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湿地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数据说明，过去三十年来全球湿地面积减少达35%，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开发是关键行为因素，土地开发行为致使湿地生态系统严重受损，引发了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气候调节功能削弱等一系列严重反应，使得湿地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显突出。大家知道，湿地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可以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发挥着关键的生态服务功能(Mitsch & Gosselink, 2007)。湿地也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关键传承者，能够承载地方特色和历史记忆。湿地作为人类关键的情感纽带，见证人类与自然的长久交互作用，承载着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深厚情感，其包含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地方文化认同的核心基础(Lowenthal, 2019)。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湿地中的古桥、祠堂和水埠犹如充满故事色彩的史书，见证了湿地的发展历史，以实物形态呈现了往昔的建筑风貌、生产技艺以及社会景象，让后人可从中窥探历史的发展进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渔歌、民间传说、龙舟竞渡等恰似无形的情感纽带，这种口口相传或特定活动的延续，蕴含着祖先的智慧、情感和精神。这些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补充，各有魅力，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在我国，湿地保护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战略以及浙江省发展规划密切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强化湿地保护与修复”，《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首次将文化传承纳入湿地保护目标。浙江省作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一直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浙江省生态海岸带建设行动方案》中强调“保护湿地文化遗产，打造人水和谐典范”。然而，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城市建设用地需求急剧增加，众多湿地被纳入城市发展版图，而城市扩张大多时候均伴随着湿地传统功能的改变、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消失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记忆的消逝。在此背景下，温州三垟湿地从传统的农耕渔业区向域现代化城市生态公园转变过程中，就面临着湿地记忆留存与重构的严峻挑战，这一现象在我国城市湿地发展中也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文献调研发现，前人关于湿地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仍存在明显局限。第一，研究重心过于关注物质遗产的静态保护，忽略了文化记忆的动态激活机制。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Assmann (1995)强调记忆需凭借实践持续激活，然而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湿地生态功能的静态评估，忽视了记忆在功能转型中的动态重构机制，导致研究难以回应“如何通过记忆激活来维系湿地的文化生命力”的核心问题。第二，文化记忆的缺失与生态文化研究的脱节。现有的研究多将重点放在湿地的经济价值上，缺乏对湿地文化记忆的系统性梳理与深度剖析。例如，Mitsch & Gosselink (2007)在湿地生态服务功能的研究中，虽然提及湿地对生物多样性的维护，但并未深入探讨湿地在文化记忆和地方认同中的作用。第三，方法论的单一与实证分析的缺失。前人多采用定性描述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缺乏定量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导致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普适性不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2020)的报告虽然提供了全球湿地保护的宏观视角，但对湿地文化记忆的保护策略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研究局限，使得湿地文化记忆在城市化进展中逐渐断裂。因此深入研究三垟湿地记忆的留存与重构问题，对于揭示城市扩张与湿地文化记忆保护之间的内在矛盾，解决我国城市湿地共性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环境心理学中“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核心理论，为解析三垟湿地记忆留存与重构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成熟的理论框架，且地方认同、场所依恋、环境可供性等经典理论已成熟应用于解析空间变迁与个体心理的关联(庄春萍，张建新，2011)。其中，作为个体与湿地空间建立情感联结的核心纽带，其形成与价值感知密切相关。谭钤才，刘慧悦(2025)以恩施土司城为案例的研究表明，游客价值感知由名号效应、建筑功能价值、文化价值等多维度构成，且通过精神体验路径生成地方认同。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湿地场景——三垟湿地的“基塘农业”“龙舟竞渡”等文化载体承载着独特的生产与精神价值，其感知缺失会直接导致认同断裂，为本研究解析代际记忆差异提供了理论支撑。场所依恋则是人与湿地形成深度情感联结的关键，野性感知对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刘梦瑶(2021)以武汉市东湖、金银湖湿地公园为案例的研究发现，野性感知包含植物特性、动物特性、非视觉感知等七个维度，且可通过恢复性知觉的中介作用强化场所依恋。这一结论为解析三垟湿地记忆流失的情感根源提供了实证依据：随着城市化推进，三垟湿地从传统农耕空间转向规整化生态公园，自然野性的弱化与传统生产场景的消失，直接削弱了个体对该湿地的野性感知维度，进而瓦解了基于野性感知与生产记忆形成的场所依恋——例如老一代居民因怀念“蛙鸣稻香”的野性场景、“肩挑手提”的生产记忆，对湿地仍有较强依恋；而年轻一代因未经历该场景，难以形成深度场所依恋，最终导致记忆的代际断层。此外，环境可供性理论(即湿地环境满足个体需求的潜在属性)为探讨三垟湿地功能转型与记忆重构的路径提供了核心逻辑，且“织补理论”为可供性重构提供了实践方向。崔亚飞等(2023)在甘曲湿地生态修复研究中提出，通过水系、植物群落、步道等要素的织补，可重塑湿地的生态与文化功能，恢复“生计–社交–生态”多元可供性。这一发现揭示了湿地可供性重构的核心路径，构成本研究分析三垟湿地功能转型与记忆断裂的逻辑起点。
基于上述背景分析，本研究引入环境心理学研究视角，聚焦温州市三垟湿地现状，试图挖掘城市扩张中记忆变迁的心理机制，以期深入探索记忆留存与结构重建的可行路径，为城市湿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 温州三垟湿地功能演变的历史脉络与现代转型
2.1. 历史功能：农耕渔业与地方认同的物质载体
三垟湿地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其历史可追溯至宋代。据《温州地方文化研究丛书》记载，宋代起三垟湿地就形成了完备的农耕渔业生产体系，湿地内河道交错，构成天然灌溉与交通网络，为居民依水居住、安心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优越条件。当地居民因地制宜，巧妙借助湿地资源，发展出“基塘农业”模式(见表1)，在塘基上种植瓯柑、菱角等特色农产品，同时在河道中进行渔业捕捞，形成“种植–养殖–分解”的生态循环系统(温州地方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2015)。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契合了当地居民生活需求，更构建了“生态–生产–文化”协同的三维系统：生态维度上，维持湿地的生物多样性；生产维度上，满足居民粮食与经济需求；文化维度上，通过“春种、夏渔、秋收”的季节性实践，固化居民与湿地的互动节奏，成为地方认同的物质基础(Proshansky (1978)，转引自庄春萍，张建新(2011))。
Table 1. Agricultural and fishery production in Sanyang wetland (from Wenzhou local culture research series)
表1. 三垟湿地农耕渔业生产情况(源自温州地方文化研究丛书)
农产品种类 |
种植区域 |
渔业捕捞情况 |
瓯柑 |
塘基 |
主要捕捞鱼类有鲫鱼、草鱼等，捕捞工具包括渔网、鱼钩等 |
菱角 |
池塘水面 |
/ |
三垟湿地的“基塘农业”呈现出独特的三维模式。通过池塘、塘基与河道的空间联动，构建了一个生态–生产–文化协同的三维系统(见图1)。在生态循环维度，池塘作为整个系统的核心，为鱼类提供栖息空间；塘基作物(瓯柑、菱角)的残体在分解后成为天然饵料；而河道恰能促进水体交换，形成“种植–养殖–分解”的闭环。在生产协作维度，河道网络连通生产单元，既支撑渔业捕捞，又便利农产品运输，体现了传统农业的空间组织智慧。在文化记忆维度，这一模式衍生出水乡特色的集体劳作和节庆活动，成为地方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三维模式不仅是传统生态智慧的体现，更为现代湿地保护提供了启示：需通过空间修复、活态传承和社区参与的协同，实现生态与文化的双赢。为此，特提出“池塘农业”的三维模式。
从环境心理学视角看，“基塘农业”通过“具身实践–情感联结–身份认同”的路径塑造地方认同：在工具性层面，湿地作为生产资源供给地，构建居民与空间的生存依赖，形成认同的物质根基；在情感层面，邻里互助的农耕场景(如集体采菱、协作捕鱼)通过反复实践升华为集体情感，使湿地成为情感寄托载体；在身份层面，“渔民”“种菱人”等职业标签与湿地进行深度绑定，形成“我与湿地共生”的自我认知(庄春萍，张建新，2011)。
其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龙舟竞渡与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强化这一认同。据地方史志记载，龙舟竞渡在当地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温州史志办公室，2018)。每年端午，各村落的龙舟在湿地河道上竞相追逐，锣鼓喧天，彩旗飘扬，盛况空前。这一活动不仅是一项体育竞技，更是社区情感的凝聚纽带，承载着家族文化的传承重任。村民们通过共同制作龙舟、训练和比赛，增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归属感，传递“同舟共济”的文化精神。从场所依恋理论看，龙舟竞渡作为高频次、强参与度的集体活动，通过“非视觉感知”(如锣鼓声、水声、团队协作的肢体互动)强化个体与湿地的情感联结，符合刘梦瑶(2021)提出的“野性感知通过恢复性知觉强化场所依恋”的研究结论——龙舟竞渡场景中的自然声景与集体互动，能触发个体心理放松与归属感，进而深化场所依恋。
湿地中的古桥、祠堂、水埠头等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与渔歌、民间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空间的场性与时间的流动性中相互编织，共同构成了地方认同的多元维度。古桥作为重要交通要道，连接着村落与农田，它犹如历史的见证者，见证了湿地的发展变迁；祠堂是家族祭祀和议事的核心场所，承载着家族的荣誉和过往历史；水埠头作为日常取水、洗衣的生活空间，留存居民的生活化记忆。这些物质载体与渔歌、民间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空间–时间”双重记忆网络：古桥的物理存在提供记忆的空间线索，渔歌的歌词则激活时间维度的生产记忆，二者共同构建多维度地方认同(古丽扎伯克力等，2011)。
Figure 1. “Pond-based agriculture” model
图1. “基塘农业”模式
2.2. 现代转型：生态保护与文化记忆的博弈
2010年起，随着温州城市空间拓展和规模扩张，三垟湿地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政府启动总投资超50亿元的改造工程，核心目标为“改善生态环境、打造城市生态公园”(温州日报，2010)。改造内容包括拆除违章建筑、修复湿地水系、建设观景栈道与生态博物馆等，湿地功能定位从“农耕渔业生产地”转向“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
经改造，三垟湿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水质从劣V类提升至III类，植被覆盖率大幅提高，生物多样性也逐渐恢复(温州生态环境局，2023)。如今，湿地内的鸟类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吸引了众多鸟类爱好者前来观赏。同时，生态公园的建设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新去处，极大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生活。
然而，这种转型也引发了隐性的文化记忆危机：其一，传统的农耕渔业活动几近停滞，原有的9个行政村经过整合后有部分村民外迁，社区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新闻网，2024)。采菱、捕鱼等技艺面临失传，年轻一代对“基塘农业”的认知仅停留在文字记载；其二，文化场所功能异化，许多承载记忆的场所和活动逐渐消失，一些古桥、祠堂由于缺乏定期的维护和修缮，面临着破损甚至倒塌的风险；其三，民俗活动符号化，龙舟竞渡等传统民俗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力也大不如前，参与人数逐渐减少。
从环境心理学视角看，这种危机本质是“环境可供性的系统性重构”(Gibson (1979)，转引自吴瑶(2023)——湿地的“生产实践可供性”被“休闲消费可供性”取代，导致人与湿地的互动模式从“主动参与”转为“被动感知”(Gibson (1979)，转引自吴瑶(2023))，这种可供性失衡直接导致场所依恋瓦解(Williams & Vaske (2003)，转引自姜宏(2024))。一方面，湿地植物群落的人工规整化、野生动物栖息地缩减，削弱刘梦瑶(2021)所述的“植物特性感知”“动物特性感知”等野性感知维度，通过恢复性知觉中介作用降低场所依恋强度；另一方面，崔亚飞等(2023)强调的“水系–步道–文化”织补缺失，使湿地失去“生计–社交–生态”多元可供性的协同支撑，进一步加剧文化记忆流失。例如，改造后的基塘被封闭为景观池，居民无法通过采菱实践建立功能依赖；河道设置游船航道，禁止渔船进入，原有“捕鱼–交流”的社交场景消失，导致基于功能与社交的场所依恋双重弱化(Williams & Vaske (2003)，转引自姜宏(2024))。
3. 代际认知差异与记忆变迁的心理机制分析
3.1. 老一辈居民的湿地记忆：地方认同的双重建构
从新闻报道对三垟湿地原住民的采访中可以发现，老一辈居民对湿地的记忆呈现“生产实践–情感联结–身份认同”的三维特征，其地方认同构建依赖“工具性依赖”与“情感性依赖”的双重支撑。在工具性层面，“基塘农业”与渔业是生存基础，一位80岁的老人在回忆中提及：“以前湿地里家家户户都有‘河蟆溜儿’(小木船)，出门、采菱、捕鱼全靠划船，那时的河道水清得能看见鱼。邻里间更是不分你我，谁家采菱缺帮手、捕鱼遇难题，大家都会主动搭把手。”这种长期生产实践形成的功能依赖，使湿地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温州新闻网，2023)。这种记忆本质是长期环境互动中形成的地方认同建构过程(Proshansky (1978)，转引自庄春萍，张建新(2011))。
在情感性层面，集体生产场景与民俗活动强化情感联结：一方面，农耕渔业中的互助行为形成“社区共同体”认知，湿地成为“社交互动空间”；另一方面，龙舟竞渡、祠堂祭祀等活动通过“仪式化实践”将个体记忆升华为集体记忆，使湿地成为情感寄托的载体。从心理适应视角看，老一辈居民在长期与湿地的互动中形成稳定的“环境认知图式”，湿地的每一处河道、每一座古桥都与具体生活事件关联，这种“图式–事件”的强绑定使其在湿地功能转型后，因认知图式无法适配新环境而产生心理不适，表现为对“旧湿地”的怀旧与对“新湿地”的疏离。
3.2. 新一代居民的湿地认知：可供性失衡下的认同碎片化
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对年轻游客和居民的报道可知，年轻一代居民对三垟湿地的认知模式呈现出显著的“功能转向”与“记忆断层”特征，地方认同碎片化。在功能认知上，年轻一代将湿地定义为“生态公园”，其“打卡属性”尤为显著——放眼望去，不少年轻人都在为景观栈道、生态荷塘等现代景致拍照，周末更是常有年轻人结伴来放松、露营。但这种“关注”往往集中在当下的“颜值”与体验上，对于湿地承载的历史记忆却鲜少提及。身边一位25岁的朋友就曾说：“这里环境好、适合散心，和朋友来玩很舒服，但要说湿地以前的样子、住过多少人，我确实没了解过，也没特意想过要去问。”这种认知差异源于湿地环境可供性的重构(Gibson (1979)，转引自吴瑶(2023))。
改造后的湿地通过打造网红打卡点、设立文创市集等方式，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可消费的景观符号，强化了“审美体验”“休闲娱乐”的可供性，却几乎消除了“生产实践”“文化参与”的可供性——基塘被改造为封闭景观池，无法体验采菱；龙舟竞渡成为表演项目，而非居民可参与的日常活动。这种可供性失衡导致新一代无法通过具身实践建立与湿地的深度联结，只能形成表层的景观认知。同时，商业化改造将湿地历史转化为可消费的符号，进一步剥离了其与个体的情感关联，导致地方认同呈现碎片化特征(Lowenthal, 2019)。
在记忆传递上，年轻一代的湿地记忆多来自长辈口述与媒体报道，缺乏直接体验，呈现“间接性”与“模糊性”。例如，多数年轻人知道三垟湿地有龙舟竞渡，但未参与过龙舟制作，仅观看过旅游展演；了解瓯柑是当地特产，却未参与过瓯柑种植与采摘。从心理机制看，这一现象符合谭钤才，刘慧悦(2025)提出的“价值感知缺失致认同断裂”规律——年轻一代仅能感知湿地的“生态美学价值”，却无法感知“基塘农业”的功能价值与“龙舟竞渡”的文化价值，导致价值感知维度不完整，难以通过精神体验构建深度地方认同。
从心理适应角度分析，年轻一代在城市文化环境中成长，形成“现代休闲空间”的认知图式，对湿地的“传统生产空间”属性缺乏认知基础，因此在面对改造后的湿地时，虽能适应其休闲功能，却无法建立与湿地历史记忆的联结，表现为“认同浅层化”——仅认同湿地的“景观属性”，不认同其“文化属性”。
3.3. 记忆变迁的深层心理动因
根据地方文化研究和湿地发展记录，记忆变迁的核心是“场所依恋的双维度瓦解”(Williams & Vaske，(2003)，转引自姜宏(2024))，具体表现为三方面机制：
其一，生产方式变革导致功能依赖消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湿地的经济价值已从传统农业生产转向生态旅游开发，原有的“基塘农业”和渔业捕捞等生产生活方式失去了根基(温州地方文化研究中心，2021)。而功能依赖是情感认同的前提，失去生存联结的情感难以持续维系。从心理适应视角看，老一辈居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已形成“湿地 = 生存资源供给地”的稳定认知图式——例如，他们对基塘的每块区域、河道的每条航线都与“播种–采收”的生存行为深度绑定。而生产方式变革彻底打破这一图式，新的“湿地 = 生态观赏空间”认知与原有生存认知产生冲突，且缺乏过渡性适应过程，导致老一辈居民无法通过认知调整实现心理适配，原本基于功能依赖的情感认同失去认知支撑，最终随功能依赖的消失而弱化。
其二，社区重构加剧记忆主体消解。在三垟湿地改造过程中部分村民外迁，打破了原有的社区结构，改变了传统邻里关系和文化交流方式。年轻一代在城市中接受教育和生活，接触到更多的现代文化和观念，这与湿地传统记忆存在显著差异，且由于社区重构导致的记忆传递断层，他们无法通过“代际互动”完成对传统记忆的情感接纳与行为模仿，最终导致对传统湿地文化的认同感和参与感逐渐降低，加速湿地记忆的代际断层。
其三，规划导向忽视文化价值。在“生态优先”政策的导向下，三垟湿地转型改造方案虽系统修复了水体与植被，但文化价值的保护却停留在符号化层面，剥离了“基塘农业”的功能价值与“龙舟竞渡”的文化价值，这与谭钤才，刘慧悦(2025)揭示的“价值感知缺失致认同断裂”规律高度契合。个体对湿地的地方认同构建需要“生态价值–功能价值–文化价值”的协同感知，而规划导向导致的价值感知失衡，使居民与游客仅能接触湿地的表层生态价值，无法通过“生产实践”等行为感知深层文化价值。这种价值供给，超出个体对“湿地价值”的认知与情感承载范围，导致心理适应过程受阻——例如，年轻一代虽能接受湿地的生态景观，却因没有文化价值的情感锚点，难以建立与湿地的稳定心理联结，最终造成地方认同失去认知对象与情感根基。
4. 基于心理联结修复的重构策略探索
4.1. 公众教育：通过具身实践激活场所依恋
公众教育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实践参与–多感官体验–价值感知”的多维路径，来修复个体与湿地的心理联结，激活场所依恋。三垟湿地已开展的“小小菱农”亲子自然教育活动(温州生态园管委会，2023)是典型案例：活动通过菱角课堂(认知学习)、水上采菱(亲身实践)、剥菱角趣味赛(互动体验)、菱角美食制作(味觉刺激)四个环节，让参与者沉浸式体验“基塘农业”文化。2022~2023年累计吸引2000组家庭参与，儿童参与者占比超九成，可切实通过采菱活动了解湿地以前的生产方式。从环境心理学视角看，这类活动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具身实践修复场所依恋的功能基础(Williams & Vaske (2003)，转引自姜宏(2024))。
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优化这一活动，可进一步强化“野性感知”与“功能依赖”：在生态维度，增加“湿地生物观察”环节，引导参与者识别湿地原生植物(如菱角、芦苇)与鱼类，强化“植物特性感知”“动物特性感知”(刘梦瑶，2021)；在生产维度，设置“基塘种植”体验区，让参与者种植瓯柑幼苗，通过长期养护建立“功能依赖”；在文化维度，邀请老一辈居民担任导师，现场讲述湿地历史和采菱故事，将实践体验与记忆传递结合。这种多维度设计既通过具身实践恢复湿地的“生产可供性”，又通过多感官体验强化恢复性知觉，最终激活场所依恋。
针对龙舟竞渡，可开展“龙舟文化”公众教育活动。通过技艺传承、团队训练和社区竞渡三个阶段，来增强居民对湿地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邀请龙舟制作匠人传授技艺，组织居民制作龙舟，开展龙舟训练，最终举办社区间的小型竞渡比赛。这一活动将龙舟竞渡从“展演项目”回归“社区活动”，降低了参与门槛，通过“具身实践”与“集体协作”强化社交联结，符合崔亚飞等(2023)“社交可供性修复”的研究结论，同时通过集体活动激活集体记忆，深化场所依恋。
4.2. 艺术创作：构建记忆传递的符号载体
艺术创作的核心价值是构建“记忆锚点”，当实体记忆载体消失时，可通过艺术符号传递文化记忆，为个体提供认知线索(Lowenthal, 2019)。三垟湿地可从三个维度推进艺术创作：
其一，静态艺术创作锚定“物质记忆载体”。静态艺术创作聚焦于具象化的呈现，因此可邀请画家以“湿地历史场景”为主题创作油画或水彩作品，用画笔勾勒出往日的生产场景；摄影师可拍摄湿地改造后的新风貌，与昔日场景进行对比，直观呈现物质载体的变迁轨迹；雕塑创作可选取“河蟆溜儿(小木船)”“菱角”等核心元素，在湿地步道旁设置互动雕塑，如可触摸的“渔网雕塑”，让参与者通过触觉感知强化记忆。
其二，动态艺术创作激活“非物质记忆”。动态艺术创作以“场景化演绎”为路径，通过多感官互动激活渔歌、民俗等非物质记忆。一方面，可结合湿地河道特色，编排“渔歌水上实景剧”，邀请当地渔民参与表演，将渔歌、民间传说融入剧情，通过“声景 + 场景”的方式激活非物质文化记忆；另一方面，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开发“湿地记忆体验项目”，构建“基塘农业”“端午龙舟竞渡”等虚拟场景，参与者通过VR设备“沉浸式”体验传统场景，弥补年轻一代的直接体验缺失。Doerr (2020)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可突破时空限制，为记忆传递提供新路径，VR体验项目能帮助年轻一代建立“间接体验记忆”，为地方认同构建奠定基础。
其三，社区艺术创作凝聚“集体记忆”。社区艺术创作通过组织集体活动，强化湿地记忆的“社区归属感”。例如组织居民开展“湿地记忆拼贴画”活动，邀请老居民提供旧照片、老物件，年轻居民通过绘画、手工等方式将这些记忆元素拼贴成集体作品，最终在社区广场展示。这一过程不仅是记忆传递的过程，更是社区互动、凝聚共识的过程，能强化“社区共同体”认知，修复因居民外迁而弱化的社交联结。
4.3. 政府决策：构建地方认同的长效培育机制
政府决策需从“空间保护–社区参与–教育传承”三个维度入手，通过制度保障构建记忆留存与认同培育的长效机制，将环境心理学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工具：
在空间保护维度，落实“文化可供性修复”(崔亚飞等，2023)，将“记忆保护”纳入湿地规划专项章节(参考《温州三垟湿地保护与利用规划(2020~2035)》)：划定“湿地记忆核心区”，保留部分原始基塘，恢复其“生产可供性”，允许居民在指定区域开展采菱、捕鱼等传统活动；修复古桥、祠堂等物质载体时，不仅修复建筑本体，更恢复其原有功能，如古桥开放步行通行，祠堂定期举办社区祭祀活动，保留湿地的“历史可供性”，为地方认同提供稳定的空间锚点(Proshansky (1978)，转引自庄春萍，张建新(2011))。
在社区参与维度，构建“自下而上”的治理机制：设立“湿地文化议事会”，吸纳老居民、社区工作者、文化学者、年轻居民代表参与，共同制定记忆传承活动方案，避免活动流于形式；设立社区专项资金以支持民众组织开展湿地文化传承活动，促进湿地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建立“湿地记忆档案库”，由居民自主捐赠老物件、口述记忆，强化社区归属感，使湿地文化真正扎根于社区。
在教育传承维度，推动“湿地文化融入地方教育体系”：在温州市中小学课程中增设“湿地文化”专题模块，小学阶段通过“实地观察”培养认知，初中阶段通过“湿地历史研究”“民俗调查”深化理解，高中阶段通过“湿地保护设计”培养实践能力。让青少年了解三垟湿地的历史文化和生态价值，从小树立保护湿地的意识，建立对本土文化的情感联结，为湿地文化的传承培养后备力量。
温州市政府已提出“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的湿地保护理念，要加快走出一条“在保护中开发建设，在开发建设中更好保护”的新路子(郑序，2023)，后续政策需进一步强化“文化优先”与“生态优先”的同等权重，通过制度设计将“心理联结修复”纳入湿地保护评估指标，例如将“居民场所依恋强度”“代际记忆传递效率”作为评估湿地保护成效的核心指标，确保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协同推进。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本研究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以温州三垟湿地为对象，通过梳理城市扩张背景下湿地功能转型历程发现，城市扩张推动湿地的功能从传统农耕渔业功能转向现代生态休闲，这一转型的本质是“环境可供性”的重构——原“生产实践可供性”(如基塘种植、渔业捕捞的空间与资源支撑)被“休闲消费可供性”(如景观观赏、网红打卡场景)所取代。这一重构直接导致居民与湿地互动模式从“主动参与”变为“被动感知”，进而瓦解场所依恋，引发了代际记忆差异与文化传承危机。具体而言，老一辈保持“工具性依赖–情感联结–身份认同”的完整地方认同体系，而年轻一代因缺乏生产体验，仅能通过表层景观认知湿地，认同呈碎片化，从而构成了文化传承的新的心理危机。
现有湿地记忆研究的核心理论争议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在记忆保护与生态保护的“价值排序”争议上，三垟湿地水质从劣V类提升至III类，为所有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基础环境，这契合了Mitsch & Gosselink (2007)所强调的生态功能的核心地位。同时，在生态质量显著改善的背景下，采菱技艺失传、龙舟竞渡符号化等现象，又强有力地印证了Lowenthal (2019)的论断——文化记忆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若不加干预，生态修复本身无法阻止其流失。本研究倡议的推进在于，通过案例揭示二者存在“双向支撑”关系：例如，参与基塘农业体验的居民，在建立文化认同的同时，对湿地生态保护也可以表现出更高的关注度。这突破“生态优先”或“文化优先”的二元对立，二者应被视为协同共生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价值排序问题。
在记忆传递的“载体依赖”争议上，部分研究视基塘、古桥等实体载体为记忆传递核心，这在本研究老一辈居民记忆中体现明显——访谈中80岁居民对“河蟆溜儿(小木船)”“水埠头”的回忆均以实体空间为锚点，实体载体消失直接导致了相关记忆的断裂。而Doerr (2020)“符号载体可拓展记忆传递路径的”理论，也在本研究结果中得到实证：针对年轻一代缺乏切身体验的问题，艺术创作、VR技术等符号载体可激活非物质记忆。且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实体与符号载体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融合——如在修复后的古桥旁设“渔网互动雕塑”(符号)，古桥唤醒老一辈记忆，雕塑帮助年轻一代感知传统工具，丰富了记忆传递载体的理论内涵。
在代际记忆断裂是否“不可逆转”争议上，本研究的实践案例为“可修复论”提供了乐观的证据。三垟湿地“小小菱农”等教育活动的成效表明，通过精心设计以恢复“生产可供性”和“社交可供性”为核心的具身实践，能够有效地帮助年轻一代重建与湿地历史文化的联结。这一发现与谭钤才，刘慧悦(2025)提出的“实践体验可重建代际记忆联结”的结论遥相呼应。可见，本研究的贡献在于，从环境心理学视角明确了其内在机制：修复代际记忆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知识的传递，更在于通过环境可供性的有意设计，为年轻一代创造能够产生功能依赖感知与情感互动的行为情境，从而将间接的“知识”转化为直接的“体验”，最终实现地方认同的深层构建。
需注意的是，本研究结论存在适用边界，需结合国内典型案例比较进一步厘清：其一，案例单一性与经济背景局限。三垟湿地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不仅能支撑超50亿元的改造工程，且地方对“水乡文化保护”的政策倾斜度较高，这与贵阳百花湖湿地“资金短缺、文化保护优先级低”的现实条件差异显著(斟北斗，2023)。其二，文化类型的特殊性局限。三垟湿地的“基塘农业”“龙舟竞渡”是江南水乡农耕文化的典型载体，与北京野鸭湖“草原放牧文化”、沈阳卧龙湖“冰雪渔猎文化”不同(周学芳，2025)，水乡特色策略无法直接适配。
从国内案例比较来看，本研究“可供性修复–实践激活”的核心逻辑，与杭州西溪湿地、武汉东湖湿地等具有传统生产文化基底的湿地，存在显著共性适配性：杭州西溪湿地在转型中保留“桑基鱼塘”景观符号，通过“渔夫体验”“蚕桑文化课堂”等活动恢复生产可供性(钱志冲，柯宗，2025)，有效维系了“渔樵文化”记忆；武汉东湖湿地依托原有“渔猎传统”，复原“湖边垂钓”“芦苇收割”等场景(长江日报，2025)，让年轻一代通过实践感知湿地历史。这些案例均印证了“生产可供性恢复对文化认同的支撑作用”，说明当湿地具有明确的传统生产文化基底，且转型目标包含“生态 + 文化”双目标时，本研究的“实践体验 + 符号传递 + 制度保障”策略具有普适参考性。而一些中西部欠发达湿地可通过“老照片展”“渔民故事会”等低成本活动传递记忆；北方湿地可围绕“冬捕”“冰雕”设计体验，无需照搬水乡模式；纯生态导向湿地则可聚焦“生态认知”，弱化文化记忆重构。
综上，本研究认为，应根据国内湿地“经济基础、文化类型、功能定位”考量调整：核心为保留“修复人与湿地心理联结”的底层逻辑，而非照搬已有具体措施。
5.2. 结论
通过对温州三垟湿地的质性分析，结合国内城市湿地案例比较，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城市扩张导致湿地功能转型与环境可供性重构，引发场所依恋的瓦解与地方认同的碎片化，最终形成代际记忆认知差异与传承危机。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文化失传，而是“功能依赖消失–情感联结弱化–身份认同瓦解”的连锁反应，该机制对我国东部沿海、长三角等具有传统生产文化基底，且被纳入城市扩张核心区的城市湿地，具有较强解释力，但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湿地、北方文化特质型湿地、纯自然生态导向湿地，需结合具体场景调整分析维度，验证了环境心理学理论在特定类型国内城市湿地研究中的适用性。
湿地记忆重构的核心路径是修复人与湿地的心理联结，需通过公众教育、艺术创作、政府决策的多元协同策略实现这一目标。公众教育通过具身实践激活场所依恋，艺术创作通过符号载体传递记忆，政府决策通过制度保障培育认同，三者形成“实践–传递–保障”的闭环系统。这一路径在国内城市湿地中，尤其适用于“经济基础较好、文化类型为生产性文化、政策兼顾生态与文化”的场景，如杭州西溪湿地“桑基鱼塘体验”、温州三垟湿地“小小菱农”活动均验证了其有效性；若不满足上述条件，则需简化策略形式(如经济欠发达地区降低活动成本等)，但“心理联结修复”的核心逻辑保持不变。
湿地记忆的留存与重构不仅是维护文化保护，更是湿地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与心理价值协同实现的过程，这一结论在国内城市湿地保护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价值协同的优先级需结合湿地类型调整：城市核心区湿地优先平衡“生态休闲与文化保护”，远郊区湿地优先强化“生态与心理价值”联结，纯生态导向湿地聚焦“生态与心理价值”协同，三者协同才能实现国内城市湿地可持续发展，增强居民城市归属感与本土认同。
5.3. 理论贡献
5.3.1. 理论构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构建了“环境心理学–湿地记忆”的跨学科分析框架：其一，揭示了湿地记忆断裂的心理本质。这并非单纯的文化失传，而是“环境可供性重构–功能依赖消失–情感认同弱化–地方认同瓦解”的连锁反应，拓展了文化地理学对记忆变迁机制的认知；其二，将地方认同、场所依恋理论拓展至“国内动态转型湿地空间”，为长三角、珠三角相似文化区域湿地研究提供范本；其三，提出了记忆重构的心理路径，即通过“可供性修复–实践激活–认同培育”的逻辑链，实现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协同，同时结合国内区域差异明确该路径的适配条件，完善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湿地保护理论体系。
5.3.2. 实践价值
本研究提出的重构策略，针对国内城市湿地的多样性特征提供了差异化参考：一方面，策略已在三垟湿地、西溪湿地等案例中取得成效，如三垟湿地菱角文化节带动旅游收入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基塘文化”的有效传播，验证了“生态–文化–经济”共赢的可行性；另一方面，策略充分考虑国内区域经济差异与文化多样性，针对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北方特色文化区域，分别提供了“高投入全链条”“低成本社区化”的调整思路，避免了“一刀切”的政策误区。同时，策略聚焦代际差异，针对老一辈的情感怀旧与年轻一代的体验缺失设计差异化活动，为解决国内城市湿地“代际记忆断层”的共性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本土化方案”。
6. 未来展望
综上，地方认同、场所依恋、环境可供性理论从不同维度为解析湿地记忆的形成、断裂与重构提供了理论透镜，为弥补以往研究的缺口提供了关键理论工具。温州三垟湿地的实践表明，在城市扩张进程中，湿地记忆并非必然随功能转型而消逝，通过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可供性修复–实践激活–认同培育”路径，能够实现湿地记忆的留存与重构。这一过程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更是增强居民城市归属感、促进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协同发展的关键，为城市湿地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行思路。
而这一过程需要政府、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在创新社会治理中构建“生态–文化–心理”协同的保护体系。政府层面应强化“文化”与“生态”的同等权重，在湿地规划中增设“记忆保护专项章节”——例如在修复水系、植被等生态要素时，同步明确古桥、祠堂等文化载体的修复标准，避免文化保护沦为生态修复的附属。社区需发挥“记忆中介”的纽带作用，可组建“湿地文化议事会”，吸纳老居民、社区工作者、文化学者参与，共同制定记忆传承活动方案，避免活动流于形式。居民需实现从“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参与者”的角色转变，老一辈通过“师徒结对”向年轻一代传授采菱、捕鱼等传统技艺，将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传承；年轻居民可依托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传播湿地文化，让传统记忆与现代传播语境结合，扩大文化影响力。
温州三垟湿地的研究启示我们，城市扩张中湿地记忆的留存与重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既需要尊重自然本底，科学规划城市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双赢；也需要重视文化传承，唤醒人们对湿地的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不仅留存了城市扩张下的湿地记忆，更重构了这片绿色空间的文化与生态价值。“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是项宏大工程，“美丽中国”的建设任重道远，期待本研究能为未来城市规划提供有益借鉴，让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让湿地记忆在时代发展中永续传承。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研究主要围绕三垟湿地展开，该湿地在地域文化、城市发展阶段等方面具有独特性，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尚需在更多不同类型的城市湿地案例中进一步验证；另一方面，研究以质性分析为主，对代际记忆认知差异、场所依恋程度等缺乏量化测量，未能更精准地揭示记忆变迁的细微特征。未来研究可从多方面展开：一是开展跨区域多案例比较研究，分析不同湿地记忆留存与重构的共性与差异，提炼普适性规律；二是引入“质性 + 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增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三是融合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深入探究经济社会因素对湿地记忆变迁的影响，丰富研究维度，为湿地保护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课题“高校心理健康管理者的胜任特征及其培养模式”(编号：GX25A012)、浙江省(2021)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新兴(交叉)学科重大课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风险感知、行为规律及对策研究”(编号：21XXJC04ZD)、温州大学生态文明与环境治理实验室、温州大学“一点灵心理服务平台温州模式发展研究”(编号：2022-071)的研究成果。
NOTES
*共同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