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批评作为连接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一条根本纽带，对于指导翻译、提高翻译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1]。赖斯提出的翻译批评模式主要分为文本类型、语言范畴、语用范畴和功能范畴。文章从文本类型和语言范畴的四个层面对宋碧云、张振玉两位译者的林语堂《苏东坡传》的汉译本进行对比赏析。《苏东坡传》属于传记文学，其文本类型侧重于叙述性、描述性和评价性。赖斯的翻译批评模式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探讨和评价翻译文本的各个方面。文章通过该理论进行对比赏析，以期为传记文学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些可借鉴的观点。
2. 文献综述
林语堂以英语创作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作为跨文化传记经典，兼具史实叙事的信息价值与人格阐释的表达价值，其中宋碧云、张振玉汉译本的差异化处理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作为回译文本，该书译介需平衡文化保真与读者接受，现有研究却存在明显局限：虽有学者从语义对等视角对比两译本差异，或通过语料库量化分析其词汇、句式特征(如张译虚词使用更频繁、逻辑更明晰，宋译实词密度高、受英语名物化影响显著)，但多聚焦单一维度，且理论框架多采用生态翻译学、翻译伦理等，缺乏针对其表达型文本属性的系统性批评工具。
德国功能派奠基者凯瑟琳娜·赖斯的翻译批评模式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该理论在1971年《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中确立“文本类型–功能对等”核心框架，将文本划分为信息型、表达型等类别，以“功能对等、语言内因素、语言外因素”为三维评估标准，打破了传统语言学批评的局限[2]。在创立这一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赖斯进一步指出，不同的文本类型需与各自的翻译方法相匹配，才能形成完整、客观的评估体系。因此，她建议将文本分类方法运用于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即不同类型文本的译文应有其专属的翻译方法和评价标准，最终形成以文本类型为导向的翻译批评模式[3]。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外学界经Snell-Hornby等学者推动，已将其文本类型理论拓展至多元文本场景；国内研究则多集中于文学与实用文本分析，但在传记回译领域的系统性实践仍属空白，尚未有研究借这一批评模式剖析《苏东坡传》译本的功能实现质量。
不过，针对《苏东坡传》现有汉译本(宋碧云、张振玉译本)的比较研究，学界已形成多维度探索，核心可归为量化分析与质性研究两大方向：量化层面，语料库研究通过数据揭示两译本的显著语言差异，如宋译本词汇更丰富、重复率更低却受英语名物化影响较深、实词密度更高，张译本则虚词使用更频繁、形合度(22.06%)高于宋译本(19.55%)，且善于补充原文隐含信息以明晰逻辑；质性层面，学者聚焦翻译策略与风格差异，指出张译本采用文言与白话夹杂的古朴风格、多用四字结构再现原文神韵，宋译本则以平实白话文为主、更贴近现代表达习惯，另有研究借纽马克理论提出张译存在“超额翻译”的修辞强化，宋译更侧重语义忠实，无本回译视角的研究亦聚焦张译本，剖析其通过文化归化与创造性叛逆实现的文化还原策略。
但现有研究仍存明显缺口：一是分析维度碎片化，量化研究忽视文本功能整体性，质性研究多聚焦单一译本或局部策略，缺乏系统框架整合语言特征与文本功能；二是理论适配性不足，未结合《苏东坡传》史实信息加人格评价的混合文本属性选择针对性批评工具，且对回译特有的文化再本土化矛盾关注有限。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以赖斯翻译批评模式为切入点，从“文本类型适配性”与“语言内因素”展开对比分析。一方面希望能为现有研究的框架缺失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思路，另一方面也试图探索该理论在混合文本分析中的应用可能性，同时为传记回译实践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视角，期望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带来些许启发。
3. 林语堂《苏东坡传》及译本简介
林语堂是一位多产的中国现代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以及文化评论家。他以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和流畅的双语写作能力著称。林语堂出生于1895年，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名为玉堂，再改为语堂。他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深造，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转赴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并于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先生将其一生奉献给了文学创作与翻译。弘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智慧，沟通中西文明是他一生的追求。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中，林先生最为欣赏的当属苏东坡。他广阔的胸襟、万丈的豪情、满腹的才学，令林先生钦佩不已，于是为其作传。《苏东坡传》是一本涉及大量中国特有文化元素的英文传记。该书被认为是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广受好评，并且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苏东坡传》的中文译本中，较为知名的有两位译者：张振玉和宋碧云。张振玉的译本广为流传，并且被收录在多个出版版本中，包括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林语堂经典名著》系列。宋碧云的译本则被林语堂先生生前唯一认可并且授权。宋碧云的译本在1977年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也被认为是准确传达了林语堂原意的版本，许多史实也更考究。
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张振玉和宋碧云的译本，为读者提供了深入了解苏东坡这位伟大文学家的机会，同时也展现了林语堂深厚的文学造诣和中西文化融合的视角。
4. 文本类型
凯瑟琳娜·赖斯作为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奠基人，其翻译批评理论的诞生标志着西方翻译研究从静态语言等值分析向动态功能导向的关键转向。20世纪70年代，传统翻译理论深陷“直译与意译”的二元争辩，且多以语言表层结构的对等性为核心评判标准，忽视了翻译活动的交际本质与语境差异。在此背景下，赖斯于1971年以德文出版《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首次系统构建了以文本功能为核心的翻译批评框架，为翻译评估提供了兼具科学性与操作性的理论工具。
她认为，信息型文本包括新闻报道、科技文献材料以及官方文件，在评析这类文本的译文时要看其是否准确地表达原文信息；表达型文本包括各类散文、诗歌、杂记和小说等，在赏析译文时应看其是否运用了与原文相似或相同的形式，从而是否发挥了和原文相似或相同的美学功能；第三种以诉请为主的施为型文本包括广告语、宣传手册等，在评析此类译文时应看其是否能让目标语读者与原文读者阅读之后产生的效果相似或相同[4]。
文本的类型决定着译者的翻译方法，也影响翻译批评者对译文给予相应的评价。根据文本类型理论，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应属于表达型文本。《苏东坡传》不仅传达了关于苏东坡生平和成就的信息，而且通过文学手法展现了苏东坡的个性、情感以及与时代的关系。传记文学通常具有丰富的叙述性、描述性，并且融入了作者的个人见解和情感色彩，这些都是表达型文本的特征。
因此在赏析《苏东坡传》的译文时，应当关注译者是否能够运用与原文相似或相同的形式，以及是否能够发挥与原文相似或相同的美学功能。这包括考察译者如何处理原文的文学风格、语言的修辞效果、人物描写的深度以及整体的叙事结构等，以确保译文能够在目标语言中重现原作的文学魅力和美学价值。
例1：There is a current Chinese saying that final judgment upon a man is possible only when the cover is nailed on his coffin. A man’s life is like a drama, and we can judge a drama only when the curtain drops. There is this difference—a man’s life is a drama in which the wisest and shrewdest actor does not know what comes in the next act.
宋译：中国有句俗话说，盖棺定论。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戏，只有落幕之后才能判断好坏。而人生之戏与戏剧的区别在于，人生之戏往往连最聪慧、最机灵的演员也不知道下一幕会是什么剧情。[5]
张译：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要“盖棺论定”。人生如梦，这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不过有这种区别——人生是如同戏剧，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无知。[6]
从文本类型的角度来看，宋译和张译都试图将英文原文中的比喻和哲理通过中文表达出来，但两者在策略和效果上有所不同。
宋译采用了比较直接的翻译方式，将原文中的比喻和哲理转化为中文读者容易理解的表达。例如，“final judgment upon a man is possible only when the cover is nailed on his coffin”被翻译为“盖棺定论”，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成语，能够很好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同时，宋译在翻译“a man’s life is like a drama”时，选择了“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戏”，这是一个直观且易于理解的比喻，使得原文的意境得以保留。宋译在语法和逻辑上都较为通顺，能够让中文读者较容易地把握原文的意图和情感。
张译则在翻译中加入了一些额外的解释，如将“a man’s life is like a drama”翻译为“人生如梦，这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其中“人生如梦”并非原文直接表达，而是译者为了增强中文表达的文学色彩所做的添加。这种添加可能会让读者感受到更多的情感色彩，但也可能会偏离原文的直接意义。同时，张译在翻译“wisest and shrewdest actor”时，将其译为了“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这里的“伶人”一词在现代汉语中使用较少，可能会对文化知识储备不够丰富的读者的理解造成一定的障碍。
综合来看，宋译在保持原文内容和形式上做得较好，译文流畅且易于理解，而张译则在追求文学性和情感表达上更为突出，但这样一来会牺牲一些原文的直接意义。根据赖斯的翻译批评模式来评判的话，宋译更接近原文的意图，而张译则在美学效果上进行了更多的创造性发挥。
例2：Then, as now, the people of that province were given to arguments and eloquent disquisitions. Even in middle-class society, conversations were often studded with learned instances and clever allusions, and had an air of archaic refinement to those from the outside provinces. Of this inborn eloquence and this determination not to be worsted in an argument, Su Tungpo had a fair share.
宋译：古今川人都善争辩，最会写雄浑的长篇。就连中产社会，谈话间也不免引经据典，在外省人眼中颇具古典优雅的意味。苏东坡也沿袭了这种内在的辩才和不服输的决心。[5]
张译：在当年，也和如今一样，四川的居民都耽溺于论争，酷爱雄辩的文章，甚至在中产社会谈话之时都引经据典，富有妙语佳趣，外省人看来，都觉得充满古雅精美的味道。苏东坡生而辩才无碍，口舌之争绝不甘拜下风。[6]
在此案例中，宋译和张译都试图捕捉原文中对四川人辩论和修辞才能的描述，以及苏东坡在这方面的天赋。宋译的译文在表达上较为直接，如“古今川人都善争辩，最会写雄浑的长篇”，该表述捕捉了原文中对四川人辩论才能的赞美，却没有完全传达出原文中“arguments and eloquent disquisitions”的丰富性。宋碧云在翻译描述苏东坡的这句话时选择将其译为“沿袭了这种内在的辩才和不服输的决心”，尽管这个表述较为简洁，但没有充分展现苏东坡辩论才能的独特性。
从语言风格上来看，张译在语言风格上更为丰富和细腻，如“耽溺于论争，酷爱雄辩的文章”，这种表述不仅传达了原文的意思，还使译文更具文学色彩。并且在描述苏东坡时使用了“生而辩才无碍，口舌之争绝不甘拜下风”，这个表述较之“苏东坡也沿袭了这种内在的辩才和不服输的决心”更为生动，更能够突出苏东坡在辩论中的坚定和才能。
综合来看，两个译文各有特点，都能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原文的意图和风格。根据赖斯的翻译批评模式，在评价译文的优劣时需要综合考虑文体对应、词汇准确、语义对等和语法准确等多个方面。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例子中，如果目标是传达原文的文学风格和情感色彩，张译可能更胜一筹；如果目标是保持原文的直接意义和简洁性，宋译则更为合适。
4.1. 语言范畴
语言范畴主要涉及文体、词汇、语义以及语法四个层面。从语言范畴出发，译文要做到文体对应、词汇准确、语义对等、语法准确[7]。
4.1.1. 词汇层面
翻译重在选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以及对词汇的打磨。选词考量的是译者遣词造句的能力，即处理双关语、习语、暗喻等原文要素的能力，以及是否能将原文的成分在译文中充分地展现出来。翻译过程是一个包含一系列选择和决策的过程。译者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语境的制约。有时译者要依据整部作品或大语境(macrocontext)作出取舍。
例3：One year after the death of Su Tungpo, when the petty partisans were in power before they handed North China over to His foreign Majesty from across the Mongolian wilds, a historically important episode occurred. This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amous Yuanyu Partisans’ Tablet, a symbol and a summing up of the struggles of the whole period
宋译：苏东坡死后一年，政客小人当道，北宋还没有断送给来自大漠横跨中原的异国君主，一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元祐党人碑的设立，也是整个斗争时期的象征和总结。[5]
张译：苏东坡去世一年之后，在当权的群小尚未把长江以北拱手奉送与来自穷沙大漠的他们那异国的君王，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祐党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6]
首先通过熟读原文可知，“petty partisans were in power”和“handed North China over to His foreign Majesty from across the Mongolian wilds”描述了一段动荡的历史时期，以及一个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原文通过这些词汇表达了权力的更迭和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同时也体现了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反思。
然后通过比较两个译文，发现宋译较为直接，选词上译出了原文的直接含义，如“政客小人当道”和“北宋还没有断送给来自大漠横跨中原的异国君主”，这些表达较为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能够让读者直观感受到原文所描述的历史情境。
张译在选词上则更为文学化，如“当权的群小”和“穷沙大漠”，这些词汇不仅传达了原文的意境，还增添了中文的文学色彩。张译的“拱手奉送”一词，更是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权力的易手，使得译文在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也富有汉语的表现力。
在表达原文的象征意义时，宋译使用了“这就是元祐党人碑的设立，也是整个斗争时期的象征和总结”，这种表达方式直接对应原文的“a symbol and a summing up of the struggles of the whole period”，能够较好地传达原文的意图。张译则表述为“那就是有名的元祐党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这样的表述同样能够体现原文中的象征意义，并且通过“宋朝朋党之争”的表述，为读者提供了更具体的历史背景。宋译更注重原文的忠实度和直接性，而张译则更注重译文的文学性和形象性。
4.1.2. 语义层面
在语义层面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做到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语义对等。语义对翻译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译者对语义的理解出现偏差，译文就不忠实，甚至会出现歧义。译者对语言的把握、语境的揣测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翻译的优劣。
例4：Chengtu was the centre of culture, famous for its fine letter paper, Szechuen brocade, and beautiful monasteries. There were gifted courtesans and talented beauties, and in the centuries immediately preceding Su Tungpo it had produced at least two famous women poets. In their writings the scholars still held to the early Han tradition of simple austerity of style as against the decadent, ostentatious style prevalent elsewhere at the time.
宋译：成都是文化中心，以精致的信笺、蜀锦和美丽的寺庙闻名全国。有才气甚高的名妓，也有天赋不凡的美女，在苏东坡之前的一两个世纪，那儿至少出过两位著名的女诗人。那些文人学者的作品仍然遵守汉朝淳朴的古风，与当时各地流行的颓废、空洞华丽的文体截然不同。[5]
张译：成都是文化中心，以精美的信笺、四川的锦缎、美观的寺院出名。还有名妓、才女，并且在苏东坡出世百年以前，四川还出了两个有名气的女诗人。那些学者文人在作品上，不同于当时其他地区文章浮华虚饰的纤丽风格，仍然保有西汉朴质遒健的传统。[6]
两个版本的译文都准确传达了原文中成都作为文化中心的描述，提及了著名的信笺、蜀锦、寺庙以及有才华的女性和文学传统。宋译在表达上更具有文学色彩，如使用“才气甚高的名妓，天赋不凡的美女”和“淳朴的古风”，增强了文本的情感渲染和文化内涵。而张译则更直接，如“名妓、才女”和“朴质遒健的传统”，在简洁性和直接性上表现更佳。宋译通过对比强调了成都文人的文学追求，而张译则通过简洁的叙述体现了相同的含义。两者在流畅性和自然度上都堪称达到了完美，能够使读者感受到原文所要传达的文化氛围和历史背景。宋碧云的译文更适合强调文学性和情感表达的读者，而张振玉的译文则对那些偏好简洁明了风格的读者更具吸引力。
4.1.3. 语法层面
在翻译批评模式中，语法层面要求译者不仅要对源语言和目的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规则有深入的了解，还要能够运用目的语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来表达原文的内容[8]。如果译文的语法结构不符合目的语的习惯，可能会导致读者难以理解，从而影响翻译作品意义的传达和有效传播。
汉英两种语言在句法上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意合与形合上。汉语倾向于意合，依赖于语义或逻辑关系来连接句子成分，通常使用短句，并且连接词的使用较为含蓄或较少，形成了类似流水或竹节的结构。而英语则侧重于形合，通过明确的连接词来显示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句式结构虽然复杂，但往往围绕一个主谓宾的核心结构构建，形似树干及其分支，因此英语句法常被称为树形结构。
在翻译英文文学作品时，译者应当考虑到这些语言特点，更适合采用意合的方式来构建译文，这样更贴近汉语的表达习惯，也更容易为汉语读者所接受[9]。通过这种方式，译者可以更有效地传达原文的情感和美学效果，同时保持语言的流畅性和自然性。
例5：Anyway, pleasure given was a characteristic of all Su’s writings. Most pleased of all was the author himself in the act of writing. “The happiest moments of my life,” Su said to his friend one day, “are when, at the time of writing, my pen can express all the intricacies of my thoughts. I say to myself: There is no greater pleasure in this earthly life than this.”
宋译：总而言之，苏氏作品的特色就是给人快乐。写作的时候最快慰的是作者本人。“生平最快乐的时刻，”有一天苏东坡对他的朋友说，“就是写作时笔端能表达一切情思的脉络。我自忖道‘人间至乐莫过于此’。”[5]
张译：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一天，苏东坡对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6]
通过对比可知，宋译在表达上倾向于简洁直接，符合汉语的意合特点，没有明显地使用逻辑连接词如“但是”或“然而”，这些词在原文中并不存在，因此避免了不必要的形合特征，使得译文更加贴近汉语的表达习惯。例如，宋译中的“总而言之，苏氏作品的特色就是给人快乐”直接概括了苏东坡作品的特点，没有添加额外的逻辑转折，突出了主题。
张译则在某些地方使用了较为明显的逻辑连接词，如“不管怎么说”，这虽然明确了叙述的立场，但也带有较强的形合特征。在原文中并没有直接对应的逻辑转折词，因此这种用法稍显冗余，可能会让译文显得拖沓。
宋译在引述苏东坡的话时，使用了“就是写作时笔端能表达一切情思的脉络”，这种表达方式较为形象，但可能没有完全传达原文中“intricacies of my thoughts”所表达的深层含义，因为“情思的脉络”可能不足以涵盖“思想的复杂性”。
张译在表达苏东坡写作时的情感上，使用了“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这种表达较为详细，但可能过于直白，没有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且“错综复杂”可能过于强调了复杂性，而原文更侧重于表达的流畅和愉悦。
在结尾处，宋译的“人间至乐莫过于此”是一个典型的汉语成语，简洁而富有表现力，易于汉语读者理解。而张译的“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采用了较为文雅的表达方式，体现了苏东坡的文人气质，但可能对现代读者来说略显晦涩。
4.1.4. 文体层面
在文体风格层面，译文优劣的标准即是否再现了原文的语言风格，是否体现了作家的写作特点[10]。
例6：Long before this happened, the seeds of internal decay had been planted. Wang Anshih’s son hated Huiching and Huiching hated Seng Pu. Dunquan, who ran with the hare and hunted with the hounds, was going to have a very busy time.
张译：在此失和之前，内部腐坏的种子早已播下。王安石的儿子很恨吕惠卿，而吕惠卿很恨曾布。而邓绾是跟着兔子跑，却帮猎狗忙，吃里爬外，所以往后是够忙的。[5]
宋译：早在事件发生前，他们已种下内部衰亡的种子。王安石的儿子讨厌惠卿，惠卿又讨厌曾布。邓绾一面跟着兔子跑，一面跟着猎狗追，忙得不亦乐乎。[6]
从文体风格层面来分析，张译和宋译在传达原文的语言风格和作者的写作特点上各有侧重。
张译的译文在语言风格上较为生动形象，使用了“吃里爬外”这样的成语来表达“Dunquan, who ran with the hare and hunted with the hounds”的含义，这样的翻译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比喻意味，还增添了中文的文化内涵。同时，张译在表达上较为直白，如“王安石的儿子很恨吕惠卿，而吕惠卿很恨曾布”，这种直译方式虽然简单明了，但可能缺乏原文的细腻感。
宋译的译文则在语言风格上更为简洁流畅，如“早在事件发生前，他们已种下内部衰亡的种子”，这种表达方式更接近现代汉语的叙述习惯，能够较好地传达原文的意图。宋译在处理人物关系时，使用了“讨厌”一词，相比张译的“很恨”，语气稍显温和，这可能是为了适应目标语言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词汇、语义和语法层面，张译和宋译都较为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但在文体风格上，两者各有侧重。张译更注重形象性和文化内涵的传达，而宋译则更注重语言的流畅性和叙述的自然性。
5. 结语
基于赖斯的翻译批评模式，宋译本在忠实原文内容和形式上表现出色，其翻译风格更贴近原文的叙述性、描述性和评价性，能够很好地传达苏东坡的个性、情感以及与时代的关系。张译本则在追求译文的文学性和情感表达上更为突出，尽管在某些细节上可能偏离了原文的直接意义，但其创造性的发挥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阅读体验。在词汇层面，宋译本和张译本都展现了对原文的深刻理解和精准的词汇选择。语义层面上，两个译本都能够做到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语义对等，尽管在某些表达上有所差异。语法层面上，两个译本都能够遵循汉语的表达习惯，使译文流畅自然。文体风格层面上，宋译本和张译本各有侧重，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文学风格和作者的写作特点。
在今后的翻译批评和实践中，可以继续采用赖斯翻译批评模式，从文本类型和语言范畴等角度进行评价，以期达到更高的翻译标准。同时，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时，也可以基于该模式进行翻译，以提升翻译的艺术性和准确性，更好地服务于文化交流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