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校园欺凌作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复杂社会现象，长期以来是教育研究和社会治理领域的焦点议题。2024年江苏师范大学数字化欺凌防治实验室(2024)对我国中东部地区4847名中学生开展调研，在其发布的《中学校园欺凌风险预警监测报告》显示，高达35.1%的中学生存在校园欺凌风险。此外，相关学者也进一步指出，我国校园欺凌问题在初中阶段较为突出，其中七、八年级学生的受害情况尤为严重(谢家树等，2019)。因此，深入探索初中生的欺凌受害及其成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1.1. 直升机教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
欺凌受害是指个体长期、反复遭受来自一个或多个同伴的欺凌或伤害行为，具有反复性、故意性和力量的不均衡性等特点(Olweus, 1994)。遭受校园欺凌的青少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Cho et al., 2022)。基于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1979)可知，家庭作为微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直升机式教养是一种过度保护式的教养方式，其特征表现为父母过度介入孩子的生活，如同直升机盘旋在孩子上空，随时准备为孩子做出决策并承担相应责任(LeMoyne & Buchanan, 2011)。这种教养方式看似为孩子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但实际上对孩子的自主性、自我效能感(俞国良，赵成佳，2024)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作用。长期处在这种教养方式下的个体，容易形成胆小、自卑等性格特点，在面对同伴冲突和不良行为时，更容易成为人际关系中的受欺凌者(Goodall et al., 2020)。因此，本研究假设1：直升机教养能够正向预测初中生的欺凌受害水平。
1.2.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对自身及外部环境的基本评估，包含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神经质及控制点四个基本特质(杜建政等，2012)。研究表明，父母的过分干预行为会削弱子女的自我效能感，导致其核心自我评价水平降低(凌宇等，2025)。进一步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初中生的受欺负行为(许萍，陶嵘，2023)。具体而言，核心自我评价较低的个体，往往缺乏自信，在面对欺负者时，更容易表现出胆怯、退缩和顺从的行为，进而增加其欺凌受害的风险。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核心自我评价在直升机教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
同伴关系是同龄人之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互动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对个体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周宗奎等，2015)。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社交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温暖、支持性的积极教养方式能够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提升子女的社交技能与情绪调控能力，使其在同伴交往过程中，更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理解回应同伴，进而提升同伴关系的水平(Veesar et al., 2024)。同时，初中生的同伴数量对其欺凌受害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张云运等，2022)。拥有较多同伴的初中生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保护，而朋友较少的初中生缺乏必要的社交支持，在面对欺凌时更加无助和脆弱。而这种脆弱和无助又会进一步加剧他们的欺凌受害风险，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同伴关系在直升机教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之间起中介作用。
1.4. 核心自我评价和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
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个体对自身稳定的认知结构，在其社会互动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Judge, 1997)。研究表明，核心自我评价较高的个体在同伴交往中更容易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同伴关系(Sullivan et al., 2022)。长期处于直升机教养环境中的初中生，父母过度的控制行为会削弱他们的自主性和自我效能感，进一步导致其核心自我评价水平降低。然而，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较低的初中生在同伴互动中更容易表现出不自信和退缩的行为，也难以获得有效的同伴支持与保护。当遭遇攻击和威胁时，他们更容易感到孤立无援，进而增加欺凌受害的风险。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核心自我评价和同伴关系在直升机教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之间起链式中介的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方法，以山东省2所初中学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及回收问卷957份，剔除不认真作答及规律性作答问卷后，最终有效问卷为910份，有效率95.09%。其中，男生457人，女生453人；初一年级481人，初二年级429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欺凌受害
采用谢家树等人(2018)翻译并修订的《特拉华欺凌受害者量表(中学版)》，该量表共有17道题，分为言语欺凌、身体欺凌、社会/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四个维度，以及1条反映本人是否意识到自己受欺凌的不计入维度分的条目。采用6点计分，从“1 = 从来没有”到“6 = 每天”依次进行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学生欺凌受害现象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2.2.2. 直升机教养
采用Odenweller et al. (2014)编制的《直升机教养量表》，量表包括父亲分量表与母亲分量表各有15道题，分为父母的过度反应、为子女排除困难、涉入子女的生活事务、为子女做决定四个维度。采用7点计分，从1 = “完全不符合”到7 = “完全符合”依次进行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直升机教养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2.2.3. 核心自我评价
采用杜建政等人(2012)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该量表共有10道题，采用5点计分法，从1 = “完全不同意”到5 = “完全同意”依次进行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2.2.4. 同伴关系
采用Asher et al. (1984)编写的《学生同伴关系量表》，该量表共有16道题，分为欢迎性、排斥性、孤独性三个维度，量表采用4点计分，从“1 = 完全符合”到“4 = 完全不符合”依次进行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学生的同伴关系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2.3. 施测程序和数据分析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主试在被试作答前讲明要求，解释指导语，以确保学生正确理解问卷内容。问卷答完后当场回收，并采用SPSS 26.0进行数据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运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2个，且第一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18.67%，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人口学差异分析
分别对各变量在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父/母亲文化程度和父/母亲职业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核心自我评价的性别差异显著(t = 3.34, p < 0.05)，男生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显著高于女生；其是否独生子女差异也显著(t = 2.37, p < 0.05)，独生子女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同时，核心自我评价的年级差异显著(t = 4.16, p < 0.001)，初一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显著高于初二学生。同伴关系的性别差异显著(t = 2.57, p < 0.05)，男生的同伴关系水平显著高于女生；其年级差异同样显著(t = 3.50, p < 0.001)，初一学生的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初二学生。此外各变量在父母文化程度及父母职业方面均未有显著差异(ps > 0.05)。
3.3.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直升机教养与核心自我评价、同伴关系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初中生欺凌受害呈显著正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同伴关系呈显著正相关，与初中生欺凌受害呈显著负相关；同伴关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呈显著负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M ± SD |
直升机教养 |
核心自我评价 |
同伴关系 |
初中生欺凌受害 |
直升机教养 |
3.85 ± 0.86 |
1 |
|
|
|
核心自我评价 |
3.40 ± 0.86 |
−0.428** |
1 |
|
|
同伴关系 |
2.50 ± 1.01 |
−0.149** |
0.403** |
1 |
|
初中生欺凌受害 |
2.88 ± 1.27 |
0.439** |
−0.580** |
−0.304** |
1 |
注：*p < 0.05，**p < 0.01。
3.4.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SPSS宏Process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将直升机教养作为自变量，初中生欺凌受害作为因变量，核心自我评价和同伴关系作为中介变量，控制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三个变量，所得模型及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直升机教养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欺凌受害(β = 0.331, t = 7.848, p < 0.001)，直升机教养显著负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 = −0.432, t = −14.592, p < 0.001)，直升机教养对同伴关系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28, t = 0.704, p > 0.05)；核心自我评价显著负向预测初中生欺凌受害(β = −0.683, t = −14.936, p < 0.001)，核心自我评价显著正向预测同伴关系(β = 0.471, t = 11.717, p < 0.001)；同伴关系显著负向预测初中生欺凌受害(β = −0.122, t = −3.478, p < 0.001)。
Figure 1. Serial mediation model
图1. 链式中介作用模型
运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置信区间为95%的中介效应检验，从原始数据中重复随机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用模型拟合数据。结果如表2所示，直升机教养至初中生欺凌受害的直接效应显著。在各中介路径方面，在直升机教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的关系中，同伴关系的单独中介作用不显著，但核心自我评价的单独中介作用及其与同伴关系的的链式中介作用均显著。
Table 2.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s
表2. 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
效应值 |
Boot标准误 |
Boot CI下限 |
Boot CI上限 |
效应占比 |
间接效应 |
路径1 |
0.295 |
0.033 |
0.232 |
0.360 |
45.52% |
路径2 |
−0.003 |
0.006 |
−0.018 |
0.008 |
−0.46% |
路径3 |
0.025 |
0.01 |
0.008 |
0.047 |
3.86% |
直接效应 |
0.331 |
0.042 |
0.248 |
0.414 |
51.08% |
总效应 |
0.648 |
0.044 |
0.561 |
0.734 |
- |
注：路径1：直升机教养→核心自我评价→初中生欺凌受害；路径2：直升机教养→同伴关系→初中生欺凌受害；路径3：直升机教养→核心自我评价→同伴关系→初中生欺凌受害。
4. 讨论
4.1. 直升机教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直升机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欺凌受害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支持了研究假设1。具体而言，父母直升机教养水平越高，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越大，表明直升机教养方式是欺凌受害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根据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1979)可知，家庭作为个体发展的核心微观系统，家庭互动模式对子女的社会性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研究表明，子女在家庭互动过程中习得的人际关系模式，会迁移到其后续的人际交往过程中(Chang et al., 2023)。直升机教养模式下父母的过度控制和干预，使得初中生难以发展出适当的社交技能和应对策略，这种人际互动模式的缺陷迁移到学校环境中，导致其更容易成为欺凌的目标。
4.2.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在直升机教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之间起中介作用，支持了研究假设2。具体而言，父母的直升机教养水平越高，初中生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低，其遭受欺凌受害的风险也就越大。基于自我决定理论(Deci, 1971)的视角，这一机制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初中阶段是个体探索自我同一性关键时期，父母过度保护或干预会剥夺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初中生的自主性和自我效能感都会受到抑制(俞国良，赵成佳，2024)，最终导致他们的核心自我评价降低。这种受损的自我评价导致他们在面对冲突时表现得更加被动和顺从，缺乏自我保护和应对冲突的能力，加剧其遭受欺凌受害的可能。
4.3. 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直升机教养与同伴关系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同伴关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呈显著负相关。具体而言，父母的过度保护和控制剥夺了初中生面对冲突及独立决策的机会，限制了他们人际交往技能的发展，进而对其同伴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良好的同伴关系作为重要的保护性因素，能够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和群体归属感来缓冲欺凌风险。反之，低质量的同伴关系会显著削弱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进而增加其遭受欺凌受害的风险(张云运等，2022)。
虽然同伴关系与直升机教养方式和欺凌受害各自成显著相关，但同伴关系在直升机教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之间的单独中介效应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直升机教养与同伴关系两者间存在着其他影响变量。有研究表明，直升机教养往往发生在亲子沟通质量低下、情感互动消极的家庭中，表面上维持着亲近，但子女表现出较低的家庭满意度(俞国良，赵成佳，2024)，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削弱了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能力，干扰了同伴关系在欺凌风险中的中介作用机制。
4.4. 核心自我评价与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和同伴关系在直升机教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之间起链式中介的作用，支持了研究假设4。已有研究表明，自尊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的同伴交往(Orth & Robins, 2022)。具体而言，核心自我评价较高的初中生通常具备更稳定的自尊特质，这种积极的自我概念能够有效促进其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主动交往和合作倾向，有助于提升同伴关系水平。此外，基于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 2017)可知，直升机教养模式下，父母过度干预剥夺了初中生通过观察学习获得自主问题解决能力的机会，会导致其自我效能感发展受阻，最终导致他们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下降。较低的核心自我评价使他们在同伴互动中表现出社交退缩、讨好或攻击性等社交不适行为，降低同伴关系的质量，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欺凌的受害者。
4.5.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虽揭示了直升机教养、核心自我评价、同伴关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行为之间的关联，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通过纵向研究设计来追踪相关变量的动态变化，以精准揭示其因果路径。其次，样本选取存在一定局限性，可能制约研究结果的广泛适用性，建议纳入更多地区及不同背景的初中生，以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最后，本研究只聚焦于核心自我评价和同伴关系两个中介变量，未来研究可从更多维度展开，如家庭满意度、学校氛围等，以更全面深入地剖析直升机教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行为之间的复杂关联。
6. 结论
(1) 直升机教养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欺凌受害行为；
(2) 核心自我评价在直升机教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之间的单独中介作用显著；同伴关系在直升机教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之间的单独中介作用不显著；
(3) 核心自我评价与同伴关系在直升机教养与初中生欺凌受害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