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清代乾嘉年间，扬州依托两淮盐运经济的鼎盛，成为全国戏曲活动的枢纽地带。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其时扬州“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等，统谓之乱弹”[1]，这部文献不仅详实记录了当时扬州戏曲“花雅并存”的演出格局，更收录了十种声腔、千余剧目在扬州的流传细节，被誉为“文字版的扬州戏曲《清明上河图》”，是研究清代扬州戏曲生态的核心史料。这一时期扬州戏曲的繁荣态势，既与地域经济活力深度绑定，也在戏曲史转型中占据关键地位——雅部与花部在此呈现“雅部影响力减弱、花部活力凸显”的转折，盐商群体对戏班蓄养、剧本刊刻的持续投入，更催生了兼具商业属性与地域特色的戏曲文化生态。
学界围绕清代戏曲史与扬州地域戏曲的研究已积累诸多成果，但仍存在显著空白，亟待结合新史料与跨学科理论深化拓展。在清代戏曲文献的宏观研究领域，《中国古籍总目·集部》[2]构建了戏曲文献的基本著录体系，收录了包括部分扬州戏曲刻本、抄本在内的海量文献，为研究提供了基础目录框架；然而该目录未对扬州地域戏曲文献单独设类，难以体现其特殊性，且通过本次普查发现的《扬州乱弹新谱》《广陵戏曲别集》等15部未著录文献[2]，更印证了扬州戏曲文献整理的薄弱性。
在扬州盐商与戏曲关系的研究中，王丽娟《清代盐商与戏曲发展研究》[3]从经济视角切入，系统分析了盐商对戏曲戏班、演出活动的资金支持，指出盐商经济是扬州戏曲繁荣的核心推手；扬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扬州戏曲史话》[4]则从地方史维度，梳理了扬州地域戏曲从昆曲到乱弹的发展脉络，收录了大量经典剧目与艺人活动史料，二者共同确认了盐商在扬州戏曲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但均未深入戏曲古籍的文本本体，对盐商如何影响剧本刊刻、版本校勘等关键问题缺乏探讨。
从文献存藏与整理的实践层面看，扬州图书馆编制的《扬州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5]，系统著录了该馆所藏《桃花扇》扬州评点本、《广陵竹枝词》戏曲选本等清代刻本信息，为本次研究的文献普查提供了关键检索依据；扬州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戏曲古籍整理报告》[6]则聚焦抄本资源，详细记录了带有“淮扬调改唱”“莲花步身段”等表演提示的艺人抄本特征，这些一手整理资料为解析扬州戏曲的地域化改编提供了直接素材，但现有研究尚未充分利用这些成果构建扬州戏曲文献的独立谱系。
在清代戏曲版本研究领域，周明初《清代戏曲刻本研究》[7]系统剖析了刻本的刻印工艺、校勘特征与传播路径，提出“刻本地域差异论”，为对比扬州盐商刻本与苏州、杭州刻本的特质提供了方法论支撑；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8]通过版本比对厘清了昆曲文本的流变轨迹，尤其对清代昆曲在地方化过程中的声腔调整规律有深入探讨，二者共同奠定了清代戏曲版本研究的基础，但均未聚焦扬州地域文献，无法解释扬州盐商刻本中“商业标识突出”“地域题材集中”等独特现象。
此外，明光《扬州盐商家班研究》[9]详细考述了江春等盐商蓄养“德音班”“春台班”的史实，补充了盐商深度参与戏曲演出组织的细节；王春晓《乾隆时期戏曲研究：以清代中叶戏曲发展的嬗变为核心》[10]将扬州戏曲置于全国戏曲史转型背景下，指出扬州是“花雅合流”的重要枢纽，这些研究从不同维度丰富了扬州戏曲史的认知，但在文献整理的系统性与理论视角的创新性上仍有提升空间。
综上，现有研究在扬州戏曲文献的地域整理、盐商与文献刊刻的深度关联、地方戏改编的理论阐释等方面存在空白。基于此，本文通过实地走访扬州12家公立文化机构及3位私人藏家，对200余部清代戏曲抄本、刻本进行普查整理，结合书籍史、文化赞助等跨学科理论，剖析其存藏脉络与版本价值，既填补扬州戏曲文献整理的学术空白，也为“花雅合流”“商业资本与文化生产”等戏曲史核心议题提供地方实证。
2. 扬州戏曲古籍的存藏特征与文献谱系
2.1. 存藏格局：公立机构与私人藏家的互补性分布
扬州戏曲古籍的存藏呈现“公立为主导、私藏为补充”的鲜明特征。公立机构中，扬州图书馆的戏曲古籍收藏最具规模，其馆藏清代刻本以乾隆、嘉庆年间为主，含《桃花扇》扬州评点本、《广陵竹枝词》戏曲选本等代表性藏品，具体藏品信息详见《扬州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5]；其中李斗《扬州画舫录》嘉庆二年刻本详实记载了十种声腔、千余剧目在扬州的流传情况，被誉为“文字版的扬州戏曲《清明上河图》”[1]。
扬州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则以抄本见长，藏有清代文人批注本数十部，包括带有表演提示的《长生殿》抄本，部分批注可与《扬州画舫录》的戏曲记载互证；扬州市博物馆的藏品侧重戏曲文物与古籍的关联，其藏《扬州昆曲工尺谱》刻本可与馆藏清代戏台模型配合，还原当时演出场景。此类型文物与古籍的关联，在《扬州戏曲史话》中亦有简要提及[4]。
私人藏家的藏品则填补了公立机构的空白。本地王姓藏家所藏道光年间《扬州竹枝词戏曲别集》抄本，收录多篇未见于官修文献的地方戏唱词，题材多涉及“史可法抗清”等本地历史记忆；张姓藏家的《盐商资助戏曲刻本目录》光绪抄本，记载了江春等盐商出资刊刻的20部戏曲文本信息，包括刊刻书坊、校勘者及流通范围，为研究商业资本与戏曲的关系提供了关键史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私人藏品因缺乏专业保护，普遍存在纸页脆化、字迹模糊等问题，亟待系统性抢救。
2.2. 文献谱系：基于载体与内容的分类解析
按文献载体划分，扬州清代戏曲古籍可分为三类：其一为刻本，占比约六成，以木刻为主，可细分为“官刻”(如扬州府衙刊刻《劝善金科》)、“私刻”(文人自刻《广陵戏曲选》)与“商刻”三类。其中商刻本最具特色，多采用连史纸刻印，校勘精细，牌记常注明“盐商江春刊刻”“文萃堂书坊承印”等信息，此类商刻本的刻印特征与周明初所论清代戏曲刻本的整体规律相符，但扬州盐商刻本更具地域商业标识[7]，如乾隆五十年《扬州戏曲大观》刻本，即为盐商江春为“彰显雅趣”而资助刊刻；其二为抄本，占比约三成五，含文人抄录的戏曲史料、艺人传抄的表演脚本及书坊翻刻的流行剧目，艺人抄本因频繁使用，多有“此处改唱淮扬调”“走扬州乱弹台步”等修改痕迹[6]，直接反映演出实践需求；其三为稿本，占比不足五成，如清代戏曲家黄振《广陵曲稿》手稿，未刊刻传世，记载了剧本创作的修改过程，是研究戏曲创作史的珍贵资料。
按内容题材划分，可归为四类：地方戏文本(占比约四成)，以扬州乱弹、清曲为主，如《扬州乱弹十三腔》抄本；昆曲改编本(占比约三成)，典型代表为《雷峰塔》扬州刻本，将“断桥”一折融入扬州方言与踏青民俗元素；戏曲史料文献(占比约两成)，包括《扬州画舫录》戏曲部分抄本、《广陵戏曲艺人小传》等；其他类含乐器谱、舞台布景图等，如《扬州戏曲乐器工尺谱》抄本，填补了戏曲表演物质遗存研究的空白。
3. 核心文献案例的版本价值与历史印证
本部分作为论文核心论证环节，旨在以扬州地区戏曲文献为研究载体，通过具体案例的深度剖析，系统阐释戏曲文献的版本价值及其与历史语境的互证关系。扬州作为清代戏曲文化与盐商经济的交汇中心，留存的戏曲文献类型丰富、内涵深厚，其中盐商刻本、艺人抄本与文人批注本三类文献，分别代表了不同主体参与戏曲传播与创作的典型形态，是解析扬州戏曲文化生态与历史脉络的关键样本。
据此，本部分选取盐商刻本《扬州戏曲大观》、艺人抄本《扬州乱弹曲谱》、文人批注本《桃花扇》三个核心案例展开研究：通过对盐商刻本的版本形制、编纂体例分析，挖掘盐商群体在戏曲文献整理与传播中的推动作用，印证清代扬州盐商与戏曲文化的深度关联；借助艺人抄本的手迹特征、曲文修改痕迹，还原民间戏曲艺人的表演实践与艺术传承，佐证扬州地方戏曲的流变历程；结合文人批注本中的评点内容、思想倾向，探讨文人阶层对戏曲文本的接受与阐释，映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与审美取向。三类案例从不同维度互补印证，共同构建起扬州戏曲文献版本价值与历史语境的关联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扎实的文献实证基础。
3.1. 盐商刻本《扬州戏曲大观》(乾隆五十年)
该刻本由扬州盐商江春出资，“文萃堂”书坊刊刻，收录昆曲20部、扬州乱弹10部，是现存规模最大的扬州戏曲商刻本。江春作为两淮盐商代表，不仅组建“德音班”戏班[9]，还曾为迎接乾隆南巡重金聘请名角演出，其对戏曲的投入兼具“附庸风雅”与“文化交际”双重目的。
从版本价值看，此本的校勘精度远超同时期其他刻本：《长生殿》“弹词”一折纠正了苏州刻本3处文字错误[8]，《桃花扇》新增“扬州城破后艺人境遇”的唱词，补充了原著缺失的地域历史记忆。文化传播层面，刻本收录的《扬州八怪戏》《史可法抗清记》等10部地方戏文本，为其他地区刻本所无，其中《扬州八怪戏》以郑板桥、金农事迹为蓝本，融入扬州方言与民俗，成为研究地域文化的一手资料。刻本中“乾隆五十年中秋，江春邀友人观《牡丹亭》于康山草堂”的题记，更直观印证了盐商群体的戏曲消费场景与文化影响力。
3.2. 艺人抄本《扬州乱弹曲谱》(同治二年)
该抄本为扬州乱弹艺人“王小三”传抄，现藏于扬州大学图书馆，封面题“同治二年王小三抄于扬州张园”，内页含工尺谱、唱词及表演身段注释[6]，是目前已知唯一完整的扬州乱弹曲谱。扬州乱弹作为清代“花部”核心剧种，清末后逐渐衰落，此抄本成为研究其声腔特质的目前所见唯一的完整曲谱。
声腔研究方面，曲谱详细记录了“淮扬调”“扬州小调”等十三腔的工尺谱记法，其中“淮扬调”以“上、尺、工、凡”为核心音列，音域跨度大，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填补了扬州乱弹声腔研究的空白。表演研究层面，“旦角走莲花步”“老生持扬州折扇”等身段注释，还原了其表演范式，为当代复排提供了直接依据。抄本后附的“艺人传承名录”，梳理出“张派”“李派”等表演流派的师承关系，丰富了戏曲艺人史的研究维度。
3.3. 文人批注本《桃花扇》(嘉庆八年)
此抄本为《扬州画舫录》作者李斗的批注本，现藏于扬州图书馆，朱笔批注涵盖文本修改、声腔建议与演出记录三类内容[1]。李斗久居扬州，深谙本地戏曲生态，其批注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批注中“此处唱词改作扬州方言更合观众口味”“此折宜用扬州昆曲节奏”等内容，揭示了文人对戏曲文本地域化的推动作用，印证了“花雅合流”在扬州并非简单的“花胜雅”，而是呈现“文本融合 + 声腔融合”的特征[1]。演出记录类批注如“乾隆六十年，庆升班于大虹园演《桃花扇》，‘扬州城破’场次观者泣下”，补充了戏曲演出史的细节。而“借戏曲讽喻时事，乃广陵戏曲之魂”的评点，则反映了清代扬州文人的戏曲审美取向与思想寄托。
4. 扬州戏曲古籍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活化路径
4.1. 学术价值：戏曲史与地域文化研究的双重突破
其一，完善戏曲文献目录体系。通过普查发现《扬州乱弹新谱》《广陵戏曲别集》等15部未见于《中国古籍总目》的文献，其中7部为艺人传抄的表演脚本，填补了地方戏文献整理的空白[2]。通过版本比对，厘清了“扬州刻本”与“苏州刻本”的核心差异：前者侧重地域元素融入与商业标识，后者注重文本规范性与文人审美，版本比对方法参考了周明初《清代戏曲刻本研究》中的校勘思路[7]，为戏曲文献的地域分类提供了标准。
其二，深化戏曲史关键问题研究。在“花雅合流”研究领域，昆曲改编本中“雅部声腔 + 地方唱词”的融合形态，证明了扬州是花雅融合的重要枢纽，此结论与陆萼庭所论昆剧在清代的传播演变形成互补[8]，修正了“花雅之争以花部取代雅部告终”的传统认知[10]；在演出体制研究方面，盐商刻本的牌记、戏班账目抄本等史料，还原了“盐商资助–书坊刊刻–戏班演出”的传播链条，揭示了清代商业资本支撑戏曲发展的运作机制；在地域文化研究层面，古籍中的扬州方言(如“乖乖隆地咚”)、民俗记载(如“满汉席”演出场景)，与《扬州画舫录》[1]的相关记述互证，构建了清代扬州文化生态的鲜活图景。此外，郑振铎《中国戏曲的选本》[11]最早界定戏曲选本“出选”与“书本”的核心特征，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12]进一步将其扩展为剧选、出选、曲选三种形态，二者为扬州戏曲选本的分类整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如《广陵戏曲别集》可归入“剧选”类，《扬州乱弹十三腔》则属于“曲选”类，解决了此前地方选本分类模糊的问题。
针对“花雅”相关议题的研究，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13]中将乾隆末至清末界定为“花部勃兴期”，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14]专设章节讨论花部崛起与皮黄剧发展，二者均强调“花兴雅衰”的历史趋势；而孙书磊《清代戏曲选本研究》[15]通过对《缀白裘》等选本的分析，揭示乾隆以降“昆腔选本衰变、花部选本崛起”的转型特征，扬州地区发现的花部抄本与刻本，恰好为这些宏观结论提供了地方实证。同时，参照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16]的文化赞助理论，盐商刻书兼具“文化资本积累”与“社会地位彰显”的双重诉求，这种诉求通过刻本的牌记标识(如“盐商江春刊刻”)、剧目选择(如地域题材剧目)、校勘精度(如多轮修订确保文本质量)等文本特征充分体现，此前学界对这一维度的研究尚未深入。
4.2. 当代活化路径：从文献保护到活态传承
4.2.1. 古籍保护与数字化：构建可持续存藏体系
物理保护方面，联合扬州图书馆、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等机构，采用“传统托裱 + 现代脱酸”技术修复破损古籍，如对《扬州乱弹曲谱》的虫蛀页进行托裱加固，对模糊字迹采用微痕补描法还原。建立“扬州戏曲古籍专项保护库”，将温湿度控制在18℃~22℃、湿度50%~60%，避免光照直射。数字化层面，参照《疆村丛书》复刻标准，以600 dpi分辨率扫描古籍，建立“扬州戏曲古籍数据库”，设置文本检索、版本对比、批注展示模块，其中声腔文献同步制作“工尺谱–音频”对照资源，邀请扬剧演员演唱录制，实现“可视可听”。
4.2.2. 学术传播与公众普及：搭建多层次平台
学术层面，整理出版《扬州清代戏曲古籍丛刊》(第一辑)，收录核心文献20部，附版本说明与校勘记；2024年联合江苏省戏曲学会举办“扬州戏曲古籍与盐商文化学术研讨会”，汇聚戏曲学、历史学学者交流成果。公众普及层面，在扬州博物馆开设“古籍中的扬州戏曲”专题展，展出《扬州戏曲大观》刻本、艺人抄本等实物，配合戏台模型、表演影像还原历史场景；制作《画舫录里的戏曲声腔》系列短视频，通过“扬州发布”“学习强国”平台传播，单集播放量超50万次。
4.2.3. 戏曲实践与教育融入：推动活态传承
依托《扬州乱弹曲谱》[6]抄本，扬州扬剧研究所复排经典剧目《三请樊梨花》，保留“淮扬调”声腔与“莲花步”身段，融入现代舞台技术，2023年演出20余场，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据演出方统计，平均上座率较高。教育领域，将《桃花扇》扬州改编本“扬州城破”场次、《扬州八怪戏》选段纳入扬州中小学地方课程，编写校本教材《古籍里的扬州戏曲》，通过“唱词赏析 + 历史讲解”培养青少年文化认同。
5. 结语
本研究以“清代扬州戏曲文献的版本价值与历史文化印证”为核心议题，立足图书情报学科的文献整理、版本考证方法，结合艺术学、历史学的研究视角，系统梳理了扬州戏曲文献的类型特征、生成语境与文化功能，并以盐商刻本、艺人抄本、文人批注本三类典型文献为切入点，完成了从“文献梳理”到“价值阐释”再到“历史互证”的研究闭环。
回顾整个研究过程，我们首先厘清了清代扬州戏曲文献的整体面貌——得益于盐商经济的繁荣、民间艺术的活跃与文人阶层的参与，扬州地区留存的戏曲文献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雅俗文化交融”的独特气质，这既区别于都城戏曲文献的官方性，也不同于其他地域文献的单一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聚焦《扬州戏曲大观》《扬州乱弹曲谱》《桃花扇》(文人批注本)三类文献展开深度分析：通过盐商刻本的刊刻体例、资金痕迹，印证了商业资本对戏曲文化传播的助推作用；借助艺人抄本的手迹修改、表演标注，还原了民间戏曲的活态传承逻辑；结合文人批注本的评点内容，解读了士人阶层对戏曲艺术的审美引导与文化阐释。而这些具体案例的研究，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认知——扬州戏曲文献不仅是戏曲艺术的文本载体，更是清代扬州社会经济、阶层互动、文化思潮的“微观史书”，其版本价值与历史意义需要放在更广阔的地域文化语境中被认知。
当然，本研究仍有可拓展之处。比如在文献搜集层面，部分散藏于地方档案馆、私人藏家手中的戏曲文献尚未纳入研究范围，可能导致对扬州戏曲文献整体特征的把握存在细微偏差；在研究视角上，对戏曲文献与扬州盐业账簿、文人书信等其他史料的交叉印证，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这些不足，也成为后续研究可继续探索的方向。
总体而言，本研究希望通过对扬州戏曲文献的系统性研究，一方面填补当前地域戏曲文献研究中“扬州个案”的细节空白，为中国古代戏曲文献研究提供一份兼具学科交叉性与实践操作性的案例参考；另一方面，也尝试为图书情报学科介入艺术文献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即不仅要做好文献的整理与著录，更要挖掘文献背后的艺术价值与历史内涵，让“沉睡”的典籍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文化桥梁。期待本研究的成果能为后续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也期待更多学者关注地域戏曲文献这一富矿，共同推动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研究走向更深层次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