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入声演变研究是汉语方言学的重要课题。在西南官话分区中，李蓝(2009)将重庆27区县划归入声消失的成渝片，只有江津、綦江属于保留入声的岷赤小片[1]，这种“方言岛”现象具有重要的类型学价值。江津、綦江话属于西南官话的“南路话”，其核心特征包括古入声调独立成类、泥来母洪混细分等。重庆南路话处于湖广话与西蜀方言的过渡地带，其古入声的演变能够进一步揭示明清移民引发的方言接触。
学界对江津、綦江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点音系描写和历史文献的音系性质探讨上。钟维克(2001)侧重于江津方言的整体音系描写，对入声韵母的内部差异与演变层次的分析有限[2]。黄灵燕(2010)主要厘清《西蜀方言》所反映的音系性质，虽提及移民背景，却并未及深入分析不同来源的移民方言接触如何具体导致江津、綦江两地音变模式的差异[3]。
本文选取江津与綦江这一对地理毗邻但演变路径有异的方言点，运用历史比较法，并重点引入接触语言学的分析视角，旨在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入声调类分化与声母清浊的制约关系；第二，喉塞尾存废引发的韵母重组规律与演变；第三，明清时期不同的移民来源与方言接触性质如何塑造江津话的“存古”与綦江话的“趋新”这两种不同的演变模式。
2. 江津话与綦江话古入声特点
2.1. 江津话和綦江话的声调系统
1、调类格局的共时描写
綦江和江津两个方言点都保留入声，两地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声调，调类相同，但两地的入声的调值却不相同。这两个方言点声调的调类、调值见表1。
Table 1. List of tone categories and tone values of Qijiang and Jiangjin dialects
表1. 綦江、江津话声调调类、调值表
方言点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綦江 |
45 |
21 |
42 |
213 |
33 |
江津 |
55 |
21 |
42 |
24 |
33 |
由上表可知：1) 两地的调类数量相同，都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类。
2) 从调型来看，两地的阳平、上声、入声的调型相同，阴平和去声调型不同，綦江话阴平为升调，调值为45，江津阴平为高平调，调值为55；綦江去声为降升调，调值为214，江津为升调，调值为24。
2、清浊分化的类型学意义
古声母的清浊和声调的演变密切相关，研究古入声字的读音在重庆话中的演变情况就要研究古清声母入声字和浊声母入声字是怎么发展演变的。綦江话有入声调，但并不是所有的古入声字今都读入声，部分入声字已经舒化，现将古入声字今读舒声情况整理如下，见表2。
Table 2. List of current tone readings of ancient entering tone characters in Qijiang dialect and Jiangjin dialect
表2. 古入声字在綦江话、江津话中的今读声调表
古声母的清浊 |
清入 |
次浊入 |
全浊入 |
|
今读声调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总数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总数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总数 |
总数 |
綦江舒化数 |
4 |
0 |
3 |
4 |
11 |
2 |
0 |
1 |
4 |
7 |
0 |
0 |
0 |
4 |
4 |
22 |
江津舒化数 |
4 |
0 |
1 |
6 |
11 |
2 |
0 |
0 |
5 |
7 |
1 |
2 |
0 |
9 |
12 |
30 |
由上表可以发现，綦江方言中古入声字产生舒化的总字数有22个，江津方言中古入声字产生舒化的总字数有30个。《方言调查字表》的入声有607个[4]，可见綦江方言中古入声字大部分依旧读为入声，只有少部分入声已经舒化。从入声字舒化的归派来看，两地清入字归入阴平、上声和去声三个声调，次浊入声字主要归入去声，全浊入声字主要归为入声。朱晓农等(2008)提出的“浊音迟滞”理论在本研究中得到双重验证[5]：一方面，江津全浊入舒化比例(12/607)显著高于綦江(4/607)，符合“全浊先变”规律；另一方面，次浊入归去声的比例(綦江7/607，江津7/607)与全浊入(綦江4/607，江津12/607)形成梯度差异，印证了“次浊居中”的音变序列。这种“清–次浊–全浊”的演变序列，与王福堂(2010)提出的“声母清浊影响调类分化”理论形成呼应[6]。两地的清入字的归派与普通话四声归派不同，綦江清入未归阳平，这体现两地保留南路话的本身特征。与重庆其他无入声的地区相比，重庆的无入声区的古入声归入阳平；而綦江话和江津话大部分入声字归入去声，这也说明在古入声归派来看，两地受湖广话影响小。
2.2. 江津话和綦江话的入声韵系统
1、江津话和綦江话的入声韵概况
江津话有13个入声韵母，分别是[ɿʔ] [uʔ] [iʔ] [aʔ] [oʔ] [ioʔ] [iaʔ] [uaʔ] [ɛʔ] [yuʔ] [iɛʔ] [uɛʔ] [yɛʔ]。綦江话只有9个入声韵母，分别是[a] [ia] [ua] [uo] [io] [iɛ] [ɛ] [uɛ] [yɛ]。除开江津话具有喉塞韵尾外，江津话与綦江话的入声韵的韵头和韵腹基本对应。如：綦江话读[a] [ia] [ua] [io] [iɛ] [ɛ] [uɛ] [yɛ]的音，江津话读[aʔ] [iaʔ] [uaʔ] [ioʔ] [iɛʔ] [ɛʔ] [uɛʔ] [yɛʔ]韵。从这八个入声韵来看，两方言的相近的入声韵发生了合并，并且合并的韵摄相同。两个方言点的区别在于江津话还保留喉塞音韵尾，声音较为短促，而綦江话失去喉塞音韵尾，声音拉长。从入声演变的各个阶段来看，具有喉塞音的入声为前一阶段，随着喉塞音的消失，入声演变为开韵尾。除此之外，不考虑喉塞音韵尾，韵母不完全相同或不同。綦江话读[uo]韵的入声字，江津话读[oʔ]或[uʔ]韵。如：收、获，在江津话中读[oʔ]。如：绿烛属，在江津话中读[uʔ]韵。如：覆目六，在江津话中有两读，读[oʔ]韵或[uʔ]韵。綦江话读[io]韵的入声字，江津话读除了读[ioʔ]外，还读[yuʔ]或[yɛʔ]韵。如：觉学，在江津话中读[ioʔ]。如：曲欲，在江津话中读[yuʔ]。如：屈倔挖，在江津话中有两读，读[yuʔ]或[yɛʔ]韵。綦江话读[iɛ]韵的入声字，江津话除了读[iɛʔ]韵外，江津话还读[iʔ]韵。如：璧积席，在江津话中读[iɛʔ]韵。如：碧璧掷赤，在江津话中读[iʔ]韵。綦江话读[ɛ]韵的入声字，江津话除了读[ɛʔ]韵，江津话还读[ɿʔ]韵。如：白拆麦责；在江津话中读[ɛʔ]。如：掷赤，在江津话中读[ɿʔ]韵。綦江话读[uɛ]韵的入声字，江津话除了读[uɛʔ]韵外，江津话还读[oʔ]韵。如：国或，在江津话中读[uɛ]韵。如：郭，在江津话中读[oʔ]韵。
2、江津话与綦江话古入声韵的共时差异
1) 韵尾存废与元音复化
江津话保留13个带喉塞尾-ʔ的入声韵母，如[aʔ] [ioʔ]；綦江话喉塞尾脱落，合并为9个入声韵，其中两个为单元音韵母，其他都为复元音韵母，如[uo] [iɛ]。江津话大多为单元音韵母，綦江话多为复韵母。比如：江津话没有[uo]韵的字，綦江话中读[uo]韵的字在江津话中读[oʔ] [uʔ]韵，这是因为江津话入声字在失去韵尾后，元音进一步发展复化，从单元音变为了复韵母。
2) 开口度差异与合流范围
綦江话韵腹开口度普遍大于江津话，比如：江津话中读[ɿʔ] [iʔ]韵的字在綦江话中读[ɛ] [iɛ]，[ɛ] [iɛ]的开口度大于[ɿʔ] [iʔ]。綦江话入声韵母数量少于江津话入声韵母数量，綦江话合并更彻底，江津话的入声韵还处在快速合并的过程中。如中古深臻曾梗摄字在綦江话中合并为[iɛ]，江津话仍存[iʔ] [iɛʔ]两读。江津话韵母为[aʔ] [iaʔ] [uaʔ] [yɛʔ]的入声字较为稳定，除此之外，其他韵母还在快速的变化中。
3) 普通话影响：綦江话韵母更接近普通话，如“国”读[kuo]，江津读[kuɛʔ]。
4) 湖广话的影响：江津话知章组入声韵受湖广话的影响由舌面元音变为舌尖元音[ɿ]。
3. 江津与綦江话古入声演变过程
3.1. 江津、綦江的声调演变过程
钟维克(2001)、金小梅(2005)认为江津话入声调值为33 [2] [7]。黄雅婷(2011)认为綦江话入声调值为33 [8]。但受重庆话的影响，调值有下滑且与重庆话的阳平合流的趋势，特别是在前字为入声，后字为起始调较低的阳平字和去声字。除此之外，万霞(2018)记录江津话入声调的调值为22 [9]，入声的调值较之前的33具有下滑的趋势。可见江津和綦江虽然属于入声不归阳平的南路话，但受重庆话的影响，两地调值下滑，具有与重庆话的阳平合流的倾向。
3.2. 江津、綦江的入声韵演变过程
1、共时层面反映的江津与綦江话古入声韵演变过程
共时平面上不同地区的方言的演变存在不平衡性，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入声韵的特点，有利于了解入声韵的演变过程。我们将江津、綦江、都江堰、南溪、彭山五个方言点的部分变化较大的入声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1) 綦江话中[uo]阶段，江津话为[oʔ]或[uʔ]。其演变大致过程为江津话的[oʔ]或[uʔ]在失去喉塞音韵尾后，成为单元音韵母。为了弥补音节的时长，可能增生音段从而使韵母倾向于复韵母化。江津话处于保留喉塞韵尾阶段，之后喉塞韵尾脱落为单元音[o]或[u]，接着单元音开始复化，到綦江话中只剩下复韵母。而在彭山话中同时保留单元音、复韵母阶段，并且复韵母进一步发展，音节进一步拉长，部分复韵母变为三合元音。
2) 綦江话读[io]韵的入声字，其合流过程为中古的曾摄入合职三、臻摄入合术三、通摄入合烛三屋三的双韵头[i] [u]合并为单韵头[y]，产生一个[yɛk] [yɛt] [yot]韵阶段，接着韵尾演变为喉塞尾直至脱落，而韵头[y]由后元音变为前元音，主要元音[ɛ]由前元音变为了后元音[o]。
3) 綦江话读[iɛ]韵的入声字，江津话读[iɛʔ]和[iʔ]韵，周及徐(2012)提出南路话咸山摄的入声韵演变过程为*iɛp/t/k > iɛʔ > ie [10]，深臻曾梗摄的入声韵演变过程为*iəp/t/k > iɛʔ > ie入声。而江津话中深臻曾梗摄的入声韵读[iʔ]韵，这不符合南路话的特点。周及徐(2012)还提出湖广话深臻曾梗摄的入声韵演变过程为*iəp/t/k > iɛ > i [10]。可见江津话的深臻曾梗摄的入声韵受周边湖广话的影响，其部分字的韵腹由[iɛ]演变为[i]。其演变过程大致为*iəp/t/k > iɛʔ > iʔ。而綦江话受湖广话影响较小，其演变符合南路话的演变过程：*iɛp/t/k > iɛʔ > iɛ。
4) 綦江话读[ɛ]韵的入声字，在都江堰话中读[ə]。其中古的辑、质、职、昔四个开口的三等韵的知、章组入声字在都江堰中旧派读音为[ə]，新派读音为[ɿ]。都江堰方言的入声韵从[ə]韵变为[ɿ]韵是受普通话的影响。由此推断，綦江话入声韵[ɛ]韵是江津话[ɛʔ]韵的后一阶段，失去塞音韵尾，成为[ɛ]韵，这是入声韵自身的演变。而和綦江话入声韵[ɛ]韵对应的江津话[ɿʔ]韵则有外来因素的影响。江津话的[ɿʔ]韵虽然还未失去塞音韵尾，但其主要元音受底层湖广话的影响应是从舌面前元音[ɛ]变为舌尖前元音[ɿ]。可见虽然从韵尾的角度看綦江话入声韵的速度快于江津话，但从主要元音来看，江津方言的主要元音发展速度比綦江话快。
5) 綦江话读[uɛ]韵的入声字，来源于中古[uɐt] [uɑk] [uək]。綦江话是中古失去韵尾后，韵腹发生高化合前化成为[uɛ]韵。而宕摄合口入声字在江津话中的[oʔ]，其韵腹为单元音[o]，其演变大致规律为复韵母单元音化，主要元音受次要元音的同化，产生一种偏向于两者之间的单元音。
2、古入声韵的历时演变机制
重庆南路话古入声韵的演变是语音内部演变与外部接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内部演化主要表现为喉塞尾弱化与补偿性裂化，中古-p/-t/-k尾在元代官话中已合并为喉塞尾-ʔ，而南路话在明清时期进一步发生音值变化。江津话保留-ʔ尾，喉塞尾脱落后，单韵母通过延长或增生元音形成复韵母，如江津oʔ→綦江uo，这符合音节结构保持稳定的普遍倾向。然而，仅凭内部演化无法解释江津与綦江演变路径的显著分化。从语言接触的视角看，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导致音变分化的关键外部动力。两地接受了不同来源的移民，其方言底层的差异决定了接触的性质和结果。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江津接纳大量湖北麻城移民(湖广话)。湖广话属入声消失的成渝片，其音系中已无喉塞尾[-ʔ]这一特征。当湖广话与本地南路话接触时，在入声韵的认知音系结构上产生了不匹配。这种接触并非简单的替代，而是引发了特征层面的竞争。湖广话的强势影响首先作用于声母系统，其舌尖元音[ɿ]渗透进江津话，作用于入声韵，形成了“直tsɿʔ”等特殊音节。这种渗透可以理解为湖广话音系特征对南路话音系的局部干扰。值得注意的是，江津话深臻曾梗摄入声韵呈现出双层次，南路话层[iɛʔ]和湖广话层[iʔ]同时存在，这生动体现了方言接触中的“竞争性存留”。本地形式与外来形式在语言系统中并存竞争，使得江津话整体演变更为复杂和缓慢，呈现出一种抵抗性接触的特点。
綦江因毗邻贵州，受黔北官话入声舒化模式影响更深。在这种情况下，接触双方在入声舒化这一核心特征上是一致的。因此，接触带来的不是特征竞争，而是强大的趋同压力。为了与更广泛的西南官话主流类型保持一致，綦江话音系发生了旨在消除不规则标记性特征的演变，快速脱落其独有的喉塞尾[-ʔ]。从音系学的角度看，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规则简化，删除了入声韵带喉塞尾这一条使其偏离区域通则的音系规则。在这种趋同压力下，綦江话的韵母复化进程也显著加快，迅速向黔北官话及成渝片的主流韵母结构靠拢，呈现出加速性接触的模式。
移民来源差异导致两地音变的社会动力机制具有差别。江津话因与接触方言音系结构差异较大，通过保留喉塞尾这一区别性特征来抵抗权威方言的同化，演变缓慢；綦江话则因与接触方言音系目标一致，在趋同压力下加速向西南官话主流类型演变。
4. 结论
本文对重庆江津与綦江方言中古入声字的演变进行了系统比较，主要发现：
在声调演变上，两地均保留入声作为独立调类，但其调值呈现出由中平调[33]向低平调[22]下降的态势，反映出周边成渝片方言阳平调[21]所施加的权威影响。古入声字的舒化过程符合“清声母入声字分归三调、次浊入声归去声、全浊入声归阳平”这一规律，从而验证了“词汇扩散”与“浊音迟滞”等音变机制在西南官话中的适用情况。
在韵母系统方面，最突出的区别体现在喉塞韵尾[-ʔ]的保留与否。江津方言较好地维持了带喉塞尾的韵母结构及单元音主体格局，而綦江方言中这一韵尾已经完全消失，并出现明显的元音复化现象。这一差异标识出二者在入声舒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綦江话接近于完成状态，江津话则仍处于演变相对滞后的时期。
从音变动因来看，以上共时差异主要源于明清时期不同的方言接触历史。江津话受到湖北麻城等地湖广话的影响，表现为舌尖元音特征渗入入声韵，形成诸如“直tsɿʔ”一类的形式，与本地形式[iɛʔ]形成竞争共存的局面，整体上延缓了其舒化速度。相比之下，綦江话因地理上接近贵州，受黔北官话入声舒化的强烈影响，在系统趋同的作用下加速向西南官话的主流类型靠拢。
除此之外，本文发现，接触所引发的音变效果实际上受到双方音系结构对应关系的制约。当两类方言在某一关键特征上形成对立时，例如江津话保留入声，而湖广话已无入声，可能引发特征竞争，导致音变进程放缓及层次叠置，而非简单的替代关系。相反，如果双方在某一演变方向上一致，如綦江话与黔北官话皆趋向舒化，则接触会形成推同效应，显著加快演变速度。
江津与綦江的对比表明，即便在地理相邻、谱系同源的方言之间，其发展路径也可能因移民背景等历史因素而产生显著分化。因此，在运用接触理论阐释汉语方言现象时，除关注接触强度外，还需要深入分析接触双方在具体音系特征上的结构关联，从而更准确地判断音变的方向与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