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社会不断演进的进程中，传统的“坐月子”习俗，长久以来植根于民间经验与习俗传承，在现代科学观念广泛传播的当下，其内涵与实践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全新的发展契机。“坐月子”这一行为，恰处于传统与现代相互碰撞、交融的关键节点，而月子会所作为新兴的商业领域，在这一变革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坐月子”，要求产妇在产后特定时期遵循一系列特定的饮食、生活起居及行为规范，旨在助力身体恢复与机能调节。现代医学知识的普及和女性自我意识的提升，促使许多新育妈妈转向更科学、专业的产后护理途径。月子会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蓬勃兴起，凭借其科学先进的服务理念、专业精湛的服务团队以及舒适宜人的服务环境，契合了现代产妇对产后护理的崭新需求，成为备受瞩目的产后护理模式。这反映了产后照护从家庭领域向市场领域的转移。对于当代社会而言，“坐月子”这一传统习俗在现代语境中经历着意义深远的变革与重塑，逐渐转变为提供全方位产后恢复服务，并缓解家庭照料压力。这一转型不仅体现为护理技术的革新，更折射出社会结构变迁中性别角色与代际权力的重新配置。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月子会所如何帮助“新育妈妈”们完成从“产妇”到“母亲”的身份过渡？同时分析月子会所对传统“坐月子”习俗的重塑及其影响。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包括实地观察、半结构化访谈和个案分析，全面解析月子会所的服务实践、新妈妈的选择偏好以及身份重塑的过程。
2. 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关于产后护理与母职实践的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发现。研究主要从新手妈妈的现实需求和月子会所的社会文化意义两个维度展开。研究普遍采用跨学科视角，既考察产后护理的医学有效性[1]，也分析传统坐月子习俗的现代嬗变[2]，更批判性探讨消费主义对母职实践的影响[3]。
(一) 概念界定
(1) 新育妈妈
“新育妈妈”群体特指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初次生育的女性。
(2) 身份重塑
“身份重塑”指新育妈妈通过消费月子会所服务，从依赖传统经验的旧角色逐步转变为掌握科学育儿与护理知识的“新育妈妈”这一过程。
(二) 相关研究
(1) 关于新手妈妈的研究
1) 产后护理服务
在生理护理方面，学界重点关注新手妈妈产后身体机能的恢复。曹莉(2024) [4]指出，盆底肌修复是产后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新手妈妈对其重视程度和认知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心理护理层面，产后抑郁是新手妈妈面临的常见问题，发病率约为10%~15% [5]。蒋艳丽和潘银平(2025) [6]通过案例分析表明，家庭成员和社会认知不足可能会加剧了这一问题。
育儿支持领域，雷紫雯等(2024) [7]研究发现，媒介技术的发展使育儿劳动量化成为可能，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2) 社会与文化情境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新手妈妈在产后护理中面临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8]。传统观念对女性角色和母职的期待，给新手妈妈带来额外心理压力，影响其对产后护理服务的需求和选择；而随着社会发展，新手妈妈对自身身心健康关注度提高，更倾向选择科学、专业的产后护理服务。
月子中心作为新兴产后护理方式，虽体现社会对新手妈妈需求的关注，但也带来消费主义影响。闫臻(2018) [9]、朱婷燕(2023) [3]等指出，新手妈妈在享受服务时，可能因追求高规格服务或受消费宣传影响，产生新的焦虑和困境。
在文化民俗方面，坐月子作为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仍具重要意义，但随着科学育儿观念普及，其不断被改造和重新诠释，形成传统与现代杂糅的状态。
女性身体角色也在发生转变，传统社会中女性身体常被视为生产性工具，而现代社会发展促使其向消费性身体转变[2]。
(2) 关于月子会所的研究
1) 服务与功能
月子中心为产妇提供科学专业的产后护理和新生儿托管照料，有助于产后女性实现社会角色转变，促进身体康复[1]。
2) 文化传承与融合
研究关注月子会所如何传承坐月子文化，以及传统习俗与科学健康服务的结合。赵嘉路和贾晓明(2020) [10]认为，月子会所应传承传统坐月子习俗中的有益部分。
3) 市场需求与行业发展
现有研究聚焦市场对月子会所的需求及行业发展，安征(2019) [11]通过市场数据分析，探讨月子会所市场规模、增长趋势及影响发展的因素。
4) 社会学视角
在传统与现代关系方面，研究发现“坐月子”在月子会所的发展中经历科学理性与市场商业逻辑的改造，呈现传统与现代杂糅现象，且民俗在商业化过程中保持指导作用[2]。
在消费主义层面，月子中心利用科学话语构建新的生育标准，加剧生育焦虑，又以消费主义方式宣称解决焦虑[3]。
(三) 研究述评
目前，学界围绕新手妈妈与月子会所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关于新手妈妈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特点：在生理层面，关注盆底肌修复等具体需求及其认知差异；心理层面，聚焦产后抑郁与家庭社会支持的内容；育儿支持方面，则探讨了媒介技术带来的新挑战。从社会文化视角看，传统母职观念与现代女性意识的冲突塑造了其独特的护理需求，而坐月子习俗的发展及女性身体角色从“生产性”向“消费性”的转变，折射出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影响。
对月子会所的研究则呈现多学科交叉态势：医学研究验证其专业康复价值，文化研究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路径，经济学分析市场需求与发展趋势，社会学则剖析其现代性改造及消费主义影响，揭示了行业背后的复杂机制。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局限性。在研究对象上，对不同地域、社会经济背景下新手妈妈和月子会所的差异关注不足，难以全面反映多元现实；在研究深度上，对部分议题如消费主义如何具体作用于新手妈妈决策行为，缺乏细致的过程性分析。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研究者通过社会网络渠道联系并获准进入月子会所。在建立研究关系阶段，研究者亲自进入月子中心进行实地观察，观察记录月子中心提供的各项服务内容、环境设施、日常运作情况，以及新育妈妈与工作人员的互动情况。同时，向会所管理方及潜在受访妈妈明确了学术研究目的及匿名保密原则。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与访谈，以及详细的个案分析，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月子中心的服务实践、新育妈妈的选择偏好以及身份重塑的过程。同时，研究者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与新育妈妈、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深度交流(表1)，作为服务提供方的管理人员在访谈中可能倾向于展示其服务的专业性与正当性，其陈述在分析时需结合新育妈妈的体验及实地观察进行交叉验证。访谈内容将围绕新育妈妈选择月子中心的考量因素、月子中心的服务、身份重塑的感受与体验等方面展开。
个体经验是构成社会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也选择典型的新育妈妈进行个案分析。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受访者 |
年龄 |
职业 |
家庭结构 |
L女士 |
38岁 |
月子会所管理人员 |
- |
A女士 |
28岁 |
随军家属 |
8口之家，与双方父母一起生活 |
B女士 |
35岁 |
体制内工作者 |
3口之家 |
C女士 |
27岁 |
瑜伽老师 |
3口之家 |
D女士 |
32岁 |
服装销售业 |
5口之家，与公公婆婆一起生活 |
通过对个案的详细描述与分析，研究者能够揭示新育妈妈在月子中心经历中的共同点与独特性。个案分析将结合观察与访谈的资料，进行深入的剖析与解读，为研究的结论提供有力的支撑。
4. “新育妈妈”的消费选择
“新育妈妈”群体，即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初次生育的女性，这类群体正日益成为月子会所等专业产后服务机构的重要客户。这些女性普遍拥有较高的学历和稳定的职业背景，她们在选择月子会所时，会更重视产后恢复的科学性和专业性，以及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平衡。
(一) 主要顾客群体
据月子会所的管理人员L女士反映，选择来月子会所“坐月子”的女性，大多数不仅拥有稳定的职业背景，如公务员、央企员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这些职业为她们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而且她们还普遍具备一定的经济购买力。这不仅仅体现在她们能够承担月子会所相对较高的服务费用上，更在于她们愿意为了“坐月子”进行专业服务投资。
(二) 消费驱动因素
“我认为因素是多种的，现在网络信息过多，对于产妇以及新生儿的照顾方式，给新手妈妈造成了一定的焦虑情绪，从身体到抑郁症，包括说月子没坐好，得月子病等等都是。
或者配偶工作忙，完全顾不上，以及婆媳关系紧张等客观家庭原因都促使产妇们选择月子中心，同时因婆媳矛盾造成产妇月子做的不好，有经历或者听过类似经历造成心理压力过大，也会选择转移矛盾来月子中心。
而且对于那些在职场有一定职业发展的女性来说，月子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让妈妈快速得到身体上的恢复，同时保证心理放松的状态，通过专业的技能技法，让新手妈妈迅速学习，保证后期独立带娃，及对孩子身体状况的基本判断。”(受访者L女士)
受访者L女士指出，“新育妈妈”选择月子中心的原因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网络信息过载引发的焦虑情绪，特别是关于产后恢复和月子病的担忧；配偶工作繁忙或婆媳关系紧张等家庭支持不足的问题；以及对于专业恢复、心理放松和快速学习育儿技能的需求。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月子中心成为许多新手妈妈产后恢复的理想选择。
(1) 科学权威的追求
在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框架下，传统经验的失效与专家系统的崛起构成现代性危机的核心特征。“新育妈妈”群体往往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传统长辈所依赖的“坐月子”习俗随着医疗科学的传播而被质疑；另一方面，“新育妈妈”们自身缺乏育儿实践经验，处于“知识真空”状态。
月子会所通过构建并传播其“权威性”来吸引追求科学健康坐月子的“新育妈妈”们。“主要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啊，这一块比较重要”(受访者C)“健康方面考虑得多一点。”(受访者B)进入月子会所，我们可以直观的观察到医学符号的景观化展演；同时感受到风险话语在这一过程中的营销。月子会所通过走廊密集悬挂的患者致谢的锦旗(如“科学护理，母婴安康”)营造出“科学至上”的空间氛围。这种空间中的视觉符号将抽象的专业性转化为可展示的物质形态，使消费者在了解月子会所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认可其科学权威，从而进一步瓦解对传统家庭经验的信任。
“然后现在也就是大家都讲究这种科学坐月子嘛，要摒弃一些传统的那种‘捂’月子这种不太好的那种坐月子方式，我们也考虑到女性这个坐月子期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受访者A)“它是科学的坐月子，不像以前传统的，哎，生下来就给你喝老母鸡汤，猪蹄汤，油乎乎的给你端来一碗。”(受访者C)
从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危险”认知框架出发，月子会所的宣传手册往往会罗列“传统月子十大危害”(如“捂月子致产褥感染率激增”)，通过强调现代护理方式的优势、对比传统习俗中某些做法与现代健康观念的差异，将消费选择呈现为一种基于现代健康信息的理性选择。
(2) 母职焦虑的转嫁
“新育妈妈”的“知识真空”不仅源于技能缺失，更是其自身对于现代社会的母职的高要求。月子会所的服务将母职实践从道德义务转化为可交易的技术服务，夜间婴儿集中看护、脐带护理专人负责等服务，实质是将母职情感(如育儿焦虑)与身体劳动(如哺乳疼痛)打包为标准化商品。“新育妈妈”们通过支付费用购买“专业团队”来将其自身的部分责任阶段性外包。“我觉得月子中心就是能够帮助解决我们家的问题，就是我的老公可以正常去上班啊，然后父母呢，就是也不用操很多心，来月子中心陪陪我就好啊，然后就是既也不影响老公那边的工作，然后再一个我的月子也会非常的平稳的，科学的度过啊。”(受访者A)通过在月子会所的田野调查，也有妈妈们提到有母婴师去看护孩子，这让她有种“暂时得以放松”的感觉。这种转变我们可以窥见月子会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母职中对母亲育儿的在场要求。
(3) 家庭关系的风险规避
据多位“新育妈妈”反映，她们对月子会所的选择，都有对传统家庭关系网络潜在冲突的预防性规避的考量。当家庭新生儿出生时，家庭内部就可能面临着三重潜在的压力：代际育儿观念的不同、家庭角色的认知重构，以及母职责任私有化的困境。月子会所通过空间隔离、专业外包与流程标准化，建构起家庭关系的“缓冲装置”，提供了一个隐性的家庭关系风险规避平台。
“再一个也考虑到了一个矛盾的问题，要是婆婆照顾不好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婆媳矛盾，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在月子中心这边坐月子，它就不存在这个婆媳之间的矛盾。”(受访者D)
“我公公婆婆吧，他们会觉得尿布会比尿不湿好一些，因为都觉得尿不湿很闷啊，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跟他们讲，他们就感觉不理解，后面是月子中心的那个工作人员过来去给他们站在专业的角度更加详细的去讲一下两个的区别啊，让我们试验一下，自己有个感受，可能就能体会到宝宝的感觉了，他们后面也就是也接受了这个尿不湿。”(受访者B)
传统坐月子场景中，如“纸尿裤与尿布之争”等观念碰撞，往往演变为家庭权力结构的争夺。而月子会所以“科学中介者”身份介入，一定程度上可以隔离冲突：物理空间的区隔设计——独立套房阻断了祖辈随时介入护理的可能，访客管理制度将探视压缩为限定时段的关怀；知识权威的转移——护理权责从家庭代际传承转向专业机构托管；情感劳动的客体化——标准化服务清单(如每日哺乳记录)将传统充满母职判断的育儿经验转化为可管理的流程。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月子会所的“去家庭化”护理模式，使产妇避免陷入传统性别角色与母职期待的夹击。一定程度上，这些科学话语的表述，有效避免了来自于传统母职的“问责”。
(4) 家庭支持不足与职业需求
许多“新育妈妈”的丈夫因工作原因无法长时间陪伴，如受访者A的丈夫是军人，经常在部队执行任务。同时，家中长辈可能因年龄大、身体不好而无法提供足够的照顾。
“刚开始可能考虑的就是还是这个家人的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吧，然后不能照顾我，再一个就是爸妈现在年纪也大，可能体力也跟不上，所以为了让我的身体恢复一些，然后再就是希望月子中心可以帮我们把宝宝带的比较规律一点，后续我们回家会更好带一点，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月子中心。”(受访者A)
“我到月子中心呢，是因为婆婆身体不太好，不方便照顾，所以选择了月子会所。”(受访者D)
受访者A女士出于对家庭整体支持的条件以及对自己的健康和后续的对孩子的照顾的个方面综合因素的考量，月子会所成为了她的理想选择。根据月子会所管理人员的反映，家庭支持不足是许多家庭选择月子会所的常见原因。
综上所述，新育妈妈选择月子会所的决策逻辑，本质上是现代性风险社会中个体应对结构性压力的策略性实践。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工具理性的计算，更折射出传统家庭秩序与市场化专家系统的权力重构。
5. 从“产妇”到“妈妈”的身份重塑
(一) 身体的医学化规训：从经验到科学
月子会所作为现代性规训的典型场域，通过将产妇身体纳入精密的医学监控体系，实现了了从传统经验传承到技术规训的转变。这种规训机制以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为蓝本，构建起微观权力网络，使产妇在科学化的照护中，完成对新型母职规范的内化。
传统坐月子依赖代际经验的口耳相传，而月子会所则以“科学”为名，用标准化流程重构了这一过程：护士通过查看仪器监测数据，取代对“脸色苍白”的主观判断；超声仪器生成的子宫三维成像图，瓦解民间经验，这种转变其实质是权力的运作，月子会所将“产妇”的身体操作化为可监测和控制的医学指标。在这一过程中，“产妇”可以通过对医学指标的主动迎合，逐步完成从“生物学意义上的分娩者”向“科学母职践行者”的身份转型。
“我们每周都有专业的三甲医院医生过来对妈妈进行全方位的检查，通过问诊及触诊判断宝妈这周内恢复情况。每天我们会有专业的护士过来对妈妈进行检查，包括血压、脉搏、奶水情况，胸部情况等，根据身体情况对妈妈进行专业产后恢复指导以及伤口观察及护理。产康师根据妈妈情况做专业的跟踪服务，每天给妈妈安排产褥操、帮助妈妈更好的排恶露，放松身体。”(受访者L女士)
“我们通过细化分工、用专业的人来解决客户的专业问题，从而缓解新手宝妈身体及心理焦虑问题，帮助宝宝更好的健康成长。专业的护理团队，拥有丰富的护理经验，帮助妈妈和宝宝判断健康状况，我们产康团队则负责解决妈妈的身体问题，包括多个身体部位，从骨盆、腹直肌分离到关节疼痛等一系列产后问题，帮助妈妈更好的恢复到孕前状态。厨房团队通过专业的营养师指导，根据产后妈妈身体阶段性恢复特征，特别制定阶段性膳食。月子管家帮助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及其他小问题，保证妈妈和宝宝在月子会所得到更好的服务。”
通过与月子会所管理人员交流，我们可以了解到月子会所构建起一套严谨且细致的产后身体管理机制，深度融入科学话语体系并发挥身体规训作用。它运用现代医学规范与标准，对新育妈妈的身体展开全方位且细致入微的监控：通过医疗流程的管理，将她们的身体纳入科学话语体系所设定的框架内。依据福柯的权力理论，这种持续、细致的检查实质上是一种身体规训权力，使产妇身体处于被观察、被规范的状态，进而促使她们自觉调整自身行为和身体状态，以契合科学产后康复的标准。在这一过程中，产妇通过对医学指标体系的主动响应与行为调适，实现了母职身份的社会化重构。这一转型过程本质上是权利通过“科学话语”对传统生育角色的重塑。
(二) 认知重构：科学话语的内化
在月子会所这一现代性照护场域中，科学理性话语体系是通过标准化服务流程来具象呈现的。在科学话语的引导下，产妇可以主动参与自身身体恢复的进程。在其主动参与的过程中，科学话语进一步得到内化。在此过程中，月子会所逐步在产妇心中构建起对产后康复的科学认知体系，使产妇真切领悟到产后身体恢复是基于科学原理和专业方法的系统性过程，而非单纯依赖传统经验。这一认知系统的重塑，实则是权力运作的显著成果。会所凭借科学话语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成功改写了产妇对“坐月子”的传统认知，引导她们以科学视角审视产后身体恢复，进而在思想与行为层面更加依赖会所提供的科学服务，使得“知识–话语权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强化。
“这个我也在月子期间感受很明显，就是有些情绪是不受自己控制的啊，我会说就是焦虑以后我自己带不好孩子什么的，然后她们都会非常耐心的来安抚我们的情绪啊，我后面能感受到我的那个母婴师特别好，她在给宝宝护理的时候就会特别和我将一些细节什么的告诉我回家以后我可以是怎么样的去自己照顾宝宝。”(受访者A)
互动过程同时也是科学话语建构与传播的关键契机。专业人员借助实际操作示范与经验分享，让融合传统与现代科学的护理知识更贴近生活实际，如在宝宝护理时边操作边讲解，并告知回家后的操作要点，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生活化传授的方式，大大增强了产妇及其家属对科学知识的接受度与认同感。
“一开始我对育儿很焦虑，在月子中心学习后就不那么焦虑了，这种变化让我在心态上更加成熟。社交上，月子中心环境好，有手工区、瑜伽区等，我在这里和其他妈妈互动很多。我们互相交流，我从她们那里获取了很多育儿和生活信息，比如哪里的奶粉好、产后修复怎么做等，这让我觉得很有收获。”(受访者C)
随着被标定为“科学”的话语不断建构与传播，产妇在月子会所的环境中逐渐接受并运用从而内化这些科学理念，对“坐月子”的认知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她们可能不再将“坐月子”简单视为传统习俗，而是认识到这是基于科学知识与专业护理的重要人生阶段。产妇可能开始主动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身体恢复、心理调适与科学育儿，积极解决实际问题，如合理规划饮食促进乳汁分泌等。这一转变反映出产妇较多依赖传统经验或自身摸索，逐步转向参考和运用专业育儿与护理知识的过程，这构成了其身份建构的一个方面。
(三) 阈限理论下的身份重塑
在维克多·特纳的阈限理论框架下来看，月子会所可被视为一种具有阈限特征的社会空间，通过一系列流程安排将产妇的生理分娩与社会角色身份的过渡联系起来。当产妇进入独立套房的封闭空间时，物理隔离营造了一种与环境分离的氛围，访客准入制度也构成一个“相对隔离的边界”。这种空间切割不仅制造了生理层面的休养环境，更在一定程度上暂停了外界的社会关系，使产妇进入福柯所言的“异托邦”状态——权力通过空间规则规训个体行为。
时间安排作为流程的一部分，将自然时间划分为结构化的康复模块。28天或42天的周期借鉴了医疗化时间体系，将产后恢复设计为带有计划性的“身体恢复工程”。这种对时间的划分其实包含两个层面：从表面看是管理产后身体恢复的进度，但更深层的是，月子会所通过重新规划时间，把传统坐月子中含糊的“调养身体”转变为可监测、可调整的科学实践。
阈限仪式的最终完成需要经历象征性的“再融入”过程。月子会所通过结业仪式、满月派对等过渡仪式，以阶段性的结束作为标志。当在结业派对上新育妈妈怀抱新生儿拍摄纪念照时，她们经历着一种从会所生活回归日常生活的象征性过渡。这种身份转变涉及生理层面的准备，也伴随着对新育妈妈自身角色认知的调整。产妇不仅仅是血缘关系的延续者，而是同时成为学习并适应现代育儿知识、关注身体管理的母职实践者。
6. 总结
(一) 结论
本研究通过访谈和观察法，深入探析了“新育妈妈”对于月子会所的消费选择以及月子会所如何通过科学化、专业化的服务实践，助力新育妈妈完成从“产妇”到“母亲”的身份重塑。
“新育妈妈”选择月子会所，一定程度上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应对结构性压力的策略性选择。这种选择本质上是因为多重现实问题的叠加：职业女性在产后需同时应对身体恢复与职场角色回归的双重挑战，而月子会所通过“一站式”专业服务来压缩恢复周期，帮助其缓解时间焦虑，降低因生育导致的职业中断风险；另一方面，以市场化服务替代代际权威博弈，实现冲突转移；同时，母职焦虑借助商品化服务帮助消解和部分家庭的支持不足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在“新育妈妈”的身份重塑方面，月子会所通过“科学服务”的符号，如医学指标监测、专业护理流程等，以“科学话语”替代了传统坐月子的经验性实践，将其建构为基于现代医学领导的标准化服务。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身体规训的医学化，即通过仪器数据取代主观经验判断，更深刻地反映了传统家庭权威向市场化专家系统的权力转移。同时，月子会所以“科学中介”的身份介入家庭护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护理责任分配格局。月子会所通过强调现代健康观念，如提及“传统月子十大危害”，将消费选择呈现为规避风险的一种决策，从而推动传统习俗呈现出科学化、商品化的面向。在此过程中，月子会所作为社会性阈限空间，通过物理隔离、时间规训，如设定身体康复的周期管理，以及仪式化流程，如结业派对等，将新育妈妈置于一种“异托邦”状态，暂时脱离其原有的社会角色。再借助科学话语与专业服务，月子会所帮助产妇内化现代母职规范，如科学育儿、身体管理等，最终通过“再融入仪式”完成其身份重塑。这一过程，不仅有效缓解了新育妈妈的母职焦虑，还重构了母职的内涵，这一定程度上也从侧面折射出消费主义对传统性别角色的重塑。
(二) 讨论
月子会所消费选择与身份重塑过程体现了现代性理论中“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交织。新育妈妈通过消费行为将传统集体化育儿责任转化为个体化科学实践，这与乌尔里希・贝克关于“个体化进程中个体通过选择市场服务对抗系统风险”的观点一致，同时福柯“生物政治学”理论在此得到体现——身体成为科学话语与市场权力双重规训的对象，母职从自然生理角色转变为需通过消费证明的技术化身份。从实践层面看，这一过程存在多重结构性特征：月子会所通过标准化护理流程(如哺乳数据记录)将母职实践转化为可量化指标，使产妇在迎合医学标准的过程中调整对身体的认知；不同层级的月子会所服务通过医疗资源配置，形成服务差异，客观上与消费能力挂钩，在中产群体中构建“科学母职”的身份标识；“婴儿集中托管”等服务将部分育儿劳动转化为市场化服务，呈现出现代育儿责任在家庭与市场间的转移特征。这些现象反映出，当“科学母职”成为市场化育儿服务的核心逻辑时，女性身体与母职实践正经历从家庭领域向市场领域的转型，这一过程既包含现代性背景下个体对专业化服务的需求，也体现了市场机制对育儿实践的重新组织，其背后的社会资源分配与性别角色重构问题，需结合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体系进一步探讨。
(三) 研究不足
(1) 样本代表性局限
本研究样本主要集中于25~35岁、具有稳定职业背景的新育妈妈，缺乏对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及高龄产妇的覆盖。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习俗的差异，可能导致研究缺乏适用性。此外，研究样本中未充分考虑不同教育背景、职业类型(如自由职业者、创业者等)的群体差异，这些因素都可能对月子会所的消费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2) 研究方法的单一性
尽管质性研究方法能够深入揭示消费逻辑与身份体验，但缺乏量化数据对“科学话语影响程度”“消费决策因素权重”等问题的精确验证。缺乏对母职焦虑程度、家庭支持力度等变量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论缺乏普适性。同时，研究也未能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问卷调查、大数据分析等量化手段来验证质性研究结果。
(3) 动态过程的探讨不足
本研究主要关注月子会所服务周期内的身份重塑，对“再融入”社会后的长期影响(如职业发展与母职实践的持续互动)缺乏追踪。研究未能考察月子会所经历对后续育儿方式、家庭关系、职业规划等方面产生的持续性影响。此外，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女性在产后不同阶段(如重返职场后)的身份调适差异也缺乏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