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本篇通过分析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伊芙琳》及庄坤良、王逢振、张芸三位译者的中文译本，基于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核心框架展开翻译对比研究。笔者对比分析自由间接引语与心理描写、句式的节奏与重复，以及小说结尾的高潮部分。深入探讨在文学翻译中，“对等”并非词句的简单对应，而是对原文整体艺术效果和情感功能的成功再现。实现这种功能上的对等，译文才能如原文一般真正触动读者的心灵。通过对原文及三个汉译本中的具体案例进行比较，揭示不同汉译本在心理感受和审美体验上给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上的差异，以及功能对等理论在指导翻译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上的局限性。本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詹姆斯·乔伊斯对20世纪初爱尔兰社会与女性的困境的精神顿悟，以及在不同译本中是如何再现的，对研究乔伊斯作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1. 作者及作品介绍
《伊芙琳》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191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Dubliners)中的作品，这部短篇小说集以其深刻的“精神顿悟”(Epiphany)和对二十世纪初都柏林社会瘫痪状态的批判而闻名于世。
作者以20世纪初的都柏林为背景，主要展现社会转型期市民的精神困境。《伊芙琳》讲述了19岁的少女伊芙琳在母亲去世后承担家务与经济重担，忍受父亲的控制与暴力，试图想要和水手弗兰克私奔逃离压抑的生活的故事。小说通过在结尾港口离开时刻的高潮部分，用细腻的心理描写刻画了伊芙琳最终在犹豫挣扎中不敢逃离家庭的人物形象。它不仅是伊芙琳命运的缩影，更是一幅深入灵魂、描绘人类普遍存在的焦虑、犹豫与生存困境的微型画卷。
其文学价值在于乔伊斯以极简的叙事，通过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丰富的象征意象，突出描写了人物内心的巨大冲突和矛盾，奠定了其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地位。然而，正是乔伊斯独特的语言与叙事风格，为其翻译工作带来了挑战。
《伊芙琳》汉译本的研究
本文选取的三个代表性中文译本，分别是庄坤良、王逢振、张芸的中译本。庄坤良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专研爱尔兰文学与乔伊斯作品，是一位研究乔伊斯专家。他的翻译具有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而非简单的语言转换。作为一位学者型译者，庄坤良的译本寻求意义上的对等量(equivalence)，兼具乔伊斯文体表现的特殊性，在中文既有的语汇与语法里，尽量去做到艺术上的对等表现。王逢振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芸曾经当过记者、编辑，现为文学翻译者。
1.2. 功能对等理论
功能对等理论，由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提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翻译理论之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翻译研究的焦点，功能对等即“动态对等”，“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
功能对等理论从传统的“形式对应”转向了“读者反应”，对翻译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功能对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翻译的重点不在于源语和目标语文字上的机械对应，而在于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心理反应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心理反应大致相同。
功能对等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边界
功能对等理论将翻译重心从语言形式的机械对应转向目标语读者的心理反应，这无疑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其核心理念——目标语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与感受应尽可能接近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与感受——在翻译诸如《圣经》等以传递信息、感化受众为主要目的的文本时，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
然而，在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根本上动摇了这一理论的前提。乔伊斯的文本不仅是交际工具，更是精心构筑的艺术品，其价值很大程度上内在于其语言形式本身。自由间接引语表现的视角模糊、句式重复模拟的心理停滞、象征意象蕴含的多重阐释可能，这些都不是需要被传递的信息，而是需要被“再现”的艺术体验。在此背景下，功能对等理论至少面临三重挑战：
形式忠实与读者流畅感的矛盾：功能对等鼓励译者为使译文自然而调整句式。但当“不自然”的句式(如重复)本身就是作者摹写心理的方法时，磨平这些特征虽换取了流畅的阅读感，却牺牲了文本的艺术完整性。
清晰与审美含混性的冲突：理论隐含对“清晰”反应的追求。但乔伊斯笔下人物的思绪常是犹豫、未决的。若译者为了可理解性而将模糊心理清晰化，实则破坏了原文的“精神顿悟”美学，剥夺了读者的解读空间。
文化意象移植中的两难：当独特的文化意象与特定的语言形式紧密结合时(如例5中的“All the seas of the world”)，功能对等理论难以指导译者同时实现字面、形式与文化的全面对等，往往迫使译者在“情感强度”与“意象忠实”之间作出艰难取舍。
认识到这些潜在的冲突，我们便获得了一个更具批判性的透镜用以审视下文的译本。
2. 《伊芙琳》三个汉译本的对比分析
2.1. 句法层面：自由间接引语与心理描写的再现
自由间接引语是詹姆斯·乔伊斯现代主义手法的一大特点，它是一种独特的叙事技巧，巧妙地融合了第三人称叙述者的视角和人物自身的内心声音。细察伊芙琳的内心独白叙事，会发现其中混杂了多种话语，构成相互抗衡的力量，引导人物在恐惧、顺从、留恋、憧憬等情绪中波动[1]。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句式、标点来区分和融合这两种声音是对译者的一种挑战。
例一：原文：But in her new home, in a distant unknown country, it would not be like that. Then she would be married—she, Eveline. People would treat her with respect then. She would not be treated as her mother had been. (Joyce, 1993) [2]
译文1：在她的新家，在那遥远未知的国度，一切都将改观。那时候，她就已经结婚了——她，伊夫林。那时，人们会尊敬她。她不会收到妈妈所受的对待。(庄坤良，2009: p. 66) [3]
译文2：可是，在她的新家，在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情况不会像那个样子。那时，她就结了婚——她，伊芙琳。那时，人们会尊重她。她不会受到她妈妈生前所受的那种对待。(王逢振，2010: p. 79) [4]
译文3：可是在她的新家，一个遥远的未知的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到时候她会嫁作他人妇——她，伊芙琳。到时候她就能获得人们的尊重。她不会再受一遍她母亲受过的罪。(张芸，2019: p. 61) [5]
分析：这段话的背景是家对于伊芙琳来说更多是一个劳动场所，她接受父亲的权威和控制，又将天主教教条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准则，把自己固化在刻板的性别角色定位之中，放弃了自我主体需求和空间权力[6]。这段心理描写的精妙之处在于破碎的逻辑与重复：“Then... then...”的重复，体现了伊芙琳内心的急切和一种自我说服。自我的呼唤：“—she, Eveline.”这个插入语是极具人物特色的内心呼喊，她在用全名称呼自己，试图确认这个全新的、受尊重的身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自我认知的转变。核心的恐惧与渴望：整段话的核心是对比未来的“尊重”与母亲过去的“遭遇”，这直接暴露了她当前生活中最深的创伤和最大的渴望。我们来看三个译本如何处理这些精妙之处。
译本1在自由间接引语的处理上整体上很成功，但“一切都将改观”这句的概括性较强，稍微削弱了从人物内心直接流淌出来的感觉，它更像是一种叙述性总结。心理描写的体现方面比如“Then... then”翻译成“那时候……那时……”通过保留重复结构和破折号插入语，保留了原文的重复感，实现了文体对等，有效传递了人物的心理状态，体现了思绪的盘旋。—she, Eveline.“——她，伊夫林。”完美地再现了原文的句式，保留了破折号，也保留了那种自我指认、自我确认的强烈心理活动，这是庄译本最出彩的地方。“收到……对待”这个搭配略显不恰当，不如“受到”或“遭受”恰当表达伊夫林的处境，削弱了情感的共鸣。
译本2在自由间接引语的处理上做到了忠实和流畅。从“情况不会像那个样子”到后面，都很好地维持了从叙述到人物内心的无缝切换。在心理描写的体现方面，“Then... then”翻译成“那时候……那时……”同样保留了关键的时间词重复。“—she, Eveline”翻译成“——她，伊芙琳。”同样很好地处理了插入语，传达了内心的确认感。王译本比起其他译本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在最后一句里进行了增译，“生前”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且值得商榷的增译。原文并没有说母亲已故，只是说“as her mother had been”(如同她母亲曾经经历的那样)。加入“生前”，这违背了词汇对等原则，从功能对等的“可理解性”角度看，增译有助于读者理解。然而，这恰恰暴露了该理论的局限性。原文的模糊性正是乔伊斯的写作方式，它既是伊芙琳对母亲遭遇的模糊恐惧，也是一种文学上的“省略”。提前点名“生前”，不仅泄露了叙事信息，更将一种弥漫的复杂的情绪简化为一个具体的事实，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自由间接引语所带有的那种沉浸在人物当下思绪中的感觉，干扰了读者对人物当下心理的体验。以“信息传递”的充分性，牺牲了“文学审美”的含混性。
译本3在自由间接引语的处理上贴近人物内心声音，生动传神。在心理描写的体现上，“Then... then”翻译成“到时候……到时候……”比较口语化贴切，符合一个年轻女孩在心里盘算未来的口吻。“嫁作他人妇”这个中文习语的使用很妙。它不仅仅是“结婚”，还带有一种身份转变的社会意味，非常贴合伊芙琳将婚姻视为获得新身份途径的心理。“—she, Eveline.”翻译成“——她，伊芙琳。”同样成功地再现了插入语。“受一遍……受过的罪”这是点睛之笔。将抽象的“treated”具体化为“受罪”，直白而深刻地揭示了伊芙琳对母亲一生的认知——那是一种“苦难”。重复的“受”字，不仅在结构上呼应了原文“treated”的重复，更在情感上加强了这种苦难的延续性，以及她发誓要终结这种循环的强烈意愿。译本3在形式上呼应原文的同时，更在情感上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实现了最佳的情感与效果对等。
例二：原文：She had consented to go away, to leave her home. Was that wise? (Joyce, 1993)
译文1：她已经允诺远行，离家而去。这样做是不是明智之举？(庄坤良，2009: p. 65)
译文2：她已经同意出走了，离开她的家。那样做明智吗？(王逢振，2010: p. 78)
译文3：她已决意出走，离开她的家。这是明智的吗？(张芸，2019: p. 60)
分析：原文展现了伊芙琳在决断后的自我怀疑，译文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叙述部分到内心疑问的自然过渡，同时保持那种内心独白的真实感。“consent”在柯林斯词典里的翻译是“If you consent to something, you agree to do it or to allow it to be done.”意味着同意，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每个译本在处理“consented”这个单词和疑问句语气上都有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会直接影响读者对伊芙琳心理状态的理解。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三个译本如何传递这种微妙的心理波动以及如何处理叙述到内心疑问的过渡。
“She had consented to go away, to leave her home. Was that wise?”原文的叙述视角是第三人称叙述She had consented...，第二句突然切换为一个直接的、未经引导的疑问(Was that wise?)。这正是自由间接引语的标志——叙述者的声音与人物的内心声音瞬间融合，我们直接听到了伊芙琳在脑海中向自己提出的质疑。前后的过渡表现了伊芙琳在作出重大决定后，信心瞬间崩塌，陷入犹豫和恐惧的临界点，疑问短促而直接，充满了不确定性。翻译的挑战在于译文需要在叙述流中，自然且突然地插入这个疑问，让读者同样感受到这种心理的断裂和自我的拷问。在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中文读者应能同样清晰地感受到从客观叙述到主观内心质疑的无缝切换，并体会到这种质疑所包含的焦虑和不确定感。
译文1对“consented”的处理是“允诺”一词非常正式、庄重，甚至带有一丝古典意味。它强调了这是一个郑重的承诺，但可能稍稍削弱了这是她“个人同意”的行为本身。疑问句的处理“Was that wise?”“这样做是不是明智之举？”，“这样做”作为一个回指，非常自然地将前文的行为概括出来，符合中文表达习惯。“是不是……之举”这个句式比直白的“明智吗”更具书面化和思辨色彩。它准确地模拟了一个人在内心反复权衡、自我审视时的思维语言，那种文雅的犹豫感非常贴合伊芙琳的性格。虽然“允诺远行”略显文气，但疑问句的处理堪称典范，完美地实现了从叙述到内心活动的切换，并精准传达了那种审慎的自我怀疑。读者能明确知道这是人物自己的想法，最佳地实现了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
译文2将“consented”处理为“同意”，是最直接、最准确的对应词，忠实于原文。“那样做明智吗？”非常直接、口语化，且高度忠实。与“这样做”类似，起到了自然的承接作用。这个短问句极其干脆利落，模拟了内心质疑突然冒出来的瞬间，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保留了原文的突兀感和直接性。这句的翻译读起来通顺流畅，没有任何添加或修饰，以最简洁的方式实现了功能对等，让中文读者毫不费力地接收到同样的心理信号以及直接感受到人物在质疑自己的决定。在忠实传递基本意义层面上做到了对等。
译文3对“consented”的处理是“决意”，是一个流畅的归化处理。但“决意”所蕴含的主动与坚决，与伊芙琳被动、犹豫的整体性格产生张力。功能对等理论鼓励使用“最亲近的自然对等语”，但在此例中，“自然”的代价是潜在地平滑了人物性格的矛盾与复杂性。这说明，在文学翻译中，对“自然”的追求必须以不损害人物真实的心理为前提。对疑问句的处理“这是明智的吗？”使用“这”来指代，同样清晰，疑问语气也传达得很好。主要在于“决意”一词，它使得前后两句的逻辑关系产生了一点张力，一个如此“坚决”的决定，紧接着一个如此脆弱的疑问，这种转折虽然强烈，但可能与原文中伊芙琳始终处于被动、犹豫的整体性格基调略有出入。它强化了决断感，但可能弱化了她在同意后立刻产生的怀疑这种心理的真实性。
2.2. 节奏与重复：句法与叙事技巧
在《伊芙琳》中，詹姆斯·乔伊斯运用了大量的句式上的排比与首语重复，并结合意象的语义循环，创造了一种盘旋、停滞的叙事节奏。这种语言上的刻意重复，从形式上直接模仿了主人公被禁锢的、无法前进的心理状态，深刻地刻画了现代人面对生活时所感受到的“瘫痪”这一核心主题，并将伊芙琳内心的犹豫、恐惧与压抑外化为可被读者感知的文学体验。不同译本如何处理重复结构，是否保留原文的韵律和情感冲击是分析的关键。
例三：原文：Escape! She must escape! Frank would save her. He would give her life, perhaps love, too (Joyce, 1993)
译文1：逃走！她必须逃走！法兰克会拯救她的。他会给她新生命。或许也会给她爱情。(庄坤良，2009: p. 67)
译文2：逃！她必须逃走！弗兰克会救她。他会给她新的生活，也许还会给她爱情。(王逢振，2010: p. 84)
译文3：逃走！她必须逃走！弗兰克会救她的。他可以给她生活，也许还有爱情。(张芸，2019: p. 66)
分析：第一层重复Escape! She must escape!这是情感的总爆发。第一个“Escape!”是本能、是脱口而出的念头；第二个“She must escape!”是紧随其后的理性确认和意志的强化。两者结合，形成了伊芙琳从意识到决断的完整心理过程。第二层重复Frank would... He would...这是对未来的具体憧憬。两个“He would”的排比，勾勒出她对弗兰克所能提供“拯救”的具体想象，先是“生活”，然后是更高层次的“爱情”。这体现了她思维的逻辑推进，也体现了她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弗兰克的心理状态。我们来看一下三个译本的处理。
译文1对“Escape”重复的处理为“逃走！她必须逃走！”，完美地复制了原文的重复结构和心理节奏。感叹号的保留传达了原文的紧迫感。对“He would”重复处理的方式是“法兰克会……。他会……。或许也会……。”“会”字构成了排比，would的重复在译文中完美再现了。更重要的是，庄译将“life”译为“新生命”，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意译，“新生命”不仅仅是对现状的改变，更是一种脱胎换骨的重生，精准地揭示了伊芙琳将此次逃离视为何等重要的救赎。庄译本用词富有张力如“拯救”、“新生命”，整体文学性很强。
译文2对“Escape”重复的处理为“逃！她必须逃走！”，这个处理也很流畅，第一个字使用单音节词“逃”，比“逃走”更短促、更突然、更有爆发力，很好地模拟了那个瞬间闯入脑海的念头。然后接上完整的“她必须逃走”，形成了从词语到句子的递进，节奏感把握得非常好。“He would”重复的处理是“弗兰克会……。他会……，也许还会……。”处理得流畅、自然，还原了原文的重复。把life译成“新的生活”，忠实通顺，在准确的基础上，对第一个“逃”字的处理展现了出色的语感。
译文3对“Escape”重复的处理是“逃走！她必须逃走！”，与庄译本相同，完全保留了原文的重复力量。对“He would”重复的处理是三版中排比感和力度最弱的，“弗兰克会救她的。他可以给她生活，也许还有爱情。”“他可以”与“也许还有”在结构和语气上断裂了，使得前后两句不再是紧密的排比，而更像是一句陈述加上一个补充说明。同时，“生活”这个词也显得较为平淡，不如“新生命”或“新的生活”那样能传达出迫切改变的意味。译本整体通顺，但在关键处的语气和节奏上有所减弱。
从功能对等理论视角看，译本1通过精妙的形式对应与深度意译，最佳地实现了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译本2凭借出色的语感与节奏把握，提供了流畅自然的阅读体验；而译本3虽忠实于字面意义，但在情感强度的传递上有所不足。三个译本在平衡形式、意义与读者感受方面展现了不同的侧重点与效果。
例四：原文：Frank would take her in his arms, fold her in his arms. He would save her. (Joyce, 1993)
译文1：法兰克会双手接纳她，拥抱她。他会拯救她的。(庄坤良，2009: p. 67)
译文2：弗兰克会拥抱她，把她抱在怀里。他会救她的。(王逢振，2010: p. 84)
译文3：弗兰克会把她搂在怀里抱住她。他会救她的。(张芸，2019: p. 66)
分析：fold her in his arms几乎是take her in his arms的同义重复，这种重复精准地模仿了人物在内心反复咀嚼、渴望某个念头的状态。伊芙琳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想象这个被拥抱、被保护的场景，通过言语的重复来寻求安全感和确定感。两个分句将全部的叙事和情感力量都凝聚在“in his arms”这个核心意象上，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庇护所、安全感和爱。在经过充分的情绪铺垫后，短促而有力的“He would save her.”作为结论，完成了伊芙琳从具体的想象到抽象救赎的升华。
译文1对重复结构的处理并没有直译。庄译本将“take her in his arms”译为“双手接纳她”，将“fold her in his arms”译为“拥抱她”，“双手接纳”是一个精彩的意译，它超越了物理动作的“抱”，蕴含着“欢迎、接收、包容”的深厚情感，极大地丰富了“arms”的意象，突出了弗兰克代表的“新世界”对她的接纳。不足之处是完全牺牲了原文中通过机械重复所营造的心理上的执念感和渴望的强度。译文变得更为优雅，但失去了原文那种源于人物潜意识、不受理性控制的重复节奏。这也与庄译本追求文学化意译、追求意境的升华有很大的关系。
译文2王译本对重复结构的处理近乎完美地还原了重复结构与心理节奏。“拥抱她”对应“take her in his arms”，“把她抱在怀里”对应“fold her in his arms”。这种直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思维形式和情感力量。读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伊芙琳在脑海中反复描摹“被拥抱”这一动作的执拗，心理真实感极强。动词从“拥抱”到“抱在怀里”，也有一种动作上的递进感和稳定感。这也是王译本的特点，忠实传达原文形式。
译文3张译本中将重复结构合并处理，将两个分句合并为一，“把她搂在怀里”和“抱住她”放在了同一个句子中。合并句子消除了重复句式所带来的那种盘旋、反复、渴望的内心效果。它让伊芙琳的思绪变得过于流畅和理性，削弱了伊芙琳内心呐喊的原始性和紧张感。这是对原文心理节奏最大的破坏。这样合并处理显得中文表达紧凑流畅，但是牺牲了形式。
此例是功能对等理论局限性的一个典型体现，乔伊斯通过重复，将“形式”本身化为“内容”，直接外化了伊芙琳内心的执念与停滞。庄坤良的意译与张芸的合并处理，虽使译文更符合中文习惯(符合功能对等的“流畅”原则)，却瓦解了原文形式与心理之间的关系。唯有王逢振的直译，通过保留形式上的重复，守住了心里的真实。这表明，对于现代主义文本，“形式对等”应优先于“流畅性对等”，而功能对等理论的内在倾向恰好相反。
2.3. 结尾的处理
例五：原文：All the seas of the world tumbled about her heart. (Joyce, 1993)
译文1：苍茫大海在她心中涌起万丈波涛。(庄坤良，2009: p. 68)
译文2：全世界的海洋在她的心中翻腾激荡。(王逢振，2010: p. 86)
译文3：全世界的海水都在她心中翻腾。(张芸，2019: p. 67)
分析：“功能对等”理论的核心是追求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和感受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感受尽可能一致。它强调的是动态的、效果上的对等，而非字词上的机械对应。对于这句极具感染力的心理描写，分析的重点就在于哪个译本能最有效地让中文读者感受到伊芙琳那一刻内心翻江倒海般的恐惧、迷茫与巨大压力。原文将全世界的海洋(All the seas of the world)与她个人的内心(her heart)并列，形成一种夸张的对比。“tumbled”意为“翻滚、翻腾、混乱地涌动”，描绘了一种无序、猛烈、无法控制的状态。乔伊斯用一个超现实的比喻，将伊芙琳在关键时刻所承受的压倒性的心理压力和恐惧具象化。这不是一般的“心潮澎湃”，而是整个世界的力量都在她渺小的内心世界里激烈冲突，几乎将她吞噬。
译本1将“all the seas”翻译成“苍茫大海”，这是一个中文古典诗意的词语(如“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它用“苍茫”一词唤起了空间的辽阔、混沌与未知感，意境上的选择很贴合译文读者的理解。但它在“量级”上弱于“全世界的海洋”，是一个更具审美性但范围稍窄的意象。“tumbled”译成“涌起万丈波涛”，“涌起”和“波涛”都是非常有力量的词汇，“万丈”这个夸张的度量完全是具有中文特色的表达(如“万丈高楼”、“万丈深渊”)，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在功能对等效果上，这个译本体现了文学的成功再创造。它可能不是最“忠实”的，但却是文学效果最强烈、最能瞬间击中中文读者的。它牺牲了“全世界”这个字面意思，但通过“苍茫”和“万丈”这两个充满文化意蕴的词汇，成功地、甚至超额地传达了原文那种巨大、混沌、令人窒息的心理压力。对于中文读者，它带来的情感效果的对等与原文对英语读者的程度不相上下，甚至可能更强。
译文2将“all the seas”直译成“全世界的海洋”，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范围”，保留了全球性的、压倒性的感觉。“tumbled”译成“翻腾激荡”使用了两个意思相近的动词构成四字词组。“翻腾”对应“tumbled”非常准确，“激荡”则进一步强化了激烈碰撞的感觉。这个组合在准确的基础上，通过中文的习惯表达方式增强了语势。王译本在“忠实”与“通顺”之间保持了平衡，既保留了原文的核心意象(全世界的海洋)，又通过地道的中文表达(四字格)传达了原文的动感和强度，让中文读者同样地体验到原文读者所感受到的意象和情感。
译文3将“all the seas”翻译成“全世界的海水”，用“海水”替代“海洋”，在质感上更侧重于“水”的液体特性，而“海洋”则更侧重于作为一个完整的、有边界的实体。在表现“量”的庞大上，“海水”不如“海洋”那样有实体感和压迫感。“翻腾”准确对应了“tumbled”，但作为单音节词，其力量和节奏感略逊于“翻腾激荡”或“涌起万丈波涛”。张译本准确、简洁，它完整地传递了基本信息，但在文字渲染和情感冲击上有所欠缺。它更像一句清晰的陈述，而译文1和译文2更像一声震撼的呐喊。为实现深层的功能对等，有时需要超越字面对应，在目标语文化中寻找能激发同等心理反应的意象。
例六：原文：She set her white face to him, passive, like a helpless animal. Her eyes gave him no sign of love or farewell or recognition. (Joyce, 1993)
译文1：她一脸苍白看着他，默然，无动于衷，犹如一头无助的野兽。眼眸里没有一丝爱恋或告别或曾经相识的神情。(庄坤良，2009: p. 68)
译文2：她迫不得已地向他抬起苍白的面孔，像是一只孤独无助的动物。她双眼望着他，没有显示出爱意，也没有显示出惜别之情，仿佛是路人似的。(王逢振，2010: p. 86)
译文3：伊芙琳一张惨白的脸对着他，茫然得像一只无助的动物。她望着他的目光没有爱意，也没有惜别，仿佛望着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张芸，2019: p. 68)
分析：对于这句描写，关键在于译文能否让中文读者同样深刻地感受到伊芙琳那种极致的麻木、空洞以及与世界的彻底隔绝感。“She set her white face to him”中“set”一词表明这个动作是僵硬的、刻意摆出的，并非自然的转动。“passive, like a helpless animal”中“passive”是核心状态，意为彻底的消极、顺从、无反抗。将其比作“无助的动物”，强化了其被动和任人宰割的处境。“Her eyes gave him no sign of love or farewell or recognition”这是情感的爆发点。三个名词“love, farewell, recognition”的排比，从最亲密的“爱”到告别的礼貌，最后到最基本的人际认知“相识”，情感被层层剥离，直至彻底归零。“no sign”是绝对的空白。
译文1对“passive”的处理为“默然，无动于衷”，准确地捕捉了“passive”所包含的“沉默”和“缺乏情感反应”的双重含义，非常有力。“helpless animal”译为“野兽”，比直译成“动物”更具冲击力，暗示了一种原始的、退化的、甚至带有轻微狰狞的绝望状态，渲染了伊芙琳命运的悲剧性。对“no sign...”排比的处理完全保留了原文“爱恋或告别或曾经相识”的排比结构，这种略显欧化但直译的排比，产生了一种冰冷、机械、逐一否定的效果，极具张力。“没有一丝”也与“no sign”完美对应。庄译本在忠实于原文结构和词汇的基础上，通过精准的选词如“默然”、“无动于衷”、“野兽”，成功地传达了伊芙琳心中那种彻底的麻木和空洞感，文学性和戏剧张力都很强。
译文2中王译本对“set”的处理为“迫不得已地……抬起”，增加了原文没有的“不情愿”的心理动机，虽有助于理解，但削弱了原文那种更具象征意义的、僵硬的“set”(摆出)的动作。译者没有将关键的“passive”翻译出来，把“helpless animal”处理为“孤独无助的动物”。“孤独”一词是增译，加强了情感色彩。“no sign...”排比的处理完全打破了原文的排比结构，并进行了归化。“没有显示出爱意，也没有显示出惜别之情”处理得很好，但用“仿佛是路人似的”来翻译“no recognition”，流畅但翻译效果没有达到原文表现的情感色彩。“路人”只是不认识，而“no recognition”是一种更深层的、连对方是“曾经认识的人”这一基本认知都否定了，是精神上的彻底隔绝。这句没有把伊芙琳的最深层想表达的情感翻译出来，弱化了伊芙琳精神崩溃的强度。王译本在整体效果上更符合中文叙事习惯，易于理解，但牺牲了原文最关键的形式排比和认知的彻底归零，使得伊芙琳精神崩溃的强度被柔化了。
译文3中“passive”译为“茫然”，非常精准地捕捉了伊芙琳内心空洞、失去方向的精神状态，“helpless animal”直译为无助的动物，“no sign...”排比的处理与译文2类似，打破了排比结构，“没有爱意，也没有惜别”之后，用“仿佛望着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来翻译“no recognition”。这个处理比译文2的“路人”要好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更强调“从未认识”，比“路人”更能传达那种绝对的陌生感，但依然不如译文1直译的“曾经相识”(从“认识”到“不认识”的否定)表现得有冲击力。在功能对等效果方面，译者通过“惨白”、“茫然”等贴切的选词，很好地传达了人物的状态，并且在归化上做得比译文1更流畅，在深度上比译文2保留得更多，但依然因为放弃排比结构而损失了部分形式带来的力量。
在功能对等理论的视角下，庄译本脱颖而出，有时最“笨拙”的直译，只要选词精准如“默然，无动于衷”，能最有力地传达文学文本中微妙而深刻的心理现实。原文排比结构是乔伊斯用来表现情感“归零”过程的核心艺术方式，任何打破这种形式的流畅化处理，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其艺术感染力和心理深度的流失和削弱。
在功能对等理论框架下，此例再次证明，对于承载强烈心理内容的文本，形式的忠实传递对于实现深层的功能对等至关重要。
3. 结语
本研究通过分析表明，功能对等理论视角在《伊芙琳》的翻译批评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有效的评估工具，帮助我们甄别出那些生硬、无法引发共鸣的译文；同时也是一个需要被超越的框架，因为它无法充分解释和指导如何处理乔伊斯文本中最具有价值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
翻译理论的适用性与其所处理文本的文学范式紧密相关。以信息传递和交际功能为核心的理论，在面对以形式实验和审美自治为核心的现代主义文学时，其解释力必然存在结构性缺口。因此，对《伊芙琳》这类作品的翻译与批评，要求我们建立一种以文学性为本位的翻译观。这意味着，译者的首要任务不是让译文读起来“像”一篇用中文写就的流畅故事，而是要让译文在中文中成为一个能对等再现原作艺术手段与美学效果的文学文本。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与不足，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深入：
引入多元理论视角：可以运用斯科波斯理论，考察三位译者的翻译目的是否影响了其策略的选择(如庄译本的学术性、张译本的大众化)；或运用描写翻译学方法，将这些译本置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规范中进行历时性考察，解释其成因。
拓展文本范围：将分析扩展到《都柏林人》的其他篇目或《尤利西斯》的著名段落，检验本文结论在更多现代主义文本中的适用性。
深化“文学性翻译”方法论：进一步探讨在实践层面，如何构建一套可操作的原则，来指导实现“形式对等”、“审美对等”与“文化补偿”，从而为翻译那些“不可译”的文学杰作提供更有效的方案。
优秀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翻译，不仅是语言的桥梁，更是艺术的再创造。它要求译者不仅是通晓两种语言的信使，更是能深刻理解并匠心再现原作美学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