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成为全球要素重组、经济结构调整的主导力量。但数字经济赋能产业体系建设时，会遭遇数据确权难、数字资本无序扩张等现实困难，也会碰到劳动异化加重、产业协同缺乏等深层次矛盾，迫切要靠唯物史观去找出规律并解决问题。
1.1.2. 研究意义
从理论上讲，本文用唯物史观做研究的方法，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框架下把数字经济放进去，冲破传统产业经济学理论对它碎片化的解析，加深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数字时代的创造使用，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理论体系提供知识支撑。从实践角度看，本项研究以数字经济如何助力现代产业体系的机制与防范风险措施为主要方向，可化解数字技术“卡脖子”问题和扩大数字差距的情况，并能给新型生产力发展、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提供一些理论支持，在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以及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中也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针对数字经济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在理论根基方面，杨云鹏等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着手，指出非物质劳动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力，数字资本经由掌握数字平台、算力以及数据来全方位把控非物质劳动，而数据要素化则是数字资本自我增殖的主要机制，他们的探讨表现出数字经济内部“劳动–资本–要素”之间的一种辩证关联[1]，林木西、王聪则全面阐述了有关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观点，认为要塑造出完整的，先进的且安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数字经济凭借其对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等方面的推动作用成为了构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动力来源[2]。
实践机制方面，乔晓楠与马飞越搭建起社会再生产网络模型，经由实际验证得出数字经济凭借“数字产业化辐射”和“产业数字化吸收”两条途径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数字设备和数字服务部门对于实体经济的辐射作用十分明显，而仪器仪表、科学研究等则成为了产业数字化的主要载体，他们所做研究给予量化分析数实融合程度以方法上的支持[3]，周文、余琦从组织形态变革角度出发表明数字经济冲破传统交易成本边界，再造企业动态能力并形成“核心–边缘”的分工架构之后推动企业组织向网络化、扁平化及生态化方向转变，由此给人们理解数字经济对企业产业微观主体改造提供新的视角[4]。
就风险和治理而言，李松龄从就业均衡的角度来论述，数字经济对于活劳动的替代要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就业岗位容纳能力相匹配，在发展传统的工艺品制造、文化体育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基础上实现劳动力供与求的相对平衡[5]；张志丹和崔浩然以数字平台企业的伦理困境为中心展开分析，并认为算法垄断、数据隐私等现象属于数字资本逻辑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问题，在健全相关的道德规范之下促进平台经济的发展[6]；周文以及叶蕾则站在共同富裕的角度上来剖析，数字经济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扩大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提出需要在完善数据要素分配机制的前提下减少数字鸿沟的问题，进而达成共享数字经济成果的目的[7]。
1.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侧重数字经济的资本逻辑与劳动异化问题，Koloğlugil从马克思“一般智力”理论角度出发，提出数字经济产生“非物质劳动”，数字资本操控数据及算法，把劳动者知识、感情等无形劳动纳入增值体系中，塑造出一种新形式的剥削关系[8]；LiZ依据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来说明，他认为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要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两方面来考量，数字产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由具体劳动赋予，其产生的价值取决于抽象劳动，他所做研究给数字劳动价值计量供应了框架[9]；TizianaTerranova提出“免费劳动”的概念，认为社交媒体用户浏览、评论这些行为被数字资本无代价地占有，并成为数字经济价值产出的一个隐形源泉，这个说法促使人们对于数字劳动范围展开大量探讨[10]。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其一，唯物史观分析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原理为基点，将数字经济纳入社会再生产理论体系之中，分析数字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对产业体系的改造，同时批判数字资本逻辑下的生产关系异化问题，阐明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机理及其矛盾运动；其二，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形成理论分析框架。
2. 唯物史观视域下数字经济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基础
2.1. 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支撑
2.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是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的，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作出相应的变革，合理、恰当的生产关系反过来又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数字经济的环境下，这个原理就是数字技术促进生产力要素的重新组合，创造出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从要素配置、产权制度、分配方式等方面进行变革，实现“生产力跳跃–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力再发展”辩证循环。
2.1.2. 社会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第Ⅰ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第Ⅱ部类)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要求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按一定比例协调发展，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再生产的内涵进一步扩展，数据成了新的生产要素，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这些环节里头去，促使再生产网络由“实体闭环”朝着“虚实融合”方向转化。同时数字技术利用改善资源调配效率，削减流通时间，给两大部类的动态平衡供应技术支撑，也促使再生产各个流程与数字要素的特色相适应，形成新的再生产协调体系。
2.1.3. 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推动分工加深，交往范围增大，使得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活动日益融合，从而形成彼此依存的世界历史的局面。数字经济打破空间和时间的壁垒，加快技术、数据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动进程，并促使产业分工由原来的地域分割走向世界范围内协同合作发展，进而使现代产业体系呈现开放性特点。不过，世界历史进程中存在利益差异和制度壁垒，因此在世界产业分工中也要把握自主性，在建立公平的全球数字治理机制下，达到产业发展安全性和开放性的统一。
2.2. 数字经济的唯物史观内涵界定
2.2.1. 数字经济的生产力属性
按照唯物史观来考察，数字经济的生产力特征是对传统生产要素的一场革命性改造：劳动者由原来的“体力占主导”变成“智力和数字技能并存”，劳动工具更新换代为以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化设施，劳动对象也扩展到可以循环使用的、非对抗性的数据资源。数字技术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得生产力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由此形成新的以“算力、算法、数据”为内涵的生产力形式，并成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转型升级的基础性物质和技术支撑。
2.2.2. 数字经济的生产关系属性
数字经济生产关系属性，关注数字时代生产资料占有、劳动组织方式和分配关系的变化，数据产权制度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部分，平台企业掌控数字基础设施，形成新的支配关系，劳动组织由“科层制”向“网络化协作”转变，产生灵活就业、零工经济等新型劳动关系，分配机制遭遇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不均的难题，需要制度设计保障劳动者在数字生产中的权益，防止资本逻辑对劳动过度支配，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数字生产关系。
2.3.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唯物史观特征
2.3.1. 完整性：基于社会再生产的产业协同
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是由于社会再生产对产业间协调发展有内在需求而表现出来的，即三次产业相互融合、产业链条互相连接、地区结构彼此协同所形成的有机整体。数字经济创建了产业互联互通的平台打破技术壁垒和信息孤岛从而推动农业数字化制造业智能化服务行业高端化的发展使“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各个环节实现高效链接形成完整的闭环顺畅的产业生态保障系统稳定运行[11]。
2.3.2. 先进性：基于生产力跃迁的产业升级
先进性即产业体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特性，数字技术驱动升级是最重要体现。数字技术融入传统行业当中，使生产模式由规模化标准化向个性化智能化转变，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本质上就是生产力跃迁的产业表现，依靠数字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方式去推动产业升级到更高的技术层次以及更高附加价值阶段[12]。
2.3.3. 安全性：基于生产关系调整的风险抵御
安全性来源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保障功能，本质是依靠制度创新来防范系统性风险。数字时代要面对数据垄断、技术被别人卡住脖子、供应链断裂等挑战，需要健全数据要素产权保护制度以防止平台垄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掌握保证供应链韧度，完善数字劳动权益制度来消除关系异化，让生产关系匹配上数字生产力，并筑起一道安全防线[12]。
3. 唯物史观视域下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机制分析
3.1. 生产力要素革新：数字经济赋能的核心动力
从唯物史观生产力构成角度看，数字经济以改变要素形态和作用方式的方式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动力来源。数据要素冲破传统生产要素稀缺性约束，经由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进程，把分散信息变成可调配的生产资源，既给产业升级赋予数据支撑，又靠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扩大要素调配效能，符合要素质效提升的要求[13]。
数字技术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式改变劳动资料，使生产工具从机械装置迈向智能系统。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实现生产全流程的实时监测及智能化调度，并且提高劳动资料的技术属性以及协同性来加快生产力技术的发展。
数字劳动扩展了非物质劳动形式，把智力劳动，情感劳动归入到价值创造当中来，冲破传统劳动的时空限定，塑造出网络化，灵活化的劳动形式。既丰富劳动者技能，也由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协作来促进产业体系升级的人力资源供给，符合劳动者主体性提高的内在趋向。
3.2. 生产关系适配：数字经济赋能的制度保障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数据产权制度确定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归属，破解数据确权难题，防止因权属不清而造成的数据要素流动梗阻，为数据参与生产奠定制度基础，契合“所有制”适配生产力的逻辑[14]。
数字分配制度关注数据要素收益公平共享，完善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来平衡好数据的所有者、加工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阻止数字资本过度占有收益，促使价值分配更有利于劳动者，并体现出“分配方式”对生产力发展起到的公平导向的作用。
平台治理制度对于数字经济中平台新型的支配关系，通过规制算法规则、市场准入以及市场竞争行为来解决由于中心–边缘结构所造成的利益失衡问题，并保障中小企业的权利及劳动者的权益使得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能够适应于数字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产业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相应的制度性保障。
3.3. 产业体系升级：数字经济赋能的实践路径
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数字经济用三条实践路径来实现产业体系的升级。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讲，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使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转为技术密集型，并且冲破“低端锁定”的束缚达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境地，也符合生产力的发展驱使产业形态演变的规律[15]。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通过全产业链的数据联通加强了上下游之间的协调合作来形成自主的产业链体系从而降低对单一节点的依赖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抗压能力在生产关系的变化过程中体现了“分工与协作”相适应的系统思维。
产业空间布局方面，数字经济依靠东数西算战略等手段来对计算能力与数据这些因素的空间配置予以改善，以减小不同地区之间的数字差距，并促使产业布局由不平衡转变为共同进步的状态，从而使得社会生产关系中的时空合作关联可以匹配社会生产力全维度的发展需要，进而促成现代产业体系具有更为平衡的空间发展态势。
4. 唯物史观视域下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风险识别
4.1. 生产力层面风险：技术瓶颈与要素错配
就生产力构成来看，数字经济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推动存在技术自主控制力不强和要素分配不合理两个问题。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核心环节存在“卡脖子”瓶颈问题，人工智能算法泛化的程度不高、工业互联网的核心元器件依靠外国供货商提供，因此技术进步容易落入“后发诅咒”的局面之中，一些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时因为缺少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控权而不能构成自主创新的闭环体系。另一方面，数据要素同传统生产要素存在结构性错配，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还不完善，造成数据资源碎片化分布，同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协调不够。例如在农业领域里，数字技术同土地、劳动力相结合还不够充分，不能有效打破传统生产效率天花板，反而是因为各要素投入比例不合理而造成资源浪费。
4.2. 生产关系层面风险：制度滞后与利益失衡
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数字经济带来的新生产关系与既有的制度体系存在适配性矛盾。其一制度供给滞后于技术创新节奏，数据确权、数字资产定价、平台监管等制度规则不健全，数字经济新业态游离于传统监管体系之外，比如数字平台“算法黑箱”造成劳动异化，却没有对应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第二，利益分配格局趋于失衡状态，数字资本依靠对平台、数据实施垄断，加重了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的利益矛盾，比如一些平台企业借助“抽成”“排名”之类的机制来侵犯非物质劳动的剩余价值，在此情形下造成了劳动者收入分配的差距变大，有悖于共建共享的价值取向，从而影响到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推动的效果发挥出来。
4.3. 产业体系层面风险：系统脆弱与生态失衡
从唯物史观社会有机整体理论看，数字经济赋能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存在系统性脆弱和生态失衡的风险。一方面产业数字化转型使得产业链供应链更加依赖于数字平台，而单一平台的故障会导致整个产业链瘫痪，比如制造业依赖于工业互联网来调度生产，平台出现故障会造成停工停产从而暴露出了其抵抗风险能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产业生态“虚强实弱”。数字经济过于强调虚拟，使得资本“脱实向虚”，有些资本炒作数字概念，轻视对实体经济的改造，引发产业“空心化”，与“实体经济是根基”的原则相悖，影响产业全面升级。
5. 唯物史观视域下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风险防控路径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适应、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相互影响发展，是预防和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风险的关键所在。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可以给生产力的跃升和产业升级带来强大的动力，但是与此同时会暴露出现行技术垄断、利益不均、系统的脆弱等种种问题。需从生产力、根据三个角度，即生产关系、产业体系、风险控制，用辩证法的方式构建起防控路线图来使数字经济发展方向与中国式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一致。
5.1. 生产力层面防控：突破技术瓶颈，优化要素配置
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矛盾就是技术供给同要素适配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在数字经济赋能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诸如关键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数据等各类要素难以有效流动、数字技术不能很好的融入到传统经济当中等等都会使整个产业链条陷入一种“技术依赖–路径依赖”的困境之中。从唯物史观生产力发展规律来看，要以技术自主创新破解瓶颈，依靠新型举国体制集中优势资源攻关人工智能算法、工业软件、高端芯片等关键领域，打破技术垄断壁垒，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转化”全链条创新体系，避免产业体系因技术受制于人而陷入被动。另外还要优化要素配置机制，一方面要建立数据要素确权、交易、监管的全流程制度，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并释放出对传统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倍增的效果；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好数字基础设施布局，通过“东数西算”等战略来平衡区域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差别，防止由于要素配置不平衡造成产业发展不均衡，从而使得生产力各要素可以在数字赋能下一起提升。
5.2. 生产关系层面防控：完善制度设计，平衡利益关系
生产关系需要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型劳动关系、分配关系如果缺少制度上的规范就会带来利益失衡的风险。平台经济中算法歧视、零工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数据收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本质就是由于生产关系不能及时适应数字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关系调整逻辑，要从制度层面重建利益平衡机制：第一，完善数字劳动关系法律规制，明晰平台企业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把零工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经由算法透明化，劳动定额合理化等制度设计，防止资本逻辑对劳动权益过度侵害；第二，完善数据收益分配制度，厘清数据要素所有者，加工者，使用者的收益分配比例，创建数据收益向数据生产者倾斜的分配机制，杜绝数字资本过度垄断数据收益，纾解贫富差距扩大风险；第三，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制度，形成“政府监管–平台自律–社会监督”协同治理体系，防范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行垄断行为，保证生产关系调整始终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展开。
5.3. 产业体系层面防控：强化系统韧性，构建开放生态
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数字经济赋能若忽略系统协同与开放包容，易使产业体系陷入“内部断裂–外部脱钩”风险。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再生产理论，需要用系统思维来提高产业体系韧性：内部协同上要推动数字经济与三次产业融合，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上打通产业链上下数据障碍，使各个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数字化协作，防止产业内“数字鸿沟”增大导致的产业链断开危险；外部开放上要构建一个包容开放的产业生态系统，既要深度参与到全球数字经济管理中去，使数字技术标准、规则等国际接轨以防止因为“脱钩断链”的影响而被排除在全球产业系统之外，也要建设起产业安全预警机制，对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动态检测来预防来自外部的风险传导到国内产业系统里。需要形成“核心产业–配套产业–支撑产业”的协同发展的格局，在政策的引导下促使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防止由于过分依赖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个企业而丧失产业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并且保证数字经济赋能之后的产业体系既可以具备国际竞争性又可以应对国内外的各种风险挑战。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按照唯物史观来考察的话，数字经济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赋能，其实质就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数字时代的具体体现。从生产力角度来说，数据要素同数字技术重新塑造劳动资料，拓宽劳动对象，经由改良资本有机构成推动产业效率实现跨越发展；从生产关系角度看，数字平台再造“核心–边缘”分工格局，既能促使社会再生产网络协同发展，又会引发数字资本无序扩展，劳动异化之类问题。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要同现代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相匹配，在调整生产关系的同时对数据的确权加以规范，防范平台垄断的发生，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动态平衡来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6.2. 研究展望
后续可从三方面深化：一是通过具体的产业实例来阐明数字经济发展给各个产业带来的差异化的赋能机制；二是关注数字经济同新的生产关系之间是否能相互适应，探究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应该怎样进行分配；三是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出发，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提出中国方案背后的理论依据和操作步骤，从而能够更好地为中国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