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根据七普数据，我国的流动人口数较六普(2010年)相比上升69.73%，其中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涌入到城市中来，这里面就包含“老漂族”[1]。社区作为我国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场域，面对大量人口的涌入必然面临许多困境，“老漂族”的融入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老漂族”从原本较为熟悉的农村生活场域进入到城市中陌生的社区生活场域，这不仅体现在文化层面包括习俗、生活等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老漂族”由较大的人际关系生活圈进入到仅局限于子代、孙代代际关系生活圈。由此带来了诸如文化与生活的不适应、个人内在心理状况不佳的问题。通过日常观察可以发现，“老漂族”在离开原居住地前往子女所在城市前，常会向乡邻告知此事，并将子女的成就视为自己的荣光加以展示，从而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然而，当他们短暂返回原籍时，言谈中却常常充满“城市生活很不方便”“我成了儿子家的免费保姆”等负面表述。按常理来说，城市各方面的建设及资源要远远优于农村，特别是流入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老漂族”，因此，这引发了笔者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思考，从城市角度来看，这种社会现象是未能很好地融入流入地社区所导致。这可能是以下两点原因所致：第一，与其他类型流动人口相比，“老漂族”数量较少且较为分散，流入地社区难以充分顾及该部分群体；第二，缺乏必要的社区社会组织引导他们，以形成群体合力。
因此，本文以生态系统理论为视角，通过内容分析法对不同文献加以识别整理，以期从微观视角拓展到宏观领域，发现“老漂族”在融入城市社区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并就解决这些问题以社工角色为主线提供社会工作层面的建议。
2. 文献回顾
2.1. 老年流动人口研究演进：从普遍性到“老漂族”
正如前文所述，老年流动人口由于工作、养老、子女随迁等原因，在户籍所在地之外长期生活，国内外学者对于流动人口都有相当的研究，例如墨菲：“通过围绕刘易斯确定的议题(动机、目的地、迁移者的特征、信息流以及对原籍地和目的地的影响)展开讨论。较好地阐释了当时西方老年流动人口的特点[2]”。国外较新的研究是法国学者沙法尔对法国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老年流动人口的迁移存在一个空间路径依赖过程，一些以老年人为主的地区逐渐出现，其特点是为银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存在代际冲突的高风险。研究还关注了短距离迁移，这在区域迁移文献中往往被忽视。研究表明，老年流动人口的短距离迁移与长距离迁移有着不同的趋势[3]。”
国外更多的是以整个老年人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做宏观上的模型及理论建构，相较于中国，学者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除了宏观上的分析之外，更多的是基于老年流动人口类型化的研究，其中“老漂族”就是老年流动人口较为特殊的一部分。中国学者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这部分群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例如李雨潼通过对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得出：“整体上，老年流动人口群体低龄化特征明显，健康水平较高，性别比例较为均衡，但流动原因的性别差异明显。老年流动人口群体居住稳定性较高，有着较强的融入流入地的内在需求，而社会融入的能力较弱，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观能动性也较弱。在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主客观差异[4]。”唐丹等学者在此数据的基础上对流动老人按照流动经历区分为“漂老族”和“老漂族”，他们认为：“‘漂老族’生活质量稍好于‘老漂族’，但长期城市生活对其生活质量的积极作用，被其相对处于‘底层’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所抵消[5]。”进一步的研究中，钟仁耀等学者基于“认知–行为”双维度框架，将“老漂族”分为完全认同型、继续认同型、认同制约型和认同失败型四种类型，他们的研究结果说明：“在‘老漂族’的治理中需要遵循差异化策略。”沿此思路，杨菊华等人从本土化流动理论出发反思未来学理研究的发展方向与针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策略，以期提升其生活福祉，增强其获得感和幸福感[6]。当然也有的学者认识到“‘老漂族’因代际需求互动而产生，但面临角色嵌入难、城市适应性差等困境，返乡后重获熟悉环境与社会网络，从‘无根老漂’转变为‘扎根空巢老人’[7]。”因此，接下来我们应当思考，如何让“老漂族”真正地融入到社区中来，沿着“无根老漂”→“有根老漂”→新市民的路径完成其市民化和再社会化的过程。
2.2. 社会融入研究的转向：聚焦“老漂族”社区适应
承接上文，近些年来，国外关于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移民在本国定居融入时所遇到的问题，例如：Wessendorf等人以社会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新移民在英国定居后的融入问题，随后批判性地反思了“‘桥梁性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在政策论述中的应用。他们认为，‘融入’的概念需要反映移民应该融入的社会‘单位’”[8]。第二，新移民融入后心理健康问题，例如：Choy等人以贝利的文化适应模型为分析框架，“探讨不同类型的移民文化适应策略与其对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与融合、同化和分离相比，边缘化与抑郁症状恶化相关，而融合与抑郁症状最少相关”[9]。第三，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入中的地理空间问题，例如：Phillips等人通过自创的结构“结构连通性”测量方法，研究得出：“人口密度较大、国际化程度较高、种族隔离较少的城市，其结构连通性水平较高[10]。”当然国外学者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方面还涉及市场融入、劳动力融入以及机会融入，这些或多或少地都对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产生了影响，但国外关于老年人社区融入的研究较少。
关于国内老年人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与国外的研究差别不大，都是从文化、地域、心理、适应性等方面展开讨论。聚焦到“老漂族”这一老年人流动人口群体，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内学者江立华[11]、杨菊华[12]等学者将地理社会学中的空间理论引入到社区融入的分析中来，强调社区应当满足老年人的空间适应性需求，以体现空间正义性。史国君[13]、郑志来[14]等从政策机制方面探讨了“老漂族”市民化和在市民化的问题。第二，关于“老漂族”的城市社会适应及居留意愿方面，李芳等人以布迪厄理论为研究框架分析了“老漂族”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15]，刘腾龙进一步在布迪厄文化资本视角下，区分了“老漂族”不同阶段的适应特征[16]。杨妮等人采用定量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居留意愿与经济、社会融入和健康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探求了“老漂族”的社会适应与成功老龄化的契合性[17]。第三，结合《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23》以及国内学者的研究，家庭化流动背景下“老漂族”受代际关系因素影响较大，大部分“老漂族”呈现“保姆”特征[18]-[20]。第四，在社会支持视角下，国内不同学者也做了一些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帮助“老漂族”构建新的社会资源及支持网络，以提高他们的社区融合度；另一方面是引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帮助“老漂族”解决各类社会融入及适应问题[21]-[25]。
2.3. 文献述评
通过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老漂族”是老年流动人口中较为特殊的一部分，学界由最初的概念延伸到现在和社会人口治理相结合，同时，学者们结合不同的视角，对“老漂族”的社区融入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给予了相应的分析建议，这对“老漂族”的再社会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通过文献的归纳总结，不难发现研究给出的建议过多集中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于中观层面的探讨较少，同时缺乏三者的必要联系。因此，本文试图在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下，通过自身日常观察和资料搜集，分析“老漂族”社会融入所遇到的问题，并给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建议，也希望通过分析能够在理论层面反哺生态系统理论，让其适应中国本土化环境。
3. 概念辨析
3.1. “老漂族”
之前的研究，不同学者对“老漂族”的命名是不同的，有的称为流动老人，有的称为流动长者，但是其内涵都是指：“随着子女在城市安家立业，为了实现家庭团聚，或为了帮助子女减轻负担尤其是照顾小孩，或为了方便子女照顾等，许多农村老年人选择到城市跟随子女一起生活的异地老年人。[26]”与漂老族(飘着飘着就老了)不同，“老漂族”(老了老了才开始漂)具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唐丹等人认为应该以55岁作为漂老族和“老漂族”的生理分界线。虽然上述概念已经较为全面，但是并没有体现出“老漂族”的候鸟状态，也没有包含城市老年人，同时未在距离上加以限制，是一种狭义上的概念界定。因此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下面广义上的概念：“子女在远离户籍地且文化习俗不同的城市安家立业，父代为了实现家庭团聚、照顾孙代亦或是养老治病，由原户籍地迁往子代所在城市生活的老年人，常常表现出来回迁移的特征即候鸟的特点。”本文以农村“老漂族”为研究对象。
3.2. 社会融入与社会适应
最早提出社会融入(Social Integration)这一概念的是涂尔干，他在其《社会分工论》中强调社会各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和集体意识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融入是通过个体对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内化，实现社会整体的团结与稳定。当前学界普遍接受的社会融入概念是从三个维度展开的，第一个是涂尔干的社会整合理论；第二个是移民研究；第三个是将社会融入视为社会排斥的伴生物[27]。就本文的研究目的来说我们应当以第二、三种研究为视角，结合“老漂族”相关研究，为社会融合作出如下界定：“社会融合是与社会排斥伴生的一个概念，是一个多维度、动态过程，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心理等层面。它强调个体或群体通过参与经济活动、社会关系网络、文化交流和政治生活，实现与社会的协调与适应。社会融入注重包容性与公平性，反对歧视，促进平等机会，并依赖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支持，如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
这里我们不展开讨论社会适应的概念，但需要分析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的辩证关系。基于上述社会融入视角，社会融入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对流入地域有更好的社会适应，可以说社会融入是社会适应的一个前置条件，而良好的社会适应又可以达到进一步的社会融合，社会适应是社会融合的后置结果，同时他有促进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域的社会融合，最终达到社会融合的第一个视角，也就是涂尔干提出的社会整合，从而使社会这一系统结构稳定、良性运行。
4. 生态系统视角下“老漂族”社区融入的困境分析
4.1. 生态系统理论的“生活模式”取向
生态系统理论是在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吸收生态学的知识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中重要的实践及应用理论。最早系统阐释该理论的学者是布朗芬布伦纳，他在其著作《人类发展生态学》中，将生态学的知识引入到人类行为研究，强调“环境中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提出了个体发展模型的概念。之后学者杰曼和吉尔曼提出了生活模式的实务模型，试图以行为科学和生态观念来探索人类生活的复杂性。经过学界的不断努力生态系统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节点是格林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并提出了十项基本假设内容。
根据关注点的不同，生态系统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取向，分别是：生态系统取向、生活模式取向和生态社会模式取向，根据前文所述，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分析“老漂族”在城市社区融入中的困境以提高其适应力，本文拟采用生活模式取向。
正如前文所述，吉尔曼首次提出了生活模式这一生态系统理论取向，他将生活模式归纳为九方面的要求，其中最为核心的要素是生态视角和压力应对模式，这体现出了生态系统理论的中综融性。而本文研究的目的与生活模式取向相符，帮助“老漂族”发现困境，应对压力从而提高对其社会适应，最终促使“老漂族”高度融入社区生活中。因此，在生活模式的取向下我们主要分析：① “老漂族”群体与环境之间的调和程度；② “老漂族”所处环境的品质，包括社会环境、心理环境和物质环境；③ “老漂族”在所处环境中遇到的生活问题，将问题视为环境与个体互动失衡的结果；④ 纳入比较历史视角，分析流出地和流入地环境的差别。
4.2. “老漂族”社区融入的三维困境分析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框架，以及国内外关于老年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本文将“老漂族”纳入家庭、社区、社会和文化系统当中，认为每一个系统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老漂族”的社区融入，其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同时，这些系统又彼此关联，这种关联的单向及复合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结合布朗芬布伦纳所提出的经典生态模型以及社会学系统的观点，以社区适应性为衡量指标，本文形成了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三个层次的分析维度。
4.2.1. 微观层面：家庭压力源的扩张和生活空间的缩小
“老漂族”在微观层面的适应困境，主要体现于家庭内部关系与同辈群体交往两个方面。“老漂族”是到老了之后才漂，其中受到子女(家庭)的影响最大，父代和子代之间相互影响。根据文献的整理分析，“老漂族”“漂”的原因体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老漂族”年事已高需要他人的照顾，受到中国传统孝文化观念的影响，他们选择去子女所在城市居住养老。第二，“老漂族”将子女视为自己生命的继续，将子女的成就视为自己的成就，以在流出地向难以漂起来的老人炫耀自己，从而达到心理上的满足。第三，子女出于孝道，把“老漂族”接入自己所在的城市社区以期达到家庭团聚的目的。第四，子女希望“老漂族”能够承担“保姆”职责以照顾孙子和承担家庭责任，从而减轻自己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
这几点原因是老年人流动的微观层面原因，但在这其中隐含着矛盾进而难以融入到社区生活当中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老漂族”流入到子女居住地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寻找新的栖息地以达到自己养老的目的和心理上的满足，但子女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第二，“老漂族”和子女对儿孙的教育观念不同以及婆媳、姻亲矛盾容易引发家庭冲突。第三，“老漂族”因身体层面的原因，不仅不能起到照顾家庭的责任还有可能增加子女的生活压力。第四，“老漂族”难以和社区中的老年同辈群体建立起联系，他们难以有共同话题，仅能局限在“老漂族”群体之中，但一个社区中的“老漂族”总是处于少数。
4.2.2. 中观层面：社交网络的排斥
中观层面的难以适应性主要体现在社区组织和陌生的环境方面。通过文献的梳理和前文的分析，中观层面的影响对“老漂族”的适应影响很大，因为他是微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之间的桥梁，而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就少。笔者通过日常的观察和资料的搜集认为引起“老漂族”“漂”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 子女所在城市医疗和生活水平较高，可以有效满足自身的生理需求。2) 相较于农村组织机构的不完善，城市社区要优于农村，且不用为小事而斤斤计较而徒耗自己的精力。3) “老漂族”希望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通过原因的分析，“老漂族”的难以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当“老漂族”流入到城市社区中后，发现与农村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2) “老漂族”缺乏必要的社区自组织引导，难以有效地建立新的社会支持网络。
4.2.3. 宏观层面：流入地的难以适应
宏观层面的难以适应性主要从文化习俗、政策等维度展开分析。在文化习俗方面，结合比较历史视角，分析表明“老漂族”流入地和流出地文化习俗的差异化是造成“老漂族”难以适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语言不通以及农村“老漂族”的文化程度较低，使得他们在接触他人时，难以有效地沟通且呈现出社交羞耻感，这导致“老漂族”更加难以融入到当地社区当中去而局限在家庭这一微观系统当中逐渐和社会产生边界感，这也是笔者在一些访谈资料中常见：“城市有啥好的，还不如回到农村去，又能和老伙计聊天还更加自由”。在政策方面，“老漂族”在一个社区当中占比少且较为分散使得政策往往难以有效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例如异地就医和当地福利等。在搜集的访谈资料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话语：“哎，还不如在农村，报销比例又高而且过年过节还能发一些鸡蛋和奶”。
5.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社工介入的可行性
吉尔曼所提出的生活模式取向之于社会工作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使得社会工作不再割裂个人、家庭和社区，而是跳脱出这一思考逻辑体系，看到三个系统乃至更大的系统之间的关联。吉尔曼将社会工作的关注点集中到人与环境之间的联想上来，本文以社会工作角色为切入点，结合后续吉尔曼将社会结构模式考虑到生活模式取向中，笔者从以下几个社工角色考虑社工介入的可行性。
5.1. 社会工作者关系协调者角色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服务于人的专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其重要的介入点，社工通过各种专业性技巧不仅仅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更加注重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个人与环境能够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从而达到社会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基于关系协调者角色的内涵，社工应当发掘“老漂族”中具有领导性的个体，积极引导他们形成社区自组织或融入到社区中现有的社会组织中来，让他们在应对难以适应的事件时(压力事件)能够获得群体性的帮助和关爱。社工也应该发挥自己的桥梁纽带作用，作为“老漂族”与社区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桥梁，发现问题并给予政策建议以求更有效地保护该群体的利益。
5.2. 社会工作者支持与倡导者角色
社会工作者应当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给予各种层面的支持，不但要提供直接的服务，也要从服务对象本身出发，挖掘个人的潜能，发现隐藏在服务对象背后的优势。支持和倡导是分不开的，当社工发现服务对象自身的潜能时，社工应该根据服务对象的特点引导其发展有利于潜能发挥的行为模式，并为其提供行为方面的指导。社工可以通过社区宣传例如贴海报、办讲座等方式让“老漂族”认识到自己的权益，从而合法地保护自己的权益。对于家庭矛盾问题，社工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例如喘息服务，让“保姆型”“老漂族”可以有自己的活动时间。此外，社会工作者应当发挥政策倡导者的角色，通过收集案例、撰写报告等方式，推动社区出台更具包容性的微政策。
5.3. 社会工作者使能者角色
使能是指帮助服务对象具备应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工作者需要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问题，协助他们克服畏惧心理，激发自身潜力，增强信心，并提高实际能力，从而帮助他们战胜困难，改善不利的处境。社工可以通过社区中的组织，让“老漂族”走出家门，通过老年大学的方式让“老漂族”能够了解当地社区的文化习俗，从而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提升社区凝聚力。社会工作也应该根据不同地域不同“老漂族”个体提供个性化服务。使能者的目的就是要为“老漂族”赋权，增强其抗逆力，以实现“老漂族”更好地适应当地社区社会及文化背景，从而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中去。社工使能者的角色以赋权为基点，以提升抗逆力为目标，旨在培养出“老漂族”更好地应对社区压力的模式。例如，针对老年人的“社交羞耻感”，设计一些以方言为媒介、以家乡文化为主体的小组活动，作为融入陌生环境的“过渡性空间”。
6. 总结与反思
6.1. 研究总结与介入策略核心
基于吉尔曼的生活模式取向，以社会工作者关系协调者、支持者、倡导者、使能者等基本角色为切入点，提供的建议实际上符合吉尔曼在其著作《社会工作实践的生活模式：理论与实践进展》(1996版)所进行的重大修改，通过这四个角色能够切实地增强社工服务的社会性，提高服务的综合性。以增强“老漂族”的目标，能够发展出“老漂族”自身的压力应对模式。为“老漂族”提供个性化的针对性服务也符合吉尔曼所述的关注服务的场景性的观点。当然，这些角色是从社会工作者直接角色出发，实际上在具体实践中包含着社工的行政管理者、政策倡导者、资源筹措者和研究者的间接角色，例如，社工在实务过程中应当就发现的问题与上级部门沟通以期达到政策的改变以维护“老漂族”群体整体利益，使该群体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区中去。
生活模式取向的社会工作介入阶段分为准备、开始、中间和结束四个阶段，笔者认为社工的这四种角色均发挥着作用，虽然这四种角色在每个阶段发挥的效力不同，但都应当贯彻生活模式三个原则即整体原则、意义原则和能力原则。回归到研究本身，本文以“老漂族”的社会适应为指标，分析该群体在社会融入中所遇到的问题，总体上来看分为心理、社会、文化三个层次。而后，基于生活模式考察了社工介入的可行性。当然，需要在这里提醒一点，上述可行性分析更侧重于宏观叙述，在具体的微观方法上，笔者认为应该结合“老漂族”的时间和空间，寻求最能够达到该群体成长改变目标的方法。
6.2. 理论反思与本土化展望
6.2.1. 理论的局限性
生态系统理论中的“生活模式”概念尽管为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框架，但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它通常过于抽象，难以直接应用于实际问题。理论试图囊括生态、生物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但在具体实践中可能因复杂性而失去明确的指导意义。此外，“生活模式”往往忽略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和社会系统的异质性，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经济与政治条件使得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现实中的差异。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其对动态性和适应性的反映不足，难以适应生态与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该理论还可能带有环境决定论倾向，过于强调自然对人类活动的约束，而忽视了科技、文化等因素对生活模式的塑造能力。除此之外，尺度问题也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地方研究成果可能无法推广到更广泛的区域或全球。最后，生态系统理论在数据和实证支持方面常显不足，且在政策实践上难以提供具体且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这些局限性表明，理论的实际应用需要结合更多社会科学和政策工具才能实现更全面的解释和指导。因此，本文加入了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以期对其做一些分析上的补充。
6.2.2. 生活模式本土化思考
社会工作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在情境中”，个体的行为和需求必须在其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及个体经历的整体情境中加以理解。这一视角对生活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适应具有重要启示。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生活模式的本土化必须深刻融入传统文化、集体主义价值观以及快速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复杂现实。中国社会具有强烈的家庭和社区导向，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生态系统理论存在差异。因此，生活模式在本土化时需要超越简单的自然–社会关系，更多地关注家庭、社区、政策等多层次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塑造。此外，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差异以及文化传统对个体与环境关系的影响，使得生活模式的本土化必须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人在情境中”为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社会群体在经济地位、文化观念和环境适应中的差异，从而使生态系统理论更契合中国现实需求，为社会工作和政策制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