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大唐中兴颂》为颜真卿翻刻最多的石刻作品，其缘由不仅仅是因为颜真卿的书法地位，更是与颜真卿、元结的人品与政绩密切相关。“翻刻”的本质是对原有碑帖、书迹进行复制和再生产的一种文化行为。元结撰写《中兴颂》文章关乎“安史之乱”，颜真卿书写《中兴颂》时已是暮年，那么历代翻刻本的出现不仅与书法水平有关，而且往往因为人品而源远流长。现存原石的翻刻本有五代秀峰本、南宋四川资州本、南宋四川剑州本和明代重庆铜梁本等。
“中兴”一个王朝在中期由衰败走向重新振兴的过程或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被公认为“中兴”的典范，如西周宣王中兴和汉光武中兴。唐以后，“中兴”一词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政治符号：当权者通过宣扬“中兴”，将自己塑造成力挽狂澜的圣主明君，以此强化统治的合法性。总结来说，“中兴”不仅是一个描述王朝中期复兴的历史术语，更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政治文化符号，它承载着人们对秩序恢复、国家振兴的永恒期待。《大唐中兴颂》的历久弥新，正源于“颜书”的艺术价值与“中兴”这一主题的象征力量之间的完美结合。
学界对《大唐中兴颂》的研究主要遵循以下路径并取得了相应成果：其一，在石刻版本考据方面，如宋立系统梳理了浯溪祖本、剑州本、资州本等主要翻刻源的流变与特征，张达志则进一步通过田野考察明确了四川、江西等地翻刻的分布与关联；其二，在文本与政治意涵阐释上，研究揭示了颂文隐含对肃宗不孝的微言批评，以及颜真卿“左行正书”书写形式对孝道伦理的象征；其三，书法艺术探析则聚焦该摩崖的篆隶笔意、结字特点及其在颜体演变中的关键地位；其四，接受与影响研究关注《大唐中兴颂》在后世的传播，以及其如何被赋予新的中兴期盼。这些成果共同深化了我们对《大唐中兴颂》多维价值的认知。
2. 追摹“二公”之举
五代秀峰本《大唐中兴颂》位于今江西九江星子县庐山秀峰景区秀峰寺，其翻刻人可能为颜真卿世侄颜翊所翻刻。据《颜真卿年谱》所记载，颜真卿受李辅国影响被贬至江西吉州，并在江西秀峰留下石刻《东林寺题名》和《西林寺题名》，并且颜真卿有后代留置江西且有一女卒于江西，因此江西地区留下了许多颜真卿的事迹，则秀峰本的问世可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的。
南宋资州本与浯溪本的地理位置极其相似。浯溪本处于湘江泮，叶昌炽《语石》卷二云：“颜鲁公《中兴颂》资州有两覆本，皆在高岩，摩厓深刻，轻舟溯江而上，望之历历可见。蚕丛鸟道，唐宋题名，如鱼衔钩而出。”[1]资州本同样处在江河旁石岩上，泛舟经过，历历在目。这种高度与观看视角能够给观者带来视觉上的震慑。两者地理位置的选取相较于山林中的隐蔽之处来说都处于“显”，凡是经过，便能看到，舟行水路，在江面上适于瞻顾，拜而访之。因此，从地理位置的选取也能看出后人对颜真卿与元结的人品、政绩敬仰，对《大唐中兴颂》政治影响的重视。
3. 刊刻“以鉴后世”
南宋四川剑州本为南宋绍兴年间知州吴盱摹刻于四川剑州鹤鸣山。唐代奉道教为国教，唐高祖李渊规定道大佛小，先老后释。鹤鸣山是张道陵所创“五斗米道”的发源之地，并且留存有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所建造的道教摩崖造像，鹤鸣山在唐代是道教集会的重要场所。唐代道士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将鹤鸣山列为“三十六洞天”之“鹤鸣神山太上治”，提升其道教地理体系中的地位。唐代丹经《龙虎还丹诀》等文献中，提及此地与丹鼎派活动关联。据《蜀中广记》载，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活跃于德宗时期)曾修缮鹤鸣山道观，并立碑记其事。
唐代在安史之乱之后，似乎要迎来了中兴盛世。唐宪宗“元和中兴”迎来唐代实质性的复兴。其采取“以藩制藩”和武力镇压相结合的策略，宪宗之举可谓是唐代最后一次实质的复兴，被视为“中兴英主”，与唐太宗、玄宗并称唐代三大有为君主。唐武宗“会昌中兴”换取唐代短暂的稳定。其重用贤相，抑制宦官与藩镇，打击门阀势力，提拔寒门人才，优化官僚结构。击溃回鹘汗国，稳定北方边疆。唐宣宗“大中之治”是唐朝最后一次自我修复尝试。强化吏治与法制，《旧唐书》评价：“当时以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焉。”[2]司马光评其，“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3]宣宗的“大中之治”通过温和改良与务实政策，为晚唐续命十余年。
看似中兴盛世，但实则已经日薄西山，无力回天。三代帝王均有盖世之功，借助道教巩固统治，但却迷恋道术，炼制丹药，寻求长生，最终都英年早逝，司马光《资治通鉴》云：“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3]宪宗长期服用道士炼制的“金丹”，导致健康恶化，性情暴躁多疑。元和十五年(820)，宪宗暴崩，终年43岁，元和中兴中断，藩镇复叛。
武宗喜服丹药，下令在宫中设丹炉，征召全国道士炼制“金丹”，消耗大量黄金、水银、丹砂等资源。据《旧唐书》载，“上不豫，制改御名炎。帝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箓。至是药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是月二十三日，宣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2]会昌六年(846年)三月，武宗丹药中毒暴亡，会昌中兴夭折。
宣宗逆转政策，但宣宗同样效仿武宗求长生，《全唐文》记载：“集，会昌时人。武宗好神仙，集以山人进。宣宗即位，流岭南，居罗浮山。大中十一年复徵至长安，召问长生术，寻归罗浮。”[4]背疽溃烂而亡，大中之治终结，民变爆发。民间讥讽：韩愈谏佛骨，反促宪宗死；宣武慕金丹，唐室终倾圮。
斑斑可考的史记见证了唐代最后的挽歌。大唐中兴并非仅是空谈，只是历代帝王忘却了“道”的核心价值，只求万世长存。宋高宗赵构统治期间，道教于政治也是密切结合。南宋初立，高宗面临“靖康之耻”后的正统性危机。通过敕封神灵、渲染“神佑中兴”传说，如泥马渡江、四圣护驾等，将个人流亡经历神化为“天命所归”，以此消弭“得位不正”的舆论压力。鹤鸣山作为道教发祥地，留存着唐代兴旺的道教造像，吴盱将《大唐中兴颂》刻于摩崖石壁，可见是向南宋帝王的警示与劝告。
4. 宋明的政治借用
(一) 南宋“中兴”之愿
《大唐中兴颂》为唐代摩崖刻石，但在南宋时期却多次翻刻在蜀中，究其原因，不仅是前文所述的人品与书法高度，还与南宋的时代背景密切关系。
北宋“靖康之变”后，“中兴”成为宋人的时代最强音。公元1131年正月初一，赵构在越州改元绍兴，敕曰：“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爰因正岁，肇易嘉名，发涣号于治朝，霈鸿恩于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为绍兴元年。”[5]“绍兴”有继往开来之意。赵构改越州为绍兴府后，越州官员上表乞赐府额，赵构题为“绍祚中兴”，因此，是先有年号“绍兴”，再有绍兴地名，最后才有“绍祚中兴”一词。剑州本《中兴颂》便“为绍兴初攝州事吴盱模刻，费少南跋。”
根据费少南《跋中兴颂磨崖碑后》，首句“昔黄太史庭坚读元次山《中兴碑》，有二三策之句，盖本传所载三百篇，大率愤激，不独颂中兴为焜耀之美也。”[6]《中兴颂》自唐代以来就不乏文人墨客的唱和，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黄庭坚崇宁二年刻在浯溪摩崖《中兴颂》旁的《书摩崖碑后》。费少南提到其文中的“二三策之句”，实则是加重对此作的份量。指出“不独颂中兴”，又赞“二公英气凛凛”，可见费少南的对摹刻此颂的态度与时代相吻合，同样崇敬二公之大义，希冀南宋之中兴。碑铭中还提到吴盱翻刻之缘由。吴盱是因为“念中兴之烈”所以才“重刻坚珉，俾传无斁”，虽“旧刻磨缺失真”，但是“有志之士步趋古人，非索之辞气笔画间”[6]。吴盱“修学校，崇名节，以作士气。”可见吴盱是有感于二公磊落之气而去摹刻此颂。费少南做跋是在赞颂二公，实则也是褒奖吴盱的政绩与人品。
南宋绍兴初的“中兴之梦”不仅在此一处又记载，祁阳浯溪碑林《大唐中兴颂》左上有一方刻石为宋李若虚所提：“元颜文字照浯溪，神物于今常护持。崖边尚有堪磨处，留刻中兴第二碑!”[6]李若虚绍兴五年(1135年)五月，任岳飞制置司参议官。时李若虚途经荆湖南路永州祁阳县浯溪，参观中兴摩崖并题诗表述了自己的志向。
宋李祐孙《题浯溪》云：“浯溪崖石与天齐，两刻中兴大业碑。北向几多垂白叟，百年不见汉官仪。”其中“两刻中兴大业碑”分别指的是元结撰《大唐兴中兴颂》及赵不忧(息)撰《皇宋中兴圣德颂》，又称《大宋中兴颂》。颂文内容为赞美南宋高宗皇帝“禅位”与孝宗的美德，即颂南宋之“中兴”、赞高宗之“圣德”。
《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十二记载：“《皇宋中兴圣德颂》，赵不忧(息)撰，赵公硕正书，乾道丁亥四月，在四川奉节夔门。”[7]《皇宋中兴圣德颂》原石在奉节夔门粉壁崖，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赵公硕书，王伯庠刻石。又陆曾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九十一记载：“赵不忧(息)《中兴颂》，高一丈一尺二寸，宽一丈六尺二存，卅七行，行廿八字，字径三寸，俱正书……下有题记三行，为嘉定二年十月所刊……颂作于不忧判永之时，在绍兴廿七八年之乾道初……”在山谷诗左，前人未搜及。碑共九百余言，为明人磨去三百廿余字，蚀损者又百世字，存四百五十余字。”[8]
清人陆曾祥认为颂文撰写时间约在绍兴廿七八年(1157, 1158)至乾道初年(1165右)，于嘉定二年(1210)翻刻于浯溪《大唐中兴颂》石刻左侧十米处崖壁上，高3.6米，宽6.54米，面朝湘江(图6)。明代颂文大部分已被剜去，清代《皇宋中兴圣德颂》便已不可识读。
据《宋史·赵不忧(息)传》记载，赵不忧(息)为赵宋皇室宗亲，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历任金华县城、永州通判、开州知州和夔州转运使判官，淳熙十四年(1187)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前已知《皇宋中兴圣德颂》的上石时间为乾道七年(1171)，则赵不忧(息)在乾道七年就已经任职夔州转运使判官。据史料，其在夔门前三年任开州知州，那么大致时间为乾道四年(1167)，据此推断，其任职永州通判的时间大致为乾道四年之前。
关于颂文的撰写时间。清人陆曾祥认为在绍兴廿七八年至乾道初年间(1157~1165右)。胡昌健《〈皇宋中兴圣德〉颂夔门、浯溪两摩崖考辨》中根据碑文中所见“宪天体道”和“夔门之山”八字，言“赵不忧(息)撰就颂文的时间必定在乾道七年(1171)初。”[9]刘文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皇宋中兴圣德颂〉碑考述》一文中结合“隆兴北伐”的历史和上石时修改文献的可能认为颂文撰写时间有作于永州的可能[10]。
笔者认为，赵不忧(息)撰文时间和缘由还可以从宋代宗室地位的变化这一方面来解读。南宋宗室虽无实权，但被赋予“拱卫皇室”的象征职责。宋代帝王为杜绝汉唐宗室割据的隐患，宗室无实际封地，仅享爵禄虚职，理学家程颐就将“百年无内乱”列为宋代“超越古今者五事”之首。熙宁之后，宗室成员虽然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和出官，但大多数职位不高，政治地位不明显，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不大。孝宗时期对待宗室的态度大有改变。虽然此时宗室人员的官职仍然是实权不大的文臣，但是，孝宗十分重视宗室参与太庙祭祀、修纂《仙源类谱》。
宋孝宗自身也并非正统继承人，为太祖赵匡胤后裔(南宋前九帝多为太宗一脉)，其借宗室集体活动来淡化“得位旁支”的争议。并且，为了强化统治的合法性，他有刻意拉拢宗室力量之举动，进而便允许宗室参与科举、出任地方要职，赵不忧(息)便是孝宗年间宗室任要职的典型代表。其仕途平坦，跻身士大夫阶层，逐渐赢得认同与尊重。他在《大唐中兴颂》所在处撰写《皇宋中兴圣德颂》便是其话语权的替代性表达，其模仿《大唐中兴颂》的体例范式，本质是以文字为媒介，将自身纳入“皇权正统”的阐释体系。因此，其撰文《皇宋中兴圣德颂》的缘由一方面可归结于对“孝宗之治”的肯定与“大宋中兴”的期待，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宋代宗室的身份认同与政治责任。综上所言，笔者推测，赵不忧(息)的撰文时间在宋孝宗即位后其在永州任职期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至乾道四年(1167)间。
《皇宋中兴圣德颂》石刻的问世缘由为孝宗朝的“中兴”叙事。宋孝宗赵昚南宋最具进取心的皇帝。其推行“隆兴北伐”(1163)，努力拿回宋金对峙局面中的主动权，虽以失败告终，但实为“恢复之志”的悲壮尝试，战后反思，下诏罪己，并未放弃恢复之志。
《皇宋中兴圣德颂》于浯溪的翻刻现象是政治仪式性的宣传。史料中并未记载翻刻者为何人，但其选取浯溪这一地理必然与《大唐中兴颂》息息相关。《皇宋中兴圣德颂》文本内容与《中兴颂》相比，更加凸显突出文治成就与正统延续，如：“今皇帝恳辞切至，渊听莫回，钦奉慈谋，嗣承庆祚，圣继圣，明继明，尽道以事亲，厉精以为治，凡施仁发政，皆得于问安侍膳之余。维维乎，样逊之风，孝治之美，自唐虞以来未有盛于今日。”[8]褒扬孝宗中兴之治亲历亲为，也宣扬高宗创业之功和禅让之美德。与《大唐中兴颂》相似的叙述在于“二圣”基业和“中兴”之愿，这既是借唐代圣地与唐人史实来提升自身合法性，也是宣扬“内圣外王”理念，将孝宗塑造为理想君主。
《皇宋中兴圣德颂》在当朝就有极高的评价。宋吴文震《题浯溪》云：“好激浯溪湔旧案，重磨崖石纪元动。仆今已办湘山刻，未逊聱翁星斗文。”[8]“星斗文”一词源于唐代张耒题《大唐中兴颂》的《读中兴颂碑》中“水部胸中星斗文”，指元结的文章灿若灿若星辰，吴文震认为《皇宋中兴圣德颂》文辞优美并未逊色《大唐中兴颂》。
(二) 明末“中兴”寄托
明朝虽未有翻刻本留存于世，但仍然延续这一“中兴”叙事。《皇明典故纪闻》卷十七记载：“嘉靖时，定远县生员黄淮献《大明中兴颂》。”[11]此时为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期间(1521~1567)。明世宗即位后推行新政，史称“嘉靖革新”。嘉靖新政的具体措施为整顿吏治、抑制藩王与贵族特权和财政与赋役改革。《明世宗实录》对“嘉靖革新”给与很高评价：“洪惟皇祖躬秉圣资，出抚兴运，奸剔蠹，不举王纲，立极建中，肇修人纪。凡诸大政令之因革，大典礼之制作，咸稽谋于天，会通古今，经画自心，毅然独断，一洗俗吏牵迹，经生守文之陋。执之不疑，用能廓清垢氛，兴建废坠，五礼式叙，百度惟贞。群臣奔走以受成，万姓倾心而向化。卒之幽明协顺，中外米文宁，声教暨于交南，威灵憺于穷朔。盖举我太祖、成祖不造之光烈，而觐扬之巍巍乎，盛矣！”[12]
《张太岳集》云：“以兴邸而启中兴之业，后先辉映，千古一辙”[13]张居正称永乐以来，发展到嘉靖为一大变局，他认同嘉靖大议礼的“二祖”之称，并称嘉靖开启大明“中兴”之业。则黄淮献《大明中兴颂》的时间应是“嘉靖革新”期间。此《大明中兴颂》无文本留存，但笔者猜测，生员黄淮应是模仿《大唐中兴颂》范式而成，以此颂来记述明世宗“嘉靖革新”开“中兴”之业。
除此之外，浯溪《大宋中兴颂》上方同样刊刻着一方《大明中兴颂》。《大明中兴颂》宽3米，高2.4米，明万历三年(1575)，丁懋儒在永州知府任上，修建朝阳岩零虚山，刊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同时撰文、书写了此碑，内容盛赞世宗、穆宗、神宗三朝以来唯精唯一、右文守成、威加漠北、海内以宁的中兴景象。
丁懋儒，字聘卿，号观峰，别号三观主人，山东聊城人，万历二年(1574年)任永州知府。对于《大明中兴颂》的刊刻，笔者认为此为改革派官员的舆论造势。张居正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十年(1582)，是明代中后期最具系统性的变法运动。万历三年正值改革中期，此时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等新政初见成效。丁懋儒此刻刊刻中兴颂碑，既是对中央政策的呼应，也表现了老百姓迫切希望国家安定、繁荣富强的美好期盼。从刊刻地理来看。《大明中兴颂》位于《大宋中兴颂》正上方。陆曾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记载《大宋中兴颂》“为明人磨去三百廿余字，蚀损者又百世字，存四百五十余字。”[8]这种做法可以看作为一种物理性覆盖。从垂直维度来看，明刻居宋刻之上，暗合“后来居上”的政治隐喻。这种布局恰与万历初年“法唐宗以革宋弊”的国策相呼应。
从黄淮献颂到丁懋儒刻碑，这两起跨越嘉靖、万历年间的“中兴”叙事事件，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共同构成了明代中后期一套完整的政治话语实践。其内在逻辑体现在叙事动机上，二者均服务于特定的改革政治议程；在象征手法上，二者都巧妙地运用了历史隐喻与空间政治。明代的“中兴”叙事，从黄淮的文本献颂到丁懋儒的摩崖刊刻，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从文本到空间的完整表达体系。它们共同揭示了“中兴”一词在明代中后期已超越具体的历史描述，演变为一个极具弹性的政治修辞工具。无论是肯定嘉靖的“革新”，还是颂扬万历的“变法”，士大夫群体都主动地利用并重塑《大唐中兴颂》所奠定的文化范式，其根本目的在于为当代的政治实践背书，将其论证为顺应天命、继承道统的“中兴”伟业，从而强化改革的合法性与号召力。
5. 结语
《大唐中兴颂》在各地的翻刻，不仅是简单的复制行为，更是一种具有深刻历史意涵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从时空维度来看，这些翻刻本如同文化基因的载体，将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丹的原作精神，以因地制宜的方式播撒至四方。在湖南浯溪、江西庐山、四川成都等地的翻刻中，我们可见地方官员、文人雅士通过这一行为，既表达对盛唐气象的追慕，又借“中兴”叙事构建地方的文化正统性，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历史上文化传承与交流的复杂过程。
从功能层面考察，翻刻行为背后隐藏着多元动机。地方官员通过刊刻《中兴颂》既可彰显教化之功，又能借助这一文化符号强化地方与中央的政治联系。如宋代地方官在战后重建时翻刻此颂，实则是以历史隐喻方式宣扬当代的“中兴”气象。而文人群体在名山胜迹的翻刻，则往往将个人对盛世的理解与地域文化建构相结合，使这一文本成为连接历史记忆与现实认同的精神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