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导、教育改革推进及数字媒介变革的多重驱动下，儿童文学的研究价值与社会功能愈发凸显。国内学界对儿童文学研究趋势的探索已形成多元维度的成果矩阵。王泉根(2023)对2001~2020年136篇儿童文学博士论文的考察揭示出“主体性研究深耕核心领域、衍生性研究联动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融合多元学科”的三类产出范式，凸显儿童文学的“综合性学科”属性及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推动学科独立的发展动态[1]；罗雅雯(2023)运用CiteSpace工具对2012~2021年CNKI收录的1244篇儿童文学翻译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指出该领域存在关注度下滑、理论交叉不足、当代译者研究缺位及本土作品外译研究空白等问题[2]。国际学界对儿童文学研究动态的探索则呈现前沿性与多元性特征。Chen (2024)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6本英文儿童文学期刊数据，借助CiteSpace开展文献计量分析，识别出2019~2024年儿童文学研究的六大主题聚类，涵盖创伤体验、危机情境、认知障碍等热点领域，同时预判环境科学议题及人工智能应用将成为未来研究焦点[3]；Kathy G. Short (2018)通过出版市场与教育实践考察，揭示视觉文化对儿童文学的深度渗透以及文化多样性议题的持续性困境，为“儿童文学与社会公平”的国际对话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4]。
国内研究虽在跨学科、学科史、翻译研究等领域有突破，但时间上多聚焦2021年前时段，缺乏对2015~2024年研究动态的系统性整合。国际研究则聚焦英文语境，对非英语国家儿童文学动态覆盖不足，且与国内研究存在学科范式、文化语境的对话隔阂。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 CSSCI来源期刊中2015~2024年间发表的“儿童文学”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CiteSpace软件构建知识图谱，从儿童文学研究的外部知识结构与内部语义网络两个维度，既填补国内该时段动态整合空白，又通过精准呈现研究态势与热点，深化对儿童文学“综合性学科”属性的认知；同时为国内研究与国际前沿构建对话桥梁，还能为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教育实践提供方向指引，服务儿童成长与文化传承目标。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学术检索平台，以“儿童文学”为主题词进行检索，限定文献类型为“期刊”，来源范围设定为CSSCI来源期刊，并手动剔除会议论文、报纸文章、学位论文、书评等非学术期刊类文献，以确保样本的学术质量与研究代表性。检索时间限定为2015年1月至2024年12月，以Refworks格式导出相关期刊文献，经“主题相关性二次筛选”(排除“儿童文学”仅为次要关联的文献)后，最终确定467篇有效样本文献。研究采用CiteSpace软件(6.1.R6版本)开展分析，为增强研究透明度与可信度，数据处理阶段重点落实以下操作：在数据清洗环节，针对作者信息，通过比对单位、期刊等辅助信息合并“同名不同格式”表述(如“张三”与“张三”)，对“多人同名”情况保留单位全称(如“王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针对机构信息，将“北师大文学院”的缩写统一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合并同一机构不同分支表述；同时删除摘要不全、关键词缺失及重复的题录(共剔除20篇)。在关键词规范化环节，参考《儿童文学大辞典》及核心期刊主流表述，合并同义词(如“儿童本位”与“儿童中心”、“图画书”与“绘本”)、统一缩略词与全称(如“跨学科”为“跨学科研究”、“AI儿童文学”为“人工智能 + 儿童文学”)，剔除“研究”“分析”等无效关键词及过窄的具体作品名称关键词，最终保留328个有效关键词。
后续分析中，设置时间切片为1年、每个切片选取发文量前50的作者/机构/关键词(Top N = 50)，通过“Author”“Institution”节点类型构建作者与机构合作网络，采用“Pruning sliced networks”功能简化冗余连接；以“Keyword”为节点类型，结合“LLR (对数似然比)”算法开展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设置突现强度阈值为2.0进行突现词分析，以此揭示2015~2024年儿童文学研究的外部结构特征、核心议题及前沿动向。
3. 结果与分析
3.1. 儿童文学研究的外部结构分析
3.1.1. 年度发文数量与时间特征分析
根据CNKI对2015~2024年CSSCI来源期刊中“儿童文学”主题下467篇有效样本的可视化分析，绘制出年度文献分布图(见图1)。整体来看，2015年至2024年间，儿童文学研究在我国呈现出“逐步上升–相对稳定–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其变化不仅反映学术界内部的研究热情，也折射出社会文化、教育政策及国家战略导向等外部影响。在2015~2017年，年度发文量由26篇上升至44篇，进入稳步扩张期。这一阶段恰逢国家推进“全民阅读”政策的深化，2016年《全民阅读“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出台[5]，不仅推动基础教育阶段阅读推广，也激发了学术界对儿童阅读、童书出版、儿童文学教育等议题的持续关注。同时，随着儿童文学获奖作品，如“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引发社会热议[6]，学术界对本土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国际传播也有所响应，推动了研究量的上升。2018~2021年为相对平稳发展阶段，年均发文维持在41~49篇之间。该阶段儿童文学研究未出现明显爆发，但基础研究逐步深化，主题聚焦日趋多元，如生态儿童文学、跨文化叙事、图画书研究等逐步成为热点。2022年以后，儿童文学研究进入明显的上升通道，发文量从2021年的44篇跃升至2022年的58篇，并于2023年达到峰值66篇。这一跃升与国家“双减”政策(2021年正式实施)密切相关。政策引导下，校内教育重心回归素质教育，家庭和学校对于儿童课外阅读的重视度显著提升，儿童文学成为语文教育改革的支撑性资源，进而带动对“文学与儿童成长”“阅读引导”“儿童心理”等跨学科议题的广泛研究。2024年发文量虽有所回落(59篇)，但仍处于高位运行阶段。从目前趋势判断，该波动属于正常的出版节奏调整，未构成实质性衰退。
3.1.2. 高产作者及合作情况分析
高产作者往往具有学科代表性文章，将高产作者及其合作网络图谱结合来看能追踪高产作者的分布特点及研究方向[7]，笔者将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中，作者(Author)这一节点的阈值设置为TOP N = 10，时间范围为2000至2024年，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通过运行CiteSpace软件，得到了高产作者及合作网络图谱(见图2)，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节点大小与该作者的发文数量成正比，连线表示作者间的合作关系。
Figure 1. Annual literature distribution chart
图1. 年度文献分布图
Figure 2. Highly productive authors and collaboration networks
图2. 高产作者及合作网
从图谱中可以看出，吴翔宇、李利芳、谭旭东、张国龙和徐德荣等是该领域的高产作者，他们的节点尤为突出，显示出在该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就作者合作网线密度而言，可以看出超过四条连接网的仅呈现出三个，是由高产作者李利芳、谭旭东、徐德荣为中心发散且以谭旭东和徐德荣为中心的聚团散发的而连接线分别多达7条和6条，其他，合作网线均在3条及以下，以两两合作居多。在几个较大的聚团之间并没有连线，说明虽然几位学者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研究数量处于前列，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力量，但是高产作者之间存在着合作不足，由此清晰地呈现出儿童文学研究的学者聚合性不足。
3.1.3. 学科分布分析
从CNKI数据库统计出的学科分布图谱(如图3)来看，近十年来儿童文学研究呈现出“以中国文学(48.39%)为核心，出版(15.42%)、文艺理论(10.28%)、外国语言文字(7.49%)等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格局。这种学科分布并非简单的领域叠加，而是体现出儿童文学研究“跨学科融合”的鲜明趋势。李利芳提到，儿童文学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产物，更是社会文化和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育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儿童文学研究向教育学领域的渗透愈发显著——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等学科的参与，在“双减政策”实施后集中体现为对儿童文学“学校阅读价值”“家庭教育功能”的深度挖掘；同时，出版、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等学科的介入，呼应了信息技术对儿童文学传播形态的变革，现代传播(如数字阅读、影视改编)不仅重塑了儿童文学的接受方式，更通过图画书、动画片等载体参与儿童文化认同的建构；而外国语言文字、世界文学等学科的参与，则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全球化传播研究提供了跨文化视角，推动学界探索其“国际认同与影响力提升”的路径。这种多学科交叉的分布特征，深刻反映了儿童文学研究在“文学本体探索”“教育功能拓展”“传播形态创新”“文化价值输出”等维度的多元发展逻辑。
Figure 3. Subject distribution chart
图3. 学科分布图
3.1.4. 来源期刊分析
基于CNKI的期刊来源分布情况(如图4)，中国出版期刊和出版广角占据较大份额，反映出国内出版领域对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和贡献。出版学和文学批评的结合使得儿童文学不仅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关注，同时也在学术界与实际出版市场之间形成了互动。除了出版学的影响外，期刊如中国图书评论和当代作家评论的高占比也揭示了儿童文学评论的日益重要。儿童文学不仅仅被当作儿童的阅读材料，更多地被视为反映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载体。学者们越来越注重通过儿童文学中的人物塑造、故事结构以及道德寓意来探讨儿童的心理发展、社会化过程以及文化认同。此外，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视角也在儿童文学的学术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不仅仅满足儿童对故事的需求，更深层次地影响了他们的情感发展、价值观念以及世界观的形成[8]。学者们借助心理学的方法，分析儿童文学如何通过情感共鸣和认知刺激，帮助儿童理解和应对情感、社会及心理发展中的挑战。这使得儿童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文学分析，更涉及到儿童发展的多重维度。
Figure 4. Journal distribution chart
图4. 期刊分布图
同时，基于CiteSpace的高产作者与机构的关系图谱(见图5)，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教育机构在儿童文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且在图谱中的节点较为密集，显示出这些机构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在高产作者方面，李学斌、吴翔宇等学者的研究在儿童文学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的研究不仅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引用，也在推动学术议题的多维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图中还显示了诸如北京师范大学、南方文坛等机构与出版界的紧密联系，揭示了跨学科的合作趋势。
3.2. 儿童文学研究的内部结构分析
3.2.1. 关键词共现网络
关键词共现网络可直观呈现研究领域的议题关联与核心脉络，本研究通过CiteSpace设置“Keyword”为节点类型，生成2015~2024年儿童文学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见图6)。“儿童文学”以最高中心度成为核心节点，与“儿童本位”、“儿童教育”、“儿童观”等高频关键词形成紧密关联，且节点连线密度较高。进一步分析，首先，“儿童本位”的高频出现与高中心度，呼应了周作人1920年《儿童的文学》中“儿童本位论”的理论源流，从早期强调“儿童独特性”，到近十年研究中与“儿童教育”“儿童观”深度绑定，体现该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演进，当前研究不再仅停留在“尊重儿童天性”的理念层面，更通过实证分析将其转化为“以儿童需求为核心”的创作实践与教育策略。其次，“儿童小说”“图画书”等关键词集群出现，既体现对文体多样性的关注，又呼应视觉文化理论，学者结合视觉素养教育，分析绘本视觉元素对儿童想象力的激发；此外，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深度绑定，突破单一审美研究，被纳入教育生态框架，契合素质教育政策，通过多维度传导挖掘其社会功能，使该领域研究更具现实关怀。
Figure 5. High-yield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map
图5. 高产作者与机构图谱
Figure 6. Co-occurrence network map of keywords from 2015 to 2024
图6. 2015~2024年关键词共线网图
3.2.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图7显示，儿童文学的关键词聚类呈现出明显的交叉性，尤其是聚类2儿童本位、聚类6儿童观、聚类8儿童教育与其他聚类的重合度较高，反映了这三个主题在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具体来说，儿童本位作为儿童文学研究的核心理念之一，强调儿童文学应当基于儿童的认知、情感和社会发展需求，进行创作和选择。这一主题的研究不仅关注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还涉及到如何通过文学作品满足儿童的情感需求、认知发展以及社会化过程[9]。与其他聚类的交集，特别是与儿童小说、童话等传统儿童文学形式的结合，凸显了儿童本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聚类6儿童观与儿童本位的交织表明，学者们不仅关注儿童文学如何为儿童提供合适的认知和情感体验，还深入探讨了社会对儿童的认知与期望。儿童观研究突显了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对儿童成长过程的塑造作用，尤其是在性别、社会角色以及教育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儿童文学作品作为儿童文化认知的一部分，不仅反映了儿童的成长历程，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社会对儿童的理解和期待。聚类8儿童教育与聚类2儿童本位和聚类6儿童观的重叠进一步强调了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
Figure 7. Keywords clustering graph
图7. 关键词聚类图
4. 研究发现与讨论
4.1. 理论传承中的本土化创新与跨学科探索
从理论传承来看，“儿童本位”主题的深化是对五四以来学术传统的当代回应。周作人1920年在《儿童的书》中提出“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这一理念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理论根基[10]。早期研究多停留在“是否确立儿童本位”的理论争议，而本研究发现，近十年“儿童本位”与“儿童教育”“图画书”“儿童小说”的强关联，标志着研究已从“理念倡导”转向“实践落地”。韩群(2022)研究于立极心理咨询小说时，关注其如何以儿童视角切入心理议题，通过儿童能理解的叙事策略实现“儿童本位”的创作表达[11]；张生珍(2023)也通过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对照，揭示儿童本位叙事在传递社会议题(如种族平等)时的独特价值[12]。他们均将“儿童本位”从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文本创作与教育方法，这种转向既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也体现学术研究从“空泛讨论”到“问题解决”的务实创新。从跨学科探索来看，研究的“学科交叉浅”特征，折射出跨学科方法在儿童文学领域的适配困境。本研究发现，文学、教育是主要参与学科，但二者多为“表层交叉”，教育学研究侧重“儿童文学辅助教学”，文学研究侧重“文本审美分析”，缺乏对“审美与教育融合”的深度整合。这一现象的学术动因在于儿童文学作为“交叉学科”，尚未形成适配自身的跨学科理论框架，文学背景学者对教育政策、儿童心理的认知有限，教育背景学者对文学审美规律的把握不足，导致跨学科研究难以突破“议题叠加”的浅层模式[13]。
4.2. 政策引导与民生需求的双重驱动
政策导向直接塑造研究的选题与价值取向。本研究发现，2015~2017年发文量增长(26篇→44篇)与“全民阅读”政策深化(2016年《全民阅读“十三五”发展规划》出台)高度重合，2022年后发文量激增(44篇→66篇)则与“双减”政策窗口期同步。这也正反映了其社会动因，国家政策不仅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议题资源”，更确立其“服务社会”的价值定位，“双减”政策推动“儿童教育”“小学语文”等关键词关联强度上升，研究从“辅助教学”拓展至“乡村儿童阅读资源供给”“文学与素质教育融合”，正是对“减负增效、回归素质教育”政策目标的学术回应[2]；而“文化走出去”战略则直接激活“少儿出版”“全球化”等主题，学者对“中国原创童书外译策略”的研究，本质是为文化传播提供学术支撑。民生需求推动研究向“现实关怀”转向。本研究发现，“数字化传播”虽未形成核心聚类，但已有研究萌芽，儿童“数字原住民”身份的确立，使“数字绘本接受”“短视频对儿童文学传播的影响”成为亟待回应的民生需求；而城乡儿童阅读资源差距的现实，则推动研究关注“乡村儿童文学阅读供给”，如刘畅、徐军华等人探讨如何通过公益项目、数字平台弥补乡村儿童阅读资源不足，体现研究对“教育公平”民生议题的回应[14] [15]。这种“政策–民生”双驱动的研究逻辑，使儿童文学研究跳出“纯学术”的象牙塔，成为连接政策落地与民生需求的桥梁。
4.3. 文化自信与儿童文化认同建构的深层诉求
“原创儿童文学”研究的升温，是文化自信在儿童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数据统计显示，“原创”与“少儿出版”“全球化”高频关联，研究既关注“中国原创童书的文本创新”，也探索“海外出版机制”，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提升，“为儿童提供本土文化文本”“向世界传递中国儿童文化”成为重要诉求。例如，徐德荣对曹文轩《青铜葵花》“乡土叙事”的研究，既肯定其对中国乡村童年经验的文学表达，也探讨其外译过程中“乡土语言的文化保真”[16]，本质是通过儿童文学建构“中国童年文化”[17]的辨识度。“儿童文学与文化认同”的隐性关联，体现研究对“文化育人”的深层思考。尽管“文化认同”未直接成为高频关键词，但“儿童观”“价值观”“传统文化”等关键词的聚类，反映研究已将“儿童文学”视为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载体。例如，研究图画书中的“传统节日叙事”，既分析其“图文如何呈现节日文化”，也关注“儿童通过这类文本如何形成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儿童期是文化认同形成的关键阶段，儿童文学通过故事、形象传递文化价值观，能潜移默化地帮助儿童建立“文化归属感”[18]。
5. 总结
本文的研究样本虽然尽力涵盖了儿童文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数据源存在单一性，研究样本仅来源于CNKI数据库的CSSCI来源期刊文献，未纳入中文核心期刊(非CSSCI)、集刊及万方、维普等其他中文数据库，同时未涵盖儿童文学领域的专著、学位论文与外文文献，而学位论文常包含更细致的实证研究、专著多体现系统性理论建构，这些未纳入的文献可能携带关键研究信息，导致样本难以完全覆盖国内儿童文学研究的全貌；其二，跨学科成果的捕捉存在不足，儿童文学研究涉及文学、教育、心理学、传播学等多领域，尽管研究中已尝试整合“童话故事”“儿童小说”等关联关键词文献，但部分以“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发展”为核心主题、仅次要涉及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成果仍可能遗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研究领域跨学科广度的完整呈现；其三，研究方法存在固有局限，CiteSpace工具侧重基于文献外部特征的量化与可视化分析，难以深入挖掘文献的核心观点争议、理论创新细节与实践案例深度，无法对研究内容的质性价值展开进一步研判，后续研究可结合内容分析法、专家访谈法补充质性维度，以更全面地剖析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脉络与实践意义。尽管存在数据源、跨学科成果捕捉及研究方法的局限，但本研究仍具重要价值。以2015~2024年CSSCI期刊文献为样本，借CiteSpace首绘近十年国内儿童文学研究图谱，明晰研究演进路径与核心议题，填补该时段可视化梳理空白；还能为科研单位、创作者、教育工作者提供指引，也为国内外研究对话搭起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