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心理缺位对青少年遭受身体欺凌的影响机制与干预路径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Intervention Path of Psychological Absence of Father on Adolescent Physical Bullying

摘要: 本研究基于进化心理学与自我决定理论的双重视角，系统探讨了父亲心理缺位(即父亲物理在场但情感与教育参与缺失)对青少年遭受身体欺凌的影响机制及干预路径。研究发现，其核心作用机制在于，父亲心理缺位通过三重交互路径显著增加青少年沦为身体欺凌受害者的风险：(1) 阻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胜任感、关系感与自主感的缺失加剧心理脆弱性)；(2) 削弱家庭支持功能(表现为加剧母亲压力、恶化家庭氛围)；(3) 限制社交技能发展(导致社交孤立与应对能力不足)。针对上述机制，本研究提出了身体欺凌干预的“角色重构–能力培养–制度保障”三元路径，具体包括：强化父亲角色参与、提升青少年应对能力、完善社会支持网络等。未来研究需通过纵向追踪与跨文化比较，深化对父亲心理缺位与遭受身体欺凌间动态关联的理解，从而为家庭教育和校园反欺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intervention pathways of paternal psychological absence (i.e., the father is physically present but lacks emotional and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on adolescents’ exposure to physical bully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re mechanism is that the absence of a father’s psycholog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adolescents becoming victims of physical bullying through a triple interaction pathway: (1) Obstructing the satisfaction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the lack of competence, relationship and autonomy increase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y); (2) Weakening family support functions (expressed as exacerbating maternal pressure and worsening family atmosphere); (3) Restricting social skills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social isolation and insufficient coping ability).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mechanisms, this study proposes a three-way path of “role reconstruction-ability cultivation-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physical bullying intervention, specifically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fathers, improving the coping ability of teenagers,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s psychological absence and physical bullying through longitudinal tracking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family education and anti-bullying interventions in schools.

1. 引言

2017年，北京市西城区某职业学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案件，五名女学生在宿舍长时间殴打、辱骂另外两名女学生，并拍摄羞辱视频进行传播。2021年9月，几名初二女生在寝室对同学进行严重霸凌，受害者小马被多次扇耳光、烫伤，甚至被迫脱光衣服。2023年6月至7月，山西汾阳出现8名未成年男女殴打1名未成年少女的情况；介休市则发生一起3名未成年学生强迫1名同龄人吃粪便的事件。而2024年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发生了一起更为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受害学生小王长期遭受3名同学的身体和言语上的欺凌，最终不幸离世。

青少年欺凌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社会与教育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校园暴力和欺凌：全球现状报告》显示，全球每年约有2.46亿儿童和青少年遭受欺凌侵害。在中国情境下，此类事件常呈现群体性与公开化特征，不仅对受害者造成显著心理创伤，且往往伴随长期的躯体化症状(如睡眠障碍、厌学倾向等)。其中，身体欺凌因其具身性特征(涉及实际身体动作)、可见性与高频重复性，造成的危害尤为严重。因此，深入探究身体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干预路径亟需重点关注。

有证据表明，单亲家庭(父亲缺位为主)青少年遭受身体欺凌的风险高于双亲家庭，单亲父亲家庭的青少年表现出更高的风险行为(如物质滥用、危险行为)和心理困扰，单亲母亲家庭的青少年则面临更高的受害风险(Jablonska & Lindberg, 2007)。更有研究进一步揭示，父亲长期外出务工(尤其是父亲)使留守儿童受害风险倍增，而父亲参与教养水平显著负向预测初中生被欺凌行为即父亲参与教养程度越高，子女遭受校园欺凌的可能性越低(Ren et al., 2025; 莫林桂，2022)。

可见，父亲心理缺位与青少年遭受欺凌伤害存在深层关联：一方面，父亲作为家庭保护者的心理缺位可能导致孩子在面对欺凌时缺乏必要的心理支持与保护，会削弱青少年应对外界威胁的心理屏障；另一方面，父子之间情感互动匮乏会导致孩子的社交技能发展出现结构性缺陷——既缺乏化解冲突的应对策略，又难以构建有效的求助支持网络。这些缺陷的叠加，使受害者更倾向采用消极应对策略，进而陷入“沉默受害–二次伤害”的恶性循环。

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看，自人类诞生二百五十万年以来，父亲在孩子的成长与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考古学发现，史前时期的工具和武器使用是根据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的，这可能意味着年轻的男孩在某个年龄阶段就开始学习使用这些工具，并参与狩猎活动(Kuhn & Stiner, 2006)。在原始社会中，性别角色的分工很明确，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社会职责。男孩子从小跟随父亲狩猎不仅是为了学习生存技能，也是性别社会化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男孩子学会了成为社会中的男性成员应有的行为和责任(Gurven & Hill, 2009)。所以在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受传统观念、社会压力及个人选择等多重因素影响，父亲心理缺位现象在现代社会中愈发普遍。尽管多数父亲物理在场，但因其情感缺乏导致的“在场缺位现象”日趋显著。这种心理上的缺位不仅关乎家庭结构的完整性，更对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及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父亲心理缺位与青少年遭受身体欺凌之间的潜在联系。

本研究基于进化心理学与自我决定理论，通过系统性文献综述，阐述父亲心理缺位影响青少年欺凌受害的传导路径：① 家庭支持功能的弱化，② 基本心理需要(胜任感、关系感、自主性)无法得到满足，③ 社会技能发展受到阻碍。据此，我们提出“角色重构–能力培养–制度保障”三元干预框架，为构建健康的现代家庭教育模式提供干预路径。

2. 父亲心理缺位与身体欺凌

身体欺凌被定义为一种侵犯性暴力行为，其特征在于对个体的身体及其财产或所属物品的伤害、威胁或侵害。此类行为的范围广泛，包括但不限于殴打、踢击、推搡、摔跤以及威胁使用暴力等。身体欺凌本质上是一种攻击性行为，目的在于通过对他人造成身体伤害或威胁，激发恐惧感、施加控制或展示权力。身体欺凌可能发生在多种环境中，如学校、家庭和工作场所等。这种行为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远不止于身体层面，还可能对其心理健康和自尊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陈笛(2024)提到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各国公众越来越意识到学生在学校遭遇同伴欺凌的严重程度。

根据耿世枫(2023)的综述，父亲缺位一般意义上是指由于父母离婚(离异家庭)、父亲去世(单亲家庭)或外出工作(留守家庭)等原因而造成的父亲不在子女身边，无法参与子女的教育与养育过程，即在物理空间上的缺位。而申钰晶(2022)将父亲心理缺位定义为孩子在内在心理层面感受到的对亲生父亲的不亲近感、疏离感，它反映了孩子对于亲生父亲的内在信念。所以，本文所研究的父亲心理缺位是指在正常家庭中，父亲虽然在场，但是孩子却难以感受到父亲的存在，父亲与孩子之间极度缺乏沟通和交流，父亲角色无法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并致使配偶产生抱怨，从而影响孩子的成长与发展。

尽管关于父亲心理缺位与青少年欺凌行为的直接实证研究尚不充分，但现有证据表明，当孩子主观感受到父亲对其生活状态有更多的持续关注或父亲积极参与家庭教育、情感交流时，孩子会增强对父亲的信任感。增强父子之间的沟通交流，孩子就会敢于及时报告欺凌征兆或获得自我保护策略，从而减少遭受霸凌的可能性越低(Hong et al., 2021)。这一现象可能与父亲在位对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有关。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父亲在位水平对青少年的自控能力、社交适应及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例如，张一帆(2016)发现，大学生父亲在位水平能够正向预测其自控能力与异性同伴交往能力；钟琼瑶等(2017)指出，高中生的社会适应行为随着父亲在位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刘美娟(2020)则进一步证实，父亲在位水平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此外，父亲心理缺位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社会适应产生负面影响。耿世枫(2023)的综述研究表明，父亲缺位与青少年的低自尊、社交退缩、抑郁情绪及注意力问题显著相关。王荣(2023)在探讨“丧偶式育儿”(指父亲在育儿中的低参与现象)时强调，父亲角色缺失可能影响未成年人的性别角色认同、社交能力及个性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化过程中出现孤僻、懦弱或攻击性行为。父亲心理缺位可能削弱青少年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使其在人际交往中更倾向于消极应对策略(如逃避或冲动行为)，从而增加遭受欺凌或做出偏差行为的风险。

3. 父亲心理缺位对青少年遭受身体欺凌影响的内在机制

3.1. 基本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

父亲心理缺位是家庭环境中的一个风险因素，若青少年长期处于家庭情感忽视、缺乏父母的关怀与情感支持的环境中，其基本的心理需求(如归属感、价值认同等)持续得不到满足，可能会通过虚拟空间中的攻击性行为(如网络欺凌)来填补情感空缺并建立扭曲的自我认同(Throuvala et al., 2019)。基本心理需要这一概念由Deci和Ryan (2000)提出，是指人类在心理层面上普遍存在的、对个体生活和发展至关重要的需求。基本心理需要又分为三种，分别是胜任需要(competence)、关系需要(relatedness)和自主需要(autonomy) (吴才智等，2018)。

胜任需要是个体对环境掌控感的体验及新技能的习得，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探索倾向。实证研究表明，父亲心理缺位可能削弱子女的胜任感。温召玮和翟秀海(2019)进一步指出，缺乏父亲教育的儿童更易表现出胆怯退缩的人格特征；Hofferth (2006)的跨国研究表明，父亲参与较少的儿童在问题解决能力测试中得分显著偏低；Griffith et al. (2021)通过实验研究证实，父亲卷入度与青少年学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同时，神经科学研究为此提供了生理层面的证据：Atzil等(2011)的fMRI研究显示，父亲参与较少的儿童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明显偏低，而这一脑区与执行功能和情绪控制密切相关。这些发现共同表明，父亲缺位可能通过限制探索机会、削弱成功体验等方式，阻碍胜任需要的满足。

关系需要指个体获得他人支持并建立安全人际联结的诉求(Deci & Ryan, 2000)。当关系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会感受到一种安全的人际氛围。父亲心理缺位会威胁这一需要的满足。Estévez López等(2005)证实父母沟通质量影响青少年的感知支持，父母之间积极沟通、互相尊重，孩子更容易感受到家庭的包容和安全，如果父母经常吵架或无法真正倾听孩子，会导致孩子遇事不敢向家人求助，也不愿主动沟通，甚至变得更敏感脆弱，消极回避。长期下来，他们应对学业压力或人际关系问题的能力就会被削弱，形成恶性循环。而曾艳(2018)发现父亲缺位导致的交流缺失会使儿童产生不安全感，降低其挫折耐受力。

自主需要涉及个体对行为和心理自由的感知(Deci & Ryan, 2000)。许丹佳等(2019)证明父母自主支持能正向预测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而父亲心理缺位可能会破坏这一机制。Cai (2024)发现父亲缺位会阻碍孩子的自理能力和独立性发展，而温召玮和翟秀海(2019)发现父亲教育的缺失会限制儿童自主性发展，使其更依赖他人决策，主动性降低。

环境是影响心理需要满足的重要因素(Deci & Ryan, 2000)。基本心理需要也在消极的环境因素(如不良养育模式等)与负性发展结果(如性格孤僻、社交恐惧等)之间起到中介作用(Corrales et al., 2016; Vansteenkiste & Ryan, 2013)。父亲心理缺位作为消极环境因素，通过阻碍胜任、关系、自主三大需要的满足，可能使个体无法感受到与他人良好的关系和来自他人的支持，继而感到不安全和孤独。个体在这种消极的成长环境中可能会模仿他人的欺凌行为以获得群体归属感或安全感，或是受到欺凌却默不作声，最终增加受欺凌的风险。

3.2. 削弱家庭支持功能

父亲心理缺位会导致家庭支持功能的削弱，使家庭氛围紧张，进而对个体和家庭的心理健康及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家庭成员之间可能因缺乏情绪支持和情感交流的渠道而面临更高的心理风险。对比父亲参与度不同的家庭，控制母亲参与度、家庭经济状况等变量，Flouri (2003)研究发现父亲缺位可独立预测青少年身体欺凌行为的增加，其保护效应在母子关系较弱时更显著。基于三波纵向追踪数据，研究发现：父亲缺位会导致家庭支持系统失衡，当父亲在情感或责任层面参与不足时，母亲承担更多教育责任，会加剧其压力与消极情绪，进而通过高压管教增加青少年攻击性，间接提升校园欺凌风险。这种负面影响并不局限于家庭内部，还可能延伸到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中，增加其在外部环境(如学校、社会)中的适应困难(Wu et al., 2021; Carlson, 2006)。

在校园欺凌研究中，家庭支持已被广泛认为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乔东平和文娜(2018)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综述中指出，家庭互动模式、教养方式、父母失范行为及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均可能影响青少年的行为表现。

家庭环境的质量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至关重要。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不仅能增强个体的安全感、归属感和支持感，还能促进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然而，父亲心理缺位会破坏这种机制，进而影响青少年的行为塑造过程。彭小燕(2021)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研究发现在父母有效监管条件下，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父亲缺位则会削弱这一监管作用，增加出现不良行为的风险。同时，王祈然(2023)也指出父母关系紧张、家庭离异或留守儿童背景的学生具有更高的受欺凌风险。更具针对性的是，王东(2021)从家庭环境的角度分析发现，丧偶式育儿往往反映了夫妻关系不和谐、家庭满意度低的现实，而夫妻间的不满和抱怨很容易渗透到家庭教育中，形成消极的家庭氛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家庭氛围的特点(如低满意度、高冲突)与欺凌行为发生的社会心理背景高度相似，表明父亲心理缺位可能通过削弱家庭功能间接增加孩子遭受欺凌的风险。

综上所述，父亲心理缺位不仅会影响家庭内部的互动质量，还会通过减少亲子间的交流互动，降低孩子的情感满足感和社会适应能力，从而使其更容易暴露在校园欺凌的风险环境中。这一机制揭示了家庭功能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社会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也为欺凌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3.3. 社交技能发展受阻

青少年欺凌受害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交孤立，他们通常朋友较少，容易被边缘化，进而增加遭受欺凌的风险(周旭壮，2020)。积极的父子关系有助于培养青少年健康的社会情感技能(Buist et al., 2017)。这一关系的影响不仅限于家庭内部，还可能延伸到青少年的学校社交环境。Liu等(2022)的研究指出，父亲的身份可能调节青少年对同伴关系和教师关系的感知能力。这种调节作用至关重要，因为Ladd等(1999)和Liu等(2022)发现，与父母关系不良的学生更容易表现出问题行为，进而增加他们在学校遭遇同伴拒绝的风险。这种同伴拒绝不仅是社交层面的挫折，还可能进一步导致更严重的心理和社交适应问题。

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心理缺位可能对儿童的社交情感发展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增加焦虑倾向(McLanahan et al., 2013)。这一关联值得关注，因为社交焦虑可能进一步加剧校园社交困境。吕嘉焕(2020)的研究表明，社交焦虑较严重的初中生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究其原因，不良的同伴关系会使青少年难以融入集体，导致社交能力薄弱、人际关系滞后，从而无法获得必要的同伴支持和归属感，最终增加受欺凌的可能性。然而，这一恶性循环是可以被干预的。Stormshak等(2000)发现，能敏锐察觉孩子与同伴互动情况的父亲，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卷入霸凌事件的风险。这表明，良好的父子关系不仅能促进青少年社会情感发展，还能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提供支持或缓解压力的方式。

由此可见，父亲心理缺位会对青少年的社交技能发展产生较多负面影响，会导致青少年社交技能的不足，使其不善于建立和维系健康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交能力的缺陷使得他们在遭遇欺凌时，既缺乏预防性的保护机制，又不懂得如何合理应对和反击。但这一现象并非不可更改，通过有效干预和科学引导，可以在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期得到改变和改善。

4. 干预路径

4.1. 强化父亲角色参与

研究表明，父亲角色参与对于预防校园欺凌具有重要作用。陈洁等(2021)的纵向研究发现，父亲心理缺位会显著增加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这一现象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1) 从发展心理学视角来看，杨丽珠和董光恒(2005)提出父亲缺失就会使儿童缺少与父亲游戏的经验，缺少与父亲之间的激活关系的作用，进而影响儿童心理的发展；(2) 情感支持方面，冯翠仙，智银利和刘秋怡(2019)的研究结论发现高质量的父亲参与(如情感沟通频繁、情感支持足够)能够增强青少年心理安全感，促进其自尊发展。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父亲应从以下方面强化角色参与(表1)：

Table 1. Specific measures and eff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fathers

表1. 父亲强化角色具体措施及效果

实践维度	具体措施	实际事例	潜在障碍	优化策略
陪伴质量	共同参与学习与游戏活动； 开展户外运动和益智游戏。	“父子专属时光”：可商定时间，父子共同进行户外骑行、公园探险或下棋等双方感兴趣的活动，或是陪伴孩子学习、引导解决难题，全程专注陪伴。	时间约束(Milkie et al., 2010)：职场父亲参与率低，陪伴时间较少且陪伴质量； 孩子对预设活动兴趣低； 经济成本限制。	利用碎片化时间专注陪伴提高质量；弹性工作机制；推动企业设置“父职假”。
情感沟通	主动倾听孩子心声； 及时回应情感需求； 保持非批判性沟通态度。	每日“心情温度计”沟通：晚餐时，父亲主动询问孩子“今天你的心情温度有多少度？0度超级差，10度超级好，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认真倾听并回应感受，慢慢打开了孩子的话匣子。	性别角色固化(Shen & Jiao, 2024)：部分自媒体文章在解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时，隐性强化母职责任，合理化父亲缺位情况； 青少年出现“家庭沉默”现象即青少年与同学交往时活泼开朗，但在面对家长时却沉默寡言(张春光，2006)。	可进行非语言沟通或间接沟通，如共赏音乐，绘画书信传递等；多鼓励孩子，增强其自信心；父亲先分享自身感受作为 示范。
行为示范	展现良好社交 技巧； 示范建设性冲突 解决方式； 参与家庭事务 决策。	家庭冲突即时演练：当与家人意见不合时，父亲清晰表达观点(如：“我理解你想多玩会，但我们需要平衡时间……”)，并邀请共同商讨解决方案(如：“那么明天我们提前安排好吗？”)。	传统权威观念阻碍平等对话，“父为子纲”、“父命难违”影响青少年多选择抵抗方向较为模糊的沉默行为(张春光，2006)； 父亲自身缺乏冲突管理技能。	可佩戴情绪手环震动提醒冷静；男性社群影响：组织父亲互助小组。
协同教养	与母亲保持教育 一致性； 共同制定教养计划； 建立定期沟通机制。	每周“15分钟育儿例会”：父亲与母亲固定时间(如每周日晚上)简短沟通孩子情况(学业、情绪、社交)，确保教育目标一致。	教育观念分歧，如家庭存在“严父慈母”角色分工，导致协同教养计划执行困难。	通过10道教育情景题量化教育共识度；引入第三方协调，如寻求教师、专家建议。

针对父亲参与的干预项目(如育儿技能培训)的系统评价显示，其中改善亲子沟通质量、调整管教方式以及增强儿童共情能力被确认为关键作用机制(Chen, Zhu, & Chui, 2021)。父亲角色参与不应该是偶尔的、随机的、碎片化的，而应当形成系统化的教养实践，使青少年获得应对欺凌所需的心理资源和社会支持，从而减少青少年遭受身体欺凌的风险。

4.2. 提升青少年应对欺凌的能力

研究表明，父亲的支持和照顾是青少年提升心理韧性的重要因素(薛琳芳，2019)，这意味着父亲的支持和照顾在增强孩子应对欺凌能力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因此，父亲应当帮助孩子提升识别霸凌行为及自我保护的能力，并通过提升青少年的自我同情来提高青少年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增强他们人际交往的能力，从而降低被欺凌的可能性。

一方面，要增强青少年对欺凌行为的准确辨识与提升自我保护技能。刘丹妮(2024)的研究证实，通过强化青少年对是非界限的认知，能够显著降低其受害风险。父亲作为重要教育主体，应积极介入，通过日常交流和实例讲解，让孩子清晰知道欺凌的多种形式，如肢体冲突、言语侮辱、网络恶意攻击等，明白何种行为属于欺凌范畴。也可通过情境模拟、案例分析等方式指导孩子掌握“及时脱离危险场景–明确表达拒绝欺凌立场–主动寻求成人帮助”的三级应对策略，形成良好的自我保护反应机制。另一方面，心理学研究为青少年心理建设提供了科学路径，Bluth等(2018)提出的自我关怀干预模型显示，持续引导青少年运用正念技术接纳自身不足、培养自我同情能力，能有效提升其心理韧性。这种训练通过增强前额叶对负面情绪的调控功能，帮助青少年建立起自尊和自我价值体系，从而增强内心的力量，使其在面对欺凌时具备更强的心理防线。在此期间，父亲要注意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与鼓励，帮助孩子正视自身优点与不足，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教导孩子在遭受挫折或困难时，给予自己足够的理解、宽容和关爱，用积极的心态看待自己。构建起抵御欺凌的双层保护机制，既要强化青少年对外部威胁的识别防御，又要提升青少年内在心理抗压能力，从而实现降低受害概率与促进心理健康的双重目标。

面对校园欺凌，青少年的应对方式也会影响事情的发展趋势。积极应对(如寻求帮助、理性沟通)能有效降低欺凌再次发生的几率(詹文韵，2020)，而非理性的应对方式(如忍耐、以暴制暴)则可能使欺凌升级(赵联，2018)。研究还发现，部分青少年选择“忍耐、妥协，不报告成年人”的方式，反映出他们的怯懦心理和对家长、教师的不信任(赵联，2018)。

因此，父亲应当与孩子保持开放沟通，倾听孩子的内心感受，让他们信任家长能够提供帮助，提升孩子的安全感、信任感；教授孩子正确应对策略，引导孩子既不过度忍让，也不使用暴力反击，而是采取理性解决方式；增强孩子的心理韧性，通过体育锻炼、挫折教育等方式，提升孩子自信心和应对困难的能力。

4.3. 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防治校园欺凌需构建多元协同的社会支持网络，整合家庭、学校、社区、法律等各方力量，形成系统的防护支持体系。

4.3.1. 学校层面的预防与干预

学校作为儿童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应在欺凌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范鹏霄(2025)提出，学校应加强教育、改进环境、提升管理效能的防治体系为此提供了具体路径。(1) 开展校园认知教育：通过主题班会、宣传海报等形式提高全校师生对欺凌的认知，增强识别和应对能力；(2) 进行校园环境优化：改善空间设计，减少监管死角，增强学生安全感；(3) 发生欺凌事件后，学校应建立完整的审查机制和快速响应机制：优化师生关系，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需迅速查清事实，保护受害者，合理惩戒施暴者，并提供心理支持；(4) 注意做到家校联动：与家长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关注学生状况，发现问题时协同干预；(5) 注重学生心理韧性的培养：通过心理健康课程和主题活动，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及应对能力，从而减少欺凌现象的发生(赵占锋，2021)。

此外，研究发现导师在青年学习中有积极的影响，对于家庭功能受损或父亲心理缺位的青年，引入男性导师对其支持和帮助则会产生更多积极影响(Rhodes & DuBois, 2006)。所以，学校可以结合“男性导师”思想，组织团体辅导活动，邀请一些符合“男性导师”特征的个体参加，通过团体动力，积极影响父亲心理缺位严重的青少年群体。

4.3.2. 社会层面的协同治理

社会层面的协同干预则需要构建以家庭–学校–社区联动为核心的支持体系。马宏杰(2022)指出，青少年易受社会暴力文化影响而模仿欺凌行为，因此社区应加强监督与管理，重点排查高风险场所，及时报告欺凌事件，不断普及反欺凌知识来阻断不良信息的侵蚀。同时，媒体网络支持也至关重要：一方面，社交媒体可通过传播科学反欺凌信息、开设匿名求助渠道(如在线支持群体)来扩展援助范围，提高公众关注度；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需借助网络监测工具识别网络欺凌，及时干预恶劣言论并定期召开多部门会议，简化欺凌举报流程并保护举报者隐私，不断优化治理方案；此外，社会应定期实施心理援助：开通心理咨询热线，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帮助受害者减轻心理负担，引导公众对欺凌正确认知；同时，鼓励男性志愿者进行社区帮扶，通过组织一些活动，为父亲心理缺位严重的孩子们提供人际关系技能的榜样示范和引导。

4.3.3. 法律保障与责任落实

法律政策的保障作用必须贯穿始终，需强化规范、惩戒、再教育功能。基于高婷婷(2019)的研究，父亲缺位易导致儿童社交能力薄弱、心理脆弱，进而增加受欺凌风险。为应对该情况，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1) 深化法治宣传：开设专项普法栏目，提升公众对欺凌防治与家庭教育责任的认知；(2) 强化责任界定：通过修订《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父母(尤其是父亲)的教养责任，对失职者实施训诫或强制教育指导；优化制度设计：(3) 设立父母育儿假，激励父亲回归家庭，担当养育责任；(4) 建立再犯预防策略：加重欺凌者法律责任(如降低追责年龄门槛)，同时建立施暴者行为矫正机制，使其认识到欺凌行为的危害并引导其回归正轨。

综上，法律是社会支持网络的最后防线，防治校园欺凌需构建“教育–干预–法律”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支持网络，通过学校管理优化、社会协作强化、法律保障完善，最大限度地减少欺凌风险，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形成从个体心理建设到社会法治保障的全链条防护体系。

致 谢

特别感谢唐辉老师、杨明蔚学姐的指导与帮助及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24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父亲缺位对中学生遭受身体欺凌的影响研究”(项目级别：国家级；项目编号：202410066010)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