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近三十年关于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的研究成果，从理论框架的演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进展、现存不足及未来方向三个维度展开批判性评述。研究发现，学习动机的形成受自我决定理论(SDT)、社会文化理论等多维理论的交互影响，个体因素(兴趣、自我效能感、学习策略)与环境因素(家庭、学校、社会)通过复杂机制共同作用于动机水平。现有研究在跨文化适用性、动态演化机制及技术赋能路径方面仍存在显著空白，未来需加强跨学科理论整合、纵向追踪研究及本土化策略创新，以回应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对语言学习动机研究的新需求。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he past three decades concerning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It provides a critical commentary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evolution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progress in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xisting shortcomings along with future directions. The review finds that the formation of learning motivation is interactively influenced by multidimensional theories such as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and Sociocultural Theory. Individual factors (e.g., interest, self-efficacy,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e.g., family, school, society) jointly affect motivation levels through complex mechanisms. Significant gaps remain in existing research regarding cross-cultural applicability, dynamic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and technology-enabled pathways.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longitudinal tracking studies, and innovations in contextualized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new demands for research on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1. 引言
英语学习动机是二语习得领域的核心议题，亦是预测语言学习成效的关键变量(Dörnyei, 2005) [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及教育心理学理论的深化，研究者从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到社会文化视角逐步拓展理论边界，并围绕个体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展开大量实证研究。然而，现有文献对理论整合的探讨不足，且多聚焦欧美文化语境，对强调人际和谐与群体目标的文化情境下动机机制的阐释存在明显局限。此外，数字化技术对学习动机的潜在影响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性梳理与批判性分析，达成以下目标：1) 厘清英语学习动机理论框架的演进脉络，揭示不同学派的解释力与局限；2) 综合评述个体与环境因素的实证研究进展，剖析其交互作用机制；3) 指出现有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化偏差，提出未来研究的整合方向。
2. 理论框架的演进与整合
2.1. 行为主义与认知主义的分野
行为主义学派以Skinner (1953)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为核心，主张外部奖惩是驱动学习行为的根本动力[2]。例如，教师通过即时表扬或成绩奖励强化学生的英语学习行为。然而，该理论过度简化动机机制，忽视学习者的认知能动性(Ryan & Deci, 2000) [3]，且难以解释为何部分学生在缺乏外部激励时仍保持高动机水平。
认知主义学派对此提出修正，阿特金森的成就动机理论强调目标设定对行为的驱动作用，提出个体在“追求成功”与“避免失败”间的权衡影响动机强度。Bandura (1977)进一步提出自我效能感理论[4]，指出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念(如“我能学好英语”)直接影响目标选择与努力程度。这一视角将动机研究从“被动反应”转向“主动认知”，但未能充分解释社会文化环境对认知过程的塑造作用。
期望–价值理论认为动机由个体对任务成功可能性的期望(Expectancy)和对任务价值的评估(Value)共同决定。例如，学生若认为英语学习对职业发展有价值且自身有能力掌握，则动机更强。
2.2. 人本主义与社会文化视角的拓展
人本主义理论(如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强调学习者的内在成长需求，认为自我实现是动机的核心来源(Maslow, 1943) [5]。在英语学习中，学生若感知到语言能力提升带来的自我价值感，则更可能形成持久动机。然而，该理论缺乏对具体教学情境的操作化指导，且忽视外部环境对内在需求的制约。
社会文化理论(Vygotsky, 1978) [6]突破个体视角，提出语言学习本质上是社会互动与文化嵌入的过程。例如，社群支持(如学习小组)与教师脚手架(scaffolding)通过“最近发展区”促进动机内化。该理论尤其适用于解释强调群体目标的文化中家庭与社群的角色，但其对个体差异的阐释力较弱(Lantolf & Thorne, 2006) [7]。在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学生可能因感知到英语对提升社会流动性的工具价值而维持高动机水平(张杰，2012) [8]，这一现象体现了社会文化环境对动机的深层塑造。
2.3. 自我决定理论(SDT)的整合作用
Deci与Ryan (1985) [3]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SDT)整合上述视角，构建“自主性–胜任感–归属感”三元模型：1) 自主性(Autonomy)：学习者感知到对学习目标与过程的控制权；2) 胜任感(Competence)：学习者对自身能力的积极评价；3) 归属感(Relatedness)：学习者与教师、同伴的情感联结。该理论将学习动机划分为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指个体出于对学习内容本身的兴趣而自发投入学习活动，其满足来源于学习过程内部；外部动机则指个体受外部奖励或压力驱动而进行学习，其满足聚焦于学习活动之外的结果。研究表明，受内部动机驱动的学习者通常表现出更高的主动性与持续性。
SDT成为当前动机研究的主导框架，但其在跨文化语境中的适用性仍需进一步探讨。例如，在强调人际联结的文化情境中，“家庭归属感”对动机的驱动作用可能更为突出，而欧美研究则更强调个体自主性的核心地位。
3. 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进展
3.1. 个体因素
1) 兴趣与自我效能感的交互作用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指出，兴趣是语言学习的关键内驱力。对英语文化(如英美文学、影视作品)的浓厚兴趣可显著提升学习投入度。自我效能感则通过“目标设定–努力投入–成功反馈”的循环机制强化动机。例如，学生在口语练习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可提升其“我能说好英语”的信念，进而更积极参与后续学习。然而，横截面研究设计难以捕捉二者的动态交互。研究显示，女生在语言学习中的自我效能感普遍高于男生(朱宁，2023) [9]，这可能与社会化过程中对语言能力的期望差异有关。高中生处于青春期，同伴认同需求可能对学业动机产生影响。杨舒琳和王远芳(2024)研究结果表明，部分高中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呈减退趋势，且男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减退情况比女生更为明显[10]。
2) 学习策略的调节效应
学习策略分为认知策略(如联想记忆、语法归纳)与元认知策略(如计划监控、反思调整)。Oxford的语言学习策略量表(SILL)表明，策略使用频率与动机水平呈正相关。近期研究进一步发现，元认知策略对长期动机的维持作用优于认知策略。例如，学生通过制定周学习计划并定期反思调整，可更有效应对学习瓶颈，避免动机衰退。此外，学生可通过情绪调节(如深呼吸缓解焦虑)维持学习动力，或参与英语角、在线学习社区等通过同伴互动增强归属感(康陆，2024) [11]。
3) 自我效能感
班杜拉提出的自我效能感理论指出，学生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信念会影响其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更积极地设定学习目标并努力实现。例如，在英语表达方面，如果学生认为自己能够清晰流畅地进行英语口语交流，就会更愿意参与课堂口语活动；反之，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可能因害怕犯错而回避开口说英语，导致学习积极性下降。
3.2. 环境因素
1) 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化影响
对中国高中生的研究发现，民主型家庭通过资源支持(如购买英语原版书籍)与自主赋权(如允许学生选择学习内容)与内在动机的提升存在关联；专制型家庭则可能通过外部压力(如成绩要求)导致动机外化，并与焦虑情绪相关。西方研究更关注家庭语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的作用，如双语家庭通过日常英语对话增强语言实用性感知。因此，家长提供英语学习资源(如英语书籍、学习软件)并鼓励孩子用英语交流，可能有助于激发学习兴趣。营造民主开放的家庭氛围，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权，也被认为对维持学习动机具有积极作用。如果家庭中缺乏英语学习的环境支持，可能会影响孩子英语学习的积极性。
2) 学校环境的干预潜力
课堂氛围：任务型教学法(TBLT)通过真实情境任务(如模拟国际会议)增强参与感；而传统讲授式教学若设计不当，可能导致学生陷入被动接受状态，与动机流失存在关联(王笃勤，2011) [12]。
师生互动：教师的支持性反馈(如“你的发音进步很大”)与学生的胜任感提升相关，而批评性反馈则可能削弱自我效能感。教师可根据学生动机特点设计分层任务，如为侧重外部动机的学生提供短期奖励，为内部动机驱动的学生设计探索性项目。
学校的教学资源、师资力量以及班级学习氛围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拥有丰富的英语图书馆资源、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学校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渠道。优秀的英语教师能够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课堂参与度。而班级中积极的英语学习氛围也被认为对动机有促进作用。反之，教学资源匮乏、教师教学方法单一、班级学习氛围沉闷的学校环境可能对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产生不利影响。
3) 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
学生发展的过程受到社会化的深刻影响。某些社会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内容可能对高中生产生影响(于海军，2007) [13]。全球化浪潮扩大了英语的工具价值(如升学、就业)，但过度强调其工具性可能导致学习动机偏离对语言文化内涵的关注。例如，学生为应试而机械背诵词汇，可能忽视语言的文化层面。新媒体(如短视频、社交媒体)的普及可能加剧注意力分散问题，过度使用短视频的学生在英语阅读任务中表现出更低的坚持性。
4. 研究不足与未来方向
4.1. 理论整合的缺失
现有研究分散于心理学、教育学与社会学领域，缺乏跨学科动态模型的建构。例如，SDT在解释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学习动机时，未能充分整合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文化工具”概念(如语言作为文化身份载体)，导致其解释力在某些情境下受限。
4.2. 方法论的局限性
纵向研究的匮乏：多数实证研究依赖横截面数据，难以揭示动机的阶段性变化(如高一至高三的动机波动)。
测量工具的单一性：自陈量表(如问卷调查)易受社会期望偏差影响，未来需结合行为观察、访谈及多模态测量方法(如学习分析数据)进行综合探究。
4.3. 文化敏感性的忽视
现有策略研究多基于欧美个体主义文化背景，而在强调人际和谐与群体目标的文化情境中，家庭与社群的角色需进一步探讨。例如，中国学生的“面子意识”可能对课堂参与动机产生影响，这一现象在现有文献中关注不足。未来需开发更具文化适切性的测量工具，并深入考察特定文化价值观(如家庭期望)如何通过复杂路径影响学习动机。
4.4. 人工智能与学习分析技术为动机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自适应学习系统：通过算法识别学生的动机低谷并提供个性化干预(如推送兴趣相关阅读材料)；学习分析技术：利用行为数据实时监测学习投入度，动态调整教学策略。
5. 结论
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研究历经行为主义的外部驱动范式、认知主义的内部认知范式，发展至社会文化视角的交互整合范式，理论深度与实践相关性逐步增强。自我决定理论(SDT)作为当前主导框架，为理解动机的内在结构提供了有力工具，但其在跨文化应用中的边界与适应性仍需深入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在动态演化机制及技术赋能路径方面仍存在显著不足。未来研究需突破静态分析框架，结合动态系统理论揭示动机演变的非线性特征；同时加强跨学科合作，开发文化适切性的测量工具，并探索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干预策略。唯有如此，方能全面回应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对语言学习动机研究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