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抬阁艺术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于各地广泛分布，在南北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又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山西徐沟背铁棍和长乐抬阁故事会皆为抬阁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抬阁艺术中具有一定南北方代表性，两者在历史渊源、表演特点、保护措施上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比较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俗艺术表现，不仅可以增强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民俗文化交流，还可以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和参考，丰富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案例。
Abstrac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ese folk culture, Taige is widely distributed across the country. Influenced by distinc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it manifests in varied forms. Both the Iron Pole Dancing of Xugou in Shanxi and the Taige story of Changle are nationally recogniz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representing this art form, embodying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traditions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m in historical origins,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preservation measures. Comparing these folk art expressions from two distinct cultural contexts not only enhances cultural exchange among regions within China, bu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safeguarding othe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nriching comparative studies in folk culture.
1. 引言
清徐徐沟背铁棍与长乐抬阁故事会分别代表了北方晋中地区和南方湖南地区的抬阁艺术高峰，也是中国抬阁艺术的代表之一，这两种民俗活动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们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活跃并不断发展。清徐徐沟背铁棍和长乐抬阁故事会都以抬阁作为主要表演呈现形式，且都收录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徐徐沟背铁棍于2008年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长乐抬阁故事会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次两种活动都是由当地社区和民众自发组织和参与的，体现了民间文化活动的社会性和集体性，同时也加强了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和凝聚力，并且通常在特定的节日或庆典期间举行，如春节、元宵节等，成为庆祝节日和祈求吉祥的大型文艺展演活动。它们不仅是文化表达的形式，更是一种具有社会功能、象征意义和表演性的文化实践，是一种仪式性的展演，包含了娱乐功能、社会认同、集体记忆与文化传承。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将“仪式”定义为一种在特定场合中，规约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表演，它能够强化社群认同并过渡社会关系[1]。二者在当代的活态传承中，本质上是其仪式功能与现代性诉求相互转换的动态过程，通过系统比较两者在仪式渊源、展演结构和现代转型三个层面的异同，能够揭示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如何塑造了两类形态不一的抬阁表演，又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表演性”策略实现现代公共表演活动的转型，从而为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与活化提供深层的实践启发。
2. 历史渊源与地理背景比较
清徐徐沟背铁棍是晋中地区社火活动中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春节期间流行的一种民间自演自乐的娱乐活动。清徐县位于山西中部，地理上属于干旱少雨的高原地区，背铁棍最初就是作为求雨谢神的宗教祭祀活动出现的，逢遇大旱，农民常赴庙宇祈雨；若得降雨，便抬神巡游，以酬神恩。巡神之时，常以一对童男童女作为神祇侍从，称为“抬阁”，此形式可视为铁棍表演的前身。这种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农民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塑造了一种北方农民实用的精神特质，也就是说最初的民俗活动是为了服务生存而存在，这种起源也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
长乐抬阁故事会发轫于湖南汨罗江流域，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丰沛的水资源和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当地文化较少受到生存压力的直接驱使，而更注重精神表达和审美追求。[2]其起源存在“花灯演变”与“纪念屈原”两种说法，楚人信天，人们会向上苍鬼神祈求消灾解厄，由巫师和男女童妆扮天神、地神和掌管五谷六畜诸神，随后抬着草扎的图腾行至汨罗江边，祭祀天地鬼神，祭祀完毕便排阵游集、游乡，此为故事会的最初萌芽形式。到唐朝，每年的上元节大放花灯，正月祭祀活动结合上元节闹花灯，演变成长乐故事会。而汨罗作为屈原投江之地，传说人们曾在端午、元宵之际，扎高台、比故事，踩高跷，祭奠屈原，此又有“纪念屈原”这一起源[3]。
地理环境还影响了该类民俗艺术的表现形式，山西干旱多风沙的气候促使背铁棍发展出“简练厚重”的艺术风格，长乐抬阁故事会更有“精巧灵动”的特点。背铁棍以单根铁棍作为支撑，造型简洁而稳固，适合在开阔的黄土高原上进行巡游表演。而长乐地处水网密布的江南，不仅有地面表演的“地故事”，还有高达5~6米的高跷表演，以及多层布景的“高彩故事”，其中参演演员动作空间大，具有灵活的肢体动作且抬阁布置十分精美。这些差异鲜明地展示了南北两地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文化逻辑——北方重实用，南方尚审美[4]。
比较而言，二者虽同属节庆民俗，但起源动因却有不同：背铁棍源于北方农耕祈雨需求，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而故事会则融合了南方巫傩文化和名人纪念传统，更具人文情怀。这种差异反映了南北地域文化性格的分野，北方重传统延续，南方更具变通精神。
3. 表演形式与艺术特色比较
3.1. 清徐徐沟背铁棍的表演体系
清徐徐沟背铁棍以一根棍反映一出戏或一个故事。表演时一人背后竖一“铁棍”，孩童绑与铁棍上。表演时，舞者以脚跟和腿部发力，带动颈、肩、腰、胯各部位自如地上下颤动。与此同时，背棍者不仅肩承重担，更需在行进中演绎出所扮角色的内心活动与性格特质。技术层面，它依托力学设计，通过铁棍、弓弦等装置实现表演者的高空定位，形成“上下一体，同歌共舞”的视觉效果。表演内容多取材于晋剧剧目和民间传说，如《白蛇传》《杨家将》等，形式以游行、各地区民俗文化展演为主，通过“一根棍一出戏”的简练形式展现故事精华[5]。
清徐徐沟背铁棍的表演者通常来自晋中地区的各个乡村和社区，他们可能是当地的农民、工人、学生或退休老人。这些表演者通常由各个乡村的民间文艺团体组织，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各司其职，但在社火节庆期间，会聚集起来参与到社火表演中。徐沟背铁棍中包含许多需要身体力量和协调性的表演，如高跷、背棍、铁棍等，表演者需要通过长期的身体训练来增强力量和提高身体的灵活性，同时还需要节奏感和音乐感训练，社火表演往往伴随着锣鼓等打击乐器，表演者需要具备良好的节奏感，以便与音乐和其他表演者同步；在表演道具的制作中融合了传统锻铁工艺与民间美术，铁棍结构科学，服饰色彩艳丽，体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其表演风格刚健有力，呈现出“活动雕塑”般的造型美感，具有显著的北方艺术特色。
3.2. 长乐抬阁故事会的表演特征
长乐抬阁故事会则以规模宏大、竞赛性强著称。其表演形式多样，包括地故事、高彩故事、高跷(1~6米不等)等，形成立体化的视觉呈现。其中地台故事为单层彩车故事，演绎人数为一到三人、高彩故事以承载钢筋为主体分为一人单举、一人多举、多人多举，高跷则以演绎典故中的重点人物为主，高跷高度自1~6米循序渐进，一般置于队伍后侧，形成立体化的视觉呈现。故事会巡游表演时，伴随会旗、彩旗、牌匾、彩灯、锣鼓、乐队等，再配以玩彩龙、舞火龙、舞狮、彩莲船、腰鼓等民俗游艺队伍，由于表演内容多为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剧目、时事热点等，故名“故事会”[6]。表演组织上，上市街与下市街的对抗格局是其核心特色，长乐抬阁故事会以大规模的游行队伍和“比故事”为主，围绕长乐镇的主要干道，自上市街和下市街的起点出发，都各自向对方行进，直到两只队伍交接处，整个表演活动达到高潮，两只队伍进行竞争、比高、比新、比巧。内容上既包含《三国演义》等传统题材，也创新性地融入航天、冬奥等现代主题，显示出较强的时代适应性。道具上包括但不限于，高跷(1米至6米不等)、抬阁、钢筋、拟物道具、彩船、威风锣鼓民乐组合、服饰等。整体而言，故事会突出“演”的成分，通过精致的场景编排和角色扮演再现故事内容，展现“高、险、奇”的审美追求。其中表演者一部分来自当地居民，一部分来自在外务工的游子，一旦通知“玩故事”他们便会集合进行规划，对于表演者来说，也需要身体协调性与力量训练，如踩高跷训练，高跷表演者需经数月平衡训练，儿童演员练习者最小从4岁开始练习，他们需要学会如何在高跷上保持平衡、行走、甚至进行特技表演，此外角色扮演和化妆训练上，表演者需要根据扮演的角色进行化妆和服装穿戴的训练，以确保角色的形象逼真、符合故事背景，更重要的是团队协作训练，高跷和高彩故事除演员本人以外都需要配备专门人员负责安全、捆绑、解绑等工作，保证演出顺利进行，他们与表演者之间需要有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以确保整个表演的流畅和协调。
从表演形态及艺术特征看，背铁棍强调“静态造型美”，而故事会追求“动态叙事性”；前者如“无言戏剧”，后者似“流动剧场”。参与方式上，背铁棍注重社区集体协作，故事会则鼓励团体竞争创新。这些差异既源于不同的地域审美传统，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功能定位——北方注重群体和谐，南方鼓励个性表达。
4. 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比较
4.1. 清徐徐沟背铁棍的传承尝试
清徐徐沟背铁棍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传承体系，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2001年山西省旅游局和晋中市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并举办“晋商社火节”，2010年，国家批准设立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此外，清徐县还通过争取国家重点项目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补助资金，建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传习中心、背铁棍传习所等，大力实施乡村文化记忆工程，通过乡村文化大起底、非遗文化大普查活动，摸清了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情况和生存状态，初步建立起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背铁棍的传承实践体现了仪式展演的体制化过程，政府与社区的协作使其从民间仪式转变为国家非遗展演，仪式功能从祈雨转向文化展示。
4.2. 长乐抬阁故事会的传承实践
故事会的文旅融合是一种仪式经济的现代实践，通过旅游展演、媒体直播等方式，实现了从地方性仪式到跨区域文化表演的转型，长乐抬阁故事会探索了“文旅融合”的传承路径联合有关部门连续举办民间文化旅游节，建立民俗博物馆和体验基地，结合政府工作充分进行招商引资。自2014年起至今长乐镇民间文化旅游节暨长乐抬阁故事会巡游活动已举办至第十届。据官方统计2024年故事会活动现场观看人数约11万人，充分带动当地旅游、餐饮、住宿、特产等行业经济发展。此外，古镇商业街优先面向非遗传承人开放以供传授非遗手艺，便于游客实地参与体验；传承研习所不仅面向当地练习高跷和抬阁的学生，也面向外来游客，踩上高跷参与体验，研学者能亲身感受“玩故事”的乐趣所在；民俗博物馆的建设罗列了长乐抬阁故事会的发展轨迹，服饰陈列、影像资料等，走访者参观各类陈列展示，研学者能从中品味民间艺术千年传承的韵味，了解抬阁故事发展历程，其中还附带体验版画拓印、脸谱彩绘等手工制作学习。
创新表现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范兴多次到大、中、小学进行非遗讲座。表演过程中通过多个短视频平台进行直播，并建立电视台直播间对展演的故事进行介绍。同时在传统表演形式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如增加航天、冬奥等现代主题的表演内容。对外展演中利用高跷与舞剧融合，2024年河南春晚，杨丽萍原创生肖艺术片《龙舞》中，高跷王子郑大军脚踩5米高跷，作为“龙神”惊艳亮相，《高跷娃娃》《比故事咯》将故事以儿童舞剧形式搬上静态舞台，参演过如张谷英全国“村”晚第十四届湖南省运动会等大型活动。与此之外，自长乐抬阁故事会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当地及周边工艺或演艺传承人开始重视非遗保护，如长乐甜酒酿造技艺、民间信俗打倡等，至今汨罗市已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2项、省级非遗项目10项、市级非遗项目5项、县级非遗项目17项。正是这些创新举措使古老艺术开始焕发现代活力。
背铁棍的传承更注重系统性保护，而故事会更侧重创新性转化。两者可从相互的传承模式中汲取经验，徐沟背铁棍应从古老的表现形式中推陈出新，找到便于向外传播的表演方式，汲取青年力量加入表演建设队伍中，打造文旅新品牌；而长乐抬阁故事会可以参考清徐县的非遗数据库建立工作，将周边非遗活动集合，带动周边非遗项目活态传承。
5. 结论与启示
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塑造了两种民俗艺术的鲜明特色：背铁棍体现了北方农耕文化的厚重与质朴，故事会则彰显了南方水文化的灵动与变通。其次，在现代社会中，从仪式展演视角看，背铁棍与故事会虽源于不同的仪式传统，但都在现代社会中完成了从神圣仪式到公共展演的功能转型。背铁棍强调结构的稳定性与集体记忆的延续，而故事会则更注重仪式的创新性与社会互动性。二者从传统祭祀仪式发展为兼具文化传承、社区建设和经济推动多重功能的综合性文化活动，其经验表明，非遗项目的生命力在于与当代社会需求的有机结合，而二者的传承实践提供了差异化保护路径，未来非遗保护应因地制宜，采取分类指导策略，从优秀案例中相互汲取经验来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