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强调，完善社会工作体制与机制是党全面领导社会工作的核心，要求党的领导贯穿社会工作发展各层面，涵盖宏观战略规划与微观服务实践。社会工作作为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对维护社会稳定愈发重要，它既能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矛盾，也是提升民众福祉、促进公平正义的关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土化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文化基础与实践。社会工作源自西方，随全球化经济发展传入中国并迅速壮大。但作为舶来品，其本土化发展面临挑战，多数理论、工作模式和方法源自西方，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仁爱、孝道、和谐。它们与社会工作价值观保持一定的契合度。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理念与社会工作实践相结合，促进传统文化与本土社会工作的融合。因此，必须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创造性地依托传统文化进行发展，促进本土社会工作在中国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并为社会稳定与民众福祉作出贡献。
2. 文献综述
在国外，Gray提出社工本土化早期两分支，强调国内梯度差异，且本土化与国际化相辅相成，共助构建本土体系并获国际认可[1]。美国学者James Midley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是社工在不同国家的适应性，强调知识源于本土文化、解决当地问题以确保实效[2]。在国内，王思斌作为最早提出该概念的学者，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将国外社工模式引入中国后，经本土适配发展以最大化其功能与价值[3]。汪鸿波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是西方理念社工传入中国后结合国情发展的过程，中外学者均认同其是适应本土需求、解决本土问题的专业融入过程[4]。
综合中外研究可见，学界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已形成核心共识：其一，本土化本质是“适配性调整”；其二，本土化目标是“实效与价值最大化”；其三，本土化与国际化存在互动关系。然而，多数研究不仅侧重于“内涵界定”，缺乏对“实践落地”的深度拓展，而且忽略了对“多元主体互动”的动态分析。
3.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融合
3.1. 儒家文化与社会工作的融合
在儒家文化思想当中，是以“仁爱”为核心。孔子强调关注民生，实施惠民政策以保障民众基本生活。他提出“为政以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伦理规范、仁爱精神和政治理想[5]。这一理念强调责任、义务、群体和和谐的重要性，倡导君主以德引导民众，提升道德水平。社会工作者应关注民众需求，提供支持服务，确保基本生活需求，促进个人和社区发展。
《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强调与邻国之间应以仁爱、友善的态度相处，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6]。“亲仁善邻”是中国传统外交理念，主张与邻国友好相处。该理念倡导通过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在社会工作领域，社会工作者应推动社区互助合作，建立活动和沟通平台，加强居民联系。同时，关注并支持弱势群体，助力社区和谐与持续发展。
3.2. 道家文化与社会工作的融合
道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以“道”为本，探讨自然、社会、人生关系，形成系统理论。其核心理念涵盖“道”“无”“自然”“天性”，强调人的宇宙地位。社会工作伦理价值观也重视尊重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道家思想有共通之处。“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认为万物构成不可分割的生命体系[7]。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都重视人与环境的互动，推动个体与环境的和谐。“无为而治”强调顺应民意，让社会自然发展，与社会工作中的尊重个体自主性和能动性原则相通[8]。社会工作者鼓励个体参与决策，并在需要时提供支持。
3.3. “家”文化与社会工作的融合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庭是不可分割的社会最小单元，个人与家庭紧密相连。脱离家庭，个人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会显著降低。在传统“家”文化的视角下，个人的身份认同、社会地位、价值体现、权利享有、义务履行以及责任担当，均与家庭、家族紧密相连，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即家庭的兴衰直接关联到每个成员的荣辱[9]。社会工作注重以家庭为服务单位，关注成员间关系及对个体发展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在帮助家庭时，也关注家庭教育质量，鼓励家长传承优秀家庭文化。通常通过家庭教育讲座、亲子活动等促进家庭文化交流和传承。
因此，社会工作者须具备“家”文化的视角，将服务对象及其问题放在家庭背景下考量，以真实全面地理解其处境。
4. 中国传统文化支持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困境
4.1. 家庭本位与“差序格局”限制服务边界
首先，从服务介入的层面审视，在中国传统文化“差序格局”所蕴藏的家族伦理，以及儒家“孝道”与“家丑不可外扬”理念的作用下，诸如儿童虐待、老年照护等议题常被界定为“家庭内部事务”。这种“子女亲自承担赡养责任”的文化预设，不仅使老年群体在接受专业养老服务时承受道德层面的压力，还直接致使老年社会工作的服务覆盖范围受限。
其次，从资源分配维度审视，“差序格局”下熟人社会的内在逻辑易诱发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的非均等化分配问题。资源呈现出向家族网络内部集中的态势，非亲属群体因缺乏人情纽带关联而被边缘化于服务体系之外，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服务公平性层面的困境。
最后，在专业关系建构层面，西方社会工作的核心原则“服务对象自决”与本土服务对象对“直接性建议支持”的期望之间存在适配性冲突。若社会工作者秉持“价值中立”原则而淡化决策引导，易被视作专业责任的缺位，进而对专业信任关系的建立造成损害，对服务干预成效产生负面影响。
4.2. 集体主义与个人权力观念的冲突
首先，在个体赋能维度，中国传统文化秉持的“集体利益优先”价值取向与社会工作的“赋权”核心观念之间存在显著的张力。儒家所倡导的“群体主义”虽为社区动员奠定了文化根基，但容易抑制个体诉求的表达。其典型表现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受“顾全大局”文化观念的影响而选择沉默。这一现象促使社会工作者额外投入专业精力，借助认知引导等干预措施，助力服务对象突破集体压力、构建个体权利认知，进而增加了服务开展的复杂性。
其次，在服务目标定位维度，集体主义导向或会引发社会工作服务目标错位的风险。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部分社会工作服务易异化为达成行政任务的手段，例如将追求社区活动形式参与率作为首要目标，从而偏离“以服务对象需求为核心”的专业导向，忽略服务对象在心理支持、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差异化发展需求，降低了服务的专业性与实效性。
最后，从专业伦理实践层面来看，西方社会工作所秉持的“保密”“个别化”核心伦理准则，与本土“面子”文化存在适配性冲突。在具体的服务情境中，服务对象或其家属往往基于文化观念，提出公开相关信息的要求。例如，在青少年问题干预过程中，家长可能以“教育子女”为理由，要求社会工作者披露服务对象隐私。此类诉求致使社工陷入坚守专业伦理与顺应本土文化的两难困境，对专业关系的构建以及服务的推进形成了制约。
4.3. “中庸之道”与批判精神的矛盾
首先，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会受到传统文化“和为贵”价值取向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在介入家庭矛盾、社区纠纷等问题时，往往倾向于采取表面化的调和方式，而非进行深度干预。例如，在家庭暴力干预过程中，可能仅以“相互理解”作为调解目标，忽略了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以及进行心理创伤干预，致使服务仅停留在暂时缓解矛盾的层面，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与社会工作“根治问题”的专业目标相背离。
其次，在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中庸”理念，或会削弱社会工作者针对既有服务模式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当面对行政化指令或者传统服务框架时，社会工作者易出现“顺应现状”的态势，欠缺对服务适配性的考量。例如，在社区服务中机械地套用标准化流程，未结合本土群体需求探寻差异化服务方法，致使专业创新动力匮乏，难以构建适配中国社会的社会工作实践范式。
最后，稳定优先导向致使社会变革动力缺失：社会工作肩负着“问题解决”与“社会公平推进”的双重使命，然而传统文化里“稳定优先”的思维模式，或许会使社会工作者规避对结构性不公平现象的批判与干预。以贫困群体救助服务为例，可能着重于物质帮扶等短期性支持，而忽略对贫困背后制度性根源的剖析与倡导，未能充分发挥社会工作“政策倡导”与“社会变革推动者”的职能，进而削弱了服务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
4.4. “重义轻利”观念阻碍职业化发展
首先，在传统文化“义利之辨”的语境下，社会工作常被归类为道德实践，而非专业化职业，这致使公众对其专业属性的认知较为模糊，容易将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行政工作人员”相混淆。这种认知偏差直接对从业者的职业定位产生影响，例如在职业选择过程中，应聘者更侧重于岗位的稳定性，而非专业能力的提升，最终导致专业人才留存率较低，阻碍了职业认同体系的构建。
其次，在“重义轻利”的文化观念，使得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价值难以通过市场化薪酬体系得以体现。一线社会工作者的薪资水平普遍低于同层次的其他专业岗位，专业劳动未能获得与之对等的经济回报，这既削弱了该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也难以支持从业者长期投入专业发展，造成职业保障体系与专业化需求相脱节。
最后，传统文化中“施恩不图报”的慈善逻辑，与社会工作专业化所需的可持续资源支撑存在冲突。企业等社会力量大多将社会工作服务视为短期公益捐赠，拒绝将其纳入可持续社会投资范畴，导致社会工作机构难以获得稳定的资金与资源支持，进而制约了专业服务的规模化开展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专业化进程的推进产生影响。
5. 中国传统文化支持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探索
5.1. 理念融合路径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工作伦理的融合实践中，其核心逻辑在于把“仁爱”“孝道”“和为贵”等传统伦理资源转化为社会工作的本土道德基础，同时将“赋权”“个别化”“服务对象自决”等现代专业理念有机融入其中，构建兼具文化适配性与专业规范性的伦理框架。具体实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其一，推进伦理准则的本土化修订。在《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指引》中增设与传统文化情境相适配的条款，例如在家庭暴力干预规范里，明确“孝道”伦理与“弱势保护”原则的平衡机制，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尊重家族意见的同时，坚守服务对象安全优先的专业底线。
其二，加强案例教学与伦理决策训练。在社会工作教育体系中嵌入传统文化冲突的典型案例，通过角色扮演、伦理困境研讨等教学方法，提升社会工作者在文化敏感情境下的专业判断与决策能力。
其三，开展社区伦理共建行动。以“伦理茶话会”等形式搭建多元主体对话平台，邀请社区长者、家庭代表与社会工作者共同界定服务伦理边界。
5.2. 创新服务模式
我们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家族网络”“邻里互助”等本土资源优势，构建“家庭–社区–专业机构”协同联动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与此同时，通过系统性的政策倡导与权利教育，推动现代个人权利意识与本土文化语境的深度融合。具体实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可以推进家庭社会工作的整合。设计“家族支持小组”等专业介入载体，将社会工作方法融入家庭互动场景。例如，在老年赡养纠纷干预中，组织家庭成员参加“生命回顾”工作坊，强化代际沟通。同时，社工用专业技巧引导制定赡养方案，实现传统家族功能与专业服务互补。
其二，可以加强社区支持网络建设。依托传统文化中的“宗族信任”“乡贤影响力”等资源，培育本土化社区志愿者队伍。例如，在农村地区搭建“老年互助社”服务平台，组织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日常照料服务。社会工作者则专注于技能培训与资源链接，形成“本土力量 + 专业支持”的代际互助服务体系。
其三，可以深化政策倡导与权利教育。通过社区宣讲、短视频传播等多元载体，普及《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将“个人权利”概念转化为契合本土文化的话语表述。
5.3. 完善职业体系
我们通过打破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观念对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束缚，通过构建市场化薪酬体系、专业化晋升通道以及多元化社会认可机制，将社会工作从道德化实践导向转变为具有长期吸引力的专业化职业，从而巩固本土化发展的人才根基。具体实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其一，我们可以深入推进薪酬市场化改革，促使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经费标准与市场薪资水平相契合，构建“基础工资 + 绩效奖励 + 专业补贴”的差异化薪酬架构。可以通过为持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的从业者、具备丰富服务经验的督导人员增设专项津贴，以经济回报彰显专业服务的价值。
其二，通过优化职业晋升通道设计，在民政部门及相关公共服务领域，设立与社工专业能力相适配的技术职称序列，并推动该序列与公务员职级、事业单位岗位等级并行衔接，突破社工职业发展的“天花板”困境，提升职业长期发展的吸引力。
其三，可以强化社会认可机制建设，借助主流媒体宣传、政府专项表彰等多元化载体，重塑社会工作“专业助人者”的职业形象。我们可以通过设立“年度优秀社会工作者”评选项目，着重凸显社工在家庭矛盾调解、社区治理优化等领域的专业干预成效，淡化“无私奉献”的道德化标签，增强社会对其专业服务属性的认知。
5.4. 加强文化训练
社会工作教育与培训体系中嵌入传统文化分析维度，借助系统性课程构建、实践督导适配以及持续专业发展支持，助力从业者深入领会本土文化对服务介入的影响机制，提升其在复杂文化情境中的专业干预能力，为本土化实践提供人才能力保障。具体实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其一，可以推动课程体系革新，在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及研究生课程中增设“中国社会文化概论”“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伦理”等特色模块，聚焦儒家伦理、差序格局、面子文化等核心文化要素，通过案例对比剖析西方“个人主义”与东方“集体主义”文化语境下的服务策略差异，夯实从业者的文化认知根基。
其二，可以强化实习督导的文化适配性，要求实习机构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配备兼具文化洞察力与实务经验的“文化导师”，在实务督导中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应对传统文化冲突情境。比如，在家庭治疗实习中，导师可示范如何运用“家和万事兴”的本土话语体系构建专业信任关系，引导服务对象接纳干预方案。
其三，可以完善持续专业发展体系，为在职社工定期举办传统文化专题工作坊，邀请人类学、社会学领域专家解析本土文化的动态演变规律。
6. 结论与展望
6.1. 总结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明确本土化乃是西方理念与本土需求的适配过程；其次挖掘儒家“仁爱”思想、道家“天人合一”理念以及“家”文化与社会工作的契合之处，为融合奠定基础；进而剖析家庭本位的限制、集体主义的冲突、中庸之道的矛盾以及“重义轻利”观念的阻碍这四大困境；最后提出理念融合、创新服务模式、完善职业体系、加强文化训练这四大路径，构建“文化挖掘–困境分析–路径探索”的逻辑架构，为社会工作本土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支持。
6.2. 展望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三个维度予以深化：其一，聚焦特定群体开展实证探究，检验本研究提出的本土化路径在不同情境中的适配性与有效性，进一步细化服务策略；其二，拓展跨学科研究视野，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深入剖析城镇化、数字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动态演变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全新影响，探寻文化变迁与专业发展的协同机制；其三，强化国际比较研究，对比东亚其他儒家文化圈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践经验，提炼可供借鉴的共性规律与差异化路径，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体系。
在实践层面，期望政府、社工机构、高校及社区形成联动，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举措与服务标准，推动传统文化资源更高效地融入社会工作实务，助力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民生保障中发挥更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