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译学史》作为一部系统梳理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历程的重要著作，不仅记录了中国翻译历史的演变，还总结了历代翻译家的理论贡献，对理解中国翻译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译介与研究工作本身需要秉持严谨的史学态度。正如熊宣东(2011)在评述相关史著时所指出的，治史需“辨言责实”，以求“止于至善”[1]，本次审校实践亦以此为目标，力求在语言转换与文化传递中实现这一学术追求。
本次翻译实践聚焦于该书第一章中关于道宣和赞宁的两节内容，这两节内容涵盖了中国佛经翻译的历史、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理论的总结，是中国翻译理论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译学史》的中译英工作，不仅要求译者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还要求译者能够深刻理解原文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以及能够将这些复杂的信息准确、流畅地传达给目标语言的读者。本次翻译实践聚焦于该书的英文版审校工作，该书英文版由学者王雯翻译[2]。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刻变革翻译工作流的背景下，本次审校实践亦尝试系统性地融入AI工具，旨在探索人机协同在提升学术翻译质量与效率方面的具体路径与内在机理。
2. 文献综述
正如引言所述，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介入翻译流程，“人机协同”已成为翻译实践的新常态(O’Hagan, 2020) [3]。为精准定位本研究在AI辅助学术翻译审校中的价值，有必要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现有研究首先关注了人机翻译的能力差异。梁君英与刘益光(2023)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系统揭示，人类译者在结合语境与百科知识进行准确转换、以读者为中心简化表达与增强衔接，以及针对特定场景运用语用策略这三个方面，拥有机器难以比拟的优势[4]。这为识别和分析审校过程中的典型问题(如逻辑不一致、文化负载词误译及专业术语偏差)提供了理论透镜，并精准指明了需要人类审校者凭借其专业知识进行干预的核心环节。
进而，研究深入到AI在具体翻译任务中的表现。耿芳与胡健(2023) [5]与傅琳凌与计文策(2024) [6]分别从译后编辑和标语翻译角度证实，ChatGPT等工具在语法纠错、句式润色、语义理解及交互优化上潜力巨大，尤其在汉译英任务中能有效提升效率。然而，它们也普遍存在无法自我修正不当搭配、对指令理解不充分、在低资源语言对(如英译汉)或专业领域表现不佳等问题。这些发现与本研究在利用Kimi、文心一言等工具时获得的体验高度一致：AI能高效完成“初级筛查”与“知识补位”，但其输出仍需译者进行最终的“策略决策”与“文化仲裁”。
对于上述局限，戴光荣、黄宝婷(2025) [7]从人工智能哲学层面给出了深层解释，指出大语言模型的认知基于统计概率，缺乏真正的语义理解和价值判断，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在处理需要深度知识与创造性思维的学术文本时的天花板。杨锋昌(2023)对越南语法律翻译的实证研究则从侧面印证，AI在高度专业化或低资源语言的翻译任务中并未表现出显著优势[8]。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宏观论证了人机协同的必然性与大致分工，但多集中于对最终译文质量的对比或通用场景的探讨。在高要求的学术翻译审校这一微观场景中，对于AI与人类译者如何具体互动、职责如何精细化分配的过程性实证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中国译学史》审校的详实案例，深入剖析这一“AI负责广度与效率，人类负责深度与策略”的协作模式，以期为深化人机协同的理解提供具体范本。
3. 项目简介
本次翻译项目报告的源文本，即陈福康(2011)所著的《中国译学史》[9]，并审校学者王雯的英译版本。所选取的第10~11节，关于道宣和赞宁的内容，涵盖了中国佛经翻译的历史、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理论的总结。道宣部分主要探讨了佛经翻译的历史发展和历代译经的批评；赞宁部分则总结了佛经翻译的原则和方法，并提出了“六例”理论。这两部分内容不仅反映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也展示了翻译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和解决方法。王雯的翻译版本为英文读者提供了初步的接触点，而审校工作旨在进一步提升翻译质量，使其更加准确、流畅且易于理解。
4. 项目翻译过程
4.1. 文本初读与理解
在审校开始前，对王雯翻译的英文版进行了深入阅读，理解其历史背景、翻译理论以及文化内涵。特别关注了道宣和赞宁在翻译理论上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翻译挑战。通过反复阅读，确保对原文的准确理解，为后续审校工作奠定基础。在此过程中，借助Kimi和文心一言等人工智能助手查阅相关资料，辅助理解原文中的文化典故和专业术语。
4.2. 初步审校与问题记录
在初步审校过程中，注重检查语法错误、词汇选择以及句子结构是否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同时，记录下不地道的表达和可能的文化误解。发现译文存在逻辑错误、主语不一致的问题，借助人工智能助手，快速定位并分析这些问题，提高了审校效率。
4.3. 查阅资料与文化背景研究
针对审校中发现的文化典故、历史背景以及专业术语，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包括历史文献、翻译理论著作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研究。通过深入研究，确保提出的修改建议准确无误，同时使译文更具文化适应性。例如，对于“老马识途”这一典故，通过查阅资料并借助人工智能助手的解释，找到了更贴切的英文表达方式。
4.4. 修改建议与润色
根据初步审校结果，对翻译文本提出了详细修改建议。特别关注了表达的地道性，对一些不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进行了润色。同时，结合文化背景，对一些难以直接翻译的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注释。例如，将“屠沽之谱”翻译为“Crude talk of the masses”，使英文读者更容易理解其含义。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助手提供了多种表达建议，帮助优化译文。
4.5. 最终审校与定稿
在完成修改建议后，对翻译文本进行了最终审校。重点检查了译文的连贯性、逻辑性以及文化适应性。通过多次审校，确保译文不仅准确传达了原文信息，还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最终定稿的译文在语法、表达和文化适应性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人工智能助手在这一阶段帮助检查了语法和拼写错误，确保译文的完美呈现。
5. 翻译过程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在对《中国译学史》中译英项目的审校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常见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语法错误、表达不地道以及文化背景的适应性上。以下是具体问题及解决方法的详细分析：
5.1. 逻辑错误与主语混乱
逻辑错误与主语错乱是指在句子中，非谓语动词(如分词和动名词)与其逻辑主语不一致或不明确，导致句子含义模糊或错误。这一逻辑混乱现象从根本上源于英汉句法结构的差异。连淑能(2010)指出，英语是“形合”语言，强调主语突出和形式的严谨逻辑[10]。
【例1】
原文：
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证，实赖伊人。
王雯译：
Since the time of Dao An, the compilation of catalogues began, evaluating the skills of translators and documenting the tim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criptures can be attested to, thanks to his contributions.
审校：
Dao An is the first one who embarked on compiling catalogue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evaluating the skills of translators, and recording translation works. These scriptures owed their existence to his efforts and wisdom.
分析：
源文本解释为：“道安开始着手编纂佛教经典名录，评价翻译者的才能，记录翻译作品，这些佛教经典都得益于道安的努力和智慧”。
根据句意可知，compile、evaluate和document等动词的施动者是Dao An，第一版译文将“the compilation of catalogues”处理成主语，与后面的非谓语evaluating和documenting并不构成逻辑关系，混淆了施动者。审校纠正了逻辑错误，明确把Dao An处理成主语，采用定语从句，将embark变成谓语动词，其余两个动词处理成非谓语，由此，句子逻辑更加清晰。
5.2. 指代不明
指代不明指的是文本中的代词或某个词所指代的对象不明确，降低文本的清晰度和可读性，导致读者难以确定其具体指代的内容。
【例2】
原文：
彦琮属文，八例难涉。
王雯译：
Yan Cong wrote an article, and the eight examples were difficult to grasp.
审校：
Yan Cong also listed his “Eight Prerequisites”; these prerequisites were difficult to grasp.
分析：
根据查阅资料可知，彦琮，隋代僧人，对佛经翻译有着深刻的研究和贡献。他提出的“十条八备”是关于佛经翻译的一套理论和原则，旨在指导译者如何正确地翻译佛经，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彦琮提出的“十条八备”说中的“八备”，即佛经翻译的八个必备条件。“examples”意为例子，不是必备条件。
而且在后文中又出现一句——彦琮也，籍其“八备”。对应译文为Yan Cong also listed his “Eight Prerequisites”。所以审校同样将examples替换成prerequisites。
5.3. 表达不够地道和准确
纽马克(Newmark, 1988)认为，翻译的最终目标之一在于确保译文在目标语中读起来自然、流畅[11]。表达不够地道指的是翻译文本中的表达方式不符合目标语言的习惯用法，显得生硬或不自然。
【例3】
原文：
在翻译时应该予以注意。
王雯译：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se differences when translating.
审校：
Translat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se differences when translating.
分析：
王雯的翻译中没有明确指出“Attention”的执行者，虽然在上下文中可以推断出是指译者或翻译者，但在学术写作中，通常更倾向于明确和具体，表达略显生硬，不够自然。平卡姆(Pinkham, 2000)在其关于中式英语的指南中强调，应避免使用空洞的名词作主语，而应使用具体的人或物，使表达更直接有力[12]。因此，审校后的翻译明确了主语为“Translators”，这样更清晰地指出了应该关注差异的主体是译者，这与原文的意图更为一致。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读起来更加流畅自然。
【例4】
原文：
然则糅书勿如无书，与其典也，宁俗。
王雯译：
Nevertheless，revising a text is better than having no text at all.
审校：
It is better to revise the text than to have none at all.
分析：
王雯的翻译“having no text at all”在语法上是正确的，但表达略显笨拙。在英语中，通常使用“have none at all”来表示“没有任何文本”，这样的表达更加简洁自然。表达两种行为或状态之间的优劣，使用“It is better to...than to...”这种常见的比较结构，使句子读起来更加自然流畅，更加地道。
【例5】
原文：
傥深溺俗，厥过不轻。
王雯译：
If we are deeply immersed in vulgarity, the mistake is not slight.
审校：
If we are deeply immersed in vulgarity, the mistake can be quite serious.
分析：
原文“厥过不轻”中的“不轻”表达了一种强调，指出过错的严重性。王雯的翻译虽然传达了基本的意思，但没有足够的强调。审校通过使用“can be quite serious”(可能相当严重)加强了语气，更符合原文的强调程度，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听起来更自然流畅。
5.4. 文化典故的翻译问题
文化典故的翻译问题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原文中的文化典故或特定表达在目标语言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表达，导致读者难以理解其文化内涵。针对以上难题，审校有意识地采用韦努蒂(Venuti, 1995)所界定与批判的“归化”翻译策略[13]，这一策略要求译者以目标语文化为归宿，采用透明流畅的表达，最小化读者的异质文化阅读体验。
【例6】
原文：
解者不见其全牛，行人但随其老马矣。
王雯译：
The interpreter cannot see the whole cow, and the traveler only follows the old horse.
审校：
The interpreter fails to grasp the overall picture, while the learner merely blindly follows outdated methods.
分析：
通过询问Kimi和文心一言可知，在中文中，老马来源于四字词语“老马识途”。“老马”往往象征着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的引导者或方法，而“识途”则强调了其能够指引方向、避免迷路的能力。然而，在英文中，“old horse”可能更多地被理解为“老迈的马”或“年老的马”，并不直接传达出中文中“老马”所蕴含的比喻意义。
因此，审校遵循了奈达与泰伯(Nida & Taber, 1969)所倡导的“动态对等”原则，放弃字面形象，转而传递其“依赖旧有经验”的核心喻义，以确保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似的反应[14]。“全牛”代表全局，翻译为“overall picture”，“老马”指旧有的方法或路径，翻译为“outdated methods”，由此调整翻译，使其更贴近原文的文化内涵，便于英文读者理解含义。
【例7】
原文：
苟参鄙俚之辞，曷异屠沽之谱？
王雯译：
If we mix in vulgar and words, what’s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speech of butchers and vendors?
审校：
If vulgar language is included in the translation, then what’s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speech of common folk?
分析：
直接将“屠沽之谱”翻译为the speech of butchers and vendors (屠夫和卖酒人的语言)可能不会让不熟悉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外国读者完全理解其含义和隐喻。在翻译时，我们需要传达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即与普通市井小民的粗俗语言无异，而不是字面上的屠夫和卖酒人。
审校将“屠沽之谱”泛化为“普通人”，可以处理为“vernacular of the streets”(街头的俗语)和“Crude talk of the masses”(大众的粗俗谈话)。
5.5. 语法错误
语法错误指的是翻译文本中出现的不符合目标语言语法规则的表达。
【例8】
原文：
苟参鄙俚之辞，曷异屠沽之谱？
王雯译：
If we mix in vulgar and words, what’s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speech of butchers and vendors?
审校：
If we mix in vulgar words, what’s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speech of butchers and vendors?
分析：
“vulgar and words”分别为形容词和名词，词性不对等，存在语法错误，删除多余的“and”，使句子语法正确。
6. 翻译项目总结
本次对《中国译学史》中译英版本的审校工作是一项深刻的学术实践。它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更是一次跨文化交流和学术理解的深化。在审校过程中，笔者利用了人工智能助手如Kimi和文心一言来辅助查阅资料和理解原文，极大地提高了审校工作的准确性和效率。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对原文文化背景和学术理论的理解，也显著提升了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性。本次实践亦表明，人工智能工具在提升审校效率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这印证了奥黑根(O’Hagan, 2020)的观点，即技术已深度融入现代翻译工作流，人机协同成为新常态[3]。而本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具体案例，揭示了这种协同中“人”与“机”的职能再分配。
首先，本研究明确了AI工具在本次审校流程中的核心价值在于“效率倍增”与“知识补位”。在语法与逻辑层面，AI充当了高效的“初级筛查员”。它能快速定位主语不一致、词性错误等表面问题，将译者从繁琐的基础校验中解放出来。在文化背景查询层面，AI扮演了“智能知识库”的角色。对于“老马识途”等典故，AI能快速提供多种解释，极大地缩短了译者独立查阅资料的时间，实现了“知识补位”。
然而，更为关键的发现是，AI的局限性恰恰定义了人类专家在审校中的核心职责——即“策略决策”与“文化仲裁”。面对文化负载词，AI可能提供字面直译或多重意译选项，但最终采用“归化”还是“动态对等”策略，需要译者基于对原文意图、学术语境和目标读者的理解进行判断。AI提供“可能性”，而人类进行“确定性”选择。在关于“八例”与“八备”的辨析中，AI提供的背景信息需要译者运用专业学识进行甄别与验证。这表明，在高度专业的学术翻译中，译者的专业知识构成了防止AI“幻觉”或信息过载的最后防线。
因此，本报告具体揭示了一种“AI负责广度与效率，人类负责深度与策略”的分工模式。未来的学术翻译者，或许不应再被视为纯粹的语言转换者，而应成长为人机协作流程的“架构师”，其核心能力体现在如何高效地部署、质控AI工具的输出，并在此过程中完成最关键的价值判断与学术决策。
综上所述，本次审校实践表明，在AI的辅助下，学术翻译的质量控制范式正在发生转变。译者的角色从单一的文本转换者，演进为人机协作流程的“架构师”与关键决策者。这一转变对译者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传统的语言功底与文化洞察力，更需具备驾驭AI工具的战略眼光与进行最终价值判断的学术定力。本研究通过对《中国译学史》这一具体案例的剖析，不仅印证了人机协同的必然性，更揭示了其内在的运作逻辑，为理解与优化AI时代的学术翻译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框架。未来的探索，将在于如何进一步细化这一协作模式，并将其应用于更广阔的翻译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