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漏相关危险因素及诊疗进展

Risk Factors and Advances in the Management of Anastomotic Leakage Following Rectal Cancer Surgery

摘要: 吻合口漏是腹腔镜直肠癌术后常见且严重影响患者康复的并发症。明确其危险因素有助于加强预防和早期识别，从而改善患者预后。在腹腔镜直肠癌手术中，吻合口的良好愈合依赖于充足的组织血供与无张力吻合技术，围绕这两方面的技术优化与精准评估已成为降低吻合口漏风险的关键路径。本文系统综述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漏的危险因素、预防策略及治疗进展，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Abstract: Anastomotic leakage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following laparoscopic rectal cancer surgery that significantly impacts patient recovery. The identification of its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is crucial for enhancing preventive strategies and facilitating early de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thereby playing a key role in improving patient outcomes. In laparoscopic rectal cancer surgery, successful anastomotic healing relies primarily on adequate blood suppl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ension-free anastomotic techniques. Ongoing technical optimization and precise evaluation focused on these two aspects have become important approaches to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anastomotic leakag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isk factors,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recent advances in the management of anastomotic leakage after rectal cancer surgery, with the aim of offer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clinical strategies for practice.

1. 引言

直肠癌是全球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1]。目前，新辅助放化疗联合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已成为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标准治疗策略，该策略不仅显著改善中低位肿瘤患者的生存预后，也为低位乃至超低位直肠癌患者提供了保肛可能[2]。然而，肿瘤位置过低和新辅助治疗所引起的局部血供障碍与组织受损，均增加了术后吻合口漏(anastomotic leakage, AL)的风险。据研究显示，其发生率在2.4%~15.9%之间，一旦发生，相关死亡率可达16% [3]。吻合口漏不仅导致术后恢复延迟和再手术率上升，还与肿瘤局部复发风险增加及长期生存率下降等不良肿瘤学结局密切相关[4]。因此，早期识别与系统管理吻合口漏对患者围手术期恢复及预后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综述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后吻合口漏的相关危险因素与诊疗进展，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循证参考。

2. AL的定义与分级

2010年，国际直肠癌研究组(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f Rectal Cancer, ISREC)对直肠术后吻合口漏给出明确定义，指结肠–直肠或结肠–肛管吻合口处肠壁完整性缺损，导致肠腔与腹腔或盆腔相通，该定义亦涵盖重建的直肠储袋(如J型储袋)缝合处渗漏以及吻合口周围形成的盆腔脓肿[5]。这一共识为临床诊断与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分类方面，吻合口漏可根据严重程度分为三级(具体标准见表1)；按发生时间则分为早期漏(术后30天内)与迟发漏(术后30天后)，后者多与吻合口区域慢性缺血或放疗后期损伤有关[6]。

Table 1. 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f rectal cancer anastomotic leakage grading system

表1. 国际直肠癌研究组的吻合口漏分级

分级	临床表现
A级	亚临床吻合口漏，也称作影像学吻合口漏，无临床症状：不需特殊治疗
B级	表现为腹痛、发热，脓性或粪渣样引流物自肛门、引流管或阴道流出(直肠阴道瘘)，白细胞及C反应蛋白升高；需保守治疗的吻合口瘘
C级	表现为腹膜炎，脓毒症，及其他B级吻合口漏的临床表现：需二次手术治疗的吻合漏

3. AL的危险因素

3.1. 患者自身因素

3.1.1. 性别

男性是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漏的独立危险因素[7]，其风险差异主要源于骨盆解剖结构的性别差异。相较于女性多呈椭圆形的骨盆，男性骨盆通常为三角形，形态更为狭小，限制了手术操作空间。在狭窄的男性骨盆中施行吻合常需更强力的组织牵拉，这不仅增加副损伤风险，也提高了吻合技术难度，这在开放与腹腔镜手术中均较为常见。尤其在接受新辅助放化疗的肥胖男性患者中，放疗所致组织水肿与纤维化、肥厚肠系膜以及狭窄骨盆共同形成极具挑战的手术视野，易导致手术时间延长，并进一步增加吻合口漏的发生风险[8]。

3.1.2. 营养状况

营养不良是影响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愈合的重要可调控因素，其主要通过阻碍胶原蛋白合成与成纤维细胞增殖，延缓组织修复进程。存在术前营养风险的患者常合并贫血与低蛋白血症，不仅削弱全身免疫及应激能力，也直接损害吻合口局部的愈合微环境。低蛋白血症可导致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引发组织水肿，进而抑制成纤维细胞功能与胶原沉积，最终削弱吻合口的机械强度与愈合潜力。Nobuaki Suzuki等[9]研究显示，血清白蛋白水平 ≥ 4 g/dL是吻合口漏的保护因素；Hao Xu等人[10]对382例病例的分析进一步证实术前低白蛋白为其独立危险因素(OR = 1.137, 95% CI = 1.004~1.287, P = 0.044)。肥胖作为另一项代谢相关因素，亦被证实会增加术后并发症风险[11]。肥胖患者多伴有内脏脂肪堆积与肠系膜肥厚，不仅影响术中解剖层次的辨识，也限制手术视野与操作空间，从而增加吻合技术难度及组织损伤风险，最终导致吻合口漏发生概率上升。

3.1.3. 基础疾病

术前存在的糖尿病或肾功能不全等基础疾病是增加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漏风险的重要临床因素。糖尿病作为一种系统性代谢紊乱，已被多项研究确认为直肠术后吻合口漏的独立危险因素[12]。其病理机制主要与长期高血糖引起的代谢紊乱及微血管病变有关，可抑制成纤维细胞增殖与分化，并损害局部微循环，减少吻合口周围组织的氧供和营养输送，从而在细胞和分子层面共同阻碍愈合进程。近年研究进一步揭示，高血糖介导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积累会干扰胶原蛋白交联，降低组织修复的机械强度。此外，肾功能不全同样构成高危因素，尤其在急诊手术中，此类患者常伴有全身炎症反应、电解质紊乱与尿毒症毒素蓄积，进一步削弱组织修复能力及免疫功能。因此，针对中重度肾功能不全患者，尤其在急诊手术情况下，临床指南多建议审慎评估一期吻合的适用性，必要时选择替代术式以控制风险[13]。

3.1.4. 肿瘤因素

肿瘤相关特征，包括肿瘤大小、临床分期及新辅助治疗史，均为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漏的危险因素。通常而言，分期较晚、分化程度低的肿瘤侵袭性更强、体积更大，易造成手术空间受限、切除范围扩大及手术时间延长，从而升高吻合口张力与感染发生风险[14]。另一方面，多项随机对照试验及Meta分析均将新辅助放化疗视为术后吻合口漏的独立危险因素[15]。李俊等[16]针对550例患者的多因素分析进一步证实，新辅助治疗显著增加吻合口漏风险(OR = 2.402, 95% CI = 1.004~5.749, P = 0.049)。其机制主要涉及两方面：① 放疗可引起微血管闭塞与内皮损伤，从而削弱吻合口区域血供；② 放化疗联合作用可能加重盆腔组织纤维化与肠系膜水肿，增加术中分离难度，影响环周切缘质量，最终阻碍吻合口正常愈合。

3.2. 手术因素

3.2.1. 手术方式及入路

直肠癌手术方式及入路的选择需综合考量术者经验、肿瘤位置、疾病分期与患者全身状况。随着腹腔镜技术与吻合器械的进步，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已在临床广泛应用，其安全性、有效性及长期生存结局与传统开放手术相当，部分研究还显示其在短期恢复方面更具优势。在吻合方式上，端端吻合与端侧吻合在吻合口漏发生率方面未见显著统计学差异[17]。全直肠系膜切除术作为现在直肠癌手术的标准术式，强调系膜的完整切除，但广泛系膜剥离也可能造成吻合口区域血供相对不足及局部张力升高，从而使吻合口漏风险较非TME手术显著增加[18]。此外，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在实现超低位保肛方面具有独特价值，但其吻合口漏风险亦较为突出。这主要归因于经肛操作空间有限、组织层次辨识困难，以及该术式常适用的极低位肿瘤本身即为吻合口漏的高危因素，多种不利条件共同对吻合口愈合构成挑战。

3.2.2. 吻合口与肛缘距离

肿瘤位置过低是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漏的重要解剖学危险因素，其风险随肿瘤与肛缘距离的缩短而升高[14]。在超低位直肠手术中，狭窄的骨盆空间与复杂的局部解剖显著增加了操作难度：随着侧韧带离断及直肠中动脉的牺牲，远端肠段血供已明显减弱；膀胱或子宫区域血管吻合支的切断则进一步加剧局部灌注不足。此外，狭窄骨盆内吻合器的低位操作易损伤肛管动脉分支，影响残存血供，同时近端肠管因缺乏腹膜覆盖与支撑而承受更大张力。多数研究指出，吻合口距肛缘 < 5 cm是吻合口漏的独立危险因素[19]。在临床实践中，这一风险在新辅助放化疗后的超低位直肠癌患者中尤为突出——其吻合口常位于肛缘约2 cm处，放疗引起的组织损伤与血运障碍进一步恶化了局部愈合环境，从而显著增加了吻合口漏的发生风险。

3.2.3. 手术时间与出血量

手术时间延长是反映手术复杂程度的重要指标，也与术后吻合口漏风险升高密切相关[19]。在直肠癌手术中，操作时间的延长通常与组织层次不清、新辅助治疗所致组织水肿、术野显露欠佳及骨盆解剖狭窄等因素有关。长时间手术伴随的持续麻醉、气腹状态及机体应激反应，可共同削弱组织灌注与免疫功能，从而影响吻合口的愈合环境。此外，术中出血量过多是另一项关键技术相关风险因素。大量失血引起的循环容量不足可诱发代偿性血管收缩，导致吻合口区域组织低灌注与缺氧，直接影响胶原形成与上皮修复过程，进而增加吻合口漏的发生风险。

3.3. 围手术期的管理

充分的术前肠道准备有助于清除肠腔内容物、减轻对吻合口的机械性冲击，从而降低术后吻合口漏的风险。近年研究显示，机械性肠道准备联合口服不易吸收抗生素不仅能有效减少肠腔残渣，还可抑制肠道病原菌的定植与易位，显著降低吻合口周围感染及相关炎症反应的发生[20]。

4. AL的预防

4.1. 术前预防

充分的术前评估与准备是预防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漏的关键环节。术前应系统评估患者全身状况，重点分析营养指标与合并疾病，一方面需积极干预基础疾病，包括纠正贫血与低蛋白血症、优化营养储备，并有效控制血压与血糖水平，从而改善组织修复能力及免疫功能。另一方面应严格遵循围手术期处理规范，采用机械性肠道准备联合口服抗生素，显著降低肠道菌群负荷，以减少术中污染及术后感染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4.2. 术中预防

4.2.1. 吲哚菁绿(Indocyanine Green, ICG)荧光成像技术

吲哚菁绿荧光成像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术中评估手段，近年来在结直肠外科领域展现出重要的应用价值。ICG是一种具有良好生物安全性的近红外荧光染料，具水溶性，在750~810 nm波长激发下可产生约840 nm的荧光，实现0.5~1.0 cm深度的组织穿透，从而有效评估浅层组织灌注情况[21]。静脉注射后，ICG迅速与血浆蛋白结合并分布于血管腔内，随后被肝细胞特异性摄取，通过胆道系统以原形排出，不参与肠肝循环，亦不经肾脏排泄。这一独特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为其在术中实时成像提供了理想条件。ICG具有毒性低、免疫原性弱和生物相容性良好的特点，使其在吻合口血运评估中优势显著。该技术能够实时、动态显示吻合口区域的血流灌注状态，为外科医生提供客观视觉信息，辅助术中决策，从而从技术层面降低吻合口漏的发生风险[2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ICG荧光血管造影有助于降低结直肠吻合口漏的发生率。该技术通过识别灌注不良区域，指导手术团队调整吻合位置或进行肠段再切除，从而优化吻合口愈合条件。2020年一项单中心随机对照试验[23]纳入377例接受乙状结肠或直肠切除术的患者，结果显示ICG荧光血管造影组吻合口漏发生率为9.1%，显著低于未使用ICG组的16.3%。在216例低位直肠吻合患者中，ICG组吻合口漏发生率为14.4%，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5.7%，凸显了该技术在高难度吻合中的临床价值。Chan等人[24]的荟萃分析共纳入20项研究、涵盖5498例患者，结果显示ICG组吻合口漏发生率为3.7%，非ICG组为8.6%，进一步证实ICG荧光成像与吻合口漏风险降低显著相关。Watanabe等人[25]在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中指出，约57%的患者因ICG荧光成像结果改变了手术策略，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降低近6%，平均住院时间亦显著缩短。此外，Blanco-Colino等人[26]对5项非随机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表明，ICG荧光血管造影可显著降低结直肠手术患者的吻合口漏的发生风险；在直肠手术中，ICG组吻合口漏发生率为1.1%，显著低于标准方法组的6.1%，提示该技术有望成为现代结直肠外科，特别是低位吻合中的重要辅助工具。多项研究显示ICG注射相关不良事件极为罕见，进一步证实了其临床安全性。

随着荧光成像设备的持续改进和术中灌注评估需求的增加，ICG荧光成像技术有望在进一步提升结直肠外科手术质量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4.2.2. 术中血供保护策略：血管结扎平面的合理选择

吻合口血供是确保吻合安全的关键因素。血管结扎水平的选择直接影响吻合口灌注质量，血供不足可引起组织缺血缺氧，进而破坏细胞代谢、抑制成纤维细胞增殖与胶原合成，最终削弱吻合口机械强度并增加渗漏风险。研究表明，肠系膜下动脉高位结扎虽有利于淋巴结清扫，但可能影响边缘动脉弓的血流动力学，导致吻合口灌注压力下降；而低位结扎则有助于维持远端结肠的血流灌注，从而降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27]。在此背景下，保留左结肠动脉作为一种功能性的血供保护策略，被证实可有效降低吻合口漏风险，其机制在于维持了经由边缘动脉的侧支循环与吻合口区域微循环灌注[28]。根据左结肠动脉是否保留，肠系膜下动脉结扎可分为高位与低位两种方式：高位结扎在肠系膜下动脉根部1~2 cm处离断，虽有助于淋巴结清扫，但可能影响结肠血供；低位结扎则通过保留左结肠动脉及其分支，不仅显著改善吻合口血流动力学状态，还可维持更长的功能性肠管与系膜长度，从而有效降低吻合口张力[29]。Luo等[30]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低位结扎在肿瘤学安全性与高位结扎相当，两组在第253组淋巴结清扫效果方面未见显著差异。因此，对于具有多个吻合口漏危险因素的患者，建议术中优先选择保留左结肠动脉的术式，以实现肿瘤根治性与吻合安全性的最佳平衡。

4.2.3. 改善闭合与吻合技术，提高吻合口质量

在直肠癌手术中，吻合方式的选择需综合考量患者个体解剖特征与术中具体情况。吻合器吻合因其操作便捷、可有效缩短组织暴露时间并减少手工缝合带来的技术差异，有助于降低吻合口漏的风险[31]。在选择吻合器型号时，应参考肠管直径，但现有研究显示圆形吻合器的具体尺寸与吻合口漏发生率之间并无明确关联[7]。对于骨盆狭窄、吻合位置深或局部显露困难的病例，手工吻合更具适用性。完成吻合后，乙状结肠应自然贴附于骶骨岬平面，避免形成“桥状悬空”，这是实现无张力吻合的重要解剖标志。亚洲人群的乙状结肠通常较为冗长，因此并非所有手术均需常规游离结肠脾曲；然而，无论是否游离脾曲，确保吻合口完全无张力是必须遵循的技术原则。当存在以下情况时应考虑施行脾曲游离[4]：① 需行超低位吻合或结肠–肛管吻合时乙状结肠呈悬空状态。② 乙状结肠系膜因粘连、短缩或血运障碍需切除更长肠段。③ 计划构建结肠储袋以改善术后排便功能时。

4.2.4. 预防性造口

预防性肠造口是当前临床上降低吻合口漏风险的重要策略，通过暂时性肠道转流为低位吻合口的愈合创造有利条件。该术式能够减轻或避免中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因吻合口漏引发的腹腔感染、盆腔脓肿及感染性休克等严重并发症，同时降低由此导致的再次手术率[32]。然而，预防性造口也面临相应的临床挑战：患者需接受二次造口还纳手术，且研究显示29.5%的患者因全身状况或局部解剖条件限制无法实现还纳，致使暂时性造口转为永久状态[33]。这一现实凸显了严格掌握预防性造口适应症的必要性。目前普遍认为，其适用于全身状况较差、术前存在肠梗阻或具有多项吻合口漏高危因素的患者[4]。因此，预防性造口是一项需要审慎权衡的临床决策，其在减轻吻合口漏相关并发症严重程度及降低再手术风险方面的获益，应与造口本身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进行综合评估。

4.3. 术后预防

在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后，常规于吻合口旁及盆腔最低位置留置引流管具有重要临床意义[34]。引流管不仅能有效预防术后并发症，还可通过持续引流骶前间隙的积血与渗液，避免局部积液继发感染及吻合口腐蚀，从而降低出血与吻合口漏风险；同时亦具有治疗作用，有助于减少盆腔血肿与感染，缓解吻合口漏的临床症状并促进其愈合。术后应密切观察引流液的颜色、性状及引流量变化，若出现引流液骤然加深、呈血性或脓性，且引流量明显增多，需高度警惕吻合口漏的可能。与此同时，术后应加强营养支持，维持水电解质平衡，为吻合口愈合创造有利条件；合理使用抗生素有助于控制局部及全身感染风险。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可促进肠道功能恢复，改善全身循环，进一步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上述措施共同构成了术后预防和管理吻合口漏的重要临床策略。

5. AL的治疗

5.1. 一般治疗

根据吻合口漏的严重程度，应在营养支持与抗感染基础上加强病情监测，并采取个体化治疗策略。对于临床症状轻微、全身状况稳定的A级吻合口漏，治疗重点在于确保引流通畅的前提下实施保守治疗，具体包括严格禁食水、胃肠减压、全肠外营养以及依据药敏结果选用抗生素。保持引流管通畅是控制感染的关键，有助于清除炎性渗出，避免盆腔脓肿形成；若保守治疗期间出现局限性脓肿，应尽早于影像引导下行穿刺引流，以控制感染并促进愈合[4]。

5.2. 肠道菌群的治疗

吻合口愈合过程依赖于肠上皮屏障的有效再生与肠道微环境稳态的维持，涉及宿主细胞、微生物群及肠腔内多种因子的复杂相互作用[35]。近年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可通过种间竞争或协同作用直接调控吻合口愈合进程，微生物与宿主间的双向互作在吻合口漏发生发展中具有关键影响[36]。特定条件下，某些能够产生胶原酶的肠道病原菌可损害吻合口完整性，而肠道黏液作为局部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愈合过程中亦发挥保护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常规术前肠道准备不仅难以有效清除条件致病菌，还可能改变黏液组成结构，因而迫切需要探索针对细菌毒力调控的新型策略。随着微生物组研究的深入，其在结直肠术后吻合口漏病因学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Hyoju等[37]提出基于磷酸盐的干预方法，通过外源性磷酸盐抑制细菌群体反应，在不影响细菌生长的前提下削弱其毒力。动物实验证实，口服多磷酸盐可显著减少黏质沙雷菌与铜绿假单胞菌在吻合口组织中的定植及胶原酶活性，从而有效预防吻合口漏。这些发现提示，围手术期补充多磷酸盐有望成为预防吻合口漏的新策略。此外，Hajjar等[38]发现肠道菌群还可通过调节黏膜细胞因子表达影响伤口愈合进程，未来基于肠道微生态移植的干预可能为吻合口漏的防治开辟新途径。

5.3. 内镜治疗

目前吻合口漏的内镜治疗主要包括闭合夹关闭、内镜真空辅助闭合、支架植入及生物材料复合填充四类技术。2008年德国Ovesco Endoscopy AG公司推出的耙状闭合系统采用翼展达15 mm的金属夹设计，可有效闭合直径3 cm以下的脏器全层缺损，其夹闭范围与深度较传统金属夹显著提升。经验丰富的内镜医师可使用单个OTSC夹闭直径5~20 mm的吻合口缺损，该技术操作简便、创伤小[39]。然而，OTSC对伴有水肿纤维化或瘢痕形成的组织闭合效果欠佳，因此建议在诊断吻合口漏后6个月内实施以获得最佳疗效[40]。

内镜下真空辅助闭合技术源自慢性开放性伤口的负压治疗理念。Weidenhagen等[41]于2008年首次报道应用该技术成功治愈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漏。该技术将裁剪合适的聚氨酯海绵固定于引流管远端，经内镜引导置入缺损区域，通过持续负压吸引有效清除脓液、消化液及坏死分泌物，减轻局部组织水肿，促进血流灌注与肉芽组织生成，从而使多数患者避免二次手术[42]。

内镜下支架植入技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吻合口漏的临床治疗，常用支架包括自膨式金属支架与自膨式塑料支架，其中金属支架可进一步分为完全覆膜与部分覆膜两类[43]。覆膜支架凭借其微创特性与即时封堵效果，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低位直肠癌术后小型漏口的治疗，能有效隔绝肠腔与漏口，控制局部感染并促进愈合。对于引流通畅、漏出量较少的B级漏患者，可选择经介入途径行盆腔–肛门双向灌洗联合负压吸引以维持局部清洁；在此基础上联合内镜下覆膜支架封闭技术可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44]。

生物材料复合填充技术通过内镜下向瘘管内逐层植入聚乙醇酸补片与纤维蛋白胶，构建可降解的物理屏障与组织支架，临床研究显示其具有良好的愈合促进效果[45]。有研究报道[46]对21例术后吻合口漏患者采用窦道镜联合造影及CT明确漏口三维形态后，经双套管注入生物蛋白胶进行封堵，成功率高达95.2%。该技术主要适用于已形成窦道的慢性吻合口漏，但需注意纤维蛋白胶可能以异物形式长期存留体内，导致腹腔器官继发性损伤[47]，因此其临床应用安全性仍需进一步评估。随着内镜器械的持续改进与操作经验的积累，磁压缩吻合等新兴技术逐渐应用于临床。该技术利用高强度磁场促使漏口两侧组织对合、受压并重建血运，最终实现解剖闭合，为复杂漏口的处理提供了新的方向[48]。由此可见，内镜治疗在吻合口漏的诊疗地位正日益提升。

5.4. 手术治疗

当保守治疗无效或发生严重C级吻合口漏时，需考虑外科手术干预。对于漏口局限、局部组织条件尚可的轻中度病例，可实施吻合口修补术，通过直接缝合或生物补片加固恢复肠壁连续性，术后需密切监测并积极预防感染及再漏等并发症。若吻合口漏伴有弥漫性腹腔感染、脓肿形成或持续肠液外溢，则通常需行吻合口切除及造口转流术。该术式通过切除血运不良的肠段并建立造口转流，旨在彻底清除感染灶，并在充分腹腔冲洗与引流的基础上，为后续肠道连续性恢复创造条件。具体造口方式需结合术中局部情况、肠管条件及外科医师经验综合决定[49]。

6. 总结与展望

肠癌术后吻合口漏仍是当前临床实践中的主要并发症。尽管手术技术与围术期管理持续改进，其发生率和病死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构成持续的临床挑战。充分识别相关危险因素对制定合理防治策略至关重要，未来仍需进一步探索尚未明确的危险因素，以降低吻合口漏风险并改善患者预后。在临床处理中，关键措施包括保持引流通畅与有效抗感染；对于未行预防性造口的患者，发生吻合口漏时应将粪便转流作为首要治疗原则。总体而言，吻合口漏的治疗可分为手术与非手术两类，具体方案需结合漏口位置、腹腔感染程度、是否已行造口以及患者全身状况等因素，实施个体化治疗策略。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