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形态》这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经典文献，不仅系统性地清算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与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更重要的是，它在批判的废墟上，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实现了“从人间升到天国”([1] p. 525)的哲学变革，本文的研究起点，即《形态》所揭示的根本原则——“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这一论断构成了理解其全部哲学体系的基点。
围绕《形态》中的实践观，学术界已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内学界的研究主要循着几条路径展开：其一，考察实践概念的演进逻辑，深入探讨其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纲领性论断到《形态》中系统性展开的具体化过程[3]；其二，聚焦于实践的本体论地位，将其视为理解历史的“阿基米德点”，探讨其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意涵[4]；其三，分析实践的内在结构，如生产与交往、自然与历史的辩证关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5]；其四，探究实践与人的关系，阐发其中的人学思想与主体性维度[6]。国际学界的研究则呈现出更多元的视角。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陆续出版，涌现出大量基于新文献的文本学解读，这不仅深化了对“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理解[7]，也促使学者们更精细地分析《形态》“费尔巴哈”章等具体文本的内在论证[8] [9]。更有甚者，如Sarah Johnson (2022)在其题为“告别《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中，基于文本的复杂形成过程，对《形态》作为一部“著作”的整体性提出了挑战，引发了关于其理论连贯性的深刻反思[10]。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维度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形态》实践观的认识，但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对实践概念某一维度的静态阐释(如本体论地位、内在结构)，而较少将其作为一个完整、连贯的“生成性逻辑”进行重构，对于实践如何从最原初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一步步“生成”出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乃至人的主体性的完整链条和内在机制，尚缺乏系统性的梳理与呈现。因此，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尝试弥补这一研究空白，超越对实践概念各维度的分开探讨，致力于重构贯穿于《形态》中的“实践生成论”的整体逻辑。本文主张，《形态》内在蕴含的理论逻辑是清晰且强大的。文章将系统地论证，社会实践并非仅仅是历史的“起点”或“基础”，而是具有内在动力的、连续的、贯穿始终的生成性力量，本文将清晰揭示从“生活的生产”到“交往形式”，再到“社会结构与国家”，最终到“意识形态”的完整生成链条，从而为理解唯物史观的动态过程和“现实的人”的发展路径，提供一个更具整体性和内在连贯性的哲学阐释。
2. 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实践的优先性
《形态》的哲学革命，首先表现为对意识与存在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的颠覆性重解。它旗帜鲜明地提出：意识并非如德国观念论所主张的那样是独立自存、创造世界的实体，而是在物质生产实践的进程中派生出的社会产物，其内容、形式乃至存在本身，都从根本上为社会存在所规定[11]。这一论断的提出，不仅是对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直接清算，也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论不彻底性的一次深刻超越，从而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12]。
这一论断的确立，是通过对旧有观念史观的彻底颠覆来完成的。黑格尔哲学将世界历史描绘为“绝对精神”自我异化与复归的宏大史诗，其历史主体是抽象的、非人的精神，现实世界不过是其外化的影子。马克思、恩格斯则辛辣地批判了这种将世界头足倒置的思辨方法，称其为“从天国降到人间”([1] p. 525)的唯心主义路径。确立了“从人间升到天国”([1] p. 525)的唯物主义研究路径。这意味着，一切哲学分析的出发点，不再是任何先验的观念或抽象的“本质”，而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们”([1] p. 524)。由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 p. 524)这一核心论断得以确立。这里的“生活”，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而是特指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感性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
那么，作为第一性存在的“社会存在”究竟包含何种内涵？《形态》将其界定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一些现实的个人的存在以及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一前提并非哲学家的杜撰，而是可在经验中被直接证实的事实。这些“现实的个人”不是费尔巴哈式的、脱离了具体社会关系的抽象的“类”存在物，而是有血有肉、具有特定需求、处于特定生产方式中的具体个人[13]。马克思进一步将其分解为三个同时存在、相互作用的历史性方面：其一，是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这是维系人类肉体存在并从事一切其他活动的首要条件；其二，是新的需要的再生产，当旧的需要被满足后，生产活动本身及交往的扩大又会催生新的需要，这构成了历史永不枯竭的内在驱动力；其三，是人类自身的生命生产，即以家庭为基本形式的种族繁衍。这三个方面被精辟地概括为“生活的生产”，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存在最基础的、动态的样态[14]。
在此唯物主义基地上，意识的起源与本质问题迎刃而解。《形态》明确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 p. 534)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意识的被动性与反映性。而作为意识的直接现实，语言的存在则雄辩地证明了意识的社会性。马克思论断：“语言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它的产生，并非源于孤立个体的内心沉思，而是根植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正是为了在共同劳动中进行有效的协作与沟通，人类才发展出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这从认识论的层面，深刻地揭示了一切知识、观念、理论都具有其不可磨灭的社会历史性[1]。
3. 社会实践的生成逻辑：从生产到交往形式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确立了实践的本体论优先性之后，并未停留于抽象的哲学宣告，而是系统地揭示了社会实践自身的内在结构与历史演进的深层规律。表明社会实践是一个由内在矛盾驱动的、结构化的动态生成过程。其核心结构，表现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社会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而社会分工则是这一过程的至关重要的中介与塑造角色[15]。这一逻辑的展开，清晰地展现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如何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哲学原则，具体化为分析历史的科学方法[2]。
这一生成逻辑的原点，是作为最原初、最基本实践形式的劳动。劳动被定义为一种目的性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类主体能动地作用于自然客体，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物质变换过程。其深刻的哲学意蕴在于，它具有双重改造功能：在改造客体(自然)的同时，也深刻地改造了主体(人本身)。通过劳动实践，人类不仅创造了生活资料，更发展了自身的体能、智力、技能与社会协作能力，每一次对劳动工具的改进，都凝结着人类智慧的进步；每一次成功的协作，都强化着人类的社会性。这一过程，是人类能动性与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它使人类从被动适应自然的动物界中最终脱颖而出，成为能够有意识地改造世界的历史性存在。因此，劳动，作为一种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是历史的真正起点，是一切社会关系得以产生的原初场域[16]。
随着劳动的持续进行，生产力，即人类改造自然以获取物质资料的实际能力，不断获得发展。生产力是一个复合的系统范畴，它不仅包括劳动工具，还包括劳动对象，以及更重要的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的劳动者本身。生产力具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历史继承性。生产工具的改进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志。在《形态》中，分工被置于极其中枢的地位。最初的分工是基于性别、年龄等生理差异的自然分工，其社会影响有限。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接踵而至，最终形成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根本对立。分工的每一次深化，都推动了交往的扩大，并促使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与专门化[17]。
与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分工形态相伴生的，是人们在生产与交往活动中必然结成的特定社会关系，马克思将其概括为“交往形式”，这一概念比“生产关系”更为宽泛，它涵盖了特定历史阶段由生产所决定的全部交往的总和，包括物质生产中的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等。交往形式并非主观意志的产物，它在根本上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交往形式一旦形成，便会因其与既得利益及上层建筑的结合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先作为其“发展形式”的交往形式，便会转而成为束缚其潜能的“桎梏”。此时，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社会实践结构不断演进、历史形态依次更替的根本动力机制。正是通过这一内在矛盾运动，社会历史才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即一种形态被另一种更高级的形态所取代的客观进程。
4. 人类自我实现的历史维度：从物役性到主体性的复归
《形态》的实践生成论并未止步于对历史客观规律的冷峻分析，而是始终贯穿着对“现实的人”的深切关怀，最终指向其在历史中实现全面发展的哲学归宿。它辩证地揭示，在以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人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反过来异化为一种支配人的客观力量，导致个体主体性的片面化与受限，即陷入“物役性”的困境。而超越这一困境、实现主体性的复归，则构成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这一历史困境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工的异化本质。在《形态》中，分工被视为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范畴。一方面，它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杠杆；但另一方面，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条件下，分工的固化导致了人的活动的“固定化”[18]。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个人被终身束缚在某一特定的、狭隘的活动领域，其多样化的潜能受到压制，发展变得片面。“一个人是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就是批判的批判者”，人的活动不再是其自由生命力量的确证，而仅仅是维持生存的、别无选择的手段。更为深刻的异化在于，人自身社会活动的产物——如市场、货币、国家等社会力量——凝聚成一种看似独立的、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着创造了它们的人。个体的命运似乎不再由自己掌控，而是听凭于一种非人格化的“物的力量”(即物化了的社会关系)的摆布。在此状态下，人的主体性被严重削弱，人从目的沦为了手段。在此状态下，人从创造历史的主体，沦为了被自己创造物所奴役的客体，陷入了深刻的“物役性”之中。人的主体性被严重削弱，人从目的本身，可悲地沦为了物的增殖的工具。
因此，人类的自我实现，其哲学内涵首先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即克服分工所造成的片面性，使个人能够自由而充分地展现其全部潜能。通往这一目标的哲学路径，在于达成一种“实践自觉”。这种自觉，意味着主体通过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深刻认识到那些看似自然天成、坚不可摧的“物的力量”，本质上是人类自身交往活动的产物。当人们洞悉了社会历史并非神秘天命或外在规律的盲目作用，而是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客观进程时，他们就获得了从被动的历史棋子转变为主动的历史行动者的可能性。这种哲学层面的觉醒，为通过联合起来的集体实践，去自觉地审视、批判和重塑现存社会关系提供了理论前提，从而开启了从“受制于物”(物役性)到“控制物”(主体性复归)的漫长历史航程。
5. 实践生成论的当代透视：平台经济的动态发展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生成论为剖析当代社会现象提供了富有穿透力的理论框架。以平台经济为例，马克思关于实践、分工、交往形式与物役性的分析范式，在解释数字时代的新型劳动样态时，展现出深刻的现实性与批判效力。
平台经济构成了以数据驱动为特征的新型“生活的生产”实践。在实践中，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已从物理工具转变为算法、大数据与网络基础设施。与此相应，一种新的社会分工得以确立：平台所有者(资本)、算法工程师(脑力劳动者)与广大平台劳动者(服务性劳动者)之间形成了功能明确的层级结构。这一新的生产实践生成了与之匹配的“交往形式”。平台通过用户协议、派单规则与奖惩机制，建构了一套非传统雇佣的社会关系。劳动者在法律身份上被界定为“独立合作伙伴”，这种形式看似赋予其自主性，实则旨在服务于算法效率的最大化，并将市场风险系统性地转移至劳动者个体。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新型“物役性”困境。在《形态》中，人创造的社会关系异化为支配人的“物”；在平台经济中，这一“物”则具体化为算法。作为人类智力劳动的结晶，算法本是提升效率的工具，却反转为一种支配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它以“客观”“中立”的非人格化面目，对劳动者的工作节奏、行为规范乃至收入水平进行精细化管控。劳动主体在此被严重削弱，从创造性的实践者沦为被数据精准控制、可任意替换的客体，陷入了深刻的“技术化‘物役性’”之中。与此实践结构相伴生的，是一系列相应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如“零工经济”、“共享经济”及“人人皆为自己的老板”。这些作为“现实的意识”的观念，有效地掩盖了劳动过程被非人格化力量掌控的实质，将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与风险美化为“灵活性”与“自主性”，生动印证了“生活决定意识”的核心论断。
因此，运用实践生成论的框架分析可知，平台经济远非纯粹的技术现象，而是一套集新实践、新交往形式、新异化形态与新意识形态于一体的完整社会生成过程。而通往主体性复归的道路，也正如马克思所预示的，始于“实践自觉”：当劳动者通过集体行动，洞悉算法并非永恒的自然法则，而是可被审视与改造的社会关系产物时，便开启了从“受制于物”到“控制物”的当代历史进程。
6. 结论
综上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对“实践”这一核心范畴的深刻阐发，构建了一套严谨而宏大的历史生成论。它以“实践唯物主义”)的独特视角，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生活的生产”出发，逻辑清晰地揭示了从物质生产到社会结构、再到人类意识与主体性的完整生成链条。它阐明了人类主体性如何在历史中被建构，又如何因自身创造物的“物化”而陷入困境，并最终指明了通过实践自觉而实现复归的哲学方向。
在理论意义上，《形态》的实践生成论提供了一种真正科学的、可供实践检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它彻底告别了诉诸于任何先验原则、绝对精神或抽象人性的思辨哲学传统，确立了从现实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出发去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本方法论。它将历史研究从英雄史观或神意史观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门关于人类自身实践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在今天，重温《形态》的实践哲学，依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提供了一套强有力的批判性分析工具，使我们能够洞察当代社会结构与精细分工对个体主体性的塑造与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