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清朝作家沈复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以“日常性”与“真性情”见长——无论是游历见闻、园艺品鉴，还是与妻子陈芸的夫妻闲趣，均源于作者对生活的直接感官体验。1936年，林语堂首译该书为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成为中外学者最为关注的核心译本；除此之外，还有马士李(Shirley M. Black) 1960年译本、白伦(Leonard Pratt)和江素惠夫妇1983年合译本、孙广仁(Graham Sanders) 2011年译本[1]，但未及林译本的受众广度与文化穿透力。
近年来，对《浮生六记》林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上，比如胡小兵[2]对其四个版本的英文译本进行比较，从副文本、叙事结构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对文学翻译中的重构现象进行分析。但就林译本的研究多聚焦于改写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等方向，如张白桦和胡雅洁[3]试图分析改写理论三要素对林语堂译本的影响；翟红梅和张德让[4]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框架，论证译者通过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既满足了二十世纪西方世界对中国文人生活美学的审美期待，又通过文本重构实现了译者主体性的诗学表达。另有研究聚焦其翻译策略和态度的选择，如张季红[5]立足于林语堂的文化价值观建构，通过系统考察《浮生六记》英译本在文本选择机制、阐释性副文本建构以及异化与归化动态平衡的翻译策略等维度，揭示了译者文化立场与其跨文化传播范式之间的互文关系。
综上所述，对《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本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语言分析和社会文化背景上，鲜少关注到林语堂“脚踏东西文化”的个人体认结晶才是其翻译策略的根本驱动。现有研究虽涉及译者主体性、改写理论或功能对等视角，但译者主体性研究多侧重于译者有意识的选择行为，未能深入揭示其选择背后的深层认知与体验根源；改写理论强调外部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对译文的操控，相对忽略了译者内在的、基于身体经验的认知过程；功能对等理论追求读者反应的一致，但对其实现路径的描述偏重于语言层面的动态对应，对译者如何调动自身体验以实现跨文化“共情”的机制阐释不足。体认翻译学正是在此研究背景下显示出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本文以体认翻译学为核心框架，不仅旨在弥补“重外部操控、轻内在体验”的研究空白，更试图通过系统分析林译本，论证该理论在解释译者如何将个人生活经验、知识结构与文化情感转化为具体翻译策略方面，具有比前述理论更根本、更内在的解释力，从而揭示林译本“打动西方读者”的深层原因，即一种源于译者生命体验的“体认驱动”。
2. 体认翻译学概述
王寅将Lakoff和Johnson的“体验哲学”本土化为“体认哲学”，将“唯物论、人本观、辩证法”等哲学观结合认知心理学建构了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6]；其哲学基础深植于辩证唯物论中“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对“现实与认知关系”的阐释——人的认识(认)并非对现实的被动镜像反映，而是通过能动的、社会的身体实践(体)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主动建构的。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体认翻译学(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遵循“现实(体)–认知(认)–语言”的体认哲学逻辑链，认为翻译并非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译者运用感知觉、意象图式等体认方式，将源文本承载的现实情境与认知意义映射进译入语，并通过创造性模仿完成意义转述的多重互动体认活动[7]。
可以理解为，翻译本质是传递源文本基于“互动体验(体)”与“认知加工(认)”的体认意义，这一意义不仅涵盖文字表层的语义信息，还包括文本蕴含的情感倾向与文化特质；译者需承担双重视角的“体认中介”角色，既要深入体认源文作者的创作语境、身体经验与认知意图，又要充分预判目标读者的认知习惯、体认边界与文化背景，在二者的体认体系间搭建适配的意义传递路径；文本处理中要优先保留体认关联，若因文化差异导致意义传递受阻，需通过体认补偿策略实现间接传递，同时依托创造性模仿机制，平衡译文在“贴近源文”与“契合译入语表达习惯”之间的关系。
体认翻译的框架呈现出英汉体系的互动与滤减过程，即现实世界具有共通性，但不同群体对现实的认知存在局部差异，且语言表达本身具有局限性[8]。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局限，将作者、文本、读者纳入统一的交际整体，为翻译实践提供了系统且具操作性的理论支撑。
3. 林译《浮生六记》中的体认驱动策略
林语堂指出，翻译要基于“忠实、通顺、美”三条标准，即译者要背负对原文的责任、对读者的责任和对艺术的责任[9]；其翻译观若从体认视角审视，恰恰受其个人体认驱动：“忠实”源于对源文生活场景的身体共情，“通顺”源于对西方读者认知的把握，“美”源于对中西审美共通点的体认与创造性转化。
从实践逻辑看，体认翻译学体现“体用合一”的特点，“体”是译者对现实的直接体验与间接认知，“用”是将其转化为具体翻译策略实现意义共振，具体表现为身体体验是翻译的基础，译者需依托自身感官记忆，将源文中可感知的生活场景转化为目标读者能够联想的情境；认知体验是意义传递的桥梁，译者的知识结构决定如何平衡语义的准确性与读者理解的难易程度；文化体认是翻译的核心，译者需凭借对源语文化的归属感与对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力，实现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共情。下文将从身体体验、认知体验、文化体认三维度，结合实例剖析林语堂的翻译策略，展示该理论如何从译者的内在体验出发，为翻译选择提供比传统理论更具根源性的解释。
3.1. 身体体验：生活场景的“感官化转译”
身体体验是译者对源文中“具象生活场景”的感官记忆，包括视觉、听觉、触觉等，这种体验决定译者能否将抽象文字转化为“可感知的画面”。林语堂生长于福建漳州，对田园农舍、家庭闲居的场景有直接感官体验，在《林语堂自传》“第一章·少之时”中他便自诩是生于山间的“农家的儿子”并描述了和父母姊妹的乡村生活。在“附录二·八十自述”也记录了他记忆中的田园风貌：“树木葱茏青翠，多果实，田园间农人牛畜耕作，荔枝、龙眼、朱栾等果树，处处可见，巨榕枝柯伸展，浓荫如盖，正好供人在下乘凉之用。冬季，橘树开花，山间朱红处处，争相斗艳”[10]。因此，林语堂在翻译中通过“补全感官细节”或“保留场景核心符号”，让西方读者通过自身生活经验联想。
例1：“离余家半里许……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11]
译文：“About half a li from my home… Some day we must build a cottage here. We’ll buy ten mow of ground around the cottage here.” [11]
“里”、“亩”是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西方读者对此无直接认知，但林语堂未选择换算(如“0.5 kilometers”、“1.67 acres”)，而是保留“li”、“mow”的音译。林语堂的选择源于其自身对“里”、“亩”所指涉的具体生活空间的身体体验(如半里路的步行距离感、十亩园子的视觉规模感)。在中国人的认知中，这些单位关联着“邻里距离”、“菜园劳作”的生活画面，与“田园闲居”的整体感官图式(Schemata)紧密绑定。直接换算会破坏这一图式的完整性，导致“场景感”的失真，从而丢失“中式田园的生活感”。因此，他的音译处理，并非简单的文化保留，而是为了在目的语中激活一个尽可能贴近其自身感官体验的、完整的“田园生活场景”。林语堂相信，西方读者虽不知“li”的具体长度，但结合上下文“half a li from my home”(离家不远)与“cottage”(小屋)“ground around the cottage”(屋周土地)的场景描述，能调用自身“家附近小范围劳作”的身体体验来理解这种“亲近自然的居家状态”，从而实现跨文化的“体认对接”。这正是林语堂对“田园场景感官共性”的体认结果。
例2：“佃人散处如列星，一呼俱集多诚朴。”[11]
译文：“The farm-hands’ cottages were scattered all over the place...” [11]
根据王寅的观点，“体认翻译学非常适用于解释词语的隐喻性用法，如在明喻表达中，既涉及‘体’，即与具体事物的互动体验，也涉及‘认’，因为事物之间的同和异并不由事物本身所决定，而完全取决于人之看法”[12]。源文“如列星”是视觉比喻，形容佃人住所像星星般分散，这源于中国人“夜观星空、见星点分散”的视觉体验；而西方读者对“星星分散”的联想可能偏向“稀疏、遥远”，与林语堂对佃人住所“一呼俱集”的直接视觉体验(屋舍分散但呼之能及)之间存在认知冲突。因此，林语堂省略“如列星”，仅保留传递“分散却不遥远”体认的“scattered all over the place”——这是一种体认层面的校准，旨在确保核心场景信息能通过读者自身的空间体验被准确理解，避免了因比喻的体验基础不同而导致的误解，体现了译者作为“体认中介”的能动性。
3.2. 认知体验：语言逻辑的“适应性调适”
认知体验是译者基于教育、阅历形成的知识结构，尤其体现在对“中西语言逻辑差异”的把握上。林语堂兼具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留学经历，深知汉语“意合”(重语境、缺成分)与英语“形合”(重逻辑、需补全)的差异，其翻译常通过“增译成分”、“转换表达”，适配西方读者的语言认知习惯。《浮生六记》作为散文，句子精炼极简，缺少连词和主语，而英语语言逻辑性较强，因此林语堂在翻译时为了清晰、具体地传递信息通常会补译缺失的句子成分。再者就是出现频率极高的“也、乎、哉、焉”等，一般在文言文句子结尾作为语气助词使用，而英语则有专门的情态助动词，或是通过时态、语调、标点符号等体现。林语堂在翻译时通常选择省略不译，以时态或标点符号取而代之；例如，语气词带有解释或语义推进功能可使用破折号连接两个子句：
例3：“因得畅其大观，亦人生难遇者也。”[11]
译文：“And thus saw it at its best—an opportunity which rarely comes to a person in a life-time.” [11]
上述例子源文是典型的汉语散文句式，即缺主语(谁“得畅其大观”)、缺连词(“因”表原因，但未明原因)，依赖上下文理解。林语堂增译“thus”(因此)明确逻辑，补出“an opportunity which rarely comes”(难得的机会)解释“人生难遇者”——这源于他对西方读者“逻辑认知习惯”的体验：英语读者需明确“事件–原因–评价”的链条，若直译“it is rare in life”，省略的逻辑链条将迫使读者进行额外的认知努力来推测因果关系，从而破坏阅读的流畅性。林语堂通过自身对英语写作逻辑下需要显性衔接的认知，将汉语的“语境隐含”转化为英语的“逻辑显性”，确保读者无需额外推测即可理解“看到美景是人生难得机会”。
例4：“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11]
译文：“Although this entire landscape was built by human labor, it was so ingeniously planned that it looked like a bit of nature.” [11]
《浮生六记》原文辞藻文雅简洁，常用隐喻，没有明确的喻词，比如例4，“点缀天然”实则是作者夸赞平山堂的置景工艺美轮美奂宛如自然打造，没有什么人工痕迹。林语堂添加了喻词“look like”，使译文的逻辑清晰联系紧密，符合西方语言“形合”的体认特征；若对例4的隐性比喻不做显性处理，读者可能无法准确捕捉到“人工”与“天然”之间的巧妙关系。因此，林语堂的翻译是一种认知层面的“友好型”重构，他主动为英语读者搭建了清晰的理解路径，确保了源文所承载的“赞叹人生奇遇”与“惊叹工匠巧思”的认知体验能够被无缝接收。这体现了体认翻译学所强调的“现实–认知–语言”互动中，译者的认知体验对语言形式的决定性作用[6]。
例5：“始则折桂催花，继则每人一令，二鼓始罢。”[11]
译文：“At first we played a game with a twig of cassia, and later each one was required to drink one round, and we did not break up till ten o’clock in the night.” [11]
“二鼓”是中国古代计时法，对应晚上九点至十一点。林语堂未音译或加注，而是译为“ten o’clock in the night”，这源于他对西方读者“时间认知体系”的认知体验：汉语的“打更计时”是一种基于听觉信号的、模糊的公共时间模因，而英语文化的“钟点计时”是一种基于视觉信号的、精确的个人时间模因。林语堂的转换将源文模糊的时间体验适配到目的语读者精确的线性时间认知模式中，实则是在不同文化的时间认知模式之间寻求功能对等，旨在让读者获得“聚会至深夜方散”的同等体验，而非拘泥于计时方式本身。同时，他将“折桂催花”这一文化负载项译为“played a game with a twig of cassia”(用桂树枝玩游戏)，在体认了该活动“game”(游戏)属性的基础上，将其概括化，优先传递其核心的认知功能——娱乐性。他判断，保留“cassia”(桂花)这一具体文化符号已足够传递异国情调，而补充“game”则确保了读者能将其正确归类于“娱乐活动”的认知范畴。这正体现了体认翻译学“体认优先”的原则：当文化概念的直接传递可能阻碍认知理解时，译者需优先保证核心认知体验的顺利传递[11]。
3.3. 文化体认：价值观念的“共情式传递”
文化体认是译者对中西文化价值观念的双向理解，核心是找到“文化共通点”，避免“文化中心主义”。林语堂自称“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10]，受西方教育的熏陶的同时，对东方文化怀着热忱与自豪；虽然随牧师父亲受西方基督教影响，但他对佛、道、儒思想怀揣敬意且颇有研究——在《林语堂自传》“附录一·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中，林语堂平行探讨儒家哲学、道家经典、物质主义、基督教义以及佛教的“禅”和“罪与业”[10]。同时，林语堂既认同中国文人的“生活美学”，又理解彼时(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压力下西方读者渴望精神慰藉和灵魂解脱的需求，其翻译常通过“文化概念转化”和“情感基调调适”，实现中西价值的共情。
例6：“芸乃执余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世’二字。”[11]
译文：“Then Yun held my hand and was going to say something again, but she could only mumble the words ‘Next incarnation’!” [11]
面对“来世”这一佛教概念，简单的“文化适应”可能会选择基督教色彩浓厚的“afterlife, next birth”等，更侧重“灵魂延续”。但林语堂选择“incarnation”(化身，“神明在人间暂栖的肉身”)，体现的是他对中西“生死观”的双向文化体认：佛教“轮回”观念中的“精神不灭、化身再现”之意，与基督教(及西方文化)中“圣灵化身”所蕴含的“神圣精神寓于肉身”之意，在情感价值层面(对超越性存在的信念、对精神永恒的寄托)存在共情基础。这既能传递佛教“来世重逢”的期待，又能让西方读者通过“基督教圣徒化身”的认知，理解“芸娘虽逝、精神永存”的情感。其中还包含了林语堂对芸娘的个人情感体认。在《浮生六记》的译者序中，林语堂对芸娘的欣赏和赞扬呼之欲出：“芸，我想大概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11]。芸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女性，她聪慧坚强，个性中隐含着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精神，向往自由，推崇自然。因此，林语堂通过“incarnation”赋予芸娘“神圣、不朽”的特质，不仅传递了沈复(及林语堂本人)对芸娘的深厚情感与精神寄托，也呼应下文沈复的丧妻之痛，由此体现出文化体认与情感体认的结合。
例7：“……倩人绣心经一部。……岂知命薄者，佛亦不能发慈悲也。”[11]
译文：“…wanted to pay for someone to embroider a Buddhist book, the Prajnaparamita Sutra… How did I know that even Buddha would not show mercy to a person born under an evil star.” [11]
沈复的慨叹“佛亦不能发慈悲也”，在中文语境下是情之所至的悲愤，但若直译，极易在西方读者(尤其是有基督教背景的)认知中固化“佛陀冷漠”的负面形象。林语堂将抽象的“命薄者”(弱者、可怜人)具体化为“a person born under an evil star”(生于灾星之下的人)。这一转变源于他对中西“命运观”的文化体认：用“星象”喻指命运，是连接中西文化的认知桥梁。林语堂在翻译中增加了“evil star”的表述，巧妙地将批判的矛头从佛陀的“无能”或“不慈”转向了一种外在的、强大的“厄运”力量。这就在认知层面将佛陀置于一个“努力施以慈悲却仍不敌强大厄运”的悲悯角色，而非冷漠的旁观者。这是基于对中西宗教文化和读者接受心理的体认所进行的“认知引导”，旨在避免因文化体验差异引发的误解。这种辩证的认知加工，符合林语堂对佛教“慈悲”的体认，体现出林语堂对佛教智慧的尊敬和认可；在传达原文哀伤情感的同时，守护了更深层的文化尊严与宗教情感，从而实现文化观念的“共情式调和”。
例8：“其冶坊滨余戏改为‘野芳滨’，更不过脂乡粉队，徒形其妖冶而已。”[11]
译文：“The Yehfangpin, which I playfully wrote with another three characters meaning the ‘Waterside of Rural Fragrance’ is very much like sing-song girls who flirt with passers-by in their promenades.” [11]
“脂乡粉队”字面指的是女性使用的胭脂粉黛。从上下文来看，“野芳滨”的“野”充当封建社会中浪子的形容词，因此“脂乡粉队”的深层含义就是“妓女”。结合拟人和转喻的修辞手法，指出冶坊滨的建筑被社会奢华的氛围所污染，从而失去了大自然原本宁静祥和的魅力。林语堂选用“sing-song girls”(旧时西方认知中的中式歌女)这一在当时西方语境中更具中性色彩、甚至带有一丝异域风情的词，是一种基于深度审美体认的创造性塑造，在翻译中强化和重塑沈复作为中国文人所应秉持的“雅趣”与“超然”的审美身份。若译为含有“低俗、堕落”联想偏向的“prostitutes”，无疑会使沈复的评论沾染上市井的鄙俗气，与其在书中建构的清新雅士形象严重冲突。通过这个选择，他将沈复的批评姿态从对风尘女子的直接指斥，转化为一种文人式的、对风景地被庸俗化(“妖冶”)的惋惜与调侃(“playfully”)。这体现了林语堂自身对中国文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尺度的体认，他通过翻译介入并确保了沈复这一审美身份在跨语际后的一致性，使其笔下的形象更符合中西读者对“风雅之士”的共同期待。
4. 总结
体认翻译学视角下，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并非“被动响应外部操控”，而是其身体体验、认知体验、文化体认共同驱动的“意义再造”：通过对中国乡村生活的身体感知精准捕捉源文的生活场景质感，通过对西方读者情感需求的认知适配西方读者的语言逻辑，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共情理解实现中西价值的共情传递——三者共同构成“译者体验→策略选择→读者共情”的完整链条，这正是林译本比其他译本更具传播力的核心原因。但本研究仍有局限，因林语堂个人手稿、书信等“体验直接证据”的缺失，对其部分翻译策略的“体认动机”只能通过文本反推；未来可结合更多史料，进一步细化“译者体验与翻译选择”的对应关系。但无论如何，体认翻译学为解读文学翻译提供了“向内看”的视角，即翻译的本质是译者用自身的“生命体验”，为两种文化搭建“可感知、可理解、可共情”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