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目前，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愈加紧张，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是，由于生态文明所涉及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极其复杂，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究竟孰先孰后，从何切入，至今仍充满争议，悬而未决。
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斯为例，在《自然的控制》一书当中，莱斯指出人对自然的控制最终会导致对人类自身的控制，人与自然的危机和人与人的危机之根源在于前者；与莱斯持不同观点的是布克金，在他看来，人对自然之所以采取控制、支配的态度与行为，实则根源于社会中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等级制度。
莱斯和布克金理论上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如今社会中存在的两种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对立观点，即人对自然的控制最终导致人对人的控制，故要优先解决人与自然的危机，以及人对自然的控制根源于人对人的控制，故要优先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无论是上述哪种观点，其缺陷都在于忽视了双重关系的平等性，只是片面考察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优先性，从而割裂了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劳动为基础，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统一、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任何脱离一方而孤立地谈论另一方都只会陷入一种抽象的而非现实的关系。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性理论进行探究，不仅有利于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真正样态，也有利于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支持。
2. 对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之断裂的反思
当代有影响的哲学研究要么是将代表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关系摆在主要研究议题之列，提出了自我与他者共在，当代人与后代人共在等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主张，要么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摆在优先地位，表达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相互映现，以及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美好愿景。但几乎很少有研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摆在同等地位，对二者进行系统研究，这归根结底在于人们忽视了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之统一性。在众多流派和观点中，莱斯与布克金之间的思想对立是上述学术现象的典型代表。
(一) 人对自然的控制最终导致人对人的控制
威廉·莱斯认为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控制自然必然导致对人自身的控制，控制自然不仅是对自然的剥削利用，还必然伴随着资源与利益的分配与占有，因此，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就应该重新理解“控制自然”的观念，形成人与自然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1]。
莱斯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从控制自然到控制人的内在机制。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业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在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和科层化管理模式下，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体逐渐被异化为工具性的存在[2]。这种技术控制不仅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专业化分工和效率优化，更渗透到政治运作、日常生活等各个社会领域。在此过程中，技术理性主导了人类的思想表达和行为方式，并最终导致了个体精神世界的贫瘠和主体性的消解。
莱斯据此提出了一个统一论题：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然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自然与人自身的双重控制日益加剧。所谓的征服自然名义上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事实上只不过是为了特殊集团的特殊利益。
(二) 人对自然的控制根源于人对人的奴役
布克金从现代环境问题所昭示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困境出发，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得出人对自然的统治源于人对人的统治，在这种新的价值观基础上展开了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理论思考。
布克金曾对人与自然同人与人关系的理想样态作出设想，即有机社会。这是一种自然形成的、非制度化的平等社会形态，它既不存在经济阶层分化，也缺乏政治国家机器，其根基在于人类对互助、依存与共同体联结的本能需求。然而，社会生产力的持续进步必然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当物质财富积累和劳动分工细化到一定程度，人类社会就逐渐演化出更为精密的经济组织和政治体系。不可否认，这种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巨大可能，但也使人类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即人们逐渐变成了社会控制的对象，并最终导致了人类的自我异化与社会的生态危机。
布克金认识到了生产力发展的双面性，但他的关注点却主要聚焦于作为生产力发展结果的社会等级制度与统治意识。他认为，社会等级制度向阶级统治的演变，是在物质与意识领域同时展开的。物质层面的变革突出表现为国家强制机构的形成以及经济阶层的分化；意识层面的转变则反映在民众对权力结构逐渐产生顺从与尊崇的心理，并将统治视为合理且永恒的存在。布克金将这种意识形态定义为“支配性认知范式”[3]。随着这种权威意识的扩散，人类对待自然的立场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现代社会中，“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已然占据主流地位，以此为指导，人类对自然资源展开了疯狂掠夺，最终导致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这无疑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不可逆的危害。
概言之，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关系实际上源于社会内部形成的支配模式——包括权力结构、社会组织形态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人与自然之间的支配关系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内部支配逻辑的外化表现。
(三) 莱斯和布克金二者观点的局限性
无论是莱斯的人对自然的控制最终导致人对人的控制，还是布克金的人对自然的控制根源于人对人的奴役，他们实则都陷入了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之中，这注定了他们无法正确理解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性，对二者关系的考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莱斯和布克金理论上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如今社会中存在的两种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对立观点[4]。有些学者认为：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必须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前提。他们的理论依据是，从总体上看，人的生存发展必定离不开同自然的物质变换，社会关系始终受到自然条件的深刻制约。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状况以及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自始至终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进一步说，任何社会关系的建构都必须服务于人类改造自然、获取生存资料这一根本需要，脱离这一目的的社会关系将失去其存在价值。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以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前提。其依据在于，代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生产力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作用之下才得以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下才能进行，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受制于人与人的关系。
上述两种对立的主张都可以在马克思的一些论断中找到理论支持，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但两种对立观点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对立统一性简单化、抽象化，片面考察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优先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世界上两种至关重要的关系，在人类劳动实践中，这两种关系同步形成、彼此影响，但又各自独立、无法相互取代。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断言，“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5] p. 534)。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存在所谓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要化解上述两种观点的对立从而得出全面的结论，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本人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之统一性的基本原理与观点。
3.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性理论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之统一性理论成功克服了上述对立观点共有的缺陷，没有陷入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何者具有优先性的争论之中，正是以这种跳出二元对立世界观的致思逻辑为前提，马克思赋予了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对立统一的辩证性，也使其理论具有了宝贵的科学性、先进性与超越性。
(一) 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性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包含双重维度：其一是独立于人类存在的“自在自然”，即先于人类产生的、尚未进入人类实践领域的自然界；其二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改造的“人化自然”，这种自然形态已经融入了人类的目的性，并被打上了主体活动的印记。如今，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越来越多的自在自然进入到人们实践活动领域，在这一背景下，自在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潜在地具备一种社会属性，只要它与现实的人一接触，就会被打上人的烙印。
尽管马克思始终承认自然对人与社会的先在性与优先地位，但马克思真正关心的主题仍然是具有主体力量的人及其劳动对于自然物质的塑形作用。马克思指出人在将自然当作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当作自己生存发展的一部分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主体性与主体地位，以及作为自己类本质的、能动的活动。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按主体的需要失去了自在的存在形式，成为了“为我之物”、人化自然，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对象物正是人的体力和智力对象化的结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6]，而这也是施密特所说的“阐明关于在每时每刻形态中的物的存在之直接性和中介性的具体辩证法”([7] p. 67)的真正要义之所在。然而，作为该理论的提出者，施密特虽然也察觉到了物质存在的劳动中介性质，强调自然物质与劳动相分离的不可能性，“整个自然只有在社会过程的各时的历史框架中才是有意义的”([7] p. 71)，但他的理论重心始终是自然的直接性与先在性，从而使之与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的真谛失之交臂。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社会关系理论是其解剖资本主义历史性的核心框架。他超越了直观的“物”的层面，将理论锚点定位于人与人的特定关系网络，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社会关系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或者精神的范畴，而是从物质生产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现实纽带。施密特的理论盲点在于，他过于看重生产过程中单纯的自然质料，却遗忘了这个变换过程始终穿着社会关系的外衣进行，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革命性在于，它不仅承认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和人类劳动对自然的物质改造，更深刻揭示了这种物质生产背后的社会关系维度。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改造，都同时是特定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现实世界中，正是产生于人的物质劳动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人和人的社会差别与社会矛盾，同时深刻影响着人的物质劳动过程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
(二) 人与人关系的自然性
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始终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唯物主义的核心立场在于确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这一原则同样贯穿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相对于人类活动而言，作为物质存在基础的自然界确实具有先在性和独立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5] p. 161)。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自然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既是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又是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与此同时，人的活动也必然受到外部客观条件和自然规律的制约，这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与条件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限制性因素，人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之下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力量，并在此过程中维持人不断增长的需要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平衡。
马克思在论及自然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还把自然规律作为模式来形容社会过程的必然性，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首次提出了“自然历史过程”([8] p. 92)。在马克思看来，自然规律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各种偶然因素和个体意志之下，社会历史发展同自然界一样遵循着内在的客观普遍规律。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对“自然”概念的理解具有双重维度：他不仅从客观规律层面把握其本质，更从价值规范层面赋予其意义。具体而言，这种双重性体现在：首先，自然始终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永恒前提。无论人类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都无法摆脱自然的根本约束，始终受制于自然规律。其次，在人类劳动实践所构建的现代历史进程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具有正当性基础的“自然”——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所形塑的“第二自然”[9]。如果说前者为人类历史提供了存在前提，那么后者则使人类历史基础不断深化拓展，二者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双重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力这一统一范畴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始终相互交织、不可分割。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理论不仅仅强调了社会发展如同自然过程一样受客观规律支配，其更根本的是主张要在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辩证统一中，在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性中把握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如果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社会历史中排除出去，就会造成自然界和社会历史之间的对立，就无法从现实出发看待历史。
“自然历史过程”理论在揭示人类史与自然史的辩证统一的同时，也包含着对一切脱离自然根基的抽象世界的深刻批判。这种抽象世界具体表现为某种纯精神王国、纯理性王国，比如笛卡尔和康德那样的纯粹自我、绝对主体。马克思的“自然历史过程”所包含的社会运行规律实则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实质上划清和界定了主体性起作用的范围和方式[10]。人类既作为自然存在受制于自然界，又作为社会存在被特定的生产关系所塑造，所有撇开社会生产关系来探讨马克思主体理论的论述注定是抽象与片面的。主体性的发挥始终具有双重约束性：一方面主体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主体还受制于社会经济规律。这意味着即使是通过革命来解决社会矛盾，主体的行动范围与行为方式也是有限的——主体既无法在生产力未达条件时跨越历史阶段，也不能主观取消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5] p. 602)。
(三) 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
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对立统一就是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的过程。马克思另一个充分体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思想的概念就是“物质变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 pp. 201-202)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人类社会与自然相互交织，发展为“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当自然演进到特定阶段后，通过人类劳动与其它实践活动，原本独立于人类的自然逐渐转变为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被称为自然的“历史化”。正是基于对自然的社会历史性的深刻认识，马克思才强调：“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 p. 76)。在历史化过程中，自然界虽然仍受其内在客观规律支配，而且这些规律永远超出人类的完全掌控，但已日益融入人类劳动实践所推动的变革进程。
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始终以自然为基础和媒介。通过劳动，人类将自然纳入自身的历史进程，使其成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正是在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中，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和演进，因此，历史本身也可以视为“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然而，尽管自然被纳入社会历史，它仍然保持着自身的客观规律，不会完全消融于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并非外在于社会，而是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社会的目标和需求必须通过自然过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永恒必然性”。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历史同时也是“自然化的历史”——它既不是纯粹自发的自然演进，也不是脱离自然的抽象过程。如果将自然排除在历史之外，那么社会历史就会沦为虚幻的构想，失去其现实根基。因此，自然与社会并非对立，而是相互渗透、辩证统一的整体。
马克思始终强调的“人化自然”指的是在人类劳动中被赋予社会属性、融入人类历史进程的那部分自然界。理论上讲，除了物质客观实在性这一根本属性外，自然的其他特性都可能因人类劳动实践而发生改变，但现实中，任何“人化自然”或“历史化自然”都只能部分地改变其自然属性。由于自然对象的规定性具有无限丰富性，人类实践所能改造的只是其中极为有限的部分[11]。例如，原始人将石块打磨成石斧，改变了它的外形，但其矿物成分和物理硬度仍然保持不变。此外，任何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物，最终仍要回归整个自然系统的物质循环与相互作用之中，成为自然界整体演化的一个环节。因此，“人化自然”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始终保持着与自在自然的深层联系，二者在辩证统一中共同推动着自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
4. 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之统一性的本体论根源
人与自然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性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二者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厚的本体论基础——劳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传统哲学进行了双重批判：一方面他揭示了旧唯物主义仅从被动直观的角度把握劳动的本质缺陷，另一方面他指出了唯心主义片面夸大主体能动性的理论偏颇。而这两种哲学流派的共同困境在于，它们未能真正把握实践尤其是劳动的本质及其历史意义。通过对这些思想遗产的批判性超越，马克思最终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并在其思想体系中赋予了劳动本体论的地位，概言之：劳动创造了自然、人自身与人类社会。
(一) 马克思对劳动本体论的证成
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论述了其劳动本体论思想：首先，社会生产构成人化自然历史性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将社会生产描述为“持续不断的对象性活动”([5] p. 209)，认为这是“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5] p. 529)。其次，社会生产是人类社会存续与演进的根本条件。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以及历史发展的基础前提，因为只有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人类才能开展其他历史创造活动([5] p. 531)。这既包括个体生命的再生产，也涵盖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家庭这一最初的社会单元，到因需求增长而形成的更复杂的社会结构。最后，社会生产决定着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无论是自然的人化过程还是社会形态的演变，都以人类主体的实践活动为中介，而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又必须以社会生产为前提与基础。总之，劳动创造了自然、人自身与人类社会，劳动于三者而言无疑具有本体地位。
在劳动本体论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确立的根本中介。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5] p. 196)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一种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人化自然观，这也就决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确立始终离不开劳动。从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即“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 pp. 201-202)就可见，马克思的自然观以劳动为本体，通过人的本质力量使自然界带上人类烙印，正是劳动的中介作用，使得自然界跟人与社会紧密相联，在此过程中，“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5] p. 187)。因此，在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劳动是人类创造的关键。
同样在劳动本体观的指导下，以劳动为纽带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第一，劳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深刻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 p. 100)马克思认为正是通过物质生活的再生产，即人类劳动，自然界带有属人性、实践性和历史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进而建构了人类社会生活。因此，马克思才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 p. 501)这充分说明了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要素。其次，劳动实践促进了社会关系的构建与演进。马克思认为劳动正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通过劳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得以加强，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程度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劳动的不断发展，这种社会关系也在不断改变，其形式也逐渐趋于多样化。最后，劳动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劳动历史。劳动本体具有历史性的特征，因此，人类社会生活在劳动的时间链条中也具有了历史存在性。随着劳动工具的不断革新，劳动水平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也总体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
(二) 以劳动为本体的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之统一
尽管作为劳动双重向度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比如前者主要涉及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与改造，并构成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后者则关乎社会生产的组织形态和制度结构，制约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具体形式和未来发展空间[12]。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凭借劳动的中介作用，人类得以将自身目的融入自然过程，从而实现“自然的社会化”；同时，自然因素也通过劳动被整合进社会系统，成为人类社会的构成要素，从而实现“社会的自然化”[13]。正是通过这种双向互动，劳动消弭了人与自然关系与人与人关系的二元对立，使自然史与人类史在发展进程中达到辩证统一。
具体而言，在劳动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基础性地位，人与自然之间持续的物质交换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得以存在和稳步发展的根本前提与物质保障；与此同时，在劳动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景与发展方向也具有决定性作用，积极健康的社会关系不仅是社会繁荣的关键，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必要的社会条件与基础。在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相互引导、相互过渡的过程中，起着中介与纽带作用的正是劳动。实践，尤其是物质生产实践即劳动的性质直接决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并最终影响所有其他社会关系；同样地，劳动是人与人关系具有何种性质的决定性因素，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必然会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导向不同的道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当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维持着人与自然之间稳定的物质变换时，一方面，人与自然便能达成良性循环与和谐，整个社会资源充足、生活富裕，人与人之间也能和睦共处、团结合作、共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 p. 928)，由此可见，在共同体中，人类必须担当起“照看”与“维护”自然的使命，紧密和谐的社会关系将进一步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化，使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5. 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统一性理论面临的当代挑战
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对立统一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马克思思想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成为学术焦点，并置身于生态争论的漩涡中心。一方面，绿色思潮批判其奉行生产力至上，是“唯生产力论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重释与捍卫经典文本，系统论证了马克思思想内蕴的生态维度。正是在这种辩护与争鸣的交锋中，马克思生态观的深刻内涵与当代价值被不断激活与彰显。
(一) 普罗米修斯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误读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援引普罗米修斯这一神话人物形象，在其笔下，“普罗米修斯”超越了作为神话原型的古典意涵，成为了一个承载着复杂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的符号。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普罗米修斯作为反叛者的形象出现，他通过反叛众神而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回归。马克思将这种对神的憎恨视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尽管其肉身被缚于高加索悬崖，但这外在的禁锢无法剥夺其意识与精神的自由——而这正是哲学所追寻的终极解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普罗米修斯实现终极解放的途径在于其“人间化”。他将“哲学”、“无产阶级”与“人的解放”这三个核心概念紧密关联：哲学是解放的“头脑”，负责精神的引领；无产阶级则是解放的“心脏”，是付诸实践的现实力量。德国无产阶级的生存方式正是普罗米修斯降临人间的现实化身，也正是基于无产阶级和资本阶级的阶级对抗，生产力的发展乃至整个历史进程的前行才能获得动力。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阶级矛盾之下，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赋予了普罗米修斯新的意义。
马克思笔下的普罗米修斯这一意象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界说，洞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为全球工人运动与无产阶级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石。然而，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与蔓延，这一核心理论自身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之中。赫伯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基于对工具理性的深刻批判，重塑了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他指出，这位神话英雄并非带来光明的解放者，而是象征着苦役、压抑与进步的文化英雄。作为反抗众神的代价，他确立了一种以征服和控制为标志的操作原则，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中支配与压抑的基石。与此相反，俄耳甫斯与那喀索斯所代表的爱欲、美感与沉思，则指向了非压抑性的自由与满足。正因马尔库塞对普罗米修斯形象的这一批判性延伸，使其理论备受绿色人士青睐，并被援引为批判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有力武器。
例如，特德·本顿于1989年在《新左派评论》撰文，直指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生产力论的”与“普罗米修斯式的”。两年后，莱纳·格伦德曼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中与之呼应，同样将“普罗米修斯式”地控制自然视为马克思思想的根本前提。
总之，绿色人士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一种信奉“支配自然”并痴迷于技术进步与生产力扩张的理论。他们指责该理论追求“生产力优先”的“丰裕神话”，并寄望于继承资本主义的技术遗产。这种“唯生产力论”的冲动、技术乐观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工具性态度，与其所强调的可持续、再生产、去中心化、简朴消费以及谦卑的整体性生存姿态是直接冲突的。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辩护
作为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底色的力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定地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始终以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性作为论辩的锚点；另一方面，它更立足于当代社会的新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了补充与发展，从而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剖析与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理论锐度与实践能力。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西方绿色思潮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生产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生产力同生产关系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曲解以及对“生产力”概念的误读。
首先，作为生产活动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包含着动态发展的生产力与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统一体。其中，生产力作为最活跃的要素，其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而既定的生产关系又会反过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具体而言，生产力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生产力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需求不仅塑造着相应的生产关系，当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还必然引发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5] p. 602)。但是，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派生形式也不完全是被动的，而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时，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反之，则会转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始终处于上述动态的相互作用之中，正是这种作用机制构成了社会形态历史性演进的根本动力。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曲解了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辩证统一性。第二，生产力这一核心概念包括作为主体的劳动者、以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其中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要素。由此可见，生产力内含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的互动，本质上是主客观、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生产力不仅仅代表着人利用自然的能力，还标志着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性活动，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生产力归结为技术和工具，而忽视了其中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维度。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即便生产力代表着人对自然的支配，“支配自然”的观念也不必然导致生态的破坏。佩珀为马克思主义的“支配自然”观进行了关键辩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对自然的“支配”，其内涵并非绿色思潮所批判的“专制统治”，而是一种“理性的管理”。这种支配旨在通过发展生产力为普遍的物质福利奠基，它非但不会引发生态危机，反而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佩珀由此提出一个鲜明论断：生态难题的根源，恰恰在于这种集体性、有意识的“支配”之缺失，而非其存在。因此，这里的“支配”实质上意味着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负责任掌控，其内核是管理而非破坏[14]。
综上，无论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性的具体阐述，还是由此引发的生态学思考，都彰显其理论在核心问题上始终坚持具体、历史、辩证的分析方法。这是生态思维方式、唯物史观与辩证方法论的综合体现，奠定了其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6. 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之统一性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性理论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本真存在问题的全面且科学的回应。不可否认，该理论为后世探寻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正确方向与路径。对该理论进行深入探究，不仅有利于反思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存在以及劳动的理想样态，也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化解全球化生态危机。
(一) 保证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平等地位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就如同“有”和“无”的关系。“有”和“无”是两个彼此独立的概念，各有其内在规定性，“有”不同于“无”，“无”也不等于“有”。但是，“有”与“无”又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存在，没有“有”也就没有“无”，没有“无”同样也没有“有”；“有”必须通过“无”来反映自身，来证明自身为“有”，“无”也必须通过“有”来反映自身，来证明自身为“无”。同样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首先是相互独立的存在，两重关系各有不同，彼此都有清晰的存在界限。其次，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以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为基础；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又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框架下进行的。在劳动过程中，这两种关系始终相互伴随，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理解。最后，通过劳动，人与人的关系内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通过后者影响自身；也是基于劳动，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通过后者显现其存在。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依存，并融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这两重关系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共在存在的关系[15]。这就告诉我们，人与人关系的调整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人与自然的和解也有助于人与人关系的完善，二者并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没有固定的优先顺序，也不能相互替代。
(二) 在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中反思劳动
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是从劳动本身中引申出来的，故而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统一性的呈现状态与表现方式必会反哺劳动本身，表明当下的劳动在道德上是否合理，在生态上是否正当。劳动是人主体力量的彰显，具有改变世界的积极能动性，而劳动的结果既可能将世界改变的越来越好，从而使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也可能将世界改变的越来越坏，造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分裂，这就使从哲学层面对劳动进行反思具有了必要性。
马克思批判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为了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无视主体的个性与能动创造，将人视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使得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与此同时，人们无视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资源的限度，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在那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处于一种异化的敌对状态。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敌对状态的根源就在于劳动的异化，人的自由的能动的活动沦为作为谋生手段的动物性活动，劳动的真正本质丧失了，只有扬弃异化劳动，才可以重拾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性理论是富有启示意义的，劳动是二者统一性的本体论根源，同时，二者统一性又构成了劳动自身样态的反映。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印证着当下劳动的真善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恶化揭露出当下劳动的丑与恶。真正的劳动应该既要满足自然界的存在，使自然界美丽存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又要满足人与社会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通过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不断实现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实现人与人的和睦共处。总之，我们要在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中反思现实劳动，确保劳动以正确合理的方式开展，克服劳动的盲目性和可能产生的恶果。
(三) 建设生态文明，化解生态危机必须同时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核心理念，深刻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这一重要理论在新时代的当代彰显与生动诠释。在认清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辩证统一性基础上，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出发，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同时展开，既是时代所需，也是发展所期。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生命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性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一方面，“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既强调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基础，另一方面，它又突出了其始终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保持着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联系[1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命共同体”的同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中，也将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作为应有之义。在人类主体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指明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全人类必须团结协作，以互利共赢的方式科学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化解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以及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在国家主体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构建主权国家间的新型协作模式，其生态向度强调各国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以全球公正为原则共同应对并解决生态危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性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以及化解全球化危机范围内的具体运用。前者侧重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后者侧重调整人与人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物质前提，后者构成前者的社会基础，二者的统一让我们意识到只有改善人与自然关系和改善人与人关系双管齐下，保证科学运用的正确方向，才能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切实化解全球生态危机。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研究”(22ZDA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