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全球范围内的历史经验清晰地表明，基础设施不仅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进步不可或缺的基石，也是提升民众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从19世纪美国西部的大规模开发，到20世纪日本经济奇迹般的崛起，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大力支持[1]。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深刻认识到基础设施的战略价值，逐步加大了对其的投资力度。这一战略眼光引领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不仅显著改善了国内的基础设施面貌，更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成为推动国家繁荣发展的坚实支撑。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与深化，其发展迎来了显著转型，催生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基建”这一前沿概念的诞生。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了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随后“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新基建”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完善中，从最初的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扩增到数据中心、充电桩、换电站等[2]。除了基础设施概念的语义扩增，基础设施的概念所应用的领域也在相应拓展，基础设施最早用于军事领域，随后也作为经济学概念和哲学领域的重要议题[3]。随着基础设施概念的相应变化，其所承担的功能也相应地产生了变化。本文将从话语历史分析的角度，基于基础设施话语这一表述，将其嵌入21世纪以来国家信息化、数字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历史脉络之中去分析基础设施概念和功能的演变。
2. 文献综述
基础设施的研究广泛跨越政治、经济及科技等多个领域，且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进。其中大多数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现有研究表明，基础设施研究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早期研究主要植根于经济发展理论框架，这一时期的研究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协同机制、多元化融资模式探索以及政府角色定位三大核心议题。其中，BOT融资模式成为学界关注焦点，种及灵和孙晓岭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该模式在激活民间资本和吸引国际投资方面的独特价值[4] [5]。值得注意的是，比较研究方法在该阶段得到广泛应用，李霞对美国菲尼克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考察，以及王胜文对中国援非基础设施项目的研究，共同构建了基础设施发展的国际视野[6] [7]。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数字经济崛起，基础设施研究产生了深刻的范式转变。姜巍的研究标志着基础设施投资已从经济发展工具转变为国家战略实施载体。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从物理基础设施扩展到数字网络空间，分析层次提升至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方法论上定量分析工具得到广泛应用[8]。周国光等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系统评估了“一带一路”沿线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建构开始突破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态势。
最新研究进展表明，基础设施研究正在形成更为复杂的理论图景。李彦等构建的“接入–使用–技能”三维分析框架，实现了数字基础设施研究的方法论创新[10]。童健等关于新旧基础设施协同效应的研究，则揭示了基础设施系统演化的内在机理[11]。然而，现有文献存在明显的学科失衡现象。基于知网的文献计量分析显示，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占比较高，而语言学视角的研究仅见姬德强等的单一成果。这种学科视角的缺失，严重制约了对基础设施概念演化的深层理解[12]。
鉴于此，本文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国务院政策文件中基础设施概念与功能的演变历程，以期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及技术动因，为基础设施研究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3. 理论基础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解读政策文本的方法论具有其适用性。在剖析政策文本时，政策与时间对接过程中存在时滞性和积累性，这使得共时性政策文本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3]。因此，历时性政策性话语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历时性话语分析的重要工具，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在政策话语的解读中展现出了良好的适应性。该框架强调，话语是根植于特定社会行动场域中的符号，其分析应与社会背景、政治场域及历史资源紧密结合[14]。话语历史分析为基础设施政策文本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通过深入挖掘政策文本的历史背景、话语策略及实施效果，我们能够更精确地把握基础设施政策的真实意图与核心，为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在进行具体的话语分析时，话语历史分析法使用三维分析框架。首先，要确定话语的具体主题；其次，考察使用的话语策略；最后，分析作为话语符号的语言手段及其具体的、依赖语境的语言形式[15]。话语策略涵盖提名策略、述谓策略、辩论策略、视角化策略以及强化与弱化策略[16]。命名策略(所指或提名策略)通过成员分类的方式，将个体归入己方或对方阵营，这通常涉及对个体生理特征的提及、自然化或中性化隐喻的使用，以及借代等修辞技巧，如“部分代表整体”或“整体代表部分”，旨在构建“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界限。而述谓策略则聚焦于话语中的谓语成分(包括明确的谓语及具有谓语性质的名词、形容词等)，通过运用积极或消极的评价性词汇，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涵盖人、物体、现象等)赋予正面或负面的特征与属性[17]。政策文件较少体现论辩策略、视角化策略和强化弱化策略这三种语言策略。基于此，本文将重点聚焦于命名策略和述谓策略这两种语言策略，以深入分析相关的基础设施政策文件。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
本文依托中国政府网中的国务院文件数据库进行深度检索，以“基础设施”作为核心关键词，共筛选出154份相关文件。这些文件主要分为两大类别：一是由国务院及其办公厅直接发布的政策性文件；二是源自于国务院下属的各机构与组成部门，诸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等权威单位发布的政策文件。这些政策所覆盖的时间段为2008年3月~2024年9月，这些文件主要为基础设施的政策文件和文件的相应解读。在2008年至2024年这十七年的时间里，每年提及“基础设施”的国务院文件数量分布可见图1。
Figure 1.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state council documents mentioning “infrastructure” from 2008 to 2024
图1. 2008~2024年提及“基础设施”的国务院文件数量变化
从图中可见，2017年之前，政策文件数量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低水平状态。然而，2018年这一趋势被打破，文件数量显著跃升至15个。随后，在2019年至2024年期间，政策文件数量持续攀升，并于2021年达到高峰，共计35份文件。从宏观角度审视，2008年至2017年间文件数量相对匮乏，而自2018年起至2024年，文件数量则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特别是在2018年与2021年形成了两个显著的增长高峰。基于图1国务院文件数量的两个高峰期和具体国务院文件的内容介绍，我们可以将基础设施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2008~2016年的初步发展阶段、2017~2019年的转型发展阶段，以及2020~2024年的快速发展阶段。通过对2008年至2024年间基础设施相关政策文件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推测出在此期间基础设施的概念与功能所经历的重要变化与发展。
4.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同时采取量性与质性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语料库分析软件为Python，涉及的相应技术为TF-IDF算法。在完成了2008年至2024年间以“基础设施”为关键词的国务院文件搜集，并依据时间脉络将其细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之后，对这些语料进行了系统的预处理步骤，具体包括统一文本大小写、全角与半角字符转换，以及严格的异常字符过滤，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本研究借助了jieba词库的词频统计与TF-IDF算法，以双轨并行的方式构建了两个关键词列表。首先，利用Python中的jieba分词库对文本进行精确分词，随后采用哈工大的停用词表对分词结果进行细致过滤，以剔除无意义词汇，最终统计词频并整理成第一个关键词表。另一方面，在jieba分词库对文本进行精确分词后，通过Python的Scikit-learn库应用TF-IDF算法，计算每个单词的TF-IDF得分，得分越高意味着该词在文档中的重要性越突出，据此生成了第二个关键词表。在获取两个关键词表后，通过细致的对比分析与合并，从而整合出了一份全面反映三个阶段特征的最终关键词表。
5. 基础设施话语概念和功能变迁的话语历史分析
基于前文表格所呈现的信息，基础设施的概念与功能演变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本章将对这三个阶段中基础设施概念与功能所发生的变化展开探讨。首先，通过表格中的关键词确定话语的具体主题，并深入分析这些关键词，从语义演变的角度系统阐释基础设施概念与功能在部分维度上的变化情况。其次，运用命名策略和述谓策略对基础设施概念与功能的变化进行更为深层次的分析，挖掘其背后的内在逻辑与特征。最后，通过对不同阶段政策语境的细致剖析，我们能够清晰地洞察到基础设施概念与功能在不同语境下所呈现出的动态演变态势。
5.1. 基础设施话语概念和功能变迁的三阶段
5.1.1. 2008~2016年基础设施话语变迁
Table 1. Keyword list of documents related to “infrastructure” from 2008 to 2016
表1. 2008~2016年以“基础设施”为关键词相关文件的关键词表
序号 |
关键词 |
TF-IDF得分 |
词频 |
1 |
建设 |
0.479643399 |
369 |
2 |
基础设施 |
0.323661806 |
249 |
3 |
设施 |
0.296365027 |
228 |
4 |
充电 |
0.237678063 |
142 |
5 |
城市 |
0.194976992 |
150 |
6 |
发展 |
0.184578219 |
142 |
7 |
研究 |
0.159881133 |
123 |
8 |
地理 |
0.151857382 |
69 |
9 |
科技 |
0.139083587 |
107 |
10 |
空间信息 |
0.125534188 |
75 |
11 |
国家 |
0.115686348 |
89 |
12 |
管理 |
0.110486962 |
85 |
13 |
系统 |
0.100088189 |
77 |
14 |
科学 |
0.093588956 |
72 |
15 |
服务 |
0.092289109 |
71 |
16 |
科研 |
0.090989263 |
70 |
17 |
开放 |
0.083190183 |
64 |
18 |
支撑 |
0.083190183 |
64 |
19 |
空间 |
0.078668091 |
47 |
20 |
社会 |
0.071491564 |
55 |
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以“基础设施”为核心词汇的国务院文件数量相对有限，而表1则展示了这些文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20个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可以反映文本的主题，帮助确定话语的主题特征[18]。在前20个高频关键词中，与基础设施概念紧密相关的有“基础设施”、“设施”、“充电”、“城市”、“地理”、“科技”以及“空间信息”。综合这些关键词可知，当时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其关注重点主要围绕满足基本的功能性需求展开(如“充电”、“城市”和“地理”)，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性和基础性特征，尚未形成多元化、综合性的发展格局。而与基础设施功能相关联的关键词如“服务”、“支持”和“社会”则揭示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本质，即以服务公众为出发点，以支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落脚点，凸显了基础设施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
5.1.2. 2017~2019年基础设施话语变迁
Table 2. Keyword list of documents related to “infrastructure” from 2017 to 2019
表2. 2017~2019年以“基础设施”为关键词相关文件的关键词表
序号 |
关键词 |
TF-IDF得分 |
词频 |
1 |
基础设施 |
0.36862108 |
370 |
2 |
建设 |
0.260027303 |
261 |
3 |
政府 |
0.238109292 |
239 |
4 |
工程 |
0.227150287 |
228 |
5 |
招标 |
0.196281118 |
153 |
6 |
单位 |
0.193276999 |
194 |
7 |
农村 |
0.177336628 |
178 |
8 |
项目 |
0.175344081 |
176 |
9 |
投标 |
0.173189222 |
171 |
10 |
国家 |
0.170362715 |
135 |
11 |
设施 |
0.147448432 |
148 |
12 |
发展 |
0.141470793 |
142 |
13 |
管理 |
0.131508061 |
132 |
14 |
实验室 |
0.11556769 |
116 |
15 |
储备物资 |
0.114704926 |
68 |
16 |
招标人 |
0.10627074 |
63 |
17 |
检测 |
0.102616139 |
103 |
18 |
工作 |
0.09364968 |
94 |
19 |
改革 |
0.09364968 |
94 |
20 |
科研 |
0.09066086 |
91 |
在2017年至2019年间，国务院文件中“基础设施”的提及频次显著增加，尽管总量有限，但这三年却成为基础设施发展的关键转型阶段。如表2所示，该阶段聚焦于基础设施的关键词主要有“发展”、“改革”、“招标”、“单位”、“项目”以及“科研”，它们清晰勾勒出该阶段基础设施发展的主题——变革与建设主体结构调整。综合这些关键词可知，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国家向社会提供的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展开，众多公司通过投标参与其中，共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不过，仅从这些关键词难以直接判断基础设施的具体类型。但“改革”这一关键词揭示出，此时基础设施建设正处于关键的过渡阶段，基础设施不再局限于单一功能的实现，而是更加注重整体的协调发展与转型升级，并且正向以网络和信息为基础的智能基础设施转变，为即将到来的“新型基础设施”发展埋下了伏笔。
5.1.3. 2020~2024年基础设施话语变迁
在2020年至2024年这一时间段内，“基础设施”这一关键概念的提及量呈现出显著激增态势，这一数据直观地反映出该时期国家对基础设施领域的高度关注与政策聚焦。如表3所示，“网络”、“信息”、“技术”等新词大量涌现，代表着基础设施从传统基础设施向“新基建”转型。“新基建”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基于网络和信息技术的独特优势与内在逻辑。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开放性、互联性、智能性等特点，使得“新基建”能够突破传统基础设施的局限，为传统各行各业进行全方位赋能[19]。这一时期的基础设施不仅包含了传统基础设施的部分要素，更将网络、信息、技术等新兴元素纳入其中，使得基础设施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环境，满足多元化的需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服务质量。
Table 3. Keyword list of documents related to “infrastructure” from 2020 to 2024
表3. 2020~2024年以“基础设施”为关键词相关文件的关键词表
序号 |
关键词 |
TF-IDF得分 |
词频 |
1 |
基础设施 |
0.538730565 |
2190 |
2 |
建设 |
0.304050675 |
1236 |
3 |
发展 |
0.218444174 |
888 |
4 |
充电 |
0.198927944 |
628 |
5 |
项目 |
0.157929234 |
642 |
6 |
推动 |
0.130377717 |
530 |
7 |
设施 |
0.129393734 |
526 |
8 |
信息 |
0.122997846 |
500 |
9 |
管理 |
0.118815919 |
483 |
10 |
质量 |
0.116847954 |
475 |
11 |
工作 |
0.11365001 |
462 |
12 |
提升 |
0.110452066 |
449 |
13 |
推进 |
0.107992109 |
439 |
14 |
国家 |
0.107254122 |
436 |
15 |
服务 |
0.103810182 |
422 |
16 |
支持 |
0.085360505 |
347 |
17 |
网络安全 |
0.081218848 |
195 |
18 |
加快 |
0.080194596 |
326 |
19 |
技术 |
0.078964617 |
321 |
20 |
关键 |
0.077980634 |
317 |
5.2. 话语策略下基础设施概念和功能的变化
5.2.1. 命名策略
话语历史分析法理论中的命名策略是指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出话语中如何命名、如何指称社会行为者、物体、现象、事件及各种过程和行为，这些命名和指称策略的语言手段是对成员进行分类，实现形式为指示词和名词(Reisigl & Wodak, 2009) [15]。本文将考察国务院政策文本在不同时期指称基础设施的高频名词，考察基础设施概念和功能的变迁。
在2008年至2016年这一时期，国务院政策文本中高频提及的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名词主要包括“充电”、“城市”和“地理”。从命名策略的角度来看，“充电”、“城市”和“地理”本质上是对“基础设施”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类型化命名。这种命名方式主要聚焦于基础设施的基本功能和形态，以简洁明了的语言形式传达了基础设施的核心特征，便于公众理解和记忆。然而，这种宽泛的命名策略在反映技术特征和时代背景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这反映出当时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基础设施的技术内涵和时代价值的挖掘尚不深入，命名策略更多地服务于基础功能的传达和普及。
2017年至2019年期间，国务院政策文本中反映基础设施建设的名词发生了显著变化，“科研”成为高频词汇，相关文件主题聚焦于“科研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这一转变标志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心开始初步向信息网络领域倾斜，相关政策文件为这一战略转型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该阶段基础设施的命名方式更加精准地反映了基础设施的技术特征和时代需求，体现了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内涵和时代价值的深刻认识，以及通过命名策略引导社会认知和资源配置的意图。
进入2020年至2024年阶段，“网络”、“信息”和“技术”等名词在国务院政策文本中频繁出现，彰显了基础设施智能化、网络化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基础设施命名策略进一步体现了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基础设施的概念和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该阶段的命名不仅反映了基础设施的技术属性，还体现了其在智能、网络化时代的新功能和新价值。例如，“智慧港口”这一命名，通过在传统“港口”概念的基础上加入“智慧”一词，强调了港口基础设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突出了其智能化、信息化的特质。这种命名方式不仅能够更精确地描述基础设施的功能和用途，还能够引导社会对基础设施发展方向的认知和期待。
综上所述，国务院政策文件中基础设施的命名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化特征。从初级阶段的宽泛、笼统命名，到转向信息网络领域的细化、专业化命名，再到智能化、网络化时代的精准、融合命名，基础设施的命名策略不仅反映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历程和技术进步，还体现了政策制定者通过命名策略引导社会认知和资源配置的意图。
5.2.2. 述谓策略
述谓策略指给社会行为者、物体、现象、事件及过程赋予特征和属性的语言方式，语言实现形式包括：积极的或消极的评价性语言、明确的谓词或谓词性的名词、形容词(Reisigl & Wodak, 2009) [15]。本文将考察检索词即基础设施周围的形容词、谓词等，确定语篇中述谓策略的使用情况。
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国务院政策文本中的述谓策略主要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初步阶段的特征展开。此阶段政策文本大量使用谓词，如“开展”、“完善”、“推进”、“建立”和“加强”等，这些谓词揭示了该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启动并推进基础设施的初步构建。通过谓词“推进”、“完善”等，明确了各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职责和任务。同时，这些谓词的使用也反映出当时基础设施建设对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政策层面更侧重于基础设施的启动和初步发展，对技术特征和时代背景的挖掘相对有限。这一阶段的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初级阶段，述谓策略的使用以简单直接的谓词为主，旨在传达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行动和目标，尚未充分体现技术升级和智能化改造的趋势。
2017年至2019年期间，基础设施建设步入“改革”与“发展”并重的新阶段，政策文本中的述谓策略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此阶段政策文本主要使用谓词如“补齐”、“加快”、“提高”等，这些谓词不仅体现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更凸显了改革和发展的双重任务。通过谓词“加快”、“提高”等，强调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要求。此外，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的应用也在政策文本中有所体现。通过谓词“加快”、“补齐”等，结合新技术的背景，揭示了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和智能化改造趋势。述谓策略在这一阶段不仅关注基础设施的建设行动，还开始强调新技术应用和多元化参与模式，体现了基础设施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转变。
进入2020年至2024年阶段，政策文本中的述谓策略进一步深化，主要使用谓词和一部分形容词，如“新型”、“关键”、“融合”、“深化”和“健全”等。这些词汇凸显了国家基础设施转型的加速态势，以及对基础设施质量和网络信息覆盖程度的高度重视。政策文本通过谓词和形容词的组合使用，如“健全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深化基础设施跨行业共建共享”等表述，不仅强调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还突出了其融合利用和跨行业共建共享的特点。此外，“新型”和“关键”等形容词的使用，进一步体现了对基础设施质量和网络信息覆盖程度的重视。例如，“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是一系列互联互通、分工协作设施的集合体”、“为了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等表述，通过形容词“新型”、“关键”等，明确了基础设施的技术属性和战略地位。述谓策略在这一阶段不仅关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还强调了其融合利用、跨行业共建共享以及质量和网络信息覆盖程度的重要性，体现了基础设施建设向智能化、服务化方向的深度转型。
从述谓策略角度来看，国务院政策文本中基础设施的表述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述谓策略主要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初步阶段的特征展开，以简单直接的谓词为主；2017年至2019年期间，述谓策略体现了基础设施改革与发展的双重任务，开始强调新技术应用和多元化参与模式；2020年至2024年期间，述谓策略进一步深化，凸显了基础设施转型的加速态势和对质量、网络信息覆盖程度的重视。这些变化深刻映射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从起步到快速发展，再到深度转型的全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技术革新轨迹。
5.3. 政策语境下基础设施概念和功能的变化
在沃达克话语历史分析的框架下，语境是理解话语实践及其背后意义建构的关键要素。通过对2008年至2024年不同阶段政策语境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基础设施概念与功能在不同语境下的动态演变。
在2008年至2016年这一时期，国家发展的语境主要聚焦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扶贫攻坚。在此阶段，基础设施建设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改善贫困地区条件的重要手段。此时“基础设施”概念具有技术性和实体性，所指局限于交通运输、城乡规划与城市建设等生产领域，被视为物理设施集合，如道路、桥梁等，政策关注其建设维护。功能上，主要服务交通运输和城市规划等传统领域。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出台，2017年至2019年国家发展的语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技术变革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在这一语境下，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从传统领域向信息类和科研类新型基础设施转变。从概念层面来看，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逐渐成熟，其内涵融入了信息网络、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等元素。“发展”、“改革”、“科研”成为这个阶段基础设施的关键词，体现了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注。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提供高速、稳定、安全的信息网络服务，为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支撑，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在2020年至2024年，国家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将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等置于关键位置，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这一语境的转变促使基础设施向更具创新性与数字赋能的方向发展。在2020年，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型基础设施的定义，这一举措反映出基础设施已经转变为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变革的核心力量。在2022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这一规划推动基础设施功能从单一的信息传输向多元化、智能化的数字公共服务转变，为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支持。202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表明基础设施已深度融入新经济增长模式与治理改革模式之中，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总的来说，从基础设施到“新基建”的变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新基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是全新语境下基础设施概念与功能演变的必然产物。它融合了信息化战略、对外开放、城乡平衡发展等多重元素，不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在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促进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6. 讨论
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基础设施概念持续向网络化与智能化演进。与文献综述中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相比，本研究从话语分析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在政策文本中基础设施随时代的命名策略与述谓策略变化，可以发现基础设施从经济工具到国家战略载体、对象扩展等阶段性发展与经济学、管理学的发展相呼应，从话语层面证实了其发展轨迹。此外，本研究也进行了相应的补充，揭示了政策制定者通过命名策略与述谓策略引导社会认知和资源配置的意图，这是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较少涉及的。目前未发现明显与经济学、管理学结论相悖之处，但本研究的话语视角为理解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和思路，弥补了其他学科在话语分析方面的不足。
7. 结语
基础设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深入发展，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已成为大势所趋。这一转型不仅意味着基础设施的范畴已从传统的土木工程拓展至现代的信息技术领域，更代表着其功能实现了从基础物理建设向复杂系统集成与智能化管理的飞跃。基础设施概念与功能的深刻嬗变，从一定层面反映出国家对基础设施适应性、灵活性和创新性的新要求，也揭示了中央政策话语从聚焦基础建设向强调智能集成方向演变的趋势，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支撑。然而，本研究只采用国务院官方文件进行案例研究，数据来源相对单一。未来的研究将对比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基础设施话语上的异同，深入剖析不同主体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的理念与实践差异，为优化基础设施发展提供更全面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