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与农村普惠金融分别作为拉动农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破解农村金融抑制的关键手段，二者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数商兴农”工程的深入推进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农村电商已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1]。然而，农村电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金融供给不足、主体能力薄弱、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多重挑战[2]。
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扩大覆盖广度、深化使用深度、提升数字化水平，显著降低了农村电商主体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3]。例如，鄢姣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信息获取、提升社会信任和增强风险承担意愿，有效促进了农民工群体的创业行为，其中包括电商创业[4]。另一方面，农村电商的发展也反向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渗透与创新。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地区农产品供应链整合，同时农村电商发展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产品供应链的整合效能形成了“电商–金融–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5]。
在实践层面，典型案例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二者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路径。刘铭政等以宁都县茶产业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不仅各自对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二者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协同效应，其交互作用进一步推动了产业升级与价值链延伸[6]。
尽管现有成果丰硕，但多数研究侧重于实证检验与局部案例分析，从“机制–挑战–路径”整体框架出发的非实证研究尚显不足。基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多维理论框架，系统剖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影响机制，识别当前协同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进提供理论参考。
2. 理论基础
2.1. 金融排斥理论
该理论揭示了传统金融体系由于信息不对称、高交易成本等原因，会系统性排斥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其中两个重要原因有地域排斥即金融机构在农村或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低，导致这些地区的居民难以获得金融服务，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即某些群体可能由于缺乏金融知识或对金融服务的不信任而主动回避使用金融服务。这解释了农村地区为何存在金融抑制，以及发展普惠金融的必要性，揭示了由于地理区位偏远、人口密度低、信息高度不对称以及缺乏合格抵押物等原因，农村地区的小微企业与个体农户被系统性排除在正规金融服务之外的现象。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最初被视为对传统金融排斥的终结性方案。数字技术通过无物理网点的服务模式、基于大数据的风控模型以及低边际成本的服务特性，理论上能够有效克服地理障碍、降低服务门槛，从而实现金融服务的“普”与“惠”。然而，实践的深入揭示了数字技术在缓解传统排斥的同时，也可能催生新的、更为隐蔽的排斥形式，即“技术性排斥”或“数据壁垒与算法歧视”。技术性排斥指部分农村中老年群体或因数字素养不足，无法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与复杂APP等数字金融载体，从而被排除在数字金融服务之外。这并非出于金融机构的主观意愿，而是由技术使用能力差异导致的“使用鸿沟”；数据壁垒与算法歧视指数字风控模型高度依赖数据。对于缺乏数字足迹(如线上交易记录、社交数据)的“信用白户”农户，算法可能因其“数据匮乏”而无法做出准确的信用评估，从而导致其无法获得服务，形成“数据驱动的排斥”。此外，算法模型若在训练数据中隐含了对于特定区域或群体的偏见，则可能系统性低估其信用，产生“算法歧视”，这实质上是传统排斥在数字空间的再现与强化[7]。
2.2. 长尾理论
该理论指出，网络技术使得服务大量小众、零散需求变得经济可行。农村电商和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正是传统市场和金融体系中的“长尾”部分[8]，该理论支撑了数字技术如何赋能普惠金融并服务于分散的农村电商主体的逻辑。
然而，在现实运营中，长尾理论的实现面临两大挑战，首先尽管互联网理论上可以陈列无限多的商品，但用户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电商平台的流量分配机制往往倾向于向已有一定销量和好评的头部商家倾斜，这使得身处“长尾”末端的新兴农村电商难以获得有效地曝光，陷入“有店无流量”的困境。其次虽然数字技术降低了单个客户的服务成本，但当客户极度分散且单笔交易额极小时，物流、售后及信贷管理的综合成本依然构成商业可持续性的挑战。普惠金融需要不断创新，如通过与合作社、供应链核心企业合作来聚合需求、降低风险，才能确保对“长尾”市场的服务是可持续的。所以农村电商与普惠金融的成功，不仅在于技术使得服务“长尾”成为可能，更在于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解决“长尾”市场中的“注意力”与“成本”两大核心约束。
2.3. 交易成本理论
普惠金融，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简化流程、线上操作，极大地降低了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9]。同时，电商平台也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该理论有助于分析普惠金融如何通过提升效率来促进电商活动。
数字技术的引入，将交易成本的降低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并催生了新的信任构建范式，即从“抵押信任”到“数据信任”：传统金融依赖抵押物和财务报表来建立信任、降低风险，这在农村地区恰恰是短板。数字普惠金融则通过分析电商交易流水、物流信息、社交网络等“数字足迹”，将无形的数据转化为有形的信用资产，实现了风控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极大地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成本。
其中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搜寻与信息成本的骤降，移动互联网使农户能随时随地通过手机APP搜寻和比较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则能通过电商平台、支付流水等渠道低成本获取海量、实时、真实的客户经营与信用数据，极大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其次是谈判与决策成本的智能化，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自动化风控模型，能够瞬间完成信贷审批，替代了传统模式下漫长的人工审核与谈判过程。电子合同、数字签名等技术则简化了签约流程，将决策成本降至极低。最后是监督与执行成本的动态化，传统贷后依赖于客户经理的定期走访，成本高昂。数字普惠金融则通过监控商户的实时交易流水、物流信息等“数字足迹”进行动态风险预警。一旦发现交易异常或流水中断，系统可自动触发预警甚至冻结额度，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地持续监督。
然而，这种“数据信任”范式也带来了新问题。掌控大量数据的平台可能形成“数据垄断”，使得农户和中小金融机构在数据获取上处于劣势，反而可能推高交易成本。同时，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这些成本如何分配，是否会转嫁给农村电商主体，是一个亟待关注的风险。
3. 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农村普惠金融并非单一的服务，而是一个涵盖信贷、支付、保险、信用体系建设等多维度的金融服务生态系统。通过构建系统的理论框架，深入剖析这一生态系统如何通过以下四大核心机制，破解农村电商发展的瓶颈，赋能其从初创、生存到壮大的全生命周期。
3.1. 资本形成机制：破解初创与运营的资金约束
基于金融约束理论，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配给，改善了农村电商主体的资本要素可获得性，直接提升了其创业概率和经营稳定性。资金是经济活动的血液，对于农村电商主体而言，资本约束是最直接的障碍。普惠金融的资本形成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启动资本供给，传统金融机构因风险高、成本效益低，往往不愿向缺乏抵押物和信用记录的潜在电商创业者提供贷款。普惠金融通过创新小额信用贷款、创业担保贷款等产品，为返乡青年、普通农户等主体提供关键的“第一桶金”，用于购买电脑、摄影设备、开通网店、进行初始库存采购等，将创业想法转化为现实。第二是保障平滑运转，电商运营具有“短、频、急”的资金需求特点，如季节性备货、参加平台促销活动、支付物流费用、进行广告推广等。普惠金融提供的循环额度贷款、订单融资等灵活信贷产品，能够有效满足这些短期、高频的流动资金需求，避免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的经营中断，最后是扩大再生产支持：助力规模跃升。当电商经营步入正轨后，主体会产生扩大规模的需求，如建设或租赁仓库、升级包装设备、组建团队、开发新产品等。此时，普惠金融体系中的小微企业成长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等，能够为其提供中长期的资本支持，实现从“小作坊”到“小企业”的跨越[10]。
3.2. 支付结算机制：构建便捷高效的交易环境
根据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理论，普惠支付工具显著降低了市场交易中的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监督执行成本，使得农村电商这种依托远程信任的交易模式成为可能。支付是电商交易闭环的核心。普惠金融的支付结算机制，为农村电商提供了安全、便捷、低成本的金融基础设施。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以下途径降低农村电商经营成本：首先是数字支付普及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效率。移动支付(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普惠支付工具的广泛覆盖，使得偏远地区的买卖双方可以瞬间完成资金划转，彻底摆脱了对物理网点、现金交易的依赖[11]。这极大地降低了交易的时间成本、安全成本和信任成本，是农村电商得以蓬勃发展的技术基石。其次是金融服务下沉，打通了“最后一公里”。普惠金融通过在农村地区设立便民金融服务点、助农取款点，并与电商服务站相结合，实现了支付、转账、缴费、取现等基础金融服务的下沉。这不仅方便了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群体参与电商，更构成了农村数字商业生态的物理节点。第三是资金流与信息流整合，数字支付产生的交易流水，本身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数字足迹”。这些数据可以帮助电商主体更好地管理账目、分析经营情况，同时也为金融机构进行信贷评估提供了依据[12]。
3.3. 风险分担机制：增强经营韧性与可持续性
农业和电商均面临较高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普惠金融的风险分担机制，为农村电商主体提供了“安全网”，增强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依据风险管理理论。普惠金融通过将不确定的重大损失转化为确定的、可负担的保费支出，实现了风险的分散和转移，提升了农村电商主体的风险应对能力和经营的可持续性。针对农产品电商，特色农产品保险、价格指数保险、气象指数保险等普惠保险产品，能够有效对冲因自然灾害、病虫害导致的减产风险，以及因市场价格波动导致的收入风险[13]。这稳定了上游生产端的预期，保障了电商供应链的稳定性，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行业协会互保以及基于大数据风控的信用保证保险，可以为缺乏抵押物的农村电商主体进行信用增级。这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放贷风险，从而间接提高了电商主体获得融资的可能性。
3.4. 能力提升与信息整合机制：培育内生发展动力
这一机制更为简洁和深远，普惠金融通过知识溢出和信息整合，缓解了农村电商经营主体因为自身金融素质不高，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所造成的劣势的市场经营地位，从更深层次赋能农村电商主体，见图1。普惠金融提升了农村电商经营主体的财务素养与风控意识。金融机构和电商平台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往往会配套开展金融知识宣传和培训，帮助农户了解信贷、保险、理财等概念，学会规划资金、识别风险。这从本质上提升了主体的现代商业素养和财务管理能力；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将“数字足迹”转化为“信用资产”，电商主体的交易流水、用户评价、物流信息等数据，被平台和金融机构整合分析，形成其“数字信用”。基于此，可以开展“秒批秒贷”的纯信用贷款。这种机制实现了从“抵押贷”向“信用贷”的转变，真正将数据变成了资产，激励了诚信经营；最后普惠金融机构通过汇聚多维度数据，有时能为客户提供行业洞察、市场趋势等信息服务，帮助电商主体更好地选品、定价和制定营销策略[14]。
Figure 1. Influence mechanism
图1. 影响机制
4. 当前农村普惠金融支持电商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尽管普惠金融从理论机制上能为农村电商提供全方位支持，但在实践层面，二者的协同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的挑战与困境。这些障碍阻碍了普惠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削弱了其对农村电商的支持效能。本章将从供给端、需求端和环境端三个维度，系统剖析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4.1. 供给端挑战：金融服务与电商需求错配
普惠金融服务的供给方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未能完全适应农村电商主体的独特需求和经营特点。同时金融产品与服务同质化，缺乏针对性，一方面是产品错配，多数金融机构仍提供标准化的信贷产品，在贷款期限、还款方式、额度计算上缺乏灵活性，难以匹配农村电商“短、小、频、急”的资金需求特点。另外是抵押物缺失，金融机构传统的风险逻辑，与农村电商主体缺乏合格抵押物和规范财务记录的现实形成尖锐矛盾，导致“不敢贷、不愿贷”。第三是数字鸿沟与渠道下沉不足，尽管数字足迹可作为新型信用资产，但除头部电商平台生态内的金融机构外，大多数传统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有效整合和分析电商交易流水、社交信用等“软信息”的风控模型[15]，数据价值未能充分释放，物理网点和服务点未能完全覆盖所有偏远地区，而部分中老年农户对手机银行、APP贷款申请等数字化工具有着“不会用、不敢用”的恐惧心理，形成了“数字鸿沟”，使得最便捷的金融服务无法触达最需要的人群。
4.2. 需求端挑战：电商主体自身能力局限
农村电商主体自身在金融素养和经营能力上的局限性，制约了其对普惠金融服务的有效需求和运用能力，农民存在认知障碍，许多潜在或初入行的电商主体对金融产品了解甚少，不清楚贷款流程、利率计算、保险条款，甚至对基础的电子支付和财务管理知识掌握不足[16]。
融资意识淡薄与恐惧心理：部分农户受传统观念影响，对“借钱”做生意心存顾虑，害怕承担债务风险，从而抑制了创业和扩张的金融需求；电商运营能力的不足，导致经营效益不稳定，还款能力存在天然脆弱性。这反过来又加剧了金融机构对其放贷风险的担忧，形成恶性循环。
4.3. 环境端挑战：外部支撑体系尚不完善
政策、信用、基础设施等外部环境的不足，是制约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深度融合的重点障碍。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产业政策、电商扶持政策与金融政策往往各自为政，未能形成合力，导致资源分散，扶持效果大打折扣[17]；金融机构、电商平台、物流公司、政府部门所掌握的数据信息相互割裂，未能构建起统一、开放的农村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突出，部分地区网络覆盖不稳定、网速慢，影响了在线交易和金融服务的体验。冷链物流、仓储设施等短板，尤其是针对生鲜农产品的上行，仍然是制约电商发展的硬约束，也间接增加了相关金融服务的风险。
5. 促进农村普惠金融与电商协同发展的路径与建议
5.1. 深化金融服务创新，推动供给与需求精准匹配
引导金融机构从“被动提供”转向“主动创新”，开发出更贴合农村电商生态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开发场景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信贷产品创新：推广线上产品。基于电商平台交易流水、信用评级，建立专属风控模型，实现额度与经营的动态匹配，鼓励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电商交易、社交行为、政府公开信息等多维数据，实现风险精准识别与定价，由平台或核心企业提供数据支持和初始筛选，金融机构据此进行授信，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5.2. 实施赋能培育工程，提升主体综合素养与能力
核心是变“输血”为“造血”，通过系统性赋能，提升农村电商主体运用金融工具和驾驭市场的能力。开展金融与电商融合的复合型技能培训，提升主体的金融素养和融资能力。挖掘和宣传通过普惠金融支持成功创业的电商典型案例，转变农户传统观念；引导经营规范化与品牌化发展鼓励主体登记注册，通过简化流程、提供补贴等方式，引导个体经营的电商户注册为个体工商户或小微企业，使其成为合格的金融服务对象，为获得正规金融支持奠定制度基础。
5.3. 优化政策与生态环境，构筑协同发展坚实基础
发挥政府的引导与协调作用，为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的深度融合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形成政策合力。设立农村电商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发放的电商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落实定向降准、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金融机构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向农村电商领域；加快建设一体化的农村信用信息平台。持续推进农村地区网络覆盖和提速降费。加大对智慧物流、冷链仓储等基础设施的公共投入，鼓励发展“共同配送”模式，降低电商运营的硬性成本，为金融服务的渗透创造更优越的条件。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电商发展的影响机制，揭示了金融支持产业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成功的农村电商发展需要构建“金融供给–主体赋能–环境支撑”三位一体的协同体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通过资本形成、支付结算、风险分担、能力提升四大机制共同发力，形成了支持农村电商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平衡商业可持续性与服务普惠性的关系。分级授信、动态风控等创新模式证明，只有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才能确保金融支持的可持续性；而适度的产品创新和服务下沉则是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的必要手段。对中小型农村电商主体而言，关键在于找准自身特色与市场需求的最佳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