”这一概念，强调移动网络时代新型主体并非是先于关系而存在的预设实体，而是在动态的网络关系中持续经历建构与解构的过程，揭示了节点主体与社会网络之间相互塑造的辩证关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网络技术向社会逐渐深度渗透，技术具身的赛博格人浮现水面，人与机器的结合连接了新的网络，跨越了物质、信息、身体与意识等多个方面。这种数据聚合不仅重构了个体认知，更打破了传统社会系统的隔离状态，如孙玮所言，赛博人通过界面“实现了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各种系统的打破与重组”，使医疗、教育、商业等系统以数据为纽带形成协同。
3. 赛博格身体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3.1. 自我认同的数字化分裂与多元建构
赛博格身体通过虚拟化身技术打破了生物自我的唯一性，形成“数字二重性”生存状态。彭兰在《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中指出，元宇宙中的虚拟分身使个体能在不同场景中建构异质化身份——如职场人士通过VR会议系统以“理想形象”参与社交，同时保留生物身体的物理存在。这种分裂催生了赵海明在《虚拟身体传播》中提出的“身份表演悖论”：当Lil Miquela等虚拟偶像通过算法设定的人格特质在社交媒体互动时，个体用户也被迫在生物自我与数据建构的“第二自我”间进行叙事协调，导致“我是谁”的存在论追问转化为“我如何管理多重数字身份”的技术操作。赛博格身体使个人扮演了多重角色，也引发着用户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混淆[8]。
赛博格通过身体改造技术逐渐打破人与非人、有机体与无机体之间的界限，基于自然人体的自我认同开始破裂并重组，伴生的伦理价值及生存方式等逐渐改变。网络热门主播乔碧萝因本人真实样貌与网络形象不符引发争议，彰显了网络拟态世界中生存方式的典型样本，即赛博格的半人、半电子部分既趋于分裂又紧密交织。赛博格身体既保留了个体价值，又拓展了多元属性，使其呈现赛博格式的多元生存发展状态。
3.2. 数据权利的非对称分布与数字劳动异化
赛博格身体作为数据连接单元，加剧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平台通过手机传感器采集用户地理位置、消费习惯等数据，形成不平衡——用户贡献数据却无法分享商业收益，而企业借此构建精准营销体系。
这种失衡逐渐在劳动领域演化。闫金敏提出，未来企业可能通过脑机接口监控员工神经活动，将“过劳风险预警”转化为延长劳动时间的管理工具，催生赛博格式员工，其身体数据成为资本积累的新原料。赛博格技术模糊了人对时间、空间与自我感受的界限，人的感受力易过强或过弱而出现失衡，数字资本借此压榨数字劳动者的时间与空间，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赛博格实现了人与机械链接的技术特性，数字劳动者能够突破时间、空间与个体限制发挥最大工具属性，同时赛博格技术构建了全球最大数字劳动者人才库，在特定场景中迅速匹配最佳劳动者，实现不同领域的劳动生产。资本对劳动进行合法化和可计算化的规训，这一规训深化了对数字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控制。劳动者在规训中进行更加高效且目的性的生产活动，在此环境中生产的数据成为新的资源形式与价值载体，无限制的劳动数据成为极具价值的生产资料，经过层层筛选分类被资本瓜分。赛博格技术控制下的劳动剥夺了劳动者的信息劳动价值，异化了数字劳动过程[9]。
3.3. 互动模式的具身性迁移与主体间性危机
赛博格技术重构了社会互动的“在场逻辑”，引发传统具身互动的范式转移[10]。唐娜·哈拉维指出赛博格身体模糊了人与机器、有机体与非有机体之间的界限，强调赛博格的混杂性和符号性。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传播主体趋近于后人类主义思想中呈现的人与技术融为一体的形态。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网络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增强了人类参与传播实践活动的参与性，个人凭借网络虚拟空间可以实现远程参与会议，AR技术通过计算叠加实现多种交互，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融合人与机器创造出新的传播主体机器人。传播技术的发展正不断突出并加剧技术所体现的具身性。技术的特性不断渗透至人的身体经验中，人与机器主体边界逐渐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着主体间性危机。彭兰以VR会议为例，指出虚拟化身的表情模拟(如通过面部捕捉生成微笑)形成“技术中介的具身性”，但这种互动存在赵海明所述的“双重在场悖论”：一方面，参与者需维持生物身体的坐姿、手势等现实礼仪；另一方面，又需操控虚拟化身完成符合数字场景的互动行为(如点击“举手”按钮)。当沙特阿拉伯赋予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时，这种危机升级为主体间性困境——社会需重新定义“人”的边界，虚拟人是否应享有与生物人同等的情感回应权，成为伦理与法律的空白地带。
4. 赛博格时代的具身新闻叙事
4.1. 新闻生产主体：从具身增强到分布式传播网络
赛博格通过技术加持，打破了传统新闻生产主体的能力限制。从具身性内涵来看，认知主体利用躯体、感知器官、视觉系统等进行认知，他们有来自周围环境的直接体验，其认知行为是涉身的。与此同时，身体行动所具有的控制与引导的功能与过程同样作用于我们的认知活动与社会互动，由此构建起“人类–技术–环境”的三元认知体系[11]。
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所预见的“人机混合体”已成为新闻实践的常态：路透社记者配备智能视觉系统进行现场报道，设备内置的深度学习算法实时完成人物身份识别、场景语义分割与情感倾向分析，其身体由此成为“移动的智能信息处理终端”。这种生产模式在2020年美国大选报道中展现出显著效能：搭载生物传感器的记者团队实现现场画面的多模态数据采集，其皮肤电信号与眼球追踪数据被转化为新闻现场的情感注释，使突发新闻的响应速度提升47%。赛博格技术增强了新闻生产主体的感官采集，通过智能视觉系统、植入设备等技术使数据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更加全面高效。同时促进了新闻生产过程的优化，从增强生产主体的新闻敏感到信息采集，新闻报道得到更佳呈现。
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理论在此获得技术具身性的新解。在技术的加持下，个体成为新的媒介生产中心。这种“具身化生产”机制使公民传播者的角色发生质变：2023年东京地铁集体不适事件中，普通乘客通过Apple Watch的心率预警功能生成的生理数据链，成为NHK新闻的核心信源，推动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机制的启动。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事件中，刷爆网络的共享式文档《待救援人员信息》展现了个体作为节点编织传播网络的能量。该文档仅用单日更新约270多个版本，访问量超250万次，通过多主体及时共享救援信息在社会险情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分布式传播网络的形成，使得新闻生产主体从专业机构向“技术–生物混合体”拓展，重构了新闻生产的权力格局。
4.2. 新闻叙事逻辑的感知维度革命：从符号表征到具身沉浸范式
赛博格技术推动新闻叙事从语言符号体系向多模态感知融合演进[12]。《纽约时报》VR纪录片《流离失所》构建的沉浸式叙事系统，通过触觉反馈装置、嗅觉模拟模块与空间定位技术的协同作用，使受众的身体成为叙事进程的调节中介。斯坦福大学媒介实验室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具身叙事模式使受众的事件共情度提升62%，较传统视频报道的信息留存率提高39%。在新技术环境下，身体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生物学意义的规定，更像是具备自我调节和动态平衡能力的系统。赛博格技术实现了可感知的实体化演绎，叙事系统通过声音、光线、电等表征手段模拟时间和空间，不同于文字的思维构想和视频的可视化呈现，赛博格推动新闻叙事形成具身沉浸范式。
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更催生了“思维直接传播”的叙事可能。Neuralink开展的临床实验显示，受试者可通过颅内电极阵列将神经信号转化为结构化新闻文本——当记者亲历火灾现场时，其视觉皮层的场景编码数据与杏仁核的情绪反应模式，经算法转译后形成带有生理注释的新闻稿，实现“体验–传播”的零延迟处理。这种叙事范式虽突破了语言中介限制，但也引发学者所担忧的“认知殖民”风险，此前的算法偏见案例显示，AI叙事系统基于神经数据预设的“受害者框架”，使难民报道中负面情感词汇的使用频率高于人工写作。
赛博格带来了新闻叙事的沉浸式体验，但另一方面在叙事搭建的主体和用户之间存在断裂。用户与系统的反馈交错进行，推动着叙事意义的构建与消解。选择型叙事看似为用户提供多种可能性，但实质是有限范围内的叙事设定，参与型叙事强调用户刺激过度让位于娱乐属性，而新闻叙事的设计需要平衡思想表达与用户体验，在提供框架的基础之上强调用户参与，发挥用户主体性作用[13]。
4.3. 新闻伦理边界的技术化重构：从隐私保护到数据权利博弈
赛博格身体的数据采集能力使新闻伦理体系面临范式转型，鲍曼所述的“液态监控”状态在新闻传播领域具象化。2021年郑州暴雨灾害中，某互联网平台通过分析用户手机定位数据的时空聚集特征发布危险预警，但因未获取数据使用的知情同意，引发1.2万用户集体诉讼。这种“被动数据信源”模式挑战了新闻采集的伦理底线，促使欧盟在《数字服务法》中新增条款，要求媒体机构对生物特征数据的采集实施“显性告知–双向授权”机制。
更深层的伦理危机源于“数字分身”技术对新闻真实性的解构。当AI系统通过跨模态学习构建逝者的虚拟形象并生成新闻评论时，如某主流媒体利用已故政治人物的历史数据制作俄乌冲突分析节目，这种实践触及布拉伊多蒂所指认的“后人类伦理红线”。赛博格身体的普及迫使社会重新界定伦理边界，催生新型治理矛盾。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暴露了技术增强的伦理风险——当人类可通过CRISPR技术修改胚胎基因，“自然进化”与“技术干预”的界限模糊，传统“人”的定义面临颠覆。在虚拟身体领域，“数字永生”技术(如将意识上传至服务器)引发的存在论争议：若后代可与已故亲人的数字分身互动，这种“非对称对话”是否解构死亡的终极意义等。社会需在技术创新与人文价值间建立新的平衡机制，如彭兰建议的“身体数据伦理审查委员会”，以规制赛博格化进程中的潜在风险。
5. 结语
塞博格身体作为人与技术融合的产物，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也深刻影响着个体对自我的认知、社会互动模式以及新闻传播生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赛博格身体将进一步融入日常生活，对人类社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随着脑机接口技术、人工智能、芯片植入等不断发展，人本主义主体消解的不适引发争议。赛博格技术并非反人类，伴随着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人基于思维和实践的主体性将不断完善。同时，赛博格所蕴含的“信息论生命观”不断彰显着新闻研究的价值所在，将涉及个人与社会生存、新闻生产、软硬件技术等方面充分纳入研究视野。赛博格生存本质是技术对“人”的存在论重构：身体从认知载体异化为数据节点，传播从符号互动演变为具身参与。未来研究可聚焦三方面：一是赛博格身体的文化政治维度，考察技术规训下的身体抵抗实践；二是跨文化语境下的赛博格伦理差异，比较东西方对人机融合的接受边界；三是新闻传播领域的技术自律机制，探索“伦理传感器”等具身化解决方案。赛博格范式的深化要求学界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坚守间建立新的理论坐标系，为理解后人类时代的传播生态提供批判性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