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界定
中美跨境链路的“最后一公里”效率受两类决定因素共同作用:其一,起运端的目的地拼箱(Destination-Based Consolidation, DBC)决定落地后的投放粒度与装载率;其二,落地端的路线规划(VRPTW)决定在时窗与容量约束下的路径可行性与成本。现实环境中,港口拥堵、查验时延与运能波动等多式联运约束使两者的最优选择相互依赖。但既有研究多将拼箱与路径规划顺序化处理,缺乏在约束与不确定性下对协同效应的系统量化与机制识别。
据此,本文聚焦以下问题:
RQ1:在多式联运约束下,DBC与VRPTW的协同能否显著改善时效与成本,并通过装载率、停靠密度、空驶率、路径重合度等变量传导?
RQ2:协同效应在拥堵、查验时延、运能松紧等情景下是否稳健,其适用边界为何?
RQ3:如何以双目标优化模型 + 可计算算法刻画并求解该协同决策,给出可执行策略?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贡献
思路:以“五段式联运”情境为约束载体,构建双目标MILP (最小化总时长与总成本),将起运端DBC决策与落地端VRPTW联动建模,并以可比算例与企业数据进行计算验证与情景检验。
主要贡献:
1) 协同机理–模型–体化:把DBC对装载率/停靠密度与VRPTW对空驶/重合度的作用嵌入同一优化框架,避免顺序化失真,明确协同项对绩效的边际影响。
2) 多式联运内生化约束:用班期、泊位、堆场、司机工时与节点时窗等可操作参数刻画基础设施与制度约束,反映跨境场景的可行域。
3) 可计算与可验证:给出可复现实施的求解算法与算例性能(求解时间、最优性/近优性),并以情景族(拥堵/查验/运能)报告区间化效果与鲁棒性。
4) 策略边界清晰:形成“前置拼箱粒度–港后节点切换–动态重规划阈值”的最小可执行策略包,明确在不同情景下的适用与限度。
2. 文献综述与研究空白
2.1. 主题化整合评述:多式联运约束下的“拼箱–路线”一体化问题
既有研究在三个维度上提供了关键但彼此割裂的证据:其一,跨境链路效率取决于干线–港口–末端的联动。海铁联运与内河/沿海驳船能缓解拥堵与班期不确定,但多停留在干线/港口结构优化,对“干线扰动如何经由节点与时窗传导至末端路径”的机制刻画不足。其二,目的地拼箱(DBC)在起运端通过聚合同域订单提升装载率、降低分拨复杂度,进而影响单位成本与准时性,但主流做法将DBC视为独立上游决策,鲜少将拼箱粒度作为可调参数联动到末端结构特征(停靠密度、路径重合度、空驶率) [1]。其三,VRP/VRPTW与其情景/鲁棒扩展在容量与时间窗约束下显著提升配送效率,近年启发式与元启发式提升了大规模可解性,但路线规划多与上游合单/拼箱脱耦求解,难以解释拥堵、查验时延与运能波动下的真实表现[1] [2]。综合来看,跨境情境要求把联运可用性(铁路直达、小港泊船)内生为末端可行域与参数,并将DBC-VRPTW联立建模,以识别两者的协同效应与情景敏感性[1]。
2.2. 研究空白与本文定位
面向跨境电商“最后一公里”,现阶段主要存在三点实质性缺口:
(A) 协同缺口:缺少把DBC粒度与VRPTW路径决策联立的一体化模型与因果识别框架,难以量化二者对时效/成本/准时率的协同效应;
(B) 鲁棒性缺口:对拥堵(κ)、查验时延(δ)、运能松紧(φ)等扰动下协同策略的区间化表现与边界条件证据不足;
(C) 联运内生化缺口:铁路直达、小港泊船等多式联运可用性鲜被内生为末端优化的可行域与成本/时长参数,导致模型与实践脱节[2] [3]。
据此,本文以多式联运约束为外生框架,构建双目标MILP,将目的地拼箱–路线规划联立并内生化至同一优化系统,以总时长与总成本为目标,显式刻画装载率、停靠密度、空驶率与路径重合度的传导机制;在情景参数{κ, δ, φ}下检验协同效应的有效性与稳健性,从而对[1]-[4]在“拼箱–路线–联运”三者之间的断裂给予系统性回应。
3. 理论框架与方法论综述
3.1. 供应链协同与网络优化
本研究将“目的地拼箱–路线规划”视为一体化决策:前者在起运端聚合同域订单、提升装载率并降低停靠密度,后者在有时窗的路径约束下压缩里程与空驶。供应链协同理论提供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的逻辑,网络优化理论保证在多节点(铁路/小港/大港/分拨)下实现时效–成本权衡。核心命题是:拼箱粒度与路径重构需联动设计,方能在跨段衔接中稳定传导效率收益。
3.2. 运筹优化与不确定性处理
末端优化以VRPTW为基础,兼顾容量、时间窗与工时限制;多式联运条件通过节点可用性与班期/泊位等约束内生化。不确定性由拥堵、查验时延、运能松紧等参数体现:采用情景分析评估策略区间效果,采用鲁棒优化思路控制最坏情形损失。要点是:在参数扰动下保持解的可行与性能下限,避免纸面最优在实务中失效[4]。
3.3. 仿真与因果识别
离散事件/基于代理的仿真用于刻画靠泊–卸船–出库–派送的动态耦合,验证策略在流量波动与节点拥堵下的表现;面板识别与DID用于估计协同策略相对基线的净效应;SEM用于检验装载率、停靠密度、空驶率、路径重合度的中介作用。组合目标是:给出“模型可行–机制成立–效应稳健”三重证据。
3.4. 综合框架与实施要点
方法集成遵循“协同建模(MILP)-鲁棒/情景–仿真校核–因果验证”流程:先以双目标MILP耦合拼箱与路径,再以情景/鲁棒参数检验解的稳健性,随后以仿真复现动态瓶颈,最终用计量/SEM确认效应链。实施上强调三点:
参数口径统一:装载率、停靠密度、空驶率、时窗满足率等须标准化;
可行性优先:对节点可用性、班期、司机工时等硬约束设定高优先级;
边界清晰:报告在不同拥堵/时延/运能情景下的适用范围与下降风险。
4. 方法论:双目标MILP
4.1. 模型要点与符号
边界:已知订单集I,每单唯一目的地
与需求qi。预生成可行干线路径集R (多式联运组合)。美国端为VRPTW,车辆集V,容量Qv,时间/距离矩阵{tpq},{dpq},客户时间窗[ap, bp]、服务时长sp。
决策变量:
干线分配/拼箱:
(订单i选择路径r),
(目的地p在r开箱),
(装载量)。
末端路径:
(弧),
(启用车),
(到达时刻),
(装载推进)。
主要参数(干线/末端):Tr,Cr,Fr,
,Kr;fv,cdist,tpq,dpq,Qv;大常数M。
4.2. 双目标表述
目标1:总时长
目标2:总成本
标量化A (ε-约束,推荐):最小化
,约束
。
标量化B (加权和):最小化
,且
,
。
4.3. 关键约束(最小闭环)
(A) 干线拼箱/路径:
1) 订单唯一路径选择:
,
。
2) 目的地–路径装载定义:
,
。
3) 开箱–容量联动:
,
。
4) 路径可用箱数上限:
,
。
(B) 末端VRPTW:
5) 客户被且仅被一次服务:
,
,
。
6) 车场流平衡/车辆启用:
,
。
7) 容量推进(MTZ):
,
。
。
8) 时间窗推进(MTZ):
,
。
。
(C) 干线–末端联动:
,与上式一致。
4.4. 求解与计算性能(报告口径)
算法:Gurobi/CPLEX分支定界 + 割平面,按ε-约束扫描帕累托;先解干线子问题(得x,y,u)热启动末端VRPTW,配节约启发式与2/Or-opt局部搜索;做对称破除与时间窗紧化。
设置:MIPGap 1%~3%,单实例时限300~600 s,线程 = 物理核;大常数
;ε取历史成本P50/P75。
报告:不同规模下求解时间、MIPGap、帕累托点数,以及装载率、停靠密度/百公里、空驶率、准时率等KPI;并与“分段基线(先拼箱后独立VRPTW)”比较相对改进幅度[2]。
5. 实证分析
5.1. 数据与实施
样本覆盖“工厂–铁路堆场–小港驳船–大港海运–美国末端配送”的连续链路,含服装、快消与3C品类,观测期为连续24个月,由企业运营、港口与清关日志汇总。变量口径与清洗流程已在方法部分统一;核心指标为LMDT (小时)、UCOST ($/件或$/kg)与OTP (0~1),过程变量包括LF、SD (次/100 km)、EMR、OR,关键解释变量为DBC、RPQ及其中心化交互项DBC × RPQ [3]。
双目标MILP以“总时长–总成本”为目标,采用ε-约束并由CPLEX求解(默认MIP gap ≤ 1%或600 s止);基线为“无目的地拼箱 + 独立VRPTW”,协同为“目的地拼箱 + 联动VRPTW”。
5.2. 基准结果
在控制路线与时间固定效应后,协同策略相对基线表现为:LMDT下降约8%~13%,UCOST下降约6%~10%,OTP提升约2~4个百分点。分解后,DBC、RPQ对绩效的方向均显著(LMDT/UCOST为负、OTP为正),交互项DBC × RPQ显著为正,表明前置拼箱与末端路径重构存在协同增益。将LF、SD、EMR、OR纳入后,DBC/RPQ直接效应收敛、过程变量方向稳定,支持部分中介链路:DBC → (LF↑、SD↓) → 绩效改善;RPQ → (EMR↓、OR↓) → 绩效改善。就量级而言,SD每降低0.1次/100 km,LMDT约降1.2%~1.6%;EMR每下降1个百分点,UCOST约降0.4%~0.6%。
5.3. 识别与稳健性
1) 指标替代:拥堵指数分解为“靠泊等待/堆场滞留/查验时延”单口径替换;成本在“$/件/$/kg”口径切换;协同效应方向与显著性保持一致。
2) 样本切片:疫情前后、旺淡季与企业规模分组下,结论稳健;在高碎片化订单与美西目的地,协同改善更强。
3) 安慰剂/并行趋势:未见“提前改善”,前后趋势差异不显著;按“路线 × 周”聚类稳健标准误后,结果不变。
5.4. 情景分析
引入拥堵(κ)、关检查验时延(δ)与运能松紧(φ)参数:
κ升高:协同边际上升,LMDT与UCOST平均改善扩至9%~15%与7%~12%;
δ升高:协同对OTP与LMDT的改善更突出,成本降幅收敛;
φ收紧:协同对UCOST更敏感,高密度线路获益更大,低密度尾段需提高拼箱粒度或合并站点。
总体呈条件性成立与区间化提升:外部约束越强,协同优势越明显;在低拥堵或运能充裕时,协同仍有效但边际收益下降。
5.5. 计算性能与落地
在中等规模算例(目的地 ≈ 80~120、车辆 ≈ 40~60)中,中位求解时间35~55 s,MIP gap 0.6%~0.9%;在较大规模(目的地200+、车辆80+)中,经温启动与候选路径池,3~6 min,MIP gap 1.2%~1.8%。与启发式基线(贪婪聚类 + 独立VRPTW)相比,MILP在多数算例上取得更优的时效–成本折中。实施上,仅需在装箱阶段完成目的地分箱映射,并于到港后进行一次滚动重规划,以生成可执行指令;当运能紧张时,先保障高密度线路与时间窗,再向边缘节点扩展[4]。
6. 结论
在多式联运约束下,本文将目的地拼箱(DBC)与末端路线规划(VRPTW)联动为双目标MILP,结果表明:相较顺序优化,协同优化在相同网络与需求条件下对末端时长、单位成本与准时率呈稳定改善;其机理通过提高装载率、降低单位里程停靠次数、空驶率与路径重合度得以验证,且当DBC与路线规划质量同时较高时存在正向协同效应;在中高拥堵、查验时延上升或运能收缩情境下效果更显著,并受铁路直达与小港泊船可用性影响。管理上应前置信息与决策联动、设定动态重规划触发阈值并按情景调整拼箱粒度与节点;政策上宜推进港铁一体化与数据互操作。局限在于样本外推、在线大规模求解与未显式纳入碳目标;后续可向多目标鲁棒与动态在线优化扩展,并以准实验进一步校验适用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