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孟子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其生态观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本文旨在探讨孟子生态观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并分析其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与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使孟子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孟子的生态观以“尊重自然”为逻辑起点，主张“取之有度”，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实践路径，论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理念，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结合起来，他还从“性善论”视角出发，认为爱护自然是人性向善的延伸，并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追求。在当代社会，生态环境保护已然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深入挖掘孟子生态观的科学内涵，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绿色地球家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Pre-Qin Confucianism, Mencius embodies profound ecological wisdom in his ecological outlook.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ormative context and core content of Mencius’ ecological outlook, and analyze it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ocial unrest and the over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led Mencius to deepl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aking “respect for nature” as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Mencius’ ecological outlook advocates “moderate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He put forward specific practical approaches, as illustrated by his proposition: “Do not violate the farming seasons, and there will be more grain than can be consumed; Do not use fine-meshed nets in ponds, and there will be more fish and turtles than can be eaten; Allow axes and knives to enter mountain forests only in appropriate seasons, and there will be more timber than can be used.” This argument expounds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tegra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with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Further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 “theory of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Mencius held that caring for nature is an extension of the inherent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and he depicted the ideal pursui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a crucial issue.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of Mencius’ ecological outlook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jointly building a green global home.
1. 引言
在全球化和工业化浪潮的影响下，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水旱灾害、土壤沙化、物种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面对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现实困境，我们不仅需要利用科学技术和法律法规进行末端治理，更需要重塑人们的生态价值观念，使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取之有度”等深刻的生态智慧，其中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主张人们必须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入探讨孟子生态观的科学内涵，不仅能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滋养和价值引领，更能为应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2. 孟子生态观的形成背景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孟子的生态观作为其“仁政”和“王道”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深深地根植于战国时期的社会现状。我们在对孟子的生态观进行研究时，亦是需要结合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时代背景去考察。
2.1. 兼并战争加剧资源掠夺
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七大强国魏、赵、韩、齐、楚、秦、燕几乎连年不断地进行合纵连横的兼并战争，相比于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也更多。正如孟子在《孟子·离娄章句上》所描绘的景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2]各个国家之间以兼并土地和扩张势力范围为目的而相互进攻，杀死的人漫山遍野，同时，各国为了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向老百姓征收高额的赋税，进一步加剧了湿地、沼泽等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地区的开垦。另一方面，各个诸侯国为了应对不计其数的战争也积极进行军事备战，他们制造了大量的战车、弓弩、战甲等装备，而这些原材料均取之于自然界，例如，制造战车和弓弩需要大量的木材，战甲则需要动物的毛皮，此类需求必然会导致砍伐大量的山林和捕捉野生动物，从而造成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孟子正是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和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逐步形成了“取之有度”的生态理念，并将节约自然资源视为其“仁政”思想的重要内涵。
2.2. 农业扩张导致生态失衡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和铸铁柔化技术，由于这两项技术的发明使得制造铁器成为可能。战国中期以后，锄具、镰具、斧具、犁具等各式各样的铁农具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加之牛耕的普遍推广，农作物的产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得“百亩之田”就可以养活几口人的家庭，小农经济遂成为国家政权的立国基础。在这一时期，“私田”逐渐取代“井田”并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各国统治者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鼓励农民开发荒地和山泽，小农们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开垦了大量的耕地，但是这种过度索取自然资源的方式也带来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就如同孟子在《孟子·告子章句上》中所描绘的景象：“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2]孟子敏锐地察觉到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扩大农业生产的方式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他进一步提出人们只有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的平衡。
2.3. 百家争鸣促进对自然的思考
在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使得文化学术领域也发生着深刻地变革，“士”阶级逐渐崛起并成为当时社会最活跃的阶层，他们分别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为巩固君主政权建言献策，同时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开展学术讨论，形成了“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孟子正处于“百家争鸣”的鼎盛时期，各个学派在围绕着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探讨的同时也深化了孟子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例如，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生态观点，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道家提出“自然无为”的生态观点，主张人类的活动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要违背自然法则；墨家提出“节用”、“非攻”等观点，要求人们要过节俭的物质生活，反对奢侈浪费的行为，“非攻”的观点则进一步指向战争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些观点无疑将会为孟子生态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丰厚的文化土壤，孟子也正是在批判和吸收各学派观点的基础上才使得其生态观具有高度的生态智慧和实践意义。
3. 孟子生态观的主要内容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孟子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生态观主要从尊重自然、取之有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三个方面展开。
3.1. 尊重自然
孟子的生态观是以尊重自然为逻辑起点而具体展开的，这也集中体现了他对“天人关系”的深刻认知。孟子认为：“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2]天如此的高，星辰如此的远，倘若能推求到其中的规律，即使是千年以后的冬至，也可以安坐在家中推算出来。在孟子看来，“天”就是自然之天，自然运行的规律和法则不受人类活动干预，但是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并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使自然为人们生产生活服务。孟子主张人们在进行生产活动时要尊重自然规律，避免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并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孟子还进一步将“尊重自然”和“道德修养”联系起来，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2]的个人实践路径，他认为人要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本心，以此领悟到自己的本性，最终实现对天命的认识，这种通过个人道德修养来实现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方式本质上是引导人们在开发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以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对待山川、草木、鸟兽等自然万物，进而实现儒家对“天人合一”目标的崇高追求。
3.2. 取之有度
孟子主张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自然时要以“取之有度”为原则，避免过度索取自然资源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他提出了“不违农时”、“数罟不⼊洿池”和“斧⽄以时⼊⼭林”等一系列的科学措施，这些实践措施也分别对应了战国时期农业生产、渔业生产和林业生产所出现的问题。在农业生产活动方面，孟子提出了“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2]的论述，他认为农作物的耕作和收获要依据季节进行，以及国家不要妨碍农民正常生产活动，这样老百姓就会有吃不尽的粮食。孟子“不违农时”的观点与其“仁政”思想紧密相连，试想如果农业生产违背自然规律不仅会使土地难以得到正常休养，而且还会使粮食减产，最终将会造成百姓流离失所、国家衰弱的局面，这样的现象是孟子极不愿意看到的。在渔业生产活动方面，孟子提出了“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2]的论述，他认为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在池塘里捕捞，那么鱼鳖等水产品就会多得吃不完。孟子极力地反对“竭泽而渔”的过度捕捞行为，他认为渔业生产要做到“取”与“养”相结合，主张要保护幼小的水生物，使这些幼小的水生物能够正常地成长繁殖，这一方面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证渔业生产活动的稳定繁荣。在林业生产活动方面，孟子提出了“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2]的论述，他认为砍伐树木要遵循一定的时节，那么木材就会多得用不尽。在战国时期，人们对木材的需求日益增加，甚至出现了乱砍滥伐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与战争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有关，使得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孟子认为森林的再生能力是十分缓慢的，一棵树木从幼苗到成材甚至需要十多年的时间，因此，他主张林业生产活动要做到“采”与“育”相结合，既要保障人类对木材的合理需求，又要维持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再生。孟子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环境承载力是有限的，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却是无限的，人类要想实现长远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给自然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具有高度的生态智慧。
3.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尊重自然”、“取之有度”的生态实践原则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追求。在孟子看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人因自然而生，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界又因人实践活动而成为属人的存在。在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工具的广泛运用使得人们开发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但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促使孟子思考如何在满足人需要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主张天、地、人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统一体，人们要树立保护自然的理念，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获得大自然的馈赠和回报。在孔子“泛爱众而亲仁”思想基础之上，孟子又进一步提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的生态伦理主张，他认为“仁爱”具有等级性，是从爱亲人到爱百姓再到爱自然万物的顺序，孟子认为自然界中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同人类一样都具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都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应该要爱护自然界中万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孟子还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追求进行了描绘，他认为应该达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2]的景象，在五亩大的宅院中种植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织品的衣服，有工夫饲养鸡、狗、猪等家畜，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上肉，这也是孟子“仁政”和“王道”思想的生动体现。
4. 孟子生态观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社会实践表明：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关系，人类只有尊重自然规律，并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获得大自然的馈赠，否则就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先秦儒家孟子的生态观体现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知，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和厚重的文化传统，这对于缓解当代生态环境危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全球生态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4.1. 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
生态兴则文明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大自然给人类提供了阳光、空气、土地、水、食物、燃料等各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得人类能够在自然界中长期生存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要树立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4]。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各类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要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法律政策的“他律”，更需要全社会形成绿色价值观的“自律”。我们要共同行动、共同参与，坚持合理的消费观念，反对因过度消费而对自然资源造成浪费，并逐步形成绿色低碳、节俭适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把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内化为我们每个人的自觉行动，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参与者，都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4.2.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阐明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指南。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不同的。第一个阶段是人们尚未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一味索取自然资源，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第二个阶段是人们开始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生态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第三个阶段是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要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6]也就是说，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绿水青山已然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4.3.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在当今世界，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危机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全球生态系统遭受到的破坏。“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面对全球生态危机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携手应对，共同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守护好人类共同的绿色家园。同时，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也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情、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所要承担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亦是不同的，发达国家要积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多作表率，发展中国家也要承担与其能力相应的责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并立足于自身发展实际提出了“碳中和”、“碳达峰”工作目标，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展现了发展中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与地球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要坚决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而是应该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子孙后代留下绿色家园。
5. 结语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影响人类文明兴衰演变的重要因素，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先秦儒家孟子生态观蕴含着深刻的中华文明生态智慧，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世界各国需要共同携手应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