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摘要: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农民思想素质、助推乡村发展、筑牢党在农村执政根基中扮演关键角色。步入新时代,这项工作虽有一定成效,但资源供给不足、教育模式固化、农民主动参与欠缺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故而,整合社会资源、创新教育形式、调动农民参与热情,成为推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着力点。
Abstract: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enhancing the ideological quality of farmers, promoting rural development, and solidify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Party’s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As we enter a new era, while this work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ource supply, rigid educational models, and a lack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from farmers have not been fundamentally resolved. Therefore, integrating social resources, innovating educational forms, and mobilizing farmers’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on have become the core focus of promoting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文章引用:黄钰婷.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J]. 教育进展, 2025, 15(11): 1417-142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12183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要绵绵用力,下足功夫。”[1]这一重要论述,精准点明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坐标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已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为破解“三农”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清晰界定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战略中的关键地位[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农民综合素养、驱动农村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面对乡村振兴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其自身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因此,亟需对其进行优化升级,从而实现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契合、协同推进。

文献综述: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乡村治理和农民发展的重要途径,其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需进一步系统化。国外研究中,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为分析教育过程中的沟通有效性提供了理论视角[3];赋权理论则关注如何通过资源与机会的赋予激发个体主动性,对理解农民参与机制具有启发意义[4]。国内研究多集中于政策传播、文化传承与基层治理等层面,但在教育模式创新与农民主体性激活方面的探讨仍显不足。本研究旨在融合上述理论视角,构建一个兼顾沟通效能与主体参与的分析框架,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提供学理支撑。

2.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如何有效激发乡村内生活力、构建富有吸引力的现代乡村生活图景,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切的重要课题。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复兴,不能仅停留在经济指标的单一增长上,更关键在于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有机统一[2]。作为乡村发展的根本力量,农民的思想认知、价值取向与内生动力,直接决定了乡村振兴实践的质量与可持续性。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以其在价值引导、文化涵养和共识凝聚方面的独特功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有必要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使其在统一思想、鼓舞人心、淳化乡风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进而推动农民主体能力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乡土根基。

2.1. 提升农民综合素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以传播党的政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提升农民的政治觉悟、思想道德水平与文化素养,培育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型农民。例如,本研究在对浙江安吉和陕西延安部分村庄的调研中发现,通过将政策宣讲与农民实际技能提升相结合,能有效提高参与度与认同感。通过系统性的教育引导,农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与战略部署,学习前沿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认识我国在各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增强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同,激发民族自豪感[5]。在实践中,教育工作者通过主题宣讲、专题培训、案例研讨等多种形式,普及法律常识,帮助农民树立法治观念、明确行为边界,自觉规范自身行动。同时,围绕“三农”政策、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有助于拓宽农民知识面、提升人文修养、涵养道德情操。此外,依托村广场、戏院等场所组织文艺演出、文化展览等贴近农民生活的活动,不仅能有效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使农民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文化魅力,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2.2. 促进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在推进农村各项工作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遵循,这一原则为乡村发展明确了政治方向,确保了乡村振兴实践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行[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广大农民群众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精神风貌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1] (理论融合)借鉴赋权理论视角,通过扎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切实增强农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唤醒内心深处的情感联结,进而激发他们建设家乡、振兴乡村的持久热情与内生动力[4]。思想政治教育在统一思想认识、凝聚行动合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理论融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示我们,它能够有效引导农民群众将个人发展与乡村整体进步紧密联系,推动其角色认知从“被动参与者”向“主动建设者”深刻转变,从而自觉自愿地为村庄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3]。在产业发展层面,通过思想引领和政策宣导,能够充分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鼓励其大胆探索创新创业,为乡村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拓宽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在文化建设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增强对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引导农民传承优良家风、推进移风易俗,为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筑牢思想根基。在乡村治理层面,提升农民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法治观念,有助于强化基层民主实践,培育现代治理意识,从而为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和人才支撑。

2.3. 巩固党的基层执政基础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是做好农村工作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是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政策落地的最终环节[1]。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增强乡村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引领力具有深远影响。在干部培养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日常自学等方式,帮助农村党员干部系统掌握相关工作理论,提升综合素养和履职能力。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使干部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农村实际,运用科学方法推动工作、解决难题[2]。在组织建设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推动基层党组织优化架构,形成“村党委–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的治理链条,实现组织覆盖纵向到底。这一体系不仅拓宽农民参与治理的渠道,也强化了组织在政策宣传和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可以说,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强化组织功能和干部素质,既加强了农村工作的基础,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队伍支撑。

3.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当前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农村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环节,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凝聚农民共识、培育文明乡风、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具有重要作用。尽管近年来该项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变化,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困难和薄弱环节。系统梳理当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对增强教育工作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3.1.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资源不足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凝聚人心、提升素养、培育新风的重要使命。然而,当前工作的深入开展正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约束,其保障能力的不足已成为制约其效能发挥的突出瓶颈。基于对中西部五省十二村的问卷调查(N = 1500)显示,其一,人力资源“空心化”与专业化水平双低。城镇化的虹吸效应导致农村优质人力资本持续外流,留守群体以老年人与部分流动青年为主,致使教育对象结构与接受能力复杂化。作为执行主体的工作队伍,多由村干部、中小学教师“兼职”充任,他们往往身兼数职,且普遍缺乏系统的理论培养与专业训练,导致教育内容难以深入,方法流于形式,呈现出“结构性缺编”与能力不足并存的双重困境[6]。其二,经费保障薄弱且区域失衡。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部分沿海农村凭借多元产业具备一定自我“造血”能力,而广大中西部传统农区则财力拮据。这种经济基础的不平衡直接映射在思政教育投入上。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在资源分配中存在“锦上添花”倾向,将有限经费过度集中于少数示范村、样板点,导致普通村庄的思政工作经费被严重挤占,加剧了区域间教育成效的马太效应。其三,物质与技术基础设施滞后。与城市相比,农村思政教育的物理空间与数字平台建设普遍欠缺。许多村庄不仅缺乏专用的文化活动室、理论宣讲站等实体阵地,更面临着网络覆盖质量不高、数字化教学工具匮乏等问题。这种硬件上的“洼地”,使得现代化的教育手段难以引入,极大地限制了教育活动的形式创新与覆盖广度。其四,社会资源整合乏力,未成合力。理论上,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都是支持农村思政教育的重要力量。但在实践中,各方参与往往呈“碎片化”状态,或为短期项目,或为孤立活动,缺乏一个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将分散的资源整合为有机体系。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导致社会力量投入效能低下,难以形成持续、稳定、协同的发力的局面。

3.2. 教育方式滞后

当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方式仍较为固化,主要依赖于集中开会、广播宣传、发放手册、布置宣传栏等传统形式。这些手段较为单一,创新性不足,难以将农民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理论融合)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看,在内容层面,尽管重点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但表达方式往往显得刻板、抽象,缺乏生动性和感染力[3]。部分教育者未能对政策理论进行深入学习和转化,仅停留于机械的“上传下达”,致使教育内容与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所思所盼相脱节,难以激发其真正的兴趣和认同,最终影响了农民自觉参与的积极性。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教育过程重理论宣传、轻实践结合,对农民关切的生活难题与农村发展痛点关注不足,缺乏贴近群众的座谈调研[2]。这种单向灌输模式,既让农民难以认识到思政教育的价值与自身的主体地位,无法真正理解并认同内容,也使教育者丧失了获取反馈的渠道,难以发现并解决问题,最终导致整个工作缺乏活力,成效大打折扣。

3.3.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用发挥不足

尽管乡村振兴和思政教育都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理应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但现实中农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仍普遍不高。当前,农民参与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范围有限,思政教育未能有效覆盖外出务工人员、留守儿童、老年人等差异化群体,教育对象的结构复杂性增加了全面覆盖的难度[6]。二是参与质量不高,多数教育活动仍以单向理论讲授为主,缺乏实践引导和互动参与。有调查表明,近一半村民未曾参加过村里组织的思政活动,对相关内容的理解也较为模糊。本研究的访谈资料进一步揭示,不少农民认为现有教育活动“与自家过日子关系不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从外部环境和内在因素两方面分析。从外部看,除了教育设施、内容形式等方面存在不足,激励措施的缺失也降低了农民的参与动力。从内在看,部分农民受传统观念影响,对思政教育认识不足,倾向于关注经济收益而忽视思想层面的提升,加之文化水平有限,难以深入理解教育内容,从而导致参与意愿不强、主动性不高。

4.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化路径

面对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现存的现实困境,系统性优化已势在必行。该项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紧密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确保其精准服务于农村建设发展大局[2]。为此,需聚焦资源整合、形式创新、主体激活三大关键方向,探索靶向性提升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思想动力。

4.1. 构建农村思政教育资源保障新体系

为系统化解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资源困境,必须在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构建一套多维度、可持续的资源保障体系,其核心在于突破传统单一依赖路径,转向“内生外引”的多元化人才供给,即不仅要设立专项计划培育本土返乡青年与乡贤成为“不走的工作队”,还需与高校及党校建立定向合作机制,引入专家学者以“驻村指导员”等形式提供持续智力支持;在经费保障上,应创新“多元协同”的投入机制,通过设立省级专项基金确保基础公平,同时激励乡贤与企业设立公益基金,并探索村集体收益反哺文化建设的可行路径,从而形成政府、社会与村级三方互补的稳定资金链;针对设施滞后问题,着力打造“虚实融合”的教育阵地,通过强制整合与升级现有公共场所如文化礼堂等,使其成为多功能“文明实践站”,并协同主流平台开发适配乡村的数字化内容,在村内布设“数字学习角”,以打通优质资源下沉的“最后一公里”;最后,关键在于健全“统筹整合”的协同网络,由县级宣传部门牵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绘制“资源地图”与“需求清单”,将分散的社会力量精准对接并系统嵌入农村思政工作全局,最终凝聚成目标同向、效能叠加的育人合力,切实推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在资源充盈的沃土中生根发芽、落地见效。

4.2. 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

内容是核心,形式是载体,二者相辅相成、动态适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需紧扣这一规律,立足农村实际与农民特点,通过内容扩容与方式革新确保落地见效。内容构建上,需兼顾理论深度与实践温度:既要系统宣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乡村振兴战略等核心思想,也要聚焦农民关切的现实议题,将职业技能培训、粮食补贴政策、返乡创业扶持等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纳入其中,以“有用性”激发农民兴趣,引导其理解政策、践行理念、坚定信念[2]。载体与方式创新上,需实现精准化与多元化。一方面,坚持“教育 + 引导”相结合,通过面对面沟通答疑,引导农民转变旧观念;深度挖掘乡土资源,常态化开展唱红歌、民俗展演等文体活动,在参与中培育优良家风与文明乡风[1]。另一方面,拓展多元教育形式,组织红色遗址参观、主题教育、纪录片展播等活动,同时依托互联网与移动平台,融入图片、影视等元素,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教育模式,显著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与传播效能[5]

4.3.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参与度

提升农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参与度,核心在于将教育与农民切身利益深度绑定,通过需求回应、渠道拓宽与实践赋能激发内生动力。(理论融合)赋权理论强调,需求对接上,需以走访调研为基础,精准掌握农民在就业增收、技能提升等方面的现实关切,剖析问题根源并推动实际解决,让农民切实感受到教育的实用价值[4]。参与渠道方面,可依托“农民学校”搭建多元学习平台,采用“课堂教学 + 田间指导”“集中学习 + 线上微课”的灵活模式,适配不同群体需求。同时,健全双向激励机制:对教育者,将工作成效与职称、奖金挂钩并予以表彰;对农民,推行“积分制”管理,将践行村规民约、参与教育活动等行为量化积分,可兑换实物奖励,并结合“勤、孝、善、美、正”主题评选先进模范,以荣誉激励强化参与意愿。实践赋能层面,需推动教育从“理论灌输”向“实践体验”转化。依托节日庆典,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组织多样化实践活动引导农民自我教育;深挖本土历史资源与特色文化,通过参观乡村记忆馆等沉浸式场景传承优良传统;鼓励农民参与土地流转、乡风建设等乡村振兴实践,在行动中深化对思政理念的认同与内化。

5. 结论

综上所述,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面对资源不足、方式滞后、主体参与不够等现实挑战,必须从构建资源保障体系、创新教育内容与形式、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等方面系统施策。未来,应进一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乡村发展实践深度融合,切实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思想基础、凝聚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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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hd/lhfw/2025/2025_hgjj/202502/t20250228_1958825.html, 2025-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