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聊斋志异》是清代蒲松龄创作的文言志怪小说，其语言精炼典雅，情节跌宕起伏，通过荒诞的神鬼玄幻故事，辛辣讽刺封建社会的阴暗一面，是明清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镜像，堪称跨越时空的不朽名篇，深受海内外读者喜爱。《聊斋志异》的译介始于1835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已达一百八十余年之久，其译语种类之多，译介版本之丰富，是中国古代文言志怪小说的巅峰。此书在西方的译介最早可追溯到1835年《弗雷泽杂志》上刊登的《白于玉》的独译短篇，经分析可得作者是英国汉学家德庇时。早期的译者以来华传教士与外交官为主，之后则主要由汉学家主导翻译工作[1]。翟里斯是第一位在英语世界出版《聊斋志异》选译本的作者，其译本之后数年再版十余次，影响甚广。白廼逸则是第一位《聊斋志异》译本的华人译者。汉学家宋贤德于2014年完成了《聊斋志异》六卷的全文英译，补全了英文全译本领域的空白。此外，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与其夫人戴乃迭女士也选取了《聊斋志异》中的八篇故事进行翻译，于1956年和1962年发表在《中国文学》杂志上，产生了巨大影响[2]。《聊斋志异》一书是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映射，是西方世界读者探寻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
闵福德，英国汉学家与文学翻译家，师从英国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 1923~2009)和华裔汉学家柳存仁(Liu Ts’ unyan)。曾任教于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及中国香港理工大学。主要翻译作品有与霍克斯合译的《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 1974~1986)、《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 1997~2002)、《聊斋志异》(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2006)、《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 2009)、《易经》(I Ching, 2015)、《道德经》(Tao Te Ching, 2019)等[3]。闵福德对《聊斋志异》的翻译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于2006年首次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故事104篇，译本包括长篇序言，解读蒲松龄及《聊斋志异》一书的风格与内容，后附术语表、阅读书单以及详尽的注释。闵译本用词简洁不失灵动，其副文本的使用乃是一大特色，因此在传播范围、读者评价方面表现优异，被誉为“最好的现代译本”[4]。本文主要以闵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接受理论角度出发，对比学习其翻译策略，分析优缺点，为中国典籍“走出去”带来一定的参考意义，推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2. 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是一种文学理论，是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以人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将文学理论的思维重点逐渐转向文学的接受与影响问题研究。接受美学认为，任何文学文本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是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它不是独立的、自为的，而是相对的、为我的。它的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而意义的实现则要靠读者通过阅读对之具体化，即以读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空白处填充起来，使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确定，最终达到文学作品的实现[5]。在接受美学看来，读者阅读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学作品得以真正实现的过程。文学作品不是由作者单独生产出来的，而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在接受美学中，读者的地位超过了作者的地位，读者不仅是没参与过文本创作的作者，而且是使得本文成为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作者。接受美学这门专门研究读者的科学的建立，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从而加强对文学的欣赏和批评的研究。
姚斯据此阐述了新的文学史理论，他认为“文学史就是文学作品的消费史，即消费主体的历史”，其中，消费主体就是读者。而“期待视野”是姚斯文学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期待视野”是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在阅读活动中，与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相对的是接受对象——作品的“客体化”。期待视野分为三个层次：期待系统、视野的变化、视野的重构。读者所具有的对于文学体裁、形式、主题及语言的理解之综合构成“期待系统”[5]。当人们的既定期待视野与新作品之间出现不一致时，新作品的接受就可以通过对熟悉经验的否定或通过把新经验提高到意识层次，造成视野的变化。人们超越原始视野，达到视野的交融，产生视野重构，而视野重构也会使作品中包含的意义潜势不断展示。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启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的期待视野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因人而异，因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因此译者应考虑到当时时代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水平，运用不同翻译策略促成译语读者的视野重构，彰显文本深层意义与价值。
伊瑟尔认为，本文在未被读者阅读接受以前，并不是真正存在的本文，而是有待实现的暗隐的本文。在这个问题上，伊瑟尔进而提出“暗隐的读者”概念，所谓“暗隐的读者”，实际上就是潜在的本文或作为本文实现条件之一的本文的潜在结构[5]。
3. 接受理论与翻译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接受理论传入我国，部分学者开始运用接受理论研究翻译的本质、译者的主体性、翻译文本与译者和译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翻译策略的运用等。空白是接受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伊瑟尔提出了意义空白与未定性理论，接受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未定性和空白是文学作品为读者接受并产生效应的基本条件，是“联结创作意识与接受意识的桥梁”，是一种积极的创作手段，因此，在满足读者理解的前提下，译者应尽可能避免填补空白或具体化未定性，避免破坏源语文本的含蓄与模糊美，制约译文读者的想象空间[6]。
读者在接受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作者–文本–读者的相互关系中，读者居于中心地位[6]。翻译活动涉及译者对源语文本的理解和接受过程，根据接受理论，在理解和阐释源语文本的过程中，作为特殊读者，译者同普通读者一样发挥着能动作用[7]。
4. 接受美学视域下闵福德《聊斋志异》英译本的评析
4.1. 功能对等优先于形式对等
例1:《考城隍》
译文：An Otherworldly Examination [8]
《考城隍》作为闵译本的开篇故事，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讲述了主人公宋公在去世后经由神差邀请，通过城隍神的考试，但因为需要照顾母亲，恳求在母亲百年之后再赴任，这样的孝心感动了神仙，于是准许他还魂为母亲尽孝[9]。故事全篇充斥着神幻色彩，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善恶观，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为《聊斋志异》的语言风格奠定基础。城隍是中国古代民间和道教信奉的守护城池之神，城隍庙则是祭祀城隍神的地方。“城隍”对英语读者是陌生文化概念，直译会造成理解障碍。“An Otherworldly Examination”抓住了故事核心情节，即“一场阴间的考试”和超自然氛围，直接唤起英语读者对“奇幻的冥界测试”的认知图式，降低了文化门槛，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
例2:《聂小倩》
译文：The Magic Sword and the Magic Bag [8]
闵福德在访谈中曾说过“标题可以有很多作用，可以发挥很强的力量，给整个故事定下基调”。在故事《聂小倩》中，聂小倩为人所害，变成怨鬼被“姥姥”控制，不得不以害人吸取精血为生，在遇到宁采臣之后终于得到机会改过自新，挣脱“姥姥”的控制，最终被宁采臣和他的母亲接纳，得以幸终[9]。其中，代表正义的斩妖除魔之“剑”第一次出现时保护了宁采臣，让聂小倩惊恐畏惧，无法靠近。之后宁采臣重新安葬了聂小倩的尸骨，让她得以安息，聂小倩知恩图报，侍奉宁采臣的亲人，操劳家务，此时她已不再畏惧“剑”，甚至提出将剑袋挂在墙上镇宅。正是“剑”与“袋”两样物品见证了孤弱女鬼聂小倩，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挣脱了恶势力的控制，跳出了专以害人为生的火坑，走向了知恩向善、悔过自新的人间正道。因此，闵福德没有采取直译的方法，而是选择了贯穿故事发展的事物为篇名，使得目标语读者在阅读初始就对故事内容有一个大致印象，有效“召唤”读者进入文本，填补了文化名字带来的“空白”[10]。如果直接音译为“Nie Xiaoqian”，会让读者对本就具有巨大文化差异而导致难以理解的故事内容产生畏惧感，并且难以领会其中的妙处。
例3：归宁
译文：She is on her way to visit her parents. [8]
“归宁”是特定文化习俗。闵福德舍弃简洁术语，如“visiting parents”，而用完整句子点明人物已嫁女子的身份和探望父母的行为目的，最大程度消除了文化“不确定性”，确保了读者对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准确理解，满足了“可读性”的审美经验要求。
例4：阳算、寿籍、邪气
译文：Yang plane; longevity file; evil aura [8]
道教、阴阳概念对英语读者极其晦涩。闵福德采用保留核心文化符号“Yang”，但用更易理解的“plane”表达层面、领域，以替代原文中较为抽象难懂的用以表达寿命的“算”。此外，用现代、具象的“file”(档案)类比“籍”(簿册)。用西方奇幻/超自然文学中常见的表示氛围、气场的“aura”翻译“气”。这些译法在保留一丝异域感的同时，利用目标语读者熟悉的词汇和概念框架进行解释，有效沟通了核心含义，弥合了文化期待视野的差距。
4.2. 文化意象的归化与适度异化
例5：兰若、道人
译文：the Buddhist temple; monk [8]
“阿兰若”是梵语音译，中文读者在理解时也具有一定难度。译为“Buddhist temple”直接对应英语读者对佛教寺庙的认知，清晰明了。“道人”在故事语境中更可能指僧侣，译为“monk”符合常见理解。这优先保证了情节场所和人物身份的可识别性，避免因术语模糊造成阅读障碍，但可能损失了术语的历史流变性，道人后来可指道士。
例6：芙蓉城
译文：Hibiscus Town [8]
闵福德保留了“芙蓉”的文化意象，“Hibiscus”字面指木芙蓉花，象征仙境，同时用“Town”提供基本地理概念。在可读性的基础上，为有兴趣的读者保留了探索文化意象“空白”的可能。
例7：青衣
译文：a train of servants [8]
“青衣”的服饰指代含义对英语读者失效。闵福德舍弃颜色意象，如直译“green-clad”对于英语读者而言仍难理解，他直接传达其社会身份“仆役”核心含义，并添加“a train of”暗示人数和跟随状态，符合叙事需求。这是典型的归化处理，优先服务于情节理解和阅读流畅度。
4.3. 文学性语言的忠实与创造性再现
例8：《尸变》《瞳人语》
译文：The Living Dead; Talking Pupils [8]
两者均采用核心概念直译，但极具文学冲击力。“The Living Dead”是西方僵尸文化的经典术语，瞬间激发恐怖联想，精准传递故事核心惊悚元素。“Talking Pupils”简洁怪异，制造悬念和超现实感。这两个译名成功在英语语境中再造了原文标题的惊悚、奇诡效果，提供了强烈的审美刺激。
例9：《聂小倩》中“狎昵我者，隐以锥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摄血以供妖饮；又或以金，非金也，乃罗刹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时好耳。”
译文：“Either a man agrees to make love to me, in which case I secretly prick him in the foot with an awl so that he falls unconscious and his blood can be drawn off for the evil spirit to drink. Or else I tempt him with a piece of gold, which is really not gold at all but the spirit-bone of a raksha-demon. Once he has taken the gold, I can use it to cut out his heart and liver. I use whichever method seems most likely to work at the time.” [8]
此段中，将“狎昵”忠实地译为“make love”，是忠实于字面且符合英语自然表达的归化处理。避免了更含蓄或更粗俗的译法，清晰传达了聂小倩作为诱饵的手段，无过度美化或丑化。闵福德认为，“对蒲松龄来说，性是其多方面集中、深度考察人类行为的场域。有趣的是，性能揭示人之本性。《聊斋》是对中国人在性方面病症的集中展示”。因此，在翻译时闵福德没有选择省译以避讳，而是忠于原文，力求为译文读者创造相同的阅读感受。此外，“摄血”译为“blood can be drawn off”，以及将“截取人心肝”译为“cut out his heart and liver”，高度直白、具象化，甚至略显血腥。这忠实再现了原文的恐怖感和妖魔行为的残酷性，符合志怪小说的风格。这种直接性有效冲击读者感官，营造出强烈的惊悚审美体验，没有因文化差异而弱化原文力度。整段译文结构清晰、逻辑流畅，将原文稍显跳跃的叙述梳理得更有条理，降低了阅读难度，同时保留了故事的紧张感和聂小倩的无奈。
4.4. 标题的策略性重构
如例1、例2所述，闵福德对标题的处理是其翻译策略的集中体现，他极少采用音译人名或直译晦涩术语作标题。他倾向于选择核心情节要素、核心奇幻物品或概念以及营造故事整体氛围的描述。这些标题在英语语境中更具吸引力、信息量和文学张力。闵福德认为标题翻译可以最大限度运用译者的自由，它们精准地为英语读者设定了故事奇幻、恐怖的基调和核心关注点，极大地降低了阅读初期的文化隔阂和畏难情绪，成功引导读者进入故事世界。在闵福德看来，追求翻译的自由并无固有的模式，而是要在深刻理解文本处境的基础上灵活变通，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深入对文本的理解，探索母语运用的边界，不拘泥于理论的束缚[11]。
5. 结论
闵福德对《聊斋志异》的翻译，鲜明地体现了以目标语读者接受效果为导向的接受美学原则，第一，读者友好优先。闵福德通过解释性翻译、归化、选择易懂词汇、重构标题等方式，显著降低英语读者的文化理解门槛和阅读障碍，确保故事的可读性和流畅性。第二，填补“空白”与引导想象。对文化专有项、模糊术语的处理，如“归宁”、“青衣”、“阳算”，以及对标题的策略性重构，都是在主动填补原文对英语读者造成的巨大“空白”和“不确定性”，引导读者沿着译者设定的、更易理解的路径进行想象。第三，匹配与拓宽“期待视野”。译文语言自然流畅，符合英语文学表达习惯；恐怖、奇幻元素的处理方式，也契合西方同类文学的审美预期。同时，通过保留适度异化元素，成功传递原作的奇诡氛围，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英语读者对中国古典志怪小说的“期待视野”。第四，创造等效“审美经验”。闵福德高度重视译文的文学性和感染力。他通过精准选词、生动再现关键情节，以及策略性标题，力求在英语读者心中唤起与中文读者尽可能相近的情感反应和审美享受，使译文本身成为一部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佳作。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史中，志怪小说是尤为浓墨重彩的一笔，看似围绕着神鬼叙事，诡谲离奇，但其深层往往承载着揭露黑暗、社会教化的使命，《聊斋志异》便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质，它巧妙吸纳佛、儒、道思想体系中“劝人向善、天道轮回”的积极因子，通过奇幻叙事向民众传递贯穿中华民族核心精神的道德观念。闵译本则从《聊斋志异》这一本质特征出发，通过适当的翻译策略，保留了蒲松龄所要传递给读者的反讽、揭露社会暗面的辛辣幽默意味，使得这一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穿越百年的时光，在西方读者心中得以重生[12]。闵福德的《聊斋志异》英译实践，以接受理论为灯塔，在功能对等的航道上平衡归化与异化的张力。其对文化意象的巧思转译与文学语言的匠心再现，既让英语世界读者触碰到聊斋故事的奇幻肌理，更使其中的道德哲思跨越语言藩篱。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智慧，不仅为中华典籍的域外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更让《聊斋志异》这部承载民族精神密码的文学瑰宝，在跨文化对话中焕发持久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