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生产过程，重塑着传统产业，催生出新的业态，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这一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其内涵在新的经济形态中得到丰富和拓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更是为理解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深入研究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与实践价值，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高度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也为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实现创新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
2.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是人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基石，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 p. 531)这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从生产力要素的构成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互动，这一理论体系为我们理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提供了深刻洞见。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 p. 532)。这表明生产力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力，更是一种社会力量，它是在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点，它是人类在能动地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性力量，而非单纯指劳动者直接作用于劳动工具以达到对自然对象改造目的的偶然性、单一性、直观性的结果。生产力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其发展水平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2.1. 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的内涵
“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他们指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 p. 524)。这与费尔巴哈提出的现实的个人是有本质区别的，费尔巴哈对抽象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强调人的感性存在，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然属性和抽象的类本质，认为认识一种感性的、自然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他强调人的感性存在，但他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本身。马克思则强调实践的作用，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的本质活动，同时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作用。这意味着马克思从实践来理解人的本质，认为“现实的个人”并非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物质生产关系中的人。这些个人的首要活动是物质生产，通过劳动来满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而他们的活动又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及社会交往关系等因素的制约。
马克思主义始终将现实的人视作历史的创造者以及生产力的首要因素，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 p. 519)，正如马克思所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 p. 196)人凭借自身的体力与智力，运用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出物质与精神财富，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且具备实践能力的主体。人的需求、意志和创造力成为生产力发展及社会进步的源动力，为后续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以人为核心的基础，这凸显了人在生产力系统中的关键地位和能动作用，人始终是推动生产力变革的核心力量，无论是传统生产力还是新质生产力，都离不开人的积极参与和创造性发挥。
生产力是“现实的个人”的能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产力可被理解为“现实的个人”所具备的核心实践能力，是人类开展各类社会活动的根本前提。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呈现出相互依存、协同共进的关系。在强调物质生产是首要历史活动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 p. 531)其中，“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即生活资料的生产，被马克思称为“每日对自己的生命重新生产”；“满足需要的活动”指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代表生产资料；“新的需要”则指向人的发展需求。新需求的不断产生和满足，推动着生产力向前发展，而生产工具的进步更是人类发展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不仅包含物质生产力，也涵盖精神生产力，因为人的自由发展需求是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统一体。
生产力是既得的物质力量。生产力是一种物质的力量，生产力不仅来自人，也来自自然。生产力的第一个活动方式即是从自然界中寻找和挖掘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指明了不论是人类还是人类的生产都必须从自然界中获得，所以它必然也是物质的。同时，生产力也是一种既得的力量。马克思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2] p. 43)由此可见，生产力的演进具有鲜明的客观必然性，这一特性由前代创造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形态共同塑造。当这些成果被后代承袭后，便成为新生产活动的基础条件。作为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生产力又为后续生产活动提供要素支撑，这一过程充分彰显其历史性特征。生产力并非孤立存在的静态概念，而是在代际交替中持续发展，前代的生产成果既凝结着历史发展的印记，又成为推动后续生产力变革的关键因素。另外，从发展维度看，生产力还呈现出显著的继承性特质。人类社会的进步，本质上是对既存生产能力的持续接力。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生产工具革新与科技成果积累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和拓展生产力的内涵。这种继承并非简单复制，而是结合时代需求进行优化升级，使得生产力得以在历史长河中实现连续性、累积性的发展，逐步构建起日益完善的生产体系。
生产力是解放与破环力量的统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的四重规定，并提出自由劳动才是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劳动过程与人、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全面异化，导致人的类本质扭曲。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的本质得到真正的复归，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标志。马克思提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 p. 527)人的解放程度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相统一的。例如，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温饱问题未解决，人的自由发展无从谈起。而进入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会使原有生产关系走向腐朽，为消灭私有制、雇佣劳动创造条件，进而推动人的解放。由此可见，生产力本质上是推动人类解放的核心力量。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会从生产动力转变为破坏力量，“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1] p. 542)。这种破坏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尤为明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不断激化，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和周期性经济危机。随着资本积累和有机构成提高，经济危机破坏力不断加剧。当社会再生产难以为继时，资本只能通过消灭大量生产力和劳动产品来缓解危机，这是生产力对自身的破坏。同时，生产力发展还破坏着财富的根本源泉。资本主义生产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为了大力发展工业，获取高额利润，不断破坏生态环境，毫无节制索取自然资源，损害土地肥力，大量的加班与高负荷的工作危害了工人身心健康，削弱了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根基。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虽然推动了生产技术进步，但也同时破坏了土地和劳动者这两大财富源泉。
2.2. 生产力的构成要素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构成。
劳动者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要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3] p. 235)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主体作用，他们运用自身的体力和智力，操纵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而实现物质资料的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不断提高，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现代社会，高素质的劳动者，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等，成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手段和物质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它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物质标志。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 p. 210)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工具，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金属工具，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大生产，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生产力水平。
劳动对象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加工的对象，它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劳动对象可以分为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和经过人类加工的劳动对象。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种类不断增多。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是重要的劳动对象，而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人们不仅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还能够开发出新型的农业劳动对象，在工业生产中，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如高性能复合材料、纳米材料等，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推动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多次提到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能够应用于生产过程，与生产力中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等因素相结合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4] p. 172)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它可以通过渗透到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可以推动生产工具的创新和改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可以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和种类，为生产提供更多的资源。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例，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使得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蒸汽机的发明，正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
2.3.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然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辩证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演进。
生产力的变革推动人类社会形态更替。“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 p. 568)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革命性，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会成为其发展的阻碍，从而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5] pp. 591-592)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演进，都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提供了内在动力，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和优化，以适应其发展需求，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向更高级、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助推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社会形态的更替，还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提供了依据。马克思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划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等不同经济形态。在不同经济形态下，生产力发展呈现不同特点和规律，生产关系也相应变化。例如，自然经济形态下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以自给自足为主，生产关系表现为简单协作；商品经济形态下，生产力发展促使社会分工细化，生产关系呈现市场经济特征。这种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划分，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2.4. 生产力与分工的关系
分工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分工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 以地理自然和生理自然为基础的自然分工；(2) 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出现，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确立起来并不断发展的自发分工，即旧式分工；(3) 社会主义社会的半自觉分工；(4)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觉分工。”([6] p. 214)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渐细化和深化。从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到工业内部各行业分化，再到现代新兴产业和专业领域的涌现，社会分工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发展历程。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1] p. 520)分工的发展使生产过程更加专业化、高效化，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社会分工进行了深入剖析。分工是联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要环节，真正具有标志性的分工起始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相互分离的阶段。首先，分工与生产力存在着紧密且内在的关联。一方面，分工状况由生产力的实际发展程度所决定，生产力达到何种水平，往往就会催生出与之相适配的分工形式；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又能够通过社会分工的细致程度、专业化程度等方面直观地展现出来。一个民族在分工方面的发展程度，犹如一面镜子，清晰而准确地反映出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且，但凡出现具有创新性、质变性的新生产力，都必然会对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与拓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促使分工迈向新的阶段和形态。其次，分工与生产关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和演变，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同时，人与人之间在物质交往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也会受到深刻的影响和重塑。马克思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 p. 521)
分工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分工使得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每个人的生活需求、生产需求等都不得不依赖于他人所生产的产品来予以满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此外，分工还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原本存在的对立态势和差距，使得社会结构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阻碍。
3. 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科学技术的研发状况和应用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产要素的发展走向。数字经济时代，伴随数字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深度嵌入，由数字技术引领的现代化数字产业为社会带来大量劳动岗位，带来数字技术行业的从事者规模日益庞大，促使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一跃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要素，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出现[7]。信息化与智能化成为当代生产的显著特征，社会生产力及其表现形态发生深刻变革，工业经济向数字化经济转型已成为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推动社会经济形态革新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一步得到了拓展和丰富。
3.1. 数字技术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
在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进入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成为新的生产工具。自然力、机器和化学的使用主体从人逐渐趋向人工智能；人们不满足于新大陆的发现和河川的通航，而是在互联网空间中建立一个“新大陆”，并且以数据和信息的方式在其中进行交往。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块链等智能技术成为新的生产工具，这些智能技术是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发挥数据价值的必备工具[8]。这些关键的数字技术已成为独立且关键的生产力要素，其对生产力各构成要素的重塑与赋能，正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数字技术对劳动者能力的拓展。马克思强调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劳动者能力实现质的飞跃。一方面，数字技术催生了全新的职业形态，如数据分析师、算法工程师、区块链架构师等，这些新兴职业要求劳动者具备深厚的数字技术知识与创新能力。以算法工程师为例，他们通过编写复杂算法，为人工智能系统赋予“智慧”，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改造中。另一方面，传统劳动者也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技能升级。在制造业领域，工人需掌握数控机床操作、工业软件使用等数字化技能，才能适应智能化生产线的要求。这种劳动者能力的拓展，本质上是马克思关于“劳动者智力和体力结合推动生产力发展”理论的延伸，数字技术使劳动者的智力因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数字技术对劳动资料的革新。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马克思将生产工具视为劳动资料的核心。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对劳动资料的革新呈现出智能化、网络化特征。从生产工具层面看，智能机器人、3D打印机等数字化设备广泛应用，取代了大量传统机械工具。例如，在汽车制造行业，工业机器人通过高精度的动作控制，实现零部件的精准焊接与组装，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从劳动资料的系统性来看，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分散的生产设备、生产线连接成有机整体，实现设备间的数据交互与协同作业。这种基于数字技术构建的智能生产系统，打破了传统劳动资料的孤立性，使劳动资料的功能从单一生产工具演变为具有自我感知、自我决策能力的智能体系，深化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资料对生产力推动作用的理论内涵。
数字技术对劳动对象的延伸。马克思认为劳动对象是生产过程中被加工的对象，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劳动对象的范畴从物质实体向虚拟数据空间延伸。在传统工业生产中，劳动对象主要是自然资源和经过初步加工的原材料；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重要的劳动对象。企业通过采集用户行为数据、市场交易数据、生产运行数据等，对其进行清洗、分析与挖掘，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而指导生产决策与产品创新。例如，短视频平台通过分析用户观看时长、点赞评论等数据，优化内容推荐算法，实现个性化内容分发。这种将数据作为劳动对象的生产过程，不仅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边界，也改变了生产的价值创造方式，体现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劳动对象与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3.2. 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资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生产资料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这一理论框架为分析数据在数字经济中的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资料，其独特的属性与价值创造方式，既突破了传统生产资料的范畴，又与马克思生产资料理论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在生产力三要素的分析框架中，基于劳动过程中不同功能情境，数据可以成为劳动对象并经过处理加工后升级成为劳动资料(劳动工具、技术手段)，因而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的数据，具体包括信息、代码、语言、文字、图像等在内的非物质形态。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新形态的出现，即数字信息的生产资料化和生产资料的数字信息化，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发展具备了初始条件[9]。
数据的生产资料双重属性。数据兼具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双重属性，这是其区别于传统生产资料的重要特征。从劳动对象角度看，原始数据如同未经加工的自然资源，需要通过数据采集、存储、清洗等环节进行“开采”与“提炼”，才能转化为具有价值的信息资源。例如，气象部门收集的气象观测数据，经过专业分析处理后，可为农业生产、航空运输等行业提供气象预报服务。从劳动资料角度看，数据能够嵌入生产流程，辅助生产决策与控制。在智能制造领域，通过实时采集设备运行数据，利用数据分析模型预测设备故障，实现预防性维护，此时数据充当了优化生产过程的“智能工具”，这与马克思关于劳动资料是传导劳动者活动工具的论述相呼应，只不过数据以虚拟信息的形式发挥着劳动资料的功能。
数据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一个人对数据的使用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数据的使用，且数据可无限复制和共享。这种特性使数据在生产过程中能够产生规模效应与协同价值。以开源代码为例，全球开发者可共同使用、修改同一套代码，通过集体智慧推动软件技术的迭代升级。在商业领域，企业通过开放部分用户数据，与合作伙伴共享市场洞察，实现资源互补与价值共创。然而，数据的这些特性也引发了新的生产关系问题，如数据所有权归属、数据隐私保护等。马克思强调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资料，其应用与发展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和监管体系，以确保数据价值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利用。
数据价值实现的社会历史性。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实现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数据价值的实现同样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数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辅助企业运营决策；随着技术进步与应用场景拓展，数据逐渐成为独立的商品，通过数据交易市场实现价值交换。例如，金融机构通过购买消费者信用数据，评估信贷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数据价值的实现还依赖于社会分工与协作体系。在数据产业链中，数据采集商、加工商、分析服务商等不同主体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数据从原始资源到价值产品的转化。这种数据价值实现的过程，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价值实现与社会生产关系紧密相连的理论观点，凸显了数据作为生产资料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独特发展规律。
3.3. 社会分工的革命性重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社会分工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其演进与生产力水平紧密相连。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重塑社会分工体系，从分工形态、协作模式到产业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既是对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传承，也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到一定程度，基于缩短个别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范围经济等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考量，资本家必然会对传统产业的企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形成与数字生产力相适应的劳动分工，率先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产业融合开始发生。再次，在追求超额剩余价值逐渐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劳动分工细胞分裂式的外溢扩散又催生了新的社会分工，产业融合不断迭代，直至“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革命”[10]。
数字经济下社会分工形态的转变。传统社会分工主要基于地理空间和行业界限，呈现出实体化、固定化的特点。马克思曾描述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将其视为“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强调了分工的实体属性。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打破了时空限制，促使分工形态从实体分割向虚拟协同转变。以软件开发行业为例，如今代码编写、功能测试、系统运维等环节，可由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开发者通过云端协作平台同步完成。例如，一家软件公司可能在亚洲进行代码编写，在欧洲开展测试工作，在美洲进行系统运维，形成跨越地域的虚拟分工格局。这种虚拟协同分工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实现了全球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分工能促进资源合理利用的理论，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社会协作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社会协作主要依赖科层制组织，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实现分工协作。然而，在数字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平台网络逐渐成为主导的协作模式。数字平台凭借强大的数据处理和连接能力，构建起“生产者–平台–消费者”的多边协作网络。亚马逊AWS云服务平台就是典型例子，它连接了全球数百万开发者、企业用户与技术服务商。各方在平台规则下自由交易、协同创新，平台通过算法精准匹配供需信息，自动调节资源分配，替代了传统科层组织中的行政指令。这种转型使协作更加灵活高效，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也更为多元，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理论认知。
产业结构的跨界融合发展。传统产业分工呈现出垂直分层的特征，各产业间界限清晰，生产链条呈线性延伸，体现了产业分工的层级性。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边界被不断打破，跨界融合成为发展主流。例如智能汽车生产制造产业，它不再是单纯的汽车制造，而是融合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多个领域，形成“硬件 + 软件 + 服务”的新型产业形态。这种跨界融合不仅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彻底重塑了产业链的价值分配格局，推动马克思的产业分工理论向更复杂、更动态的方向发展。
劳动者角色的多元化转变。马克思认为，分工的发展会使劳动者技能趋于专业化，但也可能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与融合化，劳动者角色正从专业专精向复合多元转变。一名合格的电商运营不仅要掌握市场营销知识，还需具备数据分析、新媒体运营、供应链管理等多项技能。同时，数字技术降低了职业转换的门槛，劳动者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就能快速掌握新技能，通过线上应聘等方式实现跨行业流动。这种转变既延续了马克思对劳动者发展的关注，也为解决人的片面发展问题提供了新途径。
情感劳动等非物质性劳动的新型分工。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源于生产力发展与交换的需要，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不同生产领域逐渐分离，形成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在农业社会，分工主要基于自然条件与性别差异，形成农耕与家庭手工业的简单分工；工业革命后，机器大工业推动生产环节精细化，形成复杂的产业分工体系。而情感劳动分工的出现，同样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数字技术的普及是情感劳动分工形成的技术基础。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打破了时空限制，使情感服务的大规模生产与交换成为可能。社交媒体平台为情感内容创作者提供了传播渠道，直播技术让情感互动实时化，算法推荐则精准匹配情感服务供需双方。情感劳动分工将社会分工的范畴拓展至非物质的情感领域。同时，消费需求的升级是情感劳动分工的内在动力。当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消费者对情感体验的需求不断增长，催生出对情感陪伴、情绪疏导、娱乐消遣等多样化情感服务的市场需求，进而推动情感劳动从其他劳动形态中分离，形成专业化分工。例如，心理咨询师通过专业对话为客户疏导情绪，网络主播通过表演为观众带来情感愉悦，这些劳动不再生产有形物质产品，而是专注于情感价值的创造与传递，实现了社会分工从物质维度向精神维度的跨越。
4. 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发展规律及其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在数字经济蓬勃兴起的当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重构全球经济社会格局，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不仅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在多领域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与实践价值，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生态和谐共生提供了科学指引。
4.1. 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当后者成为前者的桎梏时，社会变革的时代便到来了。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这一辩证法则以更为复杂和隐蔽的形式上演。首先，数据垄断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激化。马克思曾深刻揭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数字经济中，关键的生产资料已从工厂、机器转变为“数据”。大型科技公司通过其平台和算法，垄断了海量数据，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数据寡头。然而，数据的生产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是亿万用户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创造的。这种数据生产的社会性与数据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内在矛盾。它导致了财富和权力的极端集中，扼杀了市场竞争，并阻碍了数据要素潜能的充分释放。其次，劳动剥削的隐匿化与普遍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指出，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将用户的每一次点击、浏览、分享都纳入价值生产的链条，创造了“数字劳动”或“玩工”等新型剥削形式。用户在使用“免费”服务的同时，其注意力和行为数据被无偿占有并资本化，成为平台利润的来源。这种剥削披上了“自愿参与”和“娱乐化”的外衣，变得更加隐蔽。同时，算法管理通过对劳动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精准控制，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深度榨取，形成了“数字泰勒制”，加剧了工作强度与不稳定性。最后，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异化。资本的逻辑是追求剩余价值，而非社会福祉。这导致数字技术的巨大潜力被大量引导至非生产性或破坏性领域。例如，算法被优先用于精准广告推送和金融投机，而非攻克重大疾病或应对气候变化；社交媒体平台的设计以最大化用户粘性为目标，不惜制造信息茧房和社会对立。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数字这一先进生产力，其发展仍受制于资本增值的狭隘目的，从而与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的真实需求相背离。
4.2. 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引擎
新质生产力作为数字时代先进生产力的核心形态，其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传承关系，是理解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关键。新质生产力最鲜明的特征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智能技术、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赋能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促成三者优化组合，形成新质态的生产力。其“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超越传统的“物质变换”范畴，实现了由传统的“物质变换”向“创新驱动”的跃升[11]。马克思将生产力拆解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强调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革命性作用。新质生产力作为数字时代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正是这一理论的当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全新概念，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创新成果，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具有创新性、高效性、可持续性等显著特征的先进生产力。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形态。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致力于突破传统生产力发展的瓶颈和局限，创造全新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从劳动者维度来看，创新人才成为第一资源，复杂智力劳动的价值实现倍数增长；从劳动资料维度来看，数字化平台与智能化工具取代传统机器，成为生产力水平的核心标志；劳动对象维度，数据资源突破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限制，形成全新生产要素体系。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与马克思科学转化为技术即成为直接生产力的观点一脉相承。从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到大数据优化资源配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要素演进与技术创新驱动的理论，为数字时代生产力跃升提供了根本解释框架。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推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进一步验证和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型经济模式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分配方式。以平台经济为例，平台企业作为连接供需双方的纽带，打破了传统的企业边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平台企业与入驻商家、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灵活多样，通过数据共享和协同合作，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共享经济模式下，闲置资源的所有者与需求者通过共享平台实现资源的共享和利用，改变了传统的资源占有和使用方式，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4.3. 助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蕴含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演进。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时空界限与组织模式，催生了新的社会交往方式与文明形态。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指导我们把握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机遇，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例如，通过建设数字政府，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决策与高效管理；借助区块链技术构建可信社会环境，提升社会治理的透明度与公正性。同时，该理论促使我们重视数字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注重保障人的尊严与权利，避免技术异化，确保数字文明朝着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助力构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4.4.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指南
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其生产力理论强调生产力发展应服务于人的解放与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该理论为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
首先，数字技术创造了丰富的学习资源与灵活的学习方式，为人们提升知识技能、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便利条件。依据马克思关于劳动者素质提升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各国加大数字技能培训投入，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使人们能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需求，实现职业发展。其次，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在数字经济中，算法控制、过度劳动等问题也威胁着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自由发展。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促使我们关注劳动者权益保护，推动建立合理的劳动制度与工作模式，让劳动者在数字劳动中能够发挥自主性与创造性，实现体力与智力、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发展。
4.5. 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他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产活动应遵循自然规律。在数字经济时代，该理论为应对生态环境挑战、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数字技术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结合，为生态治理开辟了新路径。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环境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生态变化趋势，为精准治理提供支持；借助人工智能优化能源管理系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例如，智能电网系统通过收集用户用电数据，运用算法实现电力的智能调配，降低能源损耗。同时，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指导我们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实现生态生产力的提升，为建设美丽地球家园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向。
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数字技术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资料，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展现了生产力发展的新形态。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指导着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实践探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资源优化配置以及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制定战略政策、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发展等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面临一些挑战。未来，应继续坚持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指导，不断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培养高素质数字经济人才，完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体系，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