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犯罪电影因其自身题材的陌生化观感，奇观化的视听形象呈现，以及长时间电影创作实践所带来的成熟范例，所以其自身在注重情节安排以及遵循古典三幕式创作的好莱坞一直经久不衰。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好莱坞的犯罪电影创作者们不断吸收优秀的创作经验以及文艺理论，在形式与内容上不断推陈出新，创作出了许多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文本不仅在创作上彰显了犯罪电影创作上的可能性。同时它们也展现出经典前沿文艺理论的核心与精髓。上映于2019年的家庭犯罪电影《利刃出鞘》便是其中代表。这部作品在实际创作中遵循叙事传统，在文本的文化内涵上契合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中的文艺思想。
Abstract: Crime movies have been enduring in Hollywood, which emphasizes plot arrangement and follows the classical three-act structure, due to their unfamiliar subject matter, spectacular audiovisual presentation, and mature examples brought by long-term film creation practice. In the long-term creative practice, Hollywood crime movie creators have continuously absorbed excellent creative experiences and literary theories, constantly innovating in form and content, and producing many excellent works. These works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possibilities of crime movie creation in terms of production but also showcase the core and essence of classic cutting-edge literary theories. The family crime movie “Knives Out”, released in 2019, is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This work follows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in actual creation and aligns with the literary ideas in Bakhtin’s carnival poetics theory in terms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text.
1. 引言
电影《利刃出鞘》的文本内容主要讲述了：大侦探布兰科被匿名雇佣去调查小说富豪家哈兰离奇死亡案的故事。在整个过程中布兰科见证了一个看似繁荣家族的腐败与堕落，但是却通过私人家庭护士看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电影文本在进行叙事时，将文本涉及的人物命运线，叙事情节的结构线精心设计，最终通过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反转结局透露出创作团队的伦理观念。整部电影的人物命运安排叙事情节的设置，以及最后反转结局所带来的传递的伦理观念，都与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相契合。整部作品正是通过人物的命运安排构成了严密精妙的叙事结构，通过严密精妙叙事构成强力的反转最终传递出创作者埋藏在犯罪题材下的伦理观念。
本文系统梳理了巴赫金狂欢化史学理论与电影创作分析的交叉文献，其中学者辛淑芳的相关文献中分析了动画电影《功夫熊猫》中的狂欢化叙事特征，尤其文献中对于电影文本中加冕与脱冕情节设置的分析显示了在电影叙事中的狂欢化的叙事特征。学者陈阳在相关文献中分析了狂欢化诗学中，艺术文本的开放与封闭的关系。学者郑赛赛则立足于类型化创作分析的原则，从《利刃出鞘》文本内容本身出发对其类型化的叙事进行研究。学者曾耀农则将类型电影与狂欢化诗学相互结合系统分析了类型化电影中的狂欢化特征。
2. 加冕脱冕交替变更的人物命运安排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植根于欧洲民众传统的民俗活动“狂欢节”之中。巴赫金认为不能把狂欢节混同于一般的节日游艺活动，而应把它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生活”，是一种现实的杂语现象。狂欢节体现了诸种意识形态(官方的与非官方的)互文性。在狂欢节的过程之中，最重要的仪式便是国王与小丑的加冕与脱冕。这种在狂欢节上的加冕脱冕仪式一方面构成了完整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两者的共同存在与角力具有着双重指向性的色彩，正是这两者的不断角力，促使其一方向另一方转化。巴赫金认为“对文学的艺术思维产生异常巨大影响的当然是加冕脱冕的仪式”。这一仪式在创造艺术形象和完整作品方面，决定了一种脱冕型结构；与此同时，这里的脱冕带有至为重要的两重性、两面性[1]。
电影《利刃出鞘》中，创作团队将加冕与脱冕的存在与角力运用的十分巧妙。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了由骄傲的家族成员到腐化者的脱冕仪式。而在主要人物的命运曲线上，则一波三折，多次交替。在多次交替过程中，主要人物在大量的铺垫中脱冕加冕或脱冕加冕。在这种具有相互转化的动态结构中，人物形象在波折反复的命运曲线中不断丰富，戏剧性则极富有张力。首先作为整部电影的主角，或者说在角色视角掌握文本信息最多的角色玛塔，其自身的命运线，或者说身份，就经历了多次的加冕与脱冕。回到电影文本内容本身，在电影开场前三十分钟，这个文本时空内，玛塔在整个文本中处于的道德地位是远在之前出场人物之上的。她没有杀人动机，没有利害关系的牵扯，甚至于说谎都会呕吐，在道德地位上与其他家族成员相比，是处于更高的层次。伴随着文本时空跨过三十分钟大关，玛塔在道德地位上则瞬间脱冕，原本善良且占据道德上风的身份脱冕成为了过失杀人的角色。但是也就是从第三十分钟开始，影像在向观众展示玛塔脱冕的瞬间开始，创作团队也开始了玛塔加冕的铺垫。这一过程中玛塔带着过失杀人的身份与侦探布兰科查案，继承小说家的遗产，与全片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反派角色兰森结成暂时的“盟友”这些所有的人物命运铺垫安排直到一张检验报告的出炉，玛特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完成了道德层面的加冕。与主角的脱冕加冕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本片真正意义上的反派兰森。在文本中，兰森的人物命运加冕脱冕的过程则是与主角玛塔截然相反。创作团队在文本的前半部分几乎没怎么深入涉及。更多通过几段对话以及零散的镜头勾勒出了一个纨绔子弟的形象。角色在文本中的正式出现是伴随着玛塔加冕过程铺垫中，最有戏剧张力的情节而出现的。文本中玛塔带着过失杀人的身份突然接受到了遗产。这时所有人都对她指责，但是作为纨绔子弟的兰森却一反常态，选择去帮助这位善良的主角，鼓励她去继承遗产，从此开始这一人物的形象与命运完成了加冕仪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兰森脱冕的过程。兰森加冕的过程来的很快而且极具戏剧张力。他脱冕过程更加具有戏剧张力，兰森的脱冕是伴随着化验报告的问世。兰森才是杀害自己外公的真凶，而且外公的死因也富有戏剧性。在兰森的计划中他替换了外公的用药。可是善良负责的玛塔避免了。最终外公的惨死却只能以自杀为结尾。在这样看似荒诞却又合理的命运线安排下，兰森走向了脱冕。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文本中兰森的脱冕与玛塔的加冕在时空上是完全同步的。在一个固定封闭的时空中，善恶对立的两个角色分别完成了加冕与脱冕。极大的增强了犯罪电影中善恶角色的戏剧冲突，在这样泾渭分明却又相互链接的脱冕加冕结构下，《利刃出鞘》不仅完成了人物形象的构建，同时也体现出狂欢化诗学理论中对于狂欢节核心精神的理解。
3. 开放性叙事的情节结构设置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本身就是复调和多义的，用它来考察电影表现首先还是应该从狂欢节仪式和它的种种变体形式入手[2]。狂欢化这一概念本身脱胎于狂欢节与狂欢式之中。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三者的关系如下：狂欢节作为一种世界观，他核心的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摧毁与更新等精神。这些核心精神渗透到具体的仪式中进而形成了狂欢式，当狂欢式转换为文学语言形式之后便有了所谓的狂欢化的出现。同时，在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之中狂欢化有着简单的界定，狂欢化作为一种文学思维或者世界观时，他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相反它是一个富有生机，具有内在统一性和无限创造力的开放体系。因此在狂欢化的文学语言之中，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了狂欢节的开放性以及反对封闭性，文本呈现出一种更加开放的色彩。以此类推：一方面好莱坞的犯罪电影创作深受古典小说影响从艺术形式风格以及艺术语言处理上，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富有狂欢化诗学特征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伴随着文艺理论探索与实践，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的使用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作品之中，其理论本身逐渐扩展到文学，电影，电视，摄影，装置艺术等庞杂的艺术门类之中。因此在许多优秀的好莱坞类型犯罪电影之中都透露出狂欢化的色彩。电影《利刃出鞘》中，创作团队在进行情节结构的设置与搭建时，在文本的呈现上将文本的叙事结构分为两大板块。这两大板块各自的呈现，以及两者之间的平等互动关系，无不彰显着电影文本的开放性。
从整体上看，《利刃出鞘》的创作团队将整个文本按照时空关系分为了两个关系紧密的部分，文本的第一部分可称之为：过去时空的文本内容，其主要内容是：过去时空中，富翁小说家去世前后玛塔以及家人所经历的事，而文本的另一部分则是电影时空意义上的现在时，可称作：现在文本的内容，其主要内容是：布兰科抓凶手。创作团队在叙事结构上总体采用双线合一的叙事结构，整部影片分为两条时间线。一条是在当下，找凶手，另一条是在过去，阐释凶手是谁。最终两条叙事线汇总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3]。在影片具体的叙事结构的安排上，创作团队将影片的主体框架设置于现在文本的内容之下进行，过去文本内容则作为解密答案一起出现，最终两个文本在现在时空交融。现在时空文本中的主要任务就是查明：谁是凶手？而这个文本并非关闭，如果这个文本是封闭的那么这个叙事任务就无法在叙事结构下完成。电影在这里将过去时空的文本开放，两个相互开放的文本共同构成了贯穿过去与现在的叙事结构。在这个叙事结构中，现在文本不断发现线索，过去文本不断补充线索，而每次补充的线索又为下一次现实中发现问题给出依据，这样两个相互开放的文本在这样的互补的叙事结构之下共同完成一个叙事任务。《利刃出鞘》的创作团队过去文本内容的展示上采取了相当程度的碎片化处理。影片的时长两个小时。在前一个小时的叙事时空里过去文本内容在叙事内容的安排上一共出现了两次，这两次的出现是在两个时空文本的平等互动关系上而实现的。过去文本内容的出现是由于现在文本内容的启发，同时过去文本内容的出现也为现在文本内容的进行留下了线索。换句话说，过去时空文本内容与现在文本内容的平等互动构成了作品的开放性色彩。过去文本内容的第一次出现是为了介绍人物，全片主要所涉及的人物。第二次出现则是介绍了小说家死亡当晚每个人的动作，以及小说家死亡的真相。而在叙事结构上过去文本内容的出现却是以回忆式碎片化的形式。正是这种文本内容与文本形式的安排才使得整部作品彰显出巴赫金理论中富有狂欢化色彩的艺术特征。
4. 颠覆性反转下的伦理观念传递
正如前文所说，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源于欧洲民众的“狂欢节”民俗活动中，在狂欢节上，人们排斥封闭和关门主义，否定禁令和绝对理性，抛弃说教和禁忌，把日常的典章制度和清规戒律完全抛开。狂欢节摆脱等级制度，呈现出平等、民主和自由[4]。因此狂欢节本身犹如一道裂缝，他将权威与民间直接拉入平等的对话环境之中，因此狂欢节带有着巨大的颠覆作用以及更新作用。狂欢化作为脱胎于狂欢节与狂欢式的存在自然也继承了这种颠覆性的色彩。巴赫金将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宣称：小说并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文学体裁而存在，它更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巴赫金将这种力量称为小说性，小说性在本性上是颠覆的，它是砸毁偶像不断探索的。好莱坞电影中的犯罪片从《火车大劫案》发展到今天，从原始的粗放创作到后来的类型片时期，再到反类型片创作时期。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在艺术形式与艺术语言上不断探索，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借由电影这一媒介，传递出创作者的伦理观念。《利刃出鞘》便是通过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的颠覆性，宣扬了以善为美的伦理观念。
《利刃出鞘》作为一部犯罪片，文本内部的叙事任务是：抓住凶手。回看整个文本时，从影片所包含的叙事内容看，影片并不仅仅只涉及复杂的奇情犯罪，而是从犯罪视角向观众展示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变异，创作团队更想要通过一场看似荒诞的闹剧传达出以善为美的伦理观念。而这种伦理观念的传递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电影中叙事的反转，而且这种反转是极富有颠覆性的。电影的第一层面的颠覆性是来自于这一家“奇葩”。警员与布兰科侦探询问这一家人时，所有人几乎都标榜自己的“白手起家”然而布兰科只是通过一个小小的审讯技巧便将琳达丈夫吃软饭，乔尼啃老，莫里斯啃老的事实给套了出来。这一家人的形象就此发生了颠覆。由此这一家“奇葩”也成为了站在“善”这一伦理观念的对立面。电影的第二层颠覆是在兰森。这个角色的颠覆才是电影中对于恶的极致展现。兰森这个角色在一众家庭成员之中算是个例外，他与玛塔在电影中相遇时，他的形象反而是一个自力更生，自信自强的角色。与过去时空中的纨绔子弟大相径庭。然而这一切都是骗局。随着侦探布兰科揭开事件真相。这位所谓善良的角色完全被颠覆。杀害外公，嫁祸玛塔，谋杀管家等等罪名在瞬间颠覆了他所谓的善良外衣。这种极致颠覆的反转将角色的恶推上了顶峰。与之相反，作为善良阵营中在现在时空的“独苗”女主角玛塔自身善良的底色从一开始持续到了结尾没有被颠覆，但这种底色的持续却加剧了整部作品的颠覆性，这种加剧作用最主要的就在于玛塔与死者哈兰的互动上。表面上玛塔由于医疗失误害死了哈兰，哈兰装作自杀，玛塔获得了遗产。可是当布兰科神探拨开迷雾之时真相却是：兰森企图谋杀，但是玛塔却避开，而哈兰在法理上却自杀，玛塔依旧获得遗产。这种对于过程的颠覆，玛塔的善良底色不但没有改变，还为其增添了几分敬业的美德。与之相对的是兰森由善转恶的形象与其形成鲜明的对比。创作组通过这种极其鲜明的善恶对比，以及颠覆反转下，形成了善有善报的结局。彰显了对于善良品德的赞扬。同时也展现了对虚伪丑恶的批判与鞭挞。
作为近年来好莱坞在类型片上成功创作的典范，《利刃出鞘》在创作上继承了好莱坞制片厂优势的同时，在深层次的艺术风格以及艺术思维上，彰显出与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相契合的色彩。电影从人物到叙事结构再到深层次的伦理观念传递都传达出了狂欢化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