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一直以来，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都是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管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个体心理资源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的影响(Diener et al., 2018a)，在此背景下，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 PsyCap)逐渐受到关注，被视为一种可塑性强、具有发展潜能的积极心理资源，众多研究者开始探究其对个体幸福感的作用(Luthans et al., 2004; Luthans et al., 2015)。
过往对于心理资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与工作绩效、态度或行为之间的关系(Avey et al., 2010; Newman et al., 2014)，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心理资本不仅与职业领域密切相关，也对个体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具有显著预测作用(Avey et al., 2011; Liu et al., 2012)。但是目前研究大多基于单一路径进行解释，即假设心理资本通过某一类中介变量或心理资本作为中介或调节变量影响幸福感，这种单向、静态的模型难以充分解释复杂的心理过程。
因此，本文在梳理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证据基础上，尝试整合心理资本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多条心理机制，提出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综合框架。该框架强调心理资本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多条路径机制，同时考虑其动态变化过程、不同层次因素的调节作用以及情境背景的影响。通过这一框架，本文旨在深化对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理解，并为未来研究与实践提供启发。
1.1. 主观幸福感(SWB)
主观幸福感是对个体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估，包括情感成分(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和认知成分(生活满意度) (Diener et al., 2018b)。Diener的经典模型指出，幸福感不仅意味着消极情绪的缺乏，更体现为积极情绪的频繁体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以及较低水平的消极情绪所共同构成的整体心理状态(Diener, 1984)。研究显示，主观幸福感与身体健康、社会关系、工作表现均高度相关(Kushlev et al., 2020; Lyubomirsky et al., 2005)。
1.2. 心理资本(PsyCap)
心理资本最早在经济学、投资学等文献中被提及，早期被看作个体在早年生活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或特征(仲理峰，2007)，后来Luthans等人从积极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出发，将心理资本视作“个体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心理状态”(Luthans et al., 2004)，并将其定义为二阶结构，包含四个一阶因子：希望(hope)——个体基于目标导向的能动性与路径思维(Snyder, 2002)；自我效能感(efficacy)——个体对完成特定任务所需资源与能力的信心(Bandura, 1997)；韧性(resilience)——在逆境或压力下恢复和适应的能力(Masten, 2001)；乐观(optimism)——对未来保持积极期望与归因方式(Scheier & Carver, 1985)。这四个要素常被简称为“HERO”模型。心理资本不仅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资源，更是一种可以培养和提升的积极心理潜能(Luthans et al., 2015)。研究表明，通过短期干预可以有效提升心理资本水平，并进一步影响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Luthans et al., 2010)。
2. 心理资本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大量研究检验了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包括元分析、横断研究、纵向追踪与交叉滞后分析以及干预试验等。总体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且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大量实证研究支持心理资本对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它不仅能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绪，还能有效缓冲消极情绪的影响。
2.1. 综述和元分析证据
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在组织与非组织情境中均与积极态度及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Avey等人对大量组织行为研究进行元分析(Avey et al., 2011)，计算心理资本与员工态度(含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相关指标)和绩效间的加权平均效应，结果显示心理资本与理想的员工态度(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心理健康)和多种绩效指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时与不良员工态度(愤世嫉俗、离职意向、工作压力和焦虑)和不良员工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另一篇综述回顾则系统整合了心理资本的测量、机制与广泛结果，指出心理资本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且该联系在不同人群中普遍存在(Luthans & Youssef-Morgan, 2017)。一个汇总性元分析(纳入若干跨文化与跨情境的研究)报告的心理资本与幸福感加权相关系数为r = 0.53 (k = 42; 95% CI = 0.47~0.59; P < 0.001)，表明心理资本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子(效应稳定且跨样本重复出现)；不过该元分析也指出效应大小在不同样本与测量方法间存在异质性，需要进一步考察边界条件与中介机制(Tiwari & Kaushik, 2023)。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均支持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或心理健康结果的正向贡献。
2.2. 横断面与中介研究证据
大量的横断研究通过问卷测量并采用相关分析或结构方程模型(SEM)来检验心理资本总体或分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并探究潜在中介机制。如，Zhang等人采用横断面问卷与结构方程建模，检验心理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影响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结果显示心理资本在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显著，p < 0.001)，提示心理资本可将外部社会资源转化为主观幸福感的内在资源(Zhang et al., 2024)。在医护人员或高压职业样本中，研究常采用横断面回归或多重中介模型检验心理资本是否缓冲压力对幸福感或心理症状的影响。结果普遍表明心理资本与工作满意度及积极情绪呈正向关系，并能部分中介或缓冲压力—倦怠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Spence Laschinger & Fida, 2014; Sun et al., 2022)。在老年人样本中，研究证实农村老年人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强调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义感和婚姻满意度的关键中介作用(Sun, 2025)。
2.3. 纵向研究证据
大量的相关研究和横断研究设计发现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但横断面研究本身难以确证因果方向。为此，研究者逐步开展纵向追踪和准实验研究以增强因果推断。Avey等(2010)基于职场的纵向研究数据发现，心理资本在时间上能够预测随后的幸福感与工作相关心理健康指标，支持心理资本影响幸福感的方向性(控制基线水平后结果仍显著)。研究显示，处于较高基线心理资本的个体在随访期中更可能保持较高生活满意度并更快从逆境中恢复。
2.4. 干预研究结果
关于心理资本可开发性的实证研究结果为其作为干预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直接证据。作为“状态型”心理资源，不同于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心理资本具有可塑性与发展性。自Luthans等提出“微干预(micro-intervention)”以来，研究者开发出多种短期或在线的心理资本发展方案(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ventions, PCI)，并在不同样本中检验其对心理资本本身与幸福感指标的影响。Luthans等早期的微干预研究采用企业或课堂样本，使用预–后测设计并设置对照组，干预内容包括目标设定训练、积极“自我对话”、成功经验体验以及认知重构等练习。结果表明，干预组的心理资本水平显著上升，并伴随生活满意度或积极情绪的提高(效果在数周至数月间部分维持) (Luthans et al., 2010)。另外一项干预研究将面对面与在线心理资本发展方案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在线和面对面干预均可提高心理资本与幸福感水平，但在长期维持与某些维度(如韧性)的培养上有差异(Carter & Youssef-Morgan, 2022; Datu et al., 2016; Luthans et al., 2010)。
2.5. 分维度证据：四个维度的独立作用与差异
研究既检验心理资本的整体二阶效应，也常把四个维度单独进入模型以比较各自贡献。总体发现：心理资本四维度均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但在不同研究/样本中，某些维度对不同主观幸福感指标的预测力大小存在差别。
自我效能：较高的自我效能通常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更多的积极情绪相关。在职场样本中，自我效能常显著预测工作满意度与总体生活满意度(Luthans et al., 2007)。
希望：根据Snyder的希望理论，希望与生活满意度、目标实现相关指标高度相关，在解释生活意义、目标达成感与总体生活满意度方面效果突出(Snyder et al., 1991)。
乐观(Optimism)：基于Scheier和Carver的LOT/LOT-R测量，乐观者倾向于更多积极预期与有效应对策略，从而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与正性情绪；在控制神经质等人格变量后，乐观仍能独立预测幸福感(Carver et al., 2010)。
韧性：韧性主要与更低的负性情绪、更快从逆境中恢复相关；它常通过减少压力反应与增加正性应对来提高主观幸福感(Youssef Morgan & Luthans, 2015)。由此可见，在面临逆境或高压情境的样本中，韧性的作用可能比其他维度更重要。
3. 心理资本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与路径
大量中介/路径分析研究都对回答“心理资本通过何种心理过程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从中总结出了常见的四个影响路径。
3.1. 情绪调节路径
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希望、乐观、自我效能感与韧性)均与积极情绪体验密切相关。积极心理学中的“拓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指出，积极情绪不仅带来短暂的愉悦体验，还能拓展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反应范围，从而积累心理、社会与生理资源(Fredrickson, 2001)。
例如，一项对大学生的纵向追踪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提高能显著预测积极情绪增加，并通过积极情绪进一步提升生活满意度(部分中介作用显著) (Wang et al., 2023)。也就是说，心理资本可以通过“增加正性情绪、缓解负性情绪”而间接提升主观幸福感。
3.2. 认知评价与归因路径
心理资本中的乐观、希望与自我效能感紧密关联个体的认知加工方式。个体对情境的主观评价直接影响其情绪与幸福感水平：乐观代表个体更倾向于期待积极结果，并在失败后作出“可变、可控”的解释；希望意味着个体在目标追求中不仅设定“路径思维”，还维持“动机能量”，使其对挫折的解释更具建设性；自我效能感增强个体对目标可达性的信念，减少焦虑与无力感。
例如，Avey等人的元分析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部分来源于“解释风格”的差异(Avey et al., 2011)，心理资本丰富的个体更倾向采用积极归因策略。
3.3. 目标导向与行为路径
心理资本不仅是一种心理状态，同时也影响个体的行为倾向。已有研究发现，目标的清晰性与信念会影响动机与执行。心理资本高水平者往往会设定更具挑战性和意义的目标，在遇到障碍时坚持采用问题导向的应对策略，达成目标后获得成就感与满意度，进一步强化自我效能感和乐观信念。
例如，Newman等(2014)的综述指出，心理资本与“目标坚持–绩效–幸福感”的正向循环密切相关，这种循环形成了长期提升幸福感的机制。
3.4. 社会资源与关系路径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2002)，个体可以通过积极资源的积累来抵御损耗。心理资本作为一种“心理资源”，不仅直接作用于个体，还通过促进社会关系间接影响幸福感：高心理资本的个体更可能采取积极沟通与合作行为，建立良好社会支持网络；这些社会资源反过来缓冲压力、增强归属感，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
Zhang等人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发现，人际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几乎完全通过心理资本中介(Zhang et al., 2024)。另外，在老年群体中发现心理资本对生活满意度的效应部分通过社会支持与婚姻满意度实现(Sun, 2025)，表明社会资源在老年群体中更为关键。社会资源路径凸显了心理资本在社会支持与幸福感中的桥梁作用。
3.5. 整合性机制：多路径并行与动态交互
近年来的研究趋势从单一路径走向整合框架。大量实证表明，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往往同时通过情绪、认知、目标行为与社会资源多重机制发挥作用。以Wang等人提出的模型为例，心理资本通过“积极情绪–目标进展–社会支持”多链式中介共同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异(Wang et al., 2023)。说明这类多路径模型更符合现实复杂性。
此外，学者提出动态过程观：心理资本并非静态特质，而是可随时间与情境波动；其作用机制可能因环境压力、文化背景和资源条件而发生动态调节(Newman et al., 2014)。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积累，学者们逐渐发现心理资本对幸福感的作用并非单一通道，而是通过多个机制并行、交互作用来实现，提示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不是单线性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机制、动态交互的系统过程。
因此，本文系统梳理已有研究，将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置于一个多路径并行、动态交互的框架之下，整合认知、情感、行为与社会系统四个作用通道，并强调其跨时间与情境的相互作用过程。
根据对目前研究结果的梳理和总结，心理资本可以通过多个机制影响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以下四个路径：
认知评价路径：积极心理资本提升个体的积极归因与未来展望，乐观与希望促使个体在面对挫折时作出更可控、可变的归因，从而保持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情绪调节路径：心理资本提升个体经历积极情绪的频率，并缩短从负性情绪恢复的时间，进而提高总体主观幸福感；行为调节路径：高心理资本的个体设定更明确的目标并持续采取有效策略，自我效能感与韧性促进积极地应对行为与坚持目标的努力，目标实现又反向提升自我效能感与满足感；社会资源路径：心理资本有助于建立并维护社会支持网络(例如更积极的社会互动、寻求支持行为)，间接提升主观幸福感。
同时，该框架强调动态性和交互性：心理资本并非静态资源，而是一种可发展与波动的心理状态。实证研究显示，心理资本水平随训练、重大生活事件和社会环境变化而调整(Luthans et al., 2010)。因此，主观幸福感的形成过程应被视为一个动态积累与反馈循环。
不同路径之间存在交互。例如，认知乐观不仅直接提升生活满意度，还通过积极情绪放大效应(Fredrickson & Joiner, 2002)，同时通过社会支持资源实现间接作用。这样一种交互逻辑有助于解释以往研究中出现的文化差异与情境差异(Diener et al., 2018a)。
此综合框架通过统一认知–情绪–行为–社会四个通道，为理解心理资本影响主观幸福感机制提供了一个有启发的理论视角。这一框架既完善了以往研究的路径分散问题，也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系统性假设。总体来说，通过此综合框架，可以将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从单一路径和静态分析提升为动态交互、多路径并行的系统框架；而且可以对实践有所启发：单一维度的培训(仅提高自我效能或仅提高乐观等单一维度)可能有效但效果有限，综合性干预(同时覆盖认知、情绪、行为与社会关系)并结合组织/政策层面的结构支持，将更有可能产生稳定且可持续的主观幸福感提升。
4. 讨论与未来展望
4.1. 研究总结
本文在系统梳理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实证证据与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综合框架，将心理资本对幸福感的影响纳入多路径并行、动态交互的框架之中，整合了认知评价、情绪调节、行为调节与社会资源四个作用通道，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第一，为解释跨情境差异提供了新视角。例如，认知与情绪路径在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中更显突出，而社会资源路径则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中更具解释力；第二，强调心理资本的动态性与可塑性，提示幸福感的形成不是静态状态，而是一个随着时间和环境波动不断调整的过程(Luthans et al., 2010)；第三，通过揭示交互作用，为理解复杂心理现象提供了整合性框架。例如，乐观既通过提升积极情绪直接作用于幸福感，也通过增强社会支持间接发挥作用。因此，本文对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领域的相关研究做出了整合性总结，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框架启发。
4.2. 综合框架的不足与局限性
第一，实证基础尚不均衡。目前对认知与情绪路径的实证研究较为充分，但行为调节与社会资源路径的验证仍然有限，尤其缺乏纵向与跨层次的动态数据(Newman et al., 2014)。且路径整合形态证据缺失，虽说假设各路径是动态交互的，但尚不知四个路径的具体交互方式，削弱了“多路径综合框架”的解释精度，也使得干预设计缺乏“最少必要模块”的科学依据。
第二，因果推断不足。多数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无法严格检验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因果效应。虽然部分干预研究显示心理资本可通过训练提升主观幸福感，但相关实验数量有限，且外部效度存在一定缺陷。
第三，文化普适性存疑。现有研究样本多集中在西方国家或高校群体，跨文化、跨职业、跨生命周期的验证仍待拓展。
4.3. 未来研究展望
结合上述不足，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多路径综合框架”假设认知、情绪、行为、社会四条路线共同提升主观幸福感，但具体的动态交互方式仍需要进一步探讨。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设计一项干预方案，能够同时提升四个路径所对应的技能，并检验其协同效应。
2) 多路径框架隐含“心理资本通过路径过程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层级假设，但现有研究多为横断或单向纵向，无法厘清变量之间的时序优势。未来可以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在个体内层面比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对强度。
3) 未来应在特定情境与跨文化研究中综合检验认知、情感、行为与社会四条路径的相对效力。例如，在压力情境下，情绪调节路径是否比认知路径更重要？而在长期职业发展中，行为调节与社会资源路径是否有可能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考虑文化等价性，可以通过测量不变性与路径系数跨文化检验等方式更精确地理解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机制。
5. 结论
总体而言，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积极心理资源，在促进个体幸福感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提出心理资本可通过认知、情绪、行为与社会四条作用路径的并行与交互作用于主观幸福感，为未来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系统框架启发。未来可通过多路径验证、跨文化与跨情境研究以及应用干预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框架的验证与完善，从而更全面地揭示心理资本促进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为心理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基金项目
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高校心理健康专项一般课题(2024XLZX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