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劳动与休闲是社会时间分配的两个方面，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状态。人的自由解放离不开劳动与休闲的协同推进，其核心要义不仅在于缩短劳动时长、扩充闲暇时间，更在于让劳动本身成为目的。随着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人们的自由时间增加，休闲文化成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但也面临休闲方式异化、价值迷失及时间碎片化等问题。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双重批判，一方面要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人类发展自由时间。另一方面，需要摆脱消费主义主导下的享乐式休闲，让自由时间凝聚为“自由劳动”属性的积极休闲时间。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指导下，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理性的休闲观念，最终实现自由时间中劳动与休闲的融合。能够推动当代休闲文化健康发展，促进人民美好生活的构建，以及个体的发展进步，为社会进步注入动力。
Abstract: Labor and leisure are two facets of social time distribution and fundamental states of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free liberation of humanit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labor and leisure. Its core essence does not merely lie in shortening working hours and expanding leisure time, but more importantly, in making labor an end in itself.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 people have more free time, and leisure culture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social life. Nevertheless, it also confronts issues such as the alienation of leisure forms, the loss of value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time. Marx’s theory of free time is essentially a dual critiqu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n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labor time and increase the free time for human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essential to break away from the hedonistic leisure dominated by consumerism and turn free time into positive leisure time with the attribute of “free labor”.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view of freedom, by establishing correct labor concepts and rational leisure concepts,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and leisure during free time can be ultimately achieved. This can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leisure culture,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better lives, contribute to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and inject impetus into social advancement.
1. 引言
时间是人的生命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人的价值的重要展开形式。从时间内在的自然、社会和人的三个维度，可以将时间简单划分为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和意义时间[1]。社会时间表现为劳动和休闲两个方面，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状态。在当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拥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休闲文化也随之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代休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如休闲方式异化、休闲价值迷失等。当代社会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迅猛，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生产生活深刻变革，看似给人们带来了自由时间的极大增长，实际上却通过更加隐蔽的手段对自由时间进行侵占，使其服务于资本增殖。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深刻揭示了自由时间的本质、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辩证关系，为我们审视当代休闲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和现实启示。
2.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自由时间
时间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历来备受哲学家们关注，例如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康德、胡塞尔、柏格森、海德格尔等哲学家都对时间范畴做过理论探讨，涉及主观时间、先验时间、存在论时间等诸多方面。与他们把时间理解为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形而上概念不同，马克思始终将时间范畴置于现实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上加以考察，他所理解的时间是一个属人的范畴。因此，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强调的是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时间，具有社会历史性。
(一) 自由时间的本质
马克思说：“自由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而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压力下决定的……”[2]。马克思认为，“时间人类发展的空间”。在社会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原始社会，人类的一切时间都被用于生产活动，获取能够生存下去的物质资料，没有剩余的时间可供个人发展。进入阶级社会后，生产工具的改善和粗放的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使人们产生了一定的剩余产品，少数统治阶级可以摆脱直接的生产劳动，强迫被统治阶级为其劳作，但此时的多余财富仅仅用于享乐。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科技革命和细化的社会分工使得生产力飞速发展，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剩余时间，为人们提供了可能的发展空间。人们通过自由时间进行创造性实践，实现个人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进步，真正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体，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创造条件。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时间和阶级社会一样，只集中于少数人身上，资本家无偿掠夺了工人所创造的自由时间，同样掠夺了他们的发展空间。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再是外部强加的非自愿的，而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天赋和意愿的自主选择，劳动不再是手段而是目的。人们在劳动中发展自己，展现自己作为人的独特价值，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3]。
(二) 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时间主要由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两部分组成。其中，劳动时间是人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自然需求而必须从事物质生产的活动时间。与具有强制性的“劳动时间”相对，自由时间指的是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用于自身发展和享受，而非单纯为了谋生而被迫劳动的时间。“创造自由时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缩短劳动时间”[4]。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劳动时间是自由时间的前提。“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资源支配的时间……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人们生产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只有当生存资料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剩下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成为用于发展自己的自由时间。另一方面，自由时间对必要劳动时间具有反作用。“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这种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5]。人们通过自由时间学习技能、提升技术、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等他回到生产岗位时就能够以更高的水平从事生产活动，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加自由时间，个人得到更多发展的时间，形成正向循环。但是，这只是理想情况，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归属于不同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压缩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以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而无产阶级为了换取足够生活资料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全部能动时间。只有在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的个人需要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才能实现统一。
3. 当代休闲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从古至今，休闲生活就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便将闲暇视为人生的唯一本源，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心无羁绊的状态”[6]。他认为休闲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即基本的生存需求能够得到满足，无需再进行体力劳作。在该生存状态下，处于休闲中的个体并非追求纯粹的享乐，而是致力于深度的探索与思考。马克思认为“人的休闲表现为人对自由时间、自由劳动、自由社会关系的充分占有，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7]。休闲活动成为人们进行文化培养、身心教育以及社会参与等多方面、多维度的体现。当代庞大的社会生产力为人们进行休闲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剥削下，个体的休闲活动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与侵蚀，自由被转化为一种虚假的幻想。休闲活动逐渐偏离了休闲的本质属性，呈现出多重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个体在休闲活动中的价值实现，也对休闲文化的健康发展形成阻滞。
(一) 休闲方式的异化
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支配下，当代休闲文化正陷入“异化性休闲”的困境，这一现象本质正是资本逻辑对休闲领域渗透的必然结果。依据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当休闲活动不再以人的精神满足与自我发展为核心，而是被物质消费所裹挟，便发生了休闲方式的异化。具体而言，消费主义通过构建“符号化消费”体系，将休闲价值与物质商品的占有直接挂钩，使得部分社会群体将休闲活动简化为对商品的消费行为——在休闲时间分配中，大量自由时间被投入购物消费、高端餐饮体验、奢侈品购置等活动，休闲的内涵被窄化为“消费行为的实施”，其本应具备的精神滋养、文化体验功能被弱化，沦为满足个体感官刺激与虚荣心的工具，形成“消费即休闲”的认知误区。人们的休闲活动成为商品消费的主要形式，其价值更多地依赖于市场交换价值，而非其固有价值。在数字化融入生活的当代社会，算法推荐机制与资本逐利逻辑共同催生了“被动休闲”的困境：部分群体沉迷于网络游戏、短视频等数字娱乐形式，看似处于“休闲状态”，实则其休闲行为被平台算法所操控——算法通过用户画像分析持续推送符合其短期兴趣的内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长实现流量变现，而用户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丧失对休闲活动的自主选择权，陷入“无意识浏览”的循环，自由时间不仅未成为滋养精神、恢复精力的载体，反而转化为消耗个体意志力、损害身心健康的过程，形成休闲与异化的悖论。此外，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强调，平台对“微劳动”的碎片化切割，进一步模糊了劳动与休闲的边界，例如用户在短视频平台的“点赞”“评论”等行为，看似是休闲互动，实则为平台生产了数据价值，却未获得相应回报[8]。资本逻辑所控制的休闲是偏离了休闲生态本质的休闲，是被资本所“挟持”的异化休闲，偏离了休闲的本质[9]。
(二) 休闲价值的迷失
当代社会部分群体对休闲的价值认知存在明显偏差，这种偏差源于对“劳动–休闲”关系的片面理解，即将休闲简单界定为“劳动后的恢复性活动”，忽视了休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重要场域”的核心价值。基于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积极休闲”是指以个体主体性发挥为核心，以能力提升、精神成长或社会价值创造为目标，具有创造性、建设性与自主性的休闲活动，其典型形式包括深度阅读、艺术创作、科学探索、公益服务等，区别于以感官刺激、被动接受为特征的“消极休闲”。休闲的本质价值在于为个体提供摆脱劳动分工局限、实现能力提升与精神成长的时间与空间，而当前部分群体的休闲价值认知，却将休闲的功能窄化为“体力与精力的简单恢复”，割裂了休闲与个体发展、精神提升的内在关联，导致休闲活动陷入“低质化”“消极化”的困境。在这种片面认知的引导下，休闲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非创造性与非建设性特征。部分个体在休闲时间选择以消极、被动的方式度过，如长时间观看低俗化电视节目、参与酗酒、赌博等不良活动，这些休闲方式缺乏对个体知识体系构建、技能提升、审美素养培育的积极作用，既无法实现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由时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反而不利于个人身心健康，造成精神上的贫困，精神贫困成为休闲活动内容异化的重要表现。从文化发展视角看，这种消极休闲方式的蔓延，还导致休闲文化的价值导向出现偏差，使得休闲文化逐渐丧失其应有的精神引领功能，沦为满足个体低级趣味的工具，制约了休闲文化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休闲社会学家约翰·凯利(John R. Kelly)在《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中指出，当休闲沦为“消费主义的附庸”时，其“使人成为完整的人”的本质价值便被消解，进而导致“休闲异化”与“精神空虚”的共生[10]。
(三) 休闲时间的碎片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与社会生产生活节奏的加速，当代人的休闲时间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特征，这种时间形态的转变本质上是技术变革与社会结构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数字技术的发展虽为休闲活动提供了更多便捷性，如移动终端的普及使个体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开展休闲活动，但同时也加剧了时间的分割，个体的自由时间被切割为零散的片段，这些时间片段往往时长较短且稳定性不足，难以支撑需要长时间专注投入的系统性、深层次休闲活动，形成“时间碎片化–休闲浅层化”的关联效应。在碎片化时间形态的制约下，休闲活动的选择呈现出“短期化”“便捷化”的倾向。个体为适应零散的时间片段，更倾向于选择无需长期专注、可随时中断的休闲方式，如刷短视频、玩轻量化手机游戏等，这类休闲活动虽具备即时性娱乐的特点，但其内容往往呈现出碎片化、浅层化特征，缺乏对个体认知能力、审美能力、创新能力的深度培育。与之相对，阅读经典著作、开展艺术创作、参与深度学术研讨等需要长时间专注投入的休闲活动，因难以适配碎片化的时间形态而逐渐被边缘化。从个体发展视角看，这种休闲方式的选择偏差，导致个体难以在休闲时间内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培育系统的思维能力、提升深层次的精神素养，进而制约了个体的全面发展；从文化传承与创新视角看，浅层化休闲活动的普及，还可能削弱个体对传统文化、高雅文化的认知与认同，不利于社会文化的深度传承与创新发展，对休闲文化的长远发展形成潜在制约。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劳动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的“个体化社会”理论可对此现象进行补充解释：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的时间安排日益脱离传统集体框架，呈现出“灵活化”与“碎片化”特征，而平台算法进一步利用这一特征，通过“即时推送”“短期任务”等形式，将个体的碎片化休闲时间纳入资本增殖体系[11]。
4. 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对当代休闲文化的启示
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旨归，以“劳动–自由时间–休闲”的辩证关系为逻辑主线，为摆脱当代休闲文化的异化困境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遵循。基于该理论对劳动本质的深刻阐释与对休闲价值的科学界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当代休闲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弘扬奋斗精神
当代社会，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劳动与休闲的对立面，把劳动看作为了生存而被迫进行的活动。这是因为当前的劳动“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12]。部分群体从异化劳动观出发，将劳动视为休闲的对立面，是因为他们认为劳动的唯一价值是为休闲积累物质资本，忽视了劳动本身所蕴含的人的类本质实现的积极意义。异化劳动的扬弃是一个过程，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真正成了人发展的目的，那时劳动不再是强制性的被迫劳动，人们在劳动中实现人生价值。劳动是专属于人的，为人所特有的活动，劳动对人和人类社会的根本作用，决定了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可见，劳动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来说，必不可少，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将正确的劳动观念建立在劳动与休闲辩证统一的认知基础上：一方面，劳动是自由时间生成的物质前提，只有通过有效劳动创造足够的物质财富，才能压缩必要劳动时间，为休闲活动提供时间与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劳动本身可具备休闲的属性，当劳动摆脱异化状态，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时，便能与休闲形成价值共鸣。因此，当代休闲文化建设需先引导社会群体树立科学劳动观：其一，通过劳动教育体系的完善，阐释马克思劳动创造人本身的理论内涵，揭示劳动对个体能力提升、价值实现的核心作用，打破“劳动即痛苦”的认知定式；其二，弘扬奋斗精神，将奋斗视为主动劳动的精神内核，强调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的价值，使劳动从谋生压力转化为自我实现的途径；其三，推动劳动形态的优化，通过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劳动者权益、赋予劳动更多创造性空间，减少劳动异化现象，让劳动逐渐具备“愉悦性”“成就感”等休闲属性，从而消解“劳动–休闲”的二元对立，为二者的融合奠定观念基础。
(二) 确立理性的休闲观念，提升精神素养
当今时代，我们身处一个不断加速且日益开放的世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自由时间不断增多，但社会竞争也日趋激烈，人的精神世界遭遇迷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影响，休闲活动被简化为满足人们即时娱乐和消遣需求的消费行为，这再次加速了休闲活动的商业化进程。格罗·詹纳强调：“当消费和享乐主义向每个人的极限发起挑战时，对真正自由、发言权和责任的需求就会被减少”[13]。因此，为实现休闲的真正价值，需要倡导和推广社会的休闲教育，从而提升公众的休闲意识，确立理性的休闲观念。为了帮助人们确立理性的休闲观念，帮助其构建积极的生命尺度，应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休闲观出发，引导人们充分认识到塑造积极主体的重要性，从而以积极主体占有自由时间。从基础教育来看，可将媒介素养课程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体系，课程内容需涵盖算法推荐原理、数字注意力管理、休闲时间规划等模块——例如，通过算法拆解实践课，让学生了解短视频平台的推送逻辑，识别“无限滚动”、“即时反馈”等诱导机制，培养对被动休闲的批判意识；通过积极休闲设计课，指导学生结合兴趣制定“阅读–创作–实践”的休闲计划，如利用周末开展社区历史调研活动，将碎片化休闲时间转化为系统性能力提升过程。从社区建设来看，应重点打造非商业化的公共文化空间，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建设“社区复合型文化驿站”，整合图书馆、创客空间、非遗工坊等功能，提供免费的书籍借阅、手工工具、艺术创作材料，定期举办读书会、陶艺工作坊、科普沙龙等活动，为居民提供创造性休闲选择；二是推行“公共休闲导师”制度，聘请高校教师、文化工作者、技能达人等担任志愿者，为居民提供个性化休闲方案设计服务，如针对青少年设计“科学实验 + 户外观察”的休闲套餐，针对中老年人设计“传统工艺学习 + 社区展示”的休闲。
同时，反对过分强调当下的享乐主义，防止将劳动和自由完全对立起来。鼓励人们将自由时间更多地投入到教育、科学、艺术、交往等有意义的活动中去，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倡导积极休闲并不是不能完全否定人们的享受需要，而是在肯定享受需要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和促进人的发展需要，促进整个社会形成健康的积极休闲理念，让人们在休闲中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不断探索自身发展的更多可能性，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和精神素养。
(三) 在自由时间中迈向劳动与休闲的融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是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融合，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休闲也不再是劳动的对立面，而是与劳动共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随着人类科学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马克思理论中的自由时间是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融合，从而使劳动与休闲的关系由异化、分裂状态走向了本真、统一的状态”[14]。到那时，物质极度充裕，能够满足每个人的日常需要，强迫性的外在劳动消失，自由时间完全取代劳动时间，真正成为社会财富的尺度和人类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所强调的在自由时间中实现劳动与休闲相融合的解放思想，对当代休闲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需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拓展发展空间。马克思强调：“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15]。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毫无疑问是当代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引擎、加速器，数字经济将数字技术与各行各业相结合，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发展创造性新兴产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节约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时间，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休闲时间。其次，需要引导休闲活动的创造性转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劳动观和理性的休闲观，通过建设创客空间、社区工坊、公共文化实验室等平台，为个体在自由时间中开展创造性劳动提供支撑，将休闲从感官享乐导向自由创造，充分发挥休闲时间促进人的自我发展作用。最后，需要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克服异化。劳动异化和休闲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性质及其发展水平决定了消灭一切私有制的条件尚不成熟，多种所有制经济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仍有其历史必然性。可通过以下措施为自由时间的合理分配与劳动与休闲融合的实践创造条件：一是完善弹性工作制配套政策，明确企业实行弹性工时的具体标准(如核心工作时长不低于4小时/天)，建立休闲时间保障基金，对推行弹性工作制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减少无效加班，保障员工的完整休闲时间；二是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将非商业化休闲设施覆盖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要求每个街道至少建设1处公益性休闲空间，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机构运营公共文化项目，降低居民参与创造性休闲的成本。通过完善劳动保障制度、推行弹性工作制、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等举措，为自由时间的合理分配与劳动与休闲融合的实践创造条件，推动当代休闲文化逐步向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目标迈进。
5. 结论
综上，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资本主义体制及其所引发的休闲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无产阶级扬弃休闲异化提供了实践路径，为社会主义休闲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我们必须以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为指导，辩证看待休闲文化的发展，充分发挥休闲时间本质作用，使休闲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