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外卖行业作为电商经济即时零售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已成为城市生活服务的核心基础设施，外卖平台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改变了传统餐饮行业的运营模式和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这些平台通过先进的算法技术，实现订单分配、配送路径优化和骑手调度的自动化，极大提升了配送效率和服务质量，推动电商经济即时服务板块快速增长。然而，这种技术驱动的模式也引发了诸多法律和社会问题，尤其是在算法透明化与骑手权益保障方面。算法的“黑箱”特性使其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骑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算法支配，面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潜在的安全风险。这种现象不仅挑战了现有的劳动法框架，也对电商经济语境下的社会公平和劳动者权益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2024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涉新就业形态民事案件超8万件，其中算法引发的权益纠纷占比逐年上升[1]。为回应社会关切，国家相继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将算法透明化与公平性纳入监管框架。但实践中，算法透明化与电商平台商业秘密保护的冲突、传统劳动法律规范的适用困境、责任追究机制的不完善等问题仍未解决，亟需明确电商平台算法治理的法律边界。
本文突破“劳动关系认定中心主义”的传统研究范式，从算法权力视角丰富平台经济下劳动权益保障的理论体系，为算法治理的法治化提供学理支撑。针对“算法隐形惩罚”“选择性保障”“打包单降薪”等实践难题，提出具体的法律规制路径，为监管部门完善电商算法监管机制、法院审理电商平台算法相关纠纷、平台优化算法设计提供实操指引，助力实现骑手权益与平台发展的共赢。
2. 电商经济中算法透明化与骑手权益保障的逻辑关联
算法透明化作为应对电商平台算法治理挑战的关键策略，其理论基础植根于信息公平、程序正义和权利保障等核心原则。信息公平要求电商平台算法决策过程中的数据和逻辑对相关利益方公开，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确保各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电商服务流程。程序正义则强调算法决策应遵循公正、公开的程序，使受影响的个体能够理解并质疑决策结果。权利保障则主张算法设计和应用应尊重和保护个体的基本权利，包括知情权、隐私权和劳动权。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算法透明化的道德和法律基础，为骑手权益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2.1. 电商平台算法权力的运行机制
平台算法管理本质是通过自动化监控与决策实现对骑手的数字化支配，二者构成算法权力的核心载体。自动化监控依托地理位置追踪、行为数据采集形成“全景式监视”，美团骑手APP的实时定位精度可达10米以内，顾客同步查看进度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了监控强度；自动化决策则基于多维度数据生成派单权重、配送时限、薪酬标准等指令，直接影响骑手的核心权益[2]。
2.2. 算法透明化对电商平台骑手的权益保障价值
算法透明化通过破除电商平台“算法黑箱”，在知情权、公平就业权、安全保障权三个层面实现对骑手权益的系统性保护。在知情权层面，透明化使骑手了解“安全积分影响派单”等规则，避免因规则模糊导致的权益受损；在公平就业权层面，公开派单算法逻辑可遏制“全职骑手优先派单”的算法歧视，保障不同用工类型骑手的公平竞争机会；在安全保障权层面，透明化推动平台优化算法参数，如美团上线的“防疲劳”机制，通过公开时长预警规则，减少疲劳驾驶风险。
2.3. 电商平台算法透明化的内在限制与边界需求
算法透明化并非绝对公开，在电商经济场景下面临双重限制：一是技术可行性限制，复杂机器学习模型的“不可解释性”使完全透明成为技术难题；二是商业利益限制，电商平台核心派单算法与定价策略属于商业秘密，过度披露将削弱平台竞争力[3]。京东与美团的“骑手争夺战”中，双方均以算法优化作为核心竞争手段，凸显了算法的商业价值。这意味着算法治理需在透明化与商业保护之间划定边界：既防止电商平台以“商业秘密”为由规避透明义务，又避免因过度透明损害平台创新动力，实现骑手权益保障与电商产业发展的平衡。
3. 电商外卖平台算法治理的规范现状与实践困境
3.1. 电商平台算法治理现行规范体系的构成与特点
我国已形成“一般规范 + 专门规范”的算法治理规范框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法律层面，《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劳动法》等奠定基本规则，明确平台对算法决策的责任；二是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层面，《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对高风险算法进行安全评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细化电商平台算法公示要求；三是政策文件层面，七部门《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提出“算法取中”等伦理要求，为算法优化提供政策导向。
现行相关法律规范呈现两大特点：第一，原则性较强，规范多要求算法“公平”“透明”“合理”，但却未明确规定具体标准；第二，协同性不足，网信部门侧重算法安全，人社部门关注劳动权益，缺乏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3.2. 电商平台算法治理的实践困境
3.2.1. 电商平台算法透明化标准模糊
当前，外卖平台的算法系统通常基于复杂的机器学习模型，能够实时分析海量电商交易与配送数据，以优化配送效率和用户体验。然而，这些算法的决策逻辑往往不对外公开，导致骑手无法理解其工作安排的依据，也无法对不合理的调度提出异议[4]。美团仅公示“防疲劳”等表层规则，对派单权重、定价系数等核心算法秘而不宣；京东虽承诺“收入兜底”，但未公开兜底标准的算法计算逻辑。这种信息不对称加剧了骑手的弱势地位，使其在劳动关系中处于被动状态。此外，算法的优化目标通常以“最短配送时间”为核心，忽视了骑手的实际工作条件和安全需求，导致骑手为了完成任务而不得不违反交通规则，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这种以效率为导向的算法设计，不仅威胁到骑手的生命安全，也影响电商经济的社会口碑，还对公共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
3.2.2. 电商平台骑手劳动关系难以认定
从法律角度来看，现有的劳动法体系难以有效应对电商平台算法治理带来的挑战。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主要基于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和薪酬支付等因素，而外卖平台作为电商即时配送服务的提供者，通过将骑手归类为“独立承包商”或“众包骑手”，以“众包模式”将数百万骑手界定为“灵活就业者”，规避劳动关系建立义务与雇主责任，使得骑手难以享受法定劳动权益保障[5]。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策略，使平台在法律上处于有利地位，而骑手则被排除在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尽管最高院发布案例明确，“支配性劳动管理”是认定劳动关系的核心标准，与是否注册众包账号无关，但实践中，电商平台通过算法指令实现管理，却以“信息中介”自居，算法管理的间接性使“支配性”认定难度加大，导致骑手难以纳入传统劳动保障体系。
3.2.3. 电商平台算法责任分配机制存在缺陷
电商平台算法决策的多主体参与使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平台负责算法设计，合作商负责线下管理，技术公司提供算法开发，但现行规范仅模糊规定平台承担“相应责任”。当算法导致骑手超时配送或交通事故时，平台往往以“技术中立”为由推卸责任，声称算法决策是客观的、非人为干预的结果[6]。这种责任豁免机制使得平台在算法治理中处于有利地位，而骑手则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此外，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加剧维权难度，骑手难以获取算法数据，无法证明算法存在过错。近年来，多起骑手因超时配送被罚款、因交通事故受伤却得不到赔偿的案例，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这些事件不仅暴露了算法治理的缺陷，也揭示了电商经济中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紧迫性。
3.2.4. 电商平台算法监管机制滞后
监管机制滞后于电商技术发展，算法的动态迭代使监管面临“追不上的困境”：平台通过频繁调整派单算法规避监管，而监管部门仍依赖事后审查。2024年反垄断执法中发现，美团在“二选一”被禁后，迅速通过算法调整实施“隐形惩罚”，监管部门因缺乏实时监测手段，未能及时干预。同时，监管技术能力不足，缺乏专业团队对算法模型进行实质审查，导致“纸面监管”现象突出，难以适应电商经济快速发展的监管需求。
4. 电商外卖平台算法治理法律边界的构建路径
4.1. 电商平台算法透明化边界：分级分类的公示规则
4.1.1. 确立电商平台算法分级公示标准
根据算法对骑手权益的影响程度，可以将其分为三级：一级为核心算法(派单逻辑、定价模型、奖惩规则)，需向骑手代表和监管部门披露完整参数，但允许对商业敏感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二级为重要算法(配送时限计算、安全积分规则)，需向全体骑手公开决策逻辑和主要参数，如美团“防疲劳”机制应明确下线时长的计算依据；三级为一般算法(路线规划、订单提醒)，仅需公开基本功能，无需披露技术细节[7]。
4.1.2. 规范电商平台算法公示方式与渠道
用户参与是实现电商平台算法透明化的关键环节。平台应建立骑手参与机制，让骑手在算法设计和优化过程中拥有发言权。平台还可建立“算法公示专区”，通过骑手APP、官网等渠道同步更新算法规则。对核心算法，应每季度召开一次由骑手代表、工会、专家参与的恳谈会，将协商结果向社会公开。同时，建立算法变更预警机制，对影响骑手收入或安全的算法调整，需提前7天公示并征求意见，保障骑手在电商平台运营中的知情权与参与权。
4.1.3. 平衡电商平台商业秘密保护
明确商业秘密的界定标准，派单算法的具体权重系数可认定为商业秘密，但算法的决策逻辑(如“安全积分优先于速度积分”)必须公开。对涉及商业秘密的算法，允许平台提交至第三方机构进行合规审计，以审计报告替代直接公示，实现透明义务与商业保护的平衡，保障电商平台在合规前提下的市场竞争力。
4.2. 电商平台责任边界：多元协同的责任体系
4.2.1. 厘清电商平台的算法责任类型
区分设计三种责任形态：一是设计责任，算法存在缺陷导致骑手损害的，平台承担无过错责任，如“打包单”算法单方面降薪，无论平台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均需赔偿损失；二是运行责任，算法运行中因数据错误引发的损害，平台承担过错推定责任，需举证证明已尽到数据审核义务；三是监督责任，对合作企业的算法执行行为未尽到监督义务的，承担补充责任，明确电商平台在算法全流程中的责任边界。
4.2.2. 建立电商平台与合作方的连带责任制度
明确平台与合作企业对算法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当骑手因算法问题遭受权益损害时，可选择向平台或合作企业主张全部赔偿。平台赔偿后，可依据与合作企业的协议进行追偿，但该协议不得对抗骑手。同时，要求平台在选择合作企业时，审查其责任承担能力，避免因合作企业无力赔偿导致骑手维权无门，完善电商平台用工链条的责任保障。
4.2.3. 强化电商平台算法伦理审查义务
电商平台应建立算法伦理委员会，由技术专家、法律学者、骑手代表组成，对新算法进行“公平性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是否存在歧视性参数、是否过度压缩配送时限、是否保障休息权等[8]。对评估不合格的算法，不得投入使用。同时，每半年向网信、人社部门提交算法伦理评估报告，接受监管审查，确保电商平台算法符合伦理要求与社会公共利益。
4.3. 电商平台骑手权利救济边界：程序保障的实现机制
4.3.1. 优化电商平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突破“从属性”的传统认知，确立“算法控制力”作为核心认定标准。若平台通过算法对骑手的派单、路线、时限进行实质性控制，即使未签订劳动合同，也可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9]。综合考量工资结算方式、工作自主性、管理强度等因素，避免平台以“众包”“灵活就业”为由规避责任，将骑手纳入劳动保障体系。
4.3.2. 完善电商平台算法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骑手主张算法损害其权益的，仅需证明存在损害事实及算法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平台需举证证明算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如无法提供算法参数、评估报告等证据，即推定其存在过错。同时，赋予骑手“算法数据查阅权”，允许在诉讼中申请法院调取平台算法数据，但需签署保密协议，防止商业秘密泄露，平衡骑手维权需求与电商平台商业利益。
4.3.3. 建立电商平台算法相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阶梯式救济渠道。在平台内部设立算法异议机制，骑手对算法决策不服的，可在3日内提出申诉，平台需在5日内给出书面答复并提供人工复核；由工会、行业协会建立第三方调解机构，聘请算法专家与劳动仲裁员组成调解团队，快速解决纠纷；在法院设立“新就业形态法庭”，集中审理算法相关案件，提高审判效率，为骑手提供便捷高效的权利救济途径。
4.4. 电商平台算法监管边界：协同高效的监管机制
4.4.1. 建立电商平台算法跨部门协同监管平台
由网信、人社、市场监管部门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共享电商平台算法备案信息、投诉数据、审计报告。网信部门负责算法安全审查，人社部门监督算法对骑手劳动权益的影响，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算法滥用导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美团的“软性二选一”算法。同时，建立“算法黑名单”制度，对多次违规的平台采取限期整改、罚款、暂停服务等惩戒措施，形成监管合力。
4.4.2. 推行电商平台算法动态监测与审计
要求电商平台对核心算法进行实时数据上传，监管部门通过AI工具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隐形惩罚”“算法歧视”等问题。建立第三方算法审计制度，由监管部门认可的机构每年度对平台算法进行全面审计，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可以对平台的算法系统进行定期审查，评估其合规性、公平性和安全性[10]。审计内容应包括算法的偏见检测、数据隐私保护和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审查配送时限设置、薪酬计算、奖惩机制等内容，审计结果向社会公示，确保电商平台算法运行全程可控、可监督。
4.4.3. 强化电商平台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
鼓励成立全国性电商外卖行业协会，制定《电商外卖算法治理行业标准》，明确透明化、公平性的具体指标，引导电商平台规范算法设计与应用。支持骑手成立工会组织，赋予其参与电商平台算法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如参与平台算法恳谈会、提出优化建议等，推动算法设计更贴合骑手权益需求。建立“算法举报”平台，对骑手和消费者反映的算法问题，监管部门需在7日内予以回应，形成“监管–行业–社会”协同监督格局，倒逼电商平台落实算法治理责任。
5. 结语
算法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技术向善”与“权益保障”的有机统一——既要依托算法技术提升电商配送效率、巩固即时零售的服务优势，也要通过明确法律边界遏制算法滥用，为骑手营造安全、公平的劳动环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商领域的深度渗透，自动驾驶配送、无人机送餐等新技术可能进一步改变骑手的角色和工作模式。这也意味着算法治理体系需具备前瞻性与适应性：既要针对当前“算法黑箱”“责任模糊”等现实问题完善规则，也要预判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挑战，提前构建适配未来用工形态的权益保障框架。通过法律、技术和行业自律的协同作用，构建一个既能保障骑手权益又能促进平台创新的平衡治理体系，将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推动外卖行业进入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