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教材是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媒介。高中英语教材兼具语言教学和价值引导功能，本研究旨在探究高中英语教材中的国家形象，揭示教材是如何通过语言这一载体以传递深层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基于费尔克拉夫的三维理论，本研究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角度对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教材呈现了一个文化延续、科技崛起、迅速发展的中国形象以及多元文化、科技领先、个人主义的美国形象。研究发现，教材并非简单的知识传输者，而是通过使用不同的语词、语法、文本结构等方式构建不同的国家形象以达成传递文本深层含义、传播价值取向与一定思想的目的。本研究揭示了教材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能动作用，对思考如何通过教育更全面、更自信地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启示。
Abstract: Textbooks serve as crucial mediums for shaping and disseminating national images.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in particular, fulfill the dual functions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value guidance.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national images portrayed in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revealing how textbooks convey underlying values and ideologies through language as a medium. Based on Fairclough’s three-dimensional theory,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PEP) high school English compulsory textbook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extual analysis, discursive practice, and social practic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is textbook presents an image of a culturally sustained, technologically rising, and rapidly developing China and an image of a multicultural,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and individualistic America.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extbooks are not mere conduits of knowledge but actively construct distinct national images through varied vocabulary, grammar, and textual structures in order to convey deeper meanings of the texts, disseminate value orientations, and promote specific ideologi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ynamic role textbooks play in nation-image construction,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exploring how education can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confidently tell China’s story.
1. 引言
英语教材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教材是学生了解不同文化和社会的重要媒介。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可分为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1]。国内关于英语教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其中英语教材的内容分析占实证研究的最大比例。当前国内英语教材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论文数量总体较少、研究视角单一且片面、研究内容不够系统，以及研究方法主要依赖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合研究相对较少[2]。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费尔克劳夫的理论，以人民教育出版社(PEP)高中英语教材的必修教材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英语教材中的国家形象及其如何构建该国形象。本研究可为费尔克劳夫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在教材研究中的应用提供新的启示，并为英语教材的编写与教学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1) 在高中英语必修三教材中呈现了什么样的国家形象？(2) 高中英语必修三教材是如何呈现这样的国家形象的？
2.2. 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研究以人民教育出版社(PEP)高中英语教材的第三册(必修)作为研究对象。作为2019年PEP高中英语教材系列的一部分，该教材在中国高中英语教学中广泛使用，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该教材内容不仅涵盖丰富的语言知识，还涉及多个文化维度，包括源文化(中国文化)、目标文化(英语国家文化)及国际文化。通过分析该教材，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文化内容的呈现方式及其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基于此教材，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小型语料库——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三单元主题文本语料库。语料类型为书面语料，语言为英语，总词次6373，总形符1795，共计15个文本，其中有三个文本是同一出处，因此总共是13个独立文本，其中包括说明文、记叙文、议论文、剧本等多种文本类型。
2.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软件进行分析，通过构建小型高中英语教材文本语料库并导入至软件中，开展词频统计、关键词提取及搭配分析等操作。此外，还运用案例研究等定性分析方法，对教材中的代表性文本进行深入剖析。在案例研究中，选取典型文本(如精选课文和阅读材料)从词汇、句式结构、话语组织及主题选择等多维度进行细致分析，以揭示其潜在的意识形态倾向。本研究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的结合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3. 结果与讨论
3.1. 国家形象的类型和特征
3.1.1. 中国的国家形象：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叙事
教科书中对中国形象的呈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自我呈现与他者呈现。在自我呈现方面，中国被描绘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以及民族融合团结的国家。书中介绍了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和中秋节，中国传统艺术，如书法和中医以及少数民族的节日——内蒙古自治区的那达慕大会。在他人呈现方面，中国被描述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在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例如，中国在太空领域尽管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却很快，成为第三个能够独立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总体而言，教科书通过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描述，构建了中国“以家庭为中心”、“文化延续性强”的形象。与此同时，关于航天成就的叙述突出了“快速发展”、“自力更生”，塑造了技术先进国家的形象。教材国家形象建构天然与国家主流价值、政策制度、社会结构相连[3]。这种双重叙述既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又能迅速发展紧跟时代。
3.1.2. 美国的国家形象：多元与创新的象征
美国形象的塑造则通过其移民历史、爵士音乐和科技成就得以展现。例如，对旧金山唐人街的描述强调“文化融合”，而被动语态(如“被重建”)则暗示了外部历史力量的影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成就被置于“人类进步”的语境中，淡化了国际竞争。以快餐、棒球、爵士作为象征元素来呈现美国文化，体现美国的快节奏生活、个人英雄主义以及追求自由。这种呈现方式，一方面体现了对多元文化价值观的认可，迎合了全球化的叙事基调；另一方面，主动避开了消费主义批判、种族紧张以及社会不平等等深层社会矛盾。总而言之，教科书所构建的美国形象，是一个经过话语“过滤”的形象。它通过突出文化融合、科技进步与个人自由等主题，成功地传递了多元文化价值观，但同时也通过选择性呈现与话语修辞淡化了其历史创伤、社会矛盾与国际竞争，从而服务于教科书特定的意识形态教化目标——即在学生心中树立一个可借鉴而又不构成全然认同的“他者”形象。
3.2. 呈现国家形象的方式
该教材采用了多种方式来呈现国家的不同形象，本研究将从费尔克劳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包括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和社会实践分析。然而，这三个维度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联系、动态建构的。因此，在分析时本研究试图打破传统分析的结构界限，在具体文本特征的分析中，同时进行话语分析与实践分析以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机制与社会权力关系，展示国家形象如何在话语之间不断被建构的。
3.2.1. 词汇选择背后的意识形态
该研究主要通过将教科书的文本分析与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分析相结合，以揭示国家形象如何通过语言构建。文本分析中的语词分析是指对词或词组的多种含义(包括比喻意义)及其表达方式进行分析的过程[4]。从语词意义和表达来看，具体语词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教材中，此类词汇的使用有助于塑造对不同国家的特定印象。
教科书中对于“中国/中国人”和“美国/美国人”的词汇搭配并非简单的话语呈现，而是体现着教科书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根据语料库词频统计，“中国/中国人”一词出现约50次，高频搭配词包括：传统、文化、家庭、团聚、道德、团结。中国被形容为“传统的、集体的、道德的”。从话语实践角度来看，该教材中的传统中国节日文本引用自古典文献，教材编写者通过这一方式来强化“文化正统性”。高频的语词和搭配表明教材编写者通过这一方式来表明中国注重传统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美德的形象。教科书中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的重视与中国当前的政策导向“讲好中国故事”、“培养文化自信”相契合。相比之下，“美国/美国人”一词出现了约35次，其高频搭配词汇包括：快餐、棒球、个人主义、太空、科技、经济。美国在教材中被形容为“快节奏的、个人的、创新的”。编写团队引用BBC、NASA和《中国日报》等来源，构建了一个权威的“全球事实”框架。教科书将美国建构为和“现代化”密不可分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西方与“现代化”的绑定。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词汇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在教材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被不断激活。配套的教师指南中为教师提供了培养“文化意识”的教学建议。例如，中国节日单元指导教育者“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自信”，而美国文化单元则鼓励通过比较中美元素差异来培养全球视野。学生则通过参与课堂活动，如角色扮演“春节期间的家庭团聚”或辩论“是否应继续太空探索”等来加深对教材主题的理解以及对国家形象的认知。
3.2.2. 语法结构中的权力叙事
教科书文本的语法分析是对教科书文本中转化后的语篇表达、功能以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剖析，具体涉及及物性、形态学和名词化等方面[4]。
在该教科书中，对中国节日的描述主要采用简单现在时和集体主语(例如，“家庭聚会”)，以及主动语态(例如“该国正在积极推进经济改革”)。教材编写者借助这种语法结构来描述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在发展过程中的努力和行动，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传统与社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动作用。教育部在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也提出，课程思政建设内容应“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5]。这种语言策略不仅构建了“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形象，也在社会实践层面服务于国家对“和谐社会”与“文化认同”的诉求。相比之下，描绘美国文化的文本常使用第一人称视角(例如“当你想到美国时……”)、情态动词(例如“你可以直接开车前往”)，以及被动语态(例如，“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这种结构将个体置于行动中心，突出个人选择与自由意志。教材编写者通过这些语法结构的使用，突显了个人主义与个人自主性。这是对美式“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语言化传播。而使用被动语态来讲述西方科技成就，体现了将重大历史成就呈现为历史进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话语策略。
3.2.3. 隐喻与互文里的文化符号
该教材中将隐喻和互文性作为一种手段广泛使用来塑造国家形象，揭示文本、话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隐喻本质是“言此而意彼”，即通过熟悉的物体或现象来隐含地讨论另一事物。教科书中的隐喻将表层含义与潜在的意识形态潜文本相连接，有助于揭示文本背后隐藏的态度立场、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6]。在中国文化中，“月亮”意为团圆，而“鱼”则作为“丰裕”的同音词。编写者通过隐喻来表明中国文化符号的隐含性质。而这些隐喻正是国家“讲好中国故事”政策下的语言再编码，通过隐喻来唤醒学生的情感共鸣，加深文化认同。在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来增强文化认同。相比之下，美国文化则通过“快餐国家”象征效率、“棒球作为美国的国民运动”象征民主机会等隐喻来呈现。教材编写者通过隐喻将美国文化的特殊性(快餐)转化为“现代生活”的象征，从而消解了文化差异的政治性。该教材通过隐喻话语不仅传播了知识，也在潜移默化中传递出了一种关于“效率”、“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在其话语实践背后是全球化不断加深、各文化相互影响的社会实践。
互文性策略则更直接地体现了不同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碰撞与融合。例如，教材在讲述中国医学成就时引用“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重大成就的叙事置于国家建构的宏大框架中，从而赋予其政治正确性与历史合法性。而在太空探索单元中嵌入“NASA”“SpaceX”等西方科技话语，则是借助国际公认的科技话语体系来体现权威性与严谨性。这种互文性生动体现了当前全球社会实践中的核心张力，一方面中国需要以自身的历史连续性与政治独特性来巩固文化自信与认同，另一方面又必须在西方主导的现代话语体系中站稳脚跟。
3.2.4. 总结
根据费尔克劳的观点，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与社会结构处于一种辩证的(双向的)关系之中。话语不仅反映世界，同时也积极地构建社会现实、社会关系与身份认同[7]。在话语秩序层面，教科书语体以正式书面语为主，辅以对话体和叙述体，体现了教育权威和知识合法性的构建。在话语风格上，教科书语言简洁、规范、富有教育性，插图设计也体现现代化、国际化与民族文化的结合，不仅能够规范学习者的语言，还有助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而话语角度包括第三人称客观叙述与第一人称经验分享，引导学生站在特定立场上看待社会问题。语篇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反映社会结构[8]，教材通过不同的语篇揭示当前的社会结构，体现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和技术竞争等宏观背景之下，教科书成为软实力竞争的微观缩影。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等。因此，教科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在国家叙事、全球权力动态与学生主体性塑造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4. 结论
本研究运用费尔克劳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对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必修三中的国家形象呈现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该教材通过多种语言特征和话语实践呈现了不同的国家形象。这些国家形象的构建受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研究虽然强调了利用这些呈现来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但我们也有必要进一步反思这种经过筛选的、带有特定导向的呈现方式可能对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批判性思维产生的潜在负面影响。
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应着力于文化自信的彰显以及中西文明互鉴。教师可以将教科书中呈现的国家形象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分析和理解不同文化。教科书中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呈现为教师提供了强调中国文化独特优势与成就的机会。通过突出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及其对世界的贡献，教师可帮助学生培养文化自信与自豪感。例如，教师可利用教科书中对传统中国节日与艺术的介绍，组织文化活动，如制作传统中国手工艺品等，以提升学生的文化体验与自信心。此外，教师可以组织课堂讨论，探讨不同国家形象的异同及其背后的文化价值，通过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介绍与学习，培养学生形成对世界更为细致和全面的理解。然而，这种“精心构建”的国家形象呈现，可能导致学生产生一种相对扁平化的认知。若教科书构建的国家形象缺乏对文化内部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与批判性反思的呈现，学生所建立的“自信”可能会是脆弱的、表面的。此外，在中西文明互鉴的过程中，若教材对“西方”或其他国家的形象呈现是片面或隐含着二元对立的，则有可能会窄化学生的国际视野，形成一种潜在的“我们”与“他们”的思维定势。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构建方式可能不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教科书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常常扮演着权威者的形象，当学生被引导去“接受”和“认同”这些呈现而非质疑与审视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萌芽就被扼制了。
教科书中的“国家形象”对学习者有直接、显性和强制性的影响[9]。因此教师在教学时，不仅要有效发挥教科书呈现的国家形象所带来的优势，也要注意如何规避这种“精心构建”的呈现方式带来的潜在风险。教师不应该仅仅将教材内容作为知识来传授，而应引导学生探究、分析对比各个国家的形象，并深入思考教材是如何构建国家形象以及为什么这样构建的深层逻辑。在培养学生文化自信的同时，教师也应当引导学生用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一切文化，例如对于传统文化应当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此外，教师在课堂上应有意识地去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教师可以通过案例(例如，洛杉矶的唐人街)向学生展示不同文化是如何在全世界互相影响、不断融合的，培养学生形成平等包容开放的文化观和全球性的国际视野。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样本范围有限及分析深度不足。未来研究可扩展分析的教材种类及国家范围，并结合其他理论框架，以更全面地理解英语教材中的国家形象构建。此外，进一步研究可探讨此类呈现方式对学生对不同国家和文化实际态度与行为的影响。
综上所述，英语教材中国家形象的呈现是一个涉及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维度的复杂问题。通过对这些方面的考察，本研究为英语教材如何塑造学生对世界及自身文化的认知提供了宝贵启示。学科委员会的学者指出，教科书中的国家形象构建必须承载并弘扬国家视野，培养年轻一代的民族情感，满足其对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的内在需求，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融合[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