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聊斋志异》是中国历史上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收录491篇神怪、鬼魅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清代陈廷玑称其为“空前绝后之作”[1]。其英译研究中，翟理斯译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在西方享有盛誉，不仅是首部英译节译本，还成为多语言转译的标杆。翟理斯在翻译中通过删减、增补等策略，使原文文化内涵得以再现，同时展示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平衡原文与目标读者期待，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案例。
然而，尽管前人对《聊斋志异》及其英译本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局部问题上，缺乏对译者行为动因的系统性探讨[2]。本文以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引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求真–务实”维度——该理论打破传统翻译研究的语言层面局限，将译者置于文化与社会实践核心，能更深入揭示翻译决策背后的动力机制，对填补“为何如此翻译”的研究空白、深化古典文学英译译者角色认知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实践，揭示翟理斯在忠实原文与适应目标语读者之间的平衡策略，进而弥补译者行为研究短板，拓展跨文化交流与翻译研究视野。
2. 文献综述
2.1.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兴起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是对传统翻译研究“重语言对比、轻译者主体”的突破与拓展。与聚焦文本对等的传统范式不同，该理论将译者置于研究核心，明确其身份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者”，而是受历史语境、文化环境与社会需求制约的“文化中介者”与“社会行动者”——这一定位为破解本研究“现有成果缺乏译者行为动因探讨”的问题提供了关键视角，可直接切入翟理斯翻译决策的深层逻辑。
该理论的核心分析框架是“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模式，其被视为衡量译者行为合理度的核心标准[3]。其中，“求真”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忠实与尊重，注重保留原作的内容、风格及文化内涵，确保源语作品的精神不被曲解；而“务实”则突出译者对目的语读者和社会语境的考量，要求译文在传播中具备可读性、接受度和适用性。值得注意的是，翟理斯的翻译实践并非“求真”与“务实”的理想化平衡，而是深受19世纪英国汉学语境与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文化偏见的制约，其策略选择暗藏隐性的价值倾向。从“务实”维度看，为适配英语读者的认知框架，翟理斯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简化与改写，虽提升了译文传播度，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西方社会对“神秘东方”的刻板印象。而其“求真”诉求同样未能脱离时代局限：翟理斯作为当时英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其对原文的“忠实”始终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视角为前提，对《聊斋志异》中涉及的中国传统礼教、民间信仰等内容，存在不自觉的筛选与曲解，其“求真”本质上是带有个人学术偏见与时代认知局限的“选择性忠实”。
多数学者认为，译者需要在具体语境中进行灵活调适，既要忠实于原作精神，又要兼顾读者的接受心理和社会文化需求[4]。这一价值的凸显恰好对应了当前研究的两点核心不足：其一，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文本层面的对比分析，例如梳理翟理斯译本对原文文化负载词的删减、改写或增补现象，但未能进一步揭示不同翻译策略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未从译者行为动因的角度解释“为何选择删减而非增补”、“为何此处侧重文化保留、彼处侧重文化简化”等深层问题，导致研究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缺乏对翻译行为逻辑的系统性阐释；其二，现有研究对翻译策略的评价多基于模糊的“忠实度”或“可读性”标准，尚未建立清晰、可操作的分析标尺，导致对翟理斯译本“忠实性”与“接受度”的评判存在主观化倾向，难以客观衡量其翻译行为的合理度。基于此，本文拟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求真–务实”连续统出发，探讨翟理斯译者行为的动因逻辑与文化取向，以期弥补现有研究在译者行为层面分析不足的空白。
2.2. 《聊斋志异》的英译本研究
关于《聊斋志异》英译的研究，学界主要从译本接受、翻译策略以及文化传播三个维度展开。
在接受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关注翟理斯译本在西方世界的影响。研究者普遍认为翟理斯的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特别是在帮助西方社会理解中国的“志怪小说”这一文学类型方面[5]。翟理斯剔除原文中性描写篇章，删改《夜叉国》《莲香》等篇中的性相关内容；遵从英国小说主流叙事，大量剔除“异史氏曰”。同时以归化策略调整篇名(如加阐释文字、用西方意象)、替换文化负载词(如“兰”译“larkspur”)，贴合读者认知与阅读习惯，迎合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助力译本在英语世界传播[6]。这说明，对《聊斋志异》英译的接受研究，不仅关乎文学传播史，也涉及跨文化认知中的话语权与文化再现。
另外，在翻译策略研究方面，学界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不同译者如何在“忠实”与“改写”之间作出取舍。例如，有学者指出，翟理斯在处理部分篇章时倾向于删繁就简，尤其对中国文化元素较强的细节常常选择省略或改写，以迎合当时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7]。在顺应论视角下，有学者提出采用案例分析法研究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翻译策略，以语言结构顺应重组句式适配英汉语言差异；文化背景顺应以等效替换传统文化神韵；译者主体性顺应依时代背景改写内容，以平衡源语保留与目标语适配[8]。
最后，在文化传播与价值研究方面，已有文献普遍认为，《聊斋志异》英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结果，更是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语境下被重新解读和再生产的过程[9]。例如孙琦认为：翟理斯译本诞生于19世纪“西强中弱”、西方对中国存在较多误解的背景，核心传播目标是为西方读者呈现真实的中国社会图景。其不仅要让西方关注中国，更致力于纠正彼时西方世界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错误观点，破除因信息偏差形成的文化壁垒。这种跨文化的再生产使得《聊斋志异》让西方读者认识到《聊斋志异》是兼具文学价值与文化内涵的经典，而非单纯的“鬼神故事集”[10]。龙春芳和熊欣认为：翟理斯从跨文化翻译视角，聚焦“如何在读者可接受范围内准确传达中国风俗、传统、典故等文化信息”这一核心问题，试图让西方读者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其译本成为早期向英语世界系统介绍《聊斋志异》及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11]。
现有研究多聚焦译本的语言和文本差异，缺乏从宏观理论出发分析“为何如此翻译”。同时，对译者主体性及其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选择动因研究仍显不足，诸如删减背后的文化、宗教或意识形态考量尚未得到系统探讨。因此，本文拟引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求真”和“务实”为维度，分析翟理斯英译本在忠实原文与兼顾目标语读者之间的策略与取舍。研究不仅弥补现有文献在译者行为研究上的不足，也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提供新的理论视角。通过揭示译者行为背后的动因，有助于深化对中西文学交流中翻译、文化与认知互动机制的理解。
3. “求真”与“务实”维度的权衡与实践
3.1. 求真
例1. 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
Before the door of one, which stood at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village, were a number of graceful willow trees, and inside the wall plenty of peach and apricot trees, with tufts of bamboo between them, and birds chirping on the branches.
从求真维度看，译者在词语选择上总体忠实再现了原文的景物描写与空间层次，但在部分词语的情感与文体色彩上有所平实化。原文“北向一家”以方位词“北向”点明位置，语气简洁而富画面感，译为“which stood at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village”，虽增补“of the village”以使结构完整，符合英语叙述逻辑，但原文简洁的地理真实被扩展化处理，略失古文凝练之气。“门前皆丝柳”中“丝柳”一词极具审美意味，带有柔美、飘逸之感；译为“graceful willow trees”较好再现了“丝柳”的形象美与情感色彩，在求真层面上实现了审美与语义的等值。“墙内桃杏尤繁”中“尤繁”体现出繁盛与生机，译为“plenty of peach and apricot trees”虽语义准确，但“plenty”偏向数量真实而非生机之感，语义真实有余，审美真实不足。“间以修竹”中“修”意为“修长、挺拔”，富有形态美；译者以“tufts of bamboo between them”再现景物分布，但“tufts”仅表示小丛之意，削弱了“修”的高耸之姿，形态真实有所流失。“野鸟格磔其中”是全句神采所在，“格磔”为拟声词，描绘鸟鸣清脆生动，极富听觉真实；译者以“birds chirping on the branches”对译，语义达意，但“chirping”泛化了声音特质，使“格磔”的独特声态转为普通鸟鸣，审美真实与文化韵味被弱化。总体而言，译者在“丝柳”、“桃杏”等词的自然再现上保持了语义求真，而在“修竹”、“格磔”等具有音象美的词语处理上偏向英语通顺表达，导致审美与意境真实的轻度损失。译文总体实现了信息层面的忠实，但在文体与意象的细微真实上略显平淡。
例2. 移时入府廨，宫室壮丽。
They then entered the Prefect’s yamen, the apartments of which were beautifully decorated.
从求真维度看，译者在词语转换上力求语义清晰与语境顺畅，但部分词语的文化与文体真实有所削弱。原文“移时入府廨”中，“移时”意为“过了一会儿”，不仅表示时间流逝，也暗含情节的转折与行进感；译文将其省略，虽不影响整体叙述连贯，却损失了时间真实与叙事节奏的自然过渡。“府廨”是古代官署之称，兼具行政与身份象征的意味，译为“the Prefect’s yamen”保留了文化特征，“yamen”一词是早期音译，能准确传达中国古代官府的制度色彩，在求真维度上很好地实现了文化真实与语义对应。“宫室壮丽”中“宫室”不仅指建筑本体，更含庄严与威仪之意，是文言中常用于凸显权势或格局的词，译为“the apartments of which were beautifully decorated”则语义转为描述性，强调“装饰精美”，虽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却将原文的气势与制度威严转化为审美层面的柔化表达，语义真实保留，但社会与权力真实被弱化。此外，“壮丽”原含宏伟、庄重之意，译者以“beautifully decorated”呈现，语义趋于柔和，缺乏原有的庄严与宏阔，削弱了原文的视觉与情感真实。总体而言，译者在“府廨-yamen”的词语处理上高度忠实，体现了文化求真意识；但在“移时”、“宫室”、“壮丽”等词的转换中，为顺应英语表达而牺牲了部分文体与气势的真实，使译文更流畅却少了原作的典雅与威仪。
3.2. 务实
例3. 面似老瓜皮色；张口巨如盆，齿疏疏长三寸许。
Its face dark and blotchy like an old melon rind. Its cavernous mouth lolled open, revealing great shining fangs...
从务实维度来看，译文在词语处理上充分考虑了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视觉感受和阅读流畅性。原文中“似老瓜皮色”使用了“老瓜皮”这一带有乡土色彩的比喻，既形象又含蓄，但对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可能不易直接理解。译者将其译为“dark and blotchy like an old melon rind”，保留了“melon rind”作为比喻，同时增加了“dark and blotchy”以具体化皮肤的色泽和斑驳感，使读者无需文化背景就能形成清晰画面，这体现了译者在务实维度上对读者感受的考虑。“张口巨如盆”具有夸张且生动的描写，突显人物面部的怪异和夸张特征。译文使用“cavernous mouth lolled open”，将“巨如盆”的夸张转化为“cavernous”(洞穴般)形容词，并加入“lolled open”动态描写，增强口部张开的生动感和怪异氛围。虽然省略了原文的直接比喻，但这种处理使英语读者更容易理解人物形象，同时保持了视觉冲击力和恐怖感。“齿疏疏长三寸许”强调牙齿稀疏且夸张的长度，是细节描写的亮点。译者改为“great shining fangs”，省略具体长度，但以“great”突出大小，以“shining”强化视觉效果，使牙齿形象更具威胁性和感官冲击力，更符合英语叙事习惯。总体而言，译者在“老瓜皮色”、“巨如盆”、“疏疏长三寸许”等词语的处理上，都体现了务实考量，在保持原作视觉与情感核心的基础上，调整语言以适应目标读者的理解和阅读体验，使译文生动、形象且易于接受，同时保留了原文的怪诞与恐怖意象。
例4. 忽见阙头断臂之尸，起立如林。
...for the most part headless and armless, stand up in serried ranks like trees in a forest.
从务实维度来看，译者在词语处理上注重目标语读者的直观感受和视觉冲击力，同时兼顾英语叙述的流畅性。原文“阙头断臂之尸”直接描绘尸体缺失头与断臂的恐怖形象，词语简练而生动，汉语中“阙头”、“断臂”不仅是状态描写，也带有夸张与震撼效果。译文以“headless and armless”呈现，直译原文核心信息，但通过语序调整和并列结构，使描写在英语中更顺畅、更易理解，同时强化了视觉冲击力。“起立如林”利用比喻，将尸体排列得密集与森林相似，形成既恐怖又宏大的视觉意象。译文用“stand up in serried ranks like trees in a forest”，保留了比喻“like trees in a forest”，并加入“serried ranks”进一步强调密集整齐的排列效果，使读者能够快速构建画面感。相比原文单纯“如林”的比喻，这种处理增强了英语读者的空间感知与形象认知，同时兼顾了语言的自然流畅。总体而言，译者在“headless and armless”、“serried ranks”、“like trees in a forest”等词语的选择上，注重视觉表现和阅读体验，对原文的夸张与恐怖元素进行了适度调整，使译文在保留原作核心意象的基础上，更贴近英语读者的理解习惯。在务实维度上，这种处理既保持了语义和意象的真实性，又增强了画面的可感性和阅读冲击力，使译文生动而易于接受。
3.3. 求真与务实
例5. 机警非常，十六岁，及进士第。
He was extraordinarily clever, and at sixteen years of age took his master’s degree.
从“求真”的角度看，原文中的“进士”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最高科第，具有明确的历史文化指向。然而，翟理斯并未直接音译“jinshi”，而是将其转化为“master’s degree”。这种处理显然弱化了“进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意义，没有完全传达出其在古代仕途晋升中的独特性。在“求真”层面，这是对原文文化特征的某种“削弱”。但从“务实”的角度看，这种改写使目标语读者能够迅速理解“进士”的大致含义，并将其类比为西方教育体系中熟悉的学位，从而降低了理解门槛，增强了译文的可接受性。同时，对于“机警非常”，译者使用“extraordinarily clever”进行翻译，虽略显直白，却忠实再现了原文对人物才智的高度评价，也避免了复杂修辞可能引发的理解障碍。总体而言，译者在处理该句时，既展现了在“求真”方面的不足，即未能完整传递中国科举制度的文化独特性；又体现了“务实”的考量，即以西方受众熟悉的学术等级体系进行替代，确保信息的可理解性。这种取舍反映出中西在教育制度与社会评价体系上的差异，也揭示了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在真实性与可读性之间寻求平衡。
例6. 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
Before the door of one, which stood at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village, were a number of graceful willow trees, and inside the wall plenty of peach and apricot trees, with tufts of bamboo between them, and birds chirping on the branches.
从“求真”的角度看，原文细致描绘了院落的自然环境，尤其是“丝柳”、“桃杏”、“修竹”等植物，皆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常见于传统诗词中，寄托着文人雅士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意蕴。翟理斯在翻译时，基本保持了植物名称的直译，如“willow trees”、“peach and apricot trees”、“bamboo”，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原文的生态与文化信息，显示出其再现源语景物的努力。然而，从“务实”的角度看，译文在修辞处理上明显趋于平实，例如“丝柳”仅译为“graceful willow trees”，“野鸟格磔”则译作“birds chirping”，削弱了汉语原文中拟声化与形象化的表达效果。这样的改写，虽损失了部分文化修辞的独特韵味，却使译文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避免了因生僻表达带来的理解障碍。尤其是“格磔”这一极具声韵美的词语，在英语中若直译难免生硬，而“chirping”则以通用化的方式传达了鸟鸣之意。由此可见，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既努力保留原文景物的真实性，又因文化差异在修辞层面作出调整，体现了“求真”与“务实”的平衡。
4. 结语
本研究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求真–务实”维度为框架，分析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实践，发现译者通过直译、改写、增补或删减策略，实现了忠实原文与适配目标读者的动态平衡。该研究弥补了现有《聊斋志异》英译研究“重文本差异、轻译者行为动因”的空白，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研究提供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角，深化了对翻译与文化互动机制的理论认知。其结论为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化负载词密集文本的跨文化英译实践提供了可参考的“求真–务实”平衡策略，也为提升中国文学外译的可读性与文化传递效率提供了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