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脉络中，“物化”始终是贯穿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议题。已有研究多从思想史视角梳理卢卡奇与阿多诺的理论关联，如王福生(2008)则从“总体性”与“非同一性”的哲学对立出发，剖析二者辩证法之差异[1]；杨光强与王晗(2021)则从物化批判的演进史角度勾勒了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轨迹[2]。然而，现有研究较少系统对比二者物化理论的哲学基础、批判路径及其在数字时代的解释力。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聚焦于卢卡奇与阿多诺物化批判的理论分野与对话可能，旨在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内在张力与当代价值。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首次将“物化”提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范畴，以“总体性辩证法”为武器，试图为无产阶级主体性解放寻找路径；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代表，在继承卢卡奇物化批判逻辑的同时，基于对垄断资本主义和技术理性的反思，以“否定辩证法”重构物化理论，强调物化的普遍性与不可克服性。二者的理论分野不仅反映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认知的深化，更蕴含着对人类解放路径的不同思考[2]。
2.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以总体性辩证法为核心的主体性解放路径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以20世纪初资本主义矛盾激化与无产阶级革命陷入困境作为历史背景。彼时，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为经济决定论，忽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作用，导致无产阶级在面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压迫时缺乏革命意识[3]。卢卡奇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为基，汲取韦伯的“合理化”概念，构建了以“总体性辩证法”为核心的物化批判理论，试图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重塑革命主体性。
(一) 物化的本质：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与碎片化
卢卡奇认为，形成物化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明确指出：“商品形式作为普遍结构原则，导致人与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这一过程不仅发生在生产领域，也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商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存在形式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所取代，“人的关系转化为物的关系”，这是物化的核心本质[4]。具体说，物化主要体现以下层面：一是劳动过程的物化，资本主义生产将劳动分割为碎片化的环节，劳动者被简化为机器的附属品，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主导权与对劳动产品的归属感，劳动本身从“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异化为压迫人的工具；二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物化，商品逻辑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均被纳入商品交换的框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道德关系被功利化、工具化[4]，整个社会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个体难以把握社会的总体性存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物化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更内化为个体的思维方式，即“物化意识”。在物化意识的支配下，个体将碎片化的社会现实视为天然合理的存在，丧失了对社会总体性的认知能力与批判意识，进而陷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意识认同[5]。这种物化意识的普遍化，使得无产阶级即使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也难以形成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成为卢卡奇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 总体性辩证法：物化批判的理论武器与解放路径
面对物化的困境，卢卡奇以“总体性辩证法”作为“破局之法”。在他看来，应该把社会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而非孤立、碎片化的部分之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恰恰是“总体性”。资本主义物化的根本危害，就在于它割裂了社会的总体性，使个体无法把握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真实位置。总体性辩证法的核心在于强调“主体性”与“客体性”的辩证统一[6]。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主体–客体”，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又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潜能，他们通过对社会总体性的认知，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进而通过革命实践打破物化的枷锁，实现人的解放。在这一过程中，理论批判与实践行动是统一的：总体性辩证法为无产阶级提供认知工具，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则是实现总体性、克服物化的现实路径[7]。
从理论定位来看，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始终保留着对人类解放的乐观态度。他坚信，只要无产阶级能够形成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把握社会的总体性，就能够突破物化的限制，实现主体性的解放。这种以主体性为核心的解放路径，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理论缺陷，也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奠定了理论基调。
3. 阿多诺的物化理论：以否定辩证法为基础的普遍性批判路径
阿多诺的物化理论形成于20世纪中期，由于此时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阶段，技术理性的全面扩张、文化工业的兴起以及极权主义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异化也呈现出新特征[8]。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核心人物的阿多诺，在继承卢卡奇物化批判逻辑的同时，也对其“总体性辩证法”与“无产阶级解放”的乐观主义进行了反思与修正，以“否定辩证法”为基础，构建了更为激进的、强调物化普遍性的批判理论。
(一) 物化的深化：技术理性与文化工业的全面统治
与卢卡奇聚焦于商品经济导致的劳动异化不同，阿多诺将物化的根源追溯至“技术理性”的扩张。在他看来，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为了征服自然，将理性工具化，形成了以“计算”“控制”为核心的技术理性。这种技术理性不仅支配着自然，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一大趁手工具。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人被简化为“可计算的符号”，技术理性的框架控制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情感与思想，物化呈现出“总体化”“普遍化”的特征，阿多诺着重强调了“文化工业”对物化的强化作用，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不再是“批判现实的武器”，而是沦为商品生产的一部分，即“文化工业”。文化工业通过标准化、模式化的生产方式，生产出大量迎合大众消费需求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表面上提供“娱乐”，实则通过隐蔽的意识形态控制，将个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纳入资本主义的统治框架，使个体丧失批判意识与反思能力，沦为“文化消费者”而非“文化主体”[8]。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的兴起标志着物化已深入人的精神领域，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生存困境”。
另外，阿多诺还指出，物化的普遍性使得无产阶级的革命潜能被消解。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已不再是卢卡奇所说的“历史主体–客体”，而是被技术理性与文化工业所同化，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而非“反抗者”[1]。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消费主义、技术主义所侵蚀，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力，这使得卢卡奇寄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路径失去了现实基础。
(二) 否定辩证法：物化批判的非同一性逻辑
面对物化表现出的普遍性与不可克服性，阿多诺则以“否定辩证法”作为破局之法。他在《否定辩证法》中强调：“同一性思维本身即是压制的根源。”[9]与卢卡奇不同的地方在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以“非同一性”为核心，不赞同任何形式的“总体性”与“同一性”压迫。
在他看来，包括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在内的传统辩证法将“同一性”视为最高原则，试图通过“否定之否定”实现对立面的统一，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逻辑”，与技术理性的控制逻辑同构。因此，否定辩证法的核心是“持续的否定”，即拒绝任何形式的“终极真理”与“解放蓝图”，通过对现存事物进行“批判性反思”，揭示其内在的矛盾与异化本质[9]。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不追求“解决物化”，而是强调“坚持物化的批判”。在他看来，物化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已成为一种“客观现实”，试图通过“总体性革命”或“主体性觉醒”来克服物化，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幻想”。因此，批判理论的任务不是为人类解放提供“路径”，而是通过持续的、否定性的批判，保持对现存制度的“警惕”，防止个体陷入对物化的“无意识认同”[8]。这种批判不指向“肯定性的未来”，而是指向“对现存的否定”，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希望”——即使无法彻底克服物化，也要通过批判保持人的精神自由与反思能力。
从理论特征来看，阿多诺的物化批判呈现出“悲观主义”的色彩，他拒绝任何形式的“解放承诺”，将批判本身视为对抗物化的唯一方式。这种理论立场虽然看似消极，却深刻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异化的复杂性与残酷性，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4. 卢卡奇与阿多诺物化批判路径的分野与对话
卢卡奇与阿多诺的物化批判均源于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继承，二者都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但其理论路径却存在显著分野。这种分野不仅体现在对物化根源、表现形式的认知上，更体现在对人类解放路径的思考上。
(一) 理论基础的分野：总体性辩证法与否定辩证法
卢卡奇与阿多诺物化批判的根本分野，在于其理论基础的差异——总体性辩证法与否定辩证法。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以“主体性”为核心，强调社会的总体性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客体”，能够通过对总体性的认知与革命实践，实现自身解放，这种理论逻辑本质上是“肯定性”的，它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超越自身的可能性，坚信人类能够通过主体性的觉醒摆脱异化。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则以“非同一性”为核心，反对任何形式的“总体性”与“主体性”崇拜，在阿多诺看来，卢卡奇的“总体性”本质上是一种“同一性压迫”[9]，它将社会视为一个可以被主体掌控的整体，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与碎片化；而“主体性”的强调则高估了个体的反思能力，在技术理性与文化工业的全面统治下，主体性早已被异化，难以承担解放的使命。因而可以看出，否定辩证法拒绝“肯定性的解放路径”，主张通过“持续的否定”保持批判的张力，其理论逻辑是“否定性”的，不追求对物化的“解决”，只追求对物化的“揭示”[1]。
(二) 解放路径的分野：无产阶级革命与批判理论的坚守
基于理论基础的差异，卢卡奇与阿多诺在人类解放路径的思考上也存在显著分歧。卢卡奇将无产阶级视为解放的核心力量，认为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意识的觉醒”，能够形成对社会总体性的认知，进而通过革命实践打破物化的枷锁。在他看来，解放是“集体性的实践行动”，需要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通过革命实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关系的重构。这种解放路径具有明确的“阶级性”与“实践性”，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阿多诺并不认可卢卡奇的解放路径。在他看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已被技术理性与文化工业所同化，失去了阶级意识与革命潜能，不再是“解放的主体”；而所谓的“革命实践”不仅难以打破物化，反而可能导致新的“总体性压迫”。因此，阿多诺将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批判理论”本身，认为批判理论的任务是通过对现存制度的“否定性反思”，保持人的精神自由与批判意识，防止个体陷入对物化的“麻木”。这种解放路径是“个体性的”与“理论性的”，它不追求现实的革命行动，只追求精神层面的“批判坚守”，呈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
(三) 理论对话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异化本质的批判
尽管卢卡奇与阿多诺的物化批判路径存在显著分野，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存在理论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基础，在于二者对资本主义异化本质的共同批判——无论是卢卡奇聚焦的“商品经济导致的劳动异化”，还是阿多诺关注的“技术理性导致的全面异化”，本质上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压抑人性”的批判，都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实。
不过，二者的理论也存在相互补充的空间。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强调“主体性”与“实践性”，提醒我们不能忽视人的反思能力与革命潜能，避免陷入阿多诺式的“悲观主义”；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则强调“非同一性”与“批判性”，提醒我们不能太过于高看主体性的力量，要正视资本主义异化的复杂性与普遍性，避免陷入卢卡奇式的“乌托邦幻想”。二者的理论对话，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乐观与悲观”“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张力平衡，也为后续的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
5. 卢卡奇与阿多诺物化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
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异化形式呈现出新的特征，算法统治、数据异化、平台剥削等“新物化”现象日益凸显，个体在数字空间中面临着更为隐蔽的控制与压迫。卢卡奇与阿多诺的物化批判理论，虽然形成于20世纪，但其中蕴含的批判逻辑与思想资源，对当代数字时代的“新物化”现象批判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对数字时代“新物化”现象的理论解释
数字时代的“新物化”现象，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物化逻辑在数字空间的延伸与深化，而卢卡奇与阿多诺的物化批判理论，为解释这些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从卢卡奇的理论视角来看，数字时代的“新物化”首先体现在“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异化”。平台经济的兴起，使得劳动被分割为更碎片化的“数字零工”，劳动者受算法支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报酬均由算法决定，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主导权。这种数字化的劳动异化，与卢卡奇所说的“资本主义劳动碎片化”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商品逻辑对劳动过程的支配[10]。此外，数字时代的“数据拜物教”也符合卢卡奇对物化的定义——数据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商品”，成为人与人关系的核心支配力量，个体的价值被抽象成为“数据价值”，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数据与数据的关系所掩盖，这正是卢卡奇所说的“人的关系转化为物的关系”的具体体现。而从阿多诺的理论视角来看，数字时代的“新物化”则体现在“技术理性的数字化统治”。算法作为数字时代的“技术理性核心”，不仅支配着劳动过程，更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算法通过对个体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实现对个体行为的精准预测与控制，个体在无意识中被算法“规训”，丧失了反思能力与自主选择能力[10]。这种算法统治，正是阿多诺所说的“技术理性全面支配人类”的当代体现。此外，数字时代的“数字文化工业”也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高度契合——这些数字文化产品通过标准化、模式化的生产，传递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不断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使个体陷入“娱乐至死”的状态，丧失批判意识。
卢卡奇与阿多诺的物化批判理论，为我们穿透数字时代“技术中立”的表象，揭示“新物化”现象的资本主义本质提供了理论武器，帮助我们认识到：数字技术本身并非异化的根源，异化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物化逻辑，数字技术只是资本主义物化的“新工具”。
(二) 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实践启示
尽管数字时代的无产阶级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异化处境，但卢卡奇强调的“阶级意识觉醒”仍具有现实意义。当代的数字劳动者需要通过对自身异化处境的认知，形成集体性的批判意识，通过工会组织、集体协商等方式，反抗算法的支配与平台的剥削，重新夺回对劳动过程的主导权。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外卖骑手罢工、网约车司机抗议，本质上就是数字劳动者“阶级意识觉醒”的体现，这与卢卡奇所说的“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有着内在一致性。从阿多诺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汲取“批判性反思”的实践意义。数字时代的个体面临着算法与数字文化工业的双重控制，容易陷入对“数字生活”的无意识认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提醒我们，必须保持对数字技术与数字文化的批判性反思，拒绝将“数字化”等同于“进步”，警惕算法的控制与数字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自身的反思能力与自主意识，避免沦为“数字物化”的牺牲品。同时，阿多诺对“总体性压迫”的警惕，也提醒我们在推动数字技术发展时，要避免陷入“技术万能论”，注重数字技术的“人文关怀”，防止数字技术成为新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