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的演变与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和复杂。如何在相互激荡的文化浪潮中站稳脚跟并阔步前行，这是每个文化主体不断思考的命题。在哲学领域，学者们就中西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这一议题也日益深入，对其有着广泛的研究。成中英提出的“本体诠释学”强调通过本体的相互诠释实现中西哲学的融合[1]。曹顺庆的“变异学”理论则关注异质文明交流中必然发生的创造性转化[2]。朱利安的“间距”([3] pp. 171-173)观念在这一理论谱系中展现出独特定位。与强调融合的路径不同，他主张“间距”不是障碍，而是创造对话的条件。这一观点既区别于德勒兹对“差异”[4]的生成性理解，而是试图保持文明间的张力以开辟新的思想空间。
近年来，学界对朱利安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刘毅青指出朱利安的间距观揭示了由于西方以现代的名义占据着思想的普遍高地，当下的中西比较无法走出西方中心的困境[5]。戴登云在评价朱利安著作时进一步阐发，这种居间哲学“实际上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但需要发展为“关系本体论”才能获得更彻底的本源性[6]。这些研究展现了朱利安理论在当代学术讨论中的持续影响力。然而，朱利安的理论也面临诸多批评。某些中国学者指出，朱利安可能将中国哲学简化为“服务西方的工具”，构建的是“想象的中国”[7]。这些批评揭示了跨文化对话中难以避免的理论张力。本文旨在探讨朱利安中西文明观中的融会贯通，特别是如何从“差异”思维走向间距思维，寻求一种共通性的理解。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间距”概念在中西文明交流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摒弃“差异”、打开中西文明之“间距”以激活文化的“孕育力”，最终实现中西对话从“间距”到“共通”的转变。从“间距”到“共通”的思考方式，旨在促进中西文明的和谐共生，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平等的世界。
2. 抛弃“差异”
中西汇通以来，中国思维的研究在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压制下常常处于失语状态。在不对等的交流互鉴环境中，中国学界常用中国思维中的某个概念附会到西方某个相似的概念，或者直接用西方的模式排列中国思想。现代语境中虽然比较哲学以聆听他者为目的，但往往沦为将他者收编在熟知相同的事物类别下的工具。于是，中西比较陷入“以西释中”的困境，尤为突出的是在西方现代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的学科体系。当我们以史诗、悲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概念来观照中国美学时，我们就已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漩涡之中，导致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差异”。
差异的本质在于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进行精确分类，它以细腻的眼光剖析事物间的细微差别，从而确立出清晰明确的“何为”([3] p. 23)。在探求未知的旅途中，这种方法论似乎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能够帮助我们搭建起通向不同领域的桥梁，但却无法彻底颠覆传统的知识体系和击穿固有的认识困境；同时，它也无力预见那些潜藏于未知之地的未被发现的缝隙。因此，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有力工具，又是限制思维的一个潜在障碍。“差异”触及了众多理论和价值观念的种种预设。“差异”的概念框架预示着一种更加普遍的“文化同一性”，并始终与这种“同一性”相伴而行。在西方哲学的论述中，“差异”与“同一”这两个概念虽然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存在，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使差异在逻辑上被视为是“同一”的附庸。这种逻辑化的同化过程使得差异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存在价值，从而在不断的强化中被驯服，最终不得不屈从于“同一”的绝对支配。
它从不同维度揭示事物之间“同一”的特征，其核心目标在于确定和界定那些构成事物的根本特性、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是我们最熟悉的、无时无刻不沉浸其中的，同时也是离我们最遥远、未曾反思的心理倾向，我们称之为“习惯”。“习惯”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信任，是因为它们往往是基于偏见和选择而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偏见”都逐渐转变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于是，人们便不再深入思考这些观念背后的“未思”，也不再对它们进行质疑。尽管哲学曾经向这些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事实发起了挑战，但这种挑战却无法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习惯”早已成为了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已经失去了探究的必要和价值。紧密无间的“习惯”揭示了我们在追求“知识”时往往基于信仰，而非批判性思维。
黑格尔以为，思想的力量源于它所构建之物的结构和功能，理性通常使用范畴作为思考和演绎的开端，如“主体”“客体”“感性”“知性”等。然而一旦一个观念被植入脑海之中并逐渐生根发芽，便开始失去其原始的动力和灵活性，变得刻板和僵硬，思想被困在了它所表征的事物之中。理性却误以为思想已经将这些表象转化为能够独立运作的思维工具，从而忽略了思想与它所建立之物之间本质上的联系。真正的思想不应如此轻易被定义或限制，因为它超越了单纯的表象和重复，而具有一种动态的、不断演化的生成过程。面对“元一”与“一元论”这些源远流长、看似坚不可摧，却又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回响的观念时，文化的本质并非是死气沉沉的“界定”，而是一个不断演变、自我更新的建构过程。“依类象形，故谓之‘文’”([8] p. 185)，“文”是文本、汉字、以及典范的总和；“教行也。从七从人，七亦声”([8] p. 168)，“化”则代表着变化。这其中原始的含义最早出现在《易经·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9]”文化不是由“差异”“同一”的固定思维模式所下的定义。因为“差异”从根本上仍在维护那些不曾怀疑的约定俗称和共同主题，即那些没有后撤余地的“习惯”。因此，单一“差异”不足以理解文化的全面内涵，无法反映其转化过程中独特的“化成”特点。
哲学研究的第一姿态应当是对“习惯”的摒弃，它通过引入深刻的断裂与距离来引发思考上的脱离，促使人们对提出被普遍接受的习惯提出质疑。在这一过程中，哲学家们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和深入探索，试图发现那些未被充分探究的新路径和新视角。正是这样的思考之旅，引领着人们超越常规思维，触及那些深藏于内心深处、未被挖掘过的真理面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包容性和尊重，需要摒弃以“同一”、“差异”为特征的单一的、僵死的文化思维模式。这里要强调的是，文化的差异并不是揭示文化多样性的充分条件，它只会让我们在不可动摇的“习惯”、“不可知的熟知”中反复迂回。如何离开“常道”去探寻那远离人们的、在所开辟的道路之外的“未思”？回到中国思维中来反思西方的“差异”思维，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多元文化和多重视角的对话中，差异不应是一个用来解释的框架，而应是转变为一个深入思考的起点。
3. 打开“间距”
中西对话应该采取的策略，是与“不可知的熟知”、“习惯”打开间距。何为间距？朱利安认为，“做出间距，就是跳出规范，用不合时宜的方式操作，对人们所期待的和约定成的进行移位。”([3] p. 39)也就是说，
间距不会超越任何一边，也不引发假设。间距只让人“听见其赖以生成的分开动作”。间距不是分析性的，而是自我驱动的，“缘自自我开展并且加以拓展”。间距“不是表象的或描述的，而是有生产力的；它在其所拉开的双方之间造成张力”。([3] p. 37)
这不仅仅是放弃了传统上固有的讨论议题，更是勇于踏入那些未知之地，敢于尝试新的思维和方法。它代表着一种冒险精神，一种创新精神，以及对差异思维所带来的弊端进行克服与修正。首先，“间距”本身与同一性毫无关联。它不会设定根本的一致性，也不会回应对同一性的需求。它拒绝了同一性，而是将我们的思维引导回事物的分岔上。通过打开的互为共通的空间，“两个事物”得以面对面地相遇，从而真正的发现和认识自己。其次，“间距”是由距离产生的，它与“区分”不同。它具有“形成”和“动力”的特点。因此，“间距”的观念正是理解互通运动的关键所在。它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它源于自主性的展开和不断拓展。最后，“间距”的本质实际上是生产性的——这意味着它会在双方之间制造并呈现出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是“间距”必然操作的结果。
差异的命运紧密地与个体的身份认同思维交织在一起，其思维的核心建立在普遍性的基础之上，它从一开始就预设出一种共同的特质或属性，而不同之处正是这些共同性的具体体现。在追求目标或者达到终点时，差异便转变为一种界定本质、确立身份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境下，间距则显现出一种迥异于传统身份认同的力量，即“孕育力”。它不依赖于认知上的界定和标识，而是着重于那些未曾被我们所察觉但却构成了那些我们因其存在而感到幸运的丰富生活的资源。
文化交流的本质是一场复数与单数之间的张力游戏，它展现出双重性格：一方面，文化如同一种同质化的力量，不断地将不同的元素融合为一体；另一方面，它又像是异质化的激流，引领着异质性的个体和群体，向着自我认同与社会主流观念的方向逆流而行。若无多元文化间的相互激荡所激起的张力，我们便难以谈论文化的进步与变革。缺乏这股推动力量，文化将如何得以延续其生生不息的演变历程，如何在不断地创新和深化中达到新的高度？若文化一成不变，便只能以其固定的特征来界定，它可能就像一种古老而僵化的语言，如同一个沉睡的化石，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换言之，我们应当摒弃那种仅凭差异去界定事物本质的思维模式。相反，中西对话应该采用一种更宽广的视角，利用资源的丰富潜力作为思考和探究的基础，这便是孕育力。
间距所激活的“孕育力”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在与另一端面对面时，双方都将被对方关注，并且无需寻求本质就可以相互展示自己的真实面貌。这种存在本身已表明间距具有可操作性。它既不是一种冷漠，也不是一种固定，而是一种动态的空间结构。在这个距离中，双方的面貌得以凸显，而非自我关闭。因此，打开间距便创造了一种张力，使被分开的事物能够产生相互作用。另一方面，间距还引出了新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不再是以往人们所设想或所能想象的，它们彻底打破了固定的界限：旧的界限往往被遗忘或忽视，新的界限却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使得熟悉的事物变得尴尬。这种尴尬迫使已经开拓和识别的事物的界限后退，为新的可能性腾出空间。因为间距打开了双方面对边界的机会，这可能是一种解放，或者说是一次探险的发现。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间距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它是一种物理上的距离，使双方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可能。第二，它是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即“我”与“你”之间的距离。因此，可以说孕育力在本性上是虚位以待的。
中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源自于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思想重视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展现出一种网状交织、曲折迂回的逻辑结构，以及非线性逻辑的微妙之处。西方哲学遵循严格的形式逻辑，它以一种线性的架构来展开其深邃的哲学思考，强调逻辑推理的严谨性和确定性。这两种哲学体系在处理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和逻辑途径，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其间距性和迂回。它并非局限于单一视角，而是在多个角度和层面上展开思考。
这种思想体系并不强调对某一特定问题的详尽阐述，而是注重在具体情境下，不同人物的行为举止之间的细微差异。通过这样的方式，圣人能够洞察到不同事物的深层价值，并且明白任何观念都存在局限性。一旦陷入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就会逐渐忽视其他可能的价值取向。西方本体论所追求的是绝对的唯一性，这种追求在理论中表现为对其他思想观念的排斥。它自视为普遍真理之源，并将其预设为万物共有的本质，这样的立场自然带来了攻击性的一面，当不同于这一本体论的观点出现时，便会受到强烈的批判和质疑[10]。
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同于西方思想的思想体系。同中西思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首先，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可以通过其文字系统来窥见。中国文化中摒弃了西方字母的拼音文字，转而采用表意文字。其次，中国的思想基本不探讨“存有”的问题，因此对神的命题并不热衷。即便中国人不否认神明的存在，也往往倾向于强调神明与自己无关。再者，中国思想并不以真理作为唯一的思辨标准。对于一个不寻求真理的人来说，他或许能从真理中获得乐趣。但如果要对真理进行思辨，那么就必须以真理为前提。中国思想不为真理所束缚，以一种圣人的气象来理解万物，这也便是朱利安所讲的“大象无形”。最后，中国思想并不过度重视“主体思维”。因此，一旦侧重于主体，则必然存在核心属性，即所谓“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并不是肆意妄为，而是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以上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思考中西对比思想的一种“策略”，它为我们理解中西思想文化之间打开“间距”。
在中西方哲学的对话中，“间距”思维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不依赖于任何预设的共同框架来进行对照研究。通过“间距”产生的距离，中国哲学与西方思想得以直接对话，相互凝视，从而开启了一个反思的空间。“间距”通过造成张力而发挥作用。通过迂回思考使智慧之光的折射，无形中探寻思维的深水区。“间距”巧妙地利用了逻辑的弧线，规避了那些直接且僵硬的二元对立模式。这种思考方式如同一位圣人在深邃的哲学殿堂中漫步，不断地穿梭于不同的论点之间，通过迂回曲折的路径来探索真理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他不仅仅是为了避免陷入固定的思维陷阱中，也打破常规，拓展视野，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这是一个既能深入挖掘又能跳出局限的圣人境界。
从“圣人境界”来从事思考创造，也意味着在认识的领域中开拓出一片“间距”。间距带来了思维中的退让，从而使我们意识到“不可知的熟知”。不可知的孰知：标指这种间距只有当我们与他者相遇时才真正发生，它是一种“风景式”的呈现。换言之，“风景”并不是我们因为离开了世界而产生“抛离”之感，而是当我们进入到一种新的“世界”，进入到一种新的认知。通过“真正离开了自己的语言和思想”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真的世界。“间距”如同搭建在中欧思想之桥上的“风景”。当“风景”产生时，两边的思想便有了相互交汇的空间。正是这种间距，使得双方能够以更加平等和开放的心态，去揭示对方的真正面貌，触及那些平时被忽略或未曾认识的部分。中西哲学对话并不是试图将彼此进行一番简单的比较与衡量，而是通过这种互动式的风景思考，尝试深入了解彼此的内心世界，探索那些平时可能未曾想到的思维火花。这样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启发者，每个观点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思维起点。
4. 从“间距”到“共通”
间距的作用不应该被视为“文化遗产”，希望它能够被我们所吸收。差异将分歧引入“同一”，或者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平衡，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风险。这种行为不仅是一个认知问题，而且具有潜在的认识的危险。在这个肤浅地相同化、被迫一致化的时代，中西对话迫切需要重申“共通不是相似”的原则。相似不仅不是共通的基础，更多的时候则是障碍。当你认为自己与他人相似时，你实际上并不能与他建立共通。相反，相似会妨碍共通的形成。因此，尽管相似可能看似无害，但它对共通的阻碍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适用于艺术领域，同样也适用于政治领域。只有依靠间距来推动共通的发展，才能达到中西文明的融会贯通。
人类社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共通形式。第一种是自然界所赋予我们的共通，这是一种深植于万物之中的过程，它涵盖了从家庭到国家，从生命到宇宙的各个层面。这种共通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一种无需刻意寻找或发明的内在联系。第二种共通则是我们通过文化和政治活动创造或推动的，它涉及更多的是文化性的和政治性的因素，它是可选取的、可推动的。“间距”进入与他者的张力之中，溢出边界，由之制造或推进“共通”。
普遍性与共通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普遍性是指那些超越个体经验和时空限制的原则和概念，它们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康德曾经尝试将科学的普遍性应用于伦理学领域，试图以理性来构建一个普遍的道德法则。而共通则更加灵活多样，它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可识别、可观察且可选择性的特征。例如，早期的希腊城邦正是通过建立共同的政治理念，来凝聚力量和抵抗外敌的。这些城邦的存在不仅仅是复制历史上的其他城邦，而是基于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创造出全新的共同体[11]。共通的产生并不依赖于简单的相似性——那样只是一种表面的重复或无差异的克隆。相反，它是依赖于使用间距、空间和反思来促进沟通和理解。人们在各自独特的立场上进入彼此的张力之中，跨越不同的界限，最终实现或推动了共通的发展。这样的共通，不是简单的物理连接或文化交融，而是一种心灵上的相通和思想上的共鸣。
观念的共通是抵达共通的关键途径。共通并非仅仅在物理层面上达成共识，而是超越了普遍性的界限。它通过一个“间距”来引起人们内心的共鸣。这个间距既是遮蔽(veil)的结果，也是归摄(perspective)的结果；它还像一张拉满的弓，将精神世界绷紧以求与对方产生共鸣和交流。以中国山水风景与西方山水风景文化为例，朱利安试图创造出一个风景概念，以期实现两种文化之间可理解的共通。
与其让两种风景文化的每一方满足于自己的思想，或者与其一方覆盖了另一方，即西方因其对大自然拥有的“观念”(演变成“物理”科学)而取得成就，其风景观便胜过了中国的山水观；倒不如让置于张力当中的山水风景概念要求塑造一种新轮廓，必须向两者之间的不同敞开，甚至必须向它们的相对性敞开，但不打破它，所以新轮廓的塑造必须从最根本之处着手[12]。
由间距而打开的、面对面的间距好似一个个相交的网眼。在这里，一个网眼就代表着一个中西互动交叉点。网眼连接的过程，正是可加性原理的体现：只有当一个个网眼相连之后，才能形成坚实的结果。因此，织网并非一蹴而就；相反地，需要一定数量的网眼参与。一张网不依赖于任何逻辑，它是通过众多网眼的交会操作，并通过超越和延长来不断扩展的网。这张网的存在并不是基于某一种结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单独构成整体，而是由概念性间距相互联系、相互连通而形成的网络。换句话说，这些间距既不会建造任何建筑物，也不能塑造任何世界观。在中国思维和西方思维之间编织的这张问题之网，旨在捕捉那些未思的内容。网不关闭，而是包含起来，并保持轻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张由概念性间距织成的网将网眼依次捕获，并将捕获的事物固定在一起，没有支架，保持弹性和虚位待物。
以西方的绘画为例，由于它们存在着鲜明的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立场，很难再现出“精神”的真实。风景仅在画面中充当陪衬角色。然而中国绘画却恰恰相反，从最初的人物画逐渐演变为山水画，这是一种从“画相似”向“重气韵”转变的过程。西方美学家往往注重于“存在”，而中国艺术依赖于对“精神”的提炼和把握，这种精神并非单纯地“再现”现实，而是追求“传神”，恰如中国书法的“意在笔先”、“形神兼备”，或是国画的“气韵生动”。因此，西方艺术追求的是“可再现”，而中国艺术则致力于“传神”。朱利安总结到：
中国绘画的传统不是画(“存有”的)形式(forme)，而是画“变化”；不是画本质(essence)，而是画“意”(valence)；不是画真实(vérité)，而是变化无穷(variance)；不是画形似(ressemblance)，而是画气韵(résonance)；不是画临在(présence)，而是画孕含(pregnance)。[13]
“间距”的张力使得中西思想面对面，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习惯”绕道中国，使西方思想意识到中国的美学实践能为其提供宝贵的启示，它不仅揭示出他们所忽略的“道”的微妙显现过程，还展现了一种深层次的美学追求和哲学思考。
走出固有的思维认知、回到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通过连续的试探，从一个间距到另一个间距，实现中西文明的交响。“进入”一种思想并不意味着放弃另一种思想，“走出”并非指逃离或放弃，而是一种新的开始，应该被视为一种认知解放。中国思想在面对西方思想时，走出了它的相互交融的圣人语境。这不是翻转过去相互忽视的局面，也不是为了另一种思想而放弃另一种，或者将一种思维置于其他思维之下，更不是宗主化于一方。而是在它们各自的文化发展孕育力思考彼此。通过“间距”打开张力，并在张力中支撑着各方，同时又永远不会完成它们。它也不会让步于任何容易得出的结论或和解。“间距”迫使理性回到思考的起点，鼓励理性重新构建、探索。事实上，“间距”使得的中西对话自由得以激发，使彼此在面对面中不断重建选择。
5. 结语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中西对话困境中，“间距”促使中西思想进行直接对话、互补和互动。“间距”这一概念，探讨中西文明的融会贯通，特别是如何从对立的差异走向了寻求共通性的理解。在传统中西互动中常以“差异”思维进行比较，最终仍不可避免地落入“文化同一性”的西方中心主义陷阱中。只有摒弃“差异”打开间距，回到中国风景世界中，才能以全新的视角反思和理解欧洲思想。“间距”区别于以身份认同思维紧密联系的“差异”，它能激发不同距离、思维模式主体间的孕育力，在两者间形成源源不断的张力，形成一个风景画面。认知之网具有无限的开放性，不同主题的“间距”网点共同编织补充着中西文明间的融会贯通之历史画卷。从“间距”到“共通”这种跨文化的对话和反思方式，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入交流和相互启发。“共通”不是相似，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通过间距和张力推动的深层次理解和沟通，它是动态的、开放的。走出原有的哲学语境并不是放弃它们，而是在中西思想的资源和孕育力中寻找新的开始。从“间距”到“共通”在开放的态度中拥抱多样性，从而实现自我超越和文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