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较前朝，元代李陵台题材诗歌不仅数量多，题材也更为丰富。基于文学地理学视角，本文探讨在元王朝疆域辽阔，李陵台成为近上都的驿站的背景下，相关诗歌书写呈现的新变。其一，诗人的亲历体验使李陵台从虚拟文学景观转变为被真实描绘的草原风光与驿站实体文学景观，拓展了传统边塞诗的审美空间；其二，诗人对李陵事件的历史评议呈现多元化趋势，包含深切同情、传统批判及对司马迁与无名士卒的关怀，展现元代诗人的复杂心态；其三，李陵台意象承载了“望乡台”的羁旅悲情、送别离愁和元代盛世象征的文化意蕴。这些新变深刻体现了元代地缘政治变迁、民族交融与时代精神对李陵台文学景观书写的重塑。
Abstract: Compared with previous dynasties, Yuan Dynasty poetry on the theme of Li Ling Tai not only increased in quantity, but also enriched in thematic d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ograph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poetic depiction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Yuan Empire’s vast territory, where Li Ling Tai functioned as a key relay station near Shangdu. First, poets’ firsthand experiences transformed Li Ling Tai from a literary imaginary into a realistically portrayed grassland landscape and physical station, expanding the aesthetic dimensions of traditional frontier poetry. Second, historical evaluations of Li Ling’s event diversified, revealing profound sympathy, traditional critiques, and nuanced attention to figures like Qian Sima and unnamed soldiers—reflecting the complex mentality of Yuan poets. Third, the imagery of Li Ling Tai evolved to embody cultural connotations as a “platform of nostalgia” evoking travelers’ melancholy, a symbol of farewell sorrow, and an emblem of the Yuan’s unified flourishing age. These transformations profoundly demonstrate how geopolitical shifts, ethnic integration, and the zeitgeist reshaped the literary landscape of Li Ling Tai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1. 引言
在中国古代诗歌书写中，“李陵台”是一个象征异域的文学符号。这一意象形成可追溯至汉代将领李陵兵败匈奴后筑台望乡的传说。自唐代“李陵台”便成为诗人寄托历史兴亡之慨和抒发羁旅怀乡之思的文学意象。如唐代胡曾，“英雄不伏蛮夷死，更筑高台望故乡”[1] (第2册，p. 932)；宋代姜夔，“李陵归不得，高筑望乡台。长安一万里，鸿雁隔年回。望望虽不见，时时一上来”[2]等。这些书写共同构建了一个基于历史记忆的虚拟文学景观[3]。
这一作为异域符号和咏史题材的虚拟文学景观，至元代发生转变。元朝疆域的扩展和两都巡幸制度的实施，使原本属于文学想象的边塞成为可亲历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元代诗人笔下所描绘的“李陵台”并非典故所指，而是两都驿路上设立的“李陵台”驿站。据耶律铸所写《发凉陉偏岭南过横山回寄淑仁》诗注中指出，“土俗呼为李陵台者，在偏岭东北百里。李陵失利在无定河外，意其好事者名其山为李陵台也。古有李陵台，在唐单于都护府金河县界”[4] (第4册，p. 51)。可知，是好事者的随意发明，滦河东岸的小山丘才因此得“李陵台”之名。此名其后被元代官方接受，成为驿站的正式名称。民间记忆与官方建制共同将文学意象“实体化”，完成了从文本想象到地理实在的跨越。从文学地理学视角看，这一意象演变正体现了文学家与地理双向互动的关系，历史记忆通过文学书写建构地理意象，并反过来影响实体地理的命名与认知。考诸《经世大典·站赤》《秋涧集》等文献，其位置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坐落在闪电河沿岸山麓，毗邻金莲川草原。当“李陵台”从历史典故中的虚拟文学景观转化为诗人可实地探访的驿站景观，书写主题与内涵必然发生变化。这一转变吸引了多民族诗人的题咏，如汉族诗人袁桷、柳贯、贡奎、陈孚、杨维桢，色目诗人马祖常、廼贤，道士马臻、陈义高，僧人释梵琦，高丽诗人李榖等。与唐、宋时期相比，元代李陵台题材诗歌不仅在数量上呈现显著增长，更因多元文化交融而拓展出更为丰富的主题内涵。
目前对元代李陵台题材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通过文献考据厘清李陵台的地理位置[5]。二，分析李陵台题材诗歌文本中反映的文人心态与诗歌艺术特色[6]。三，将元代李陵台题材诗歌置于上京纪行诗的宏观视野下探讨李陵台题材诗歌的文化阐释空间[7]。元代，李陵台作为一处自然属性兼人文属性的文学景观，本文运用文学地理视角的视角，挖掘在元代背景下，李陵台题材诗歌中的地理空间书写，历史人物、事件评议和李陵台这一地理意象中文化意蕴的新变。
2. 元代李陵台题材诗歌的地理空间书写
2.1. 元代李陵台题材诗歌中的自然地理空间书写
“李陵台”在元以前，主要作为依托历史典故的虚拟文学景观存在。这一地理景观中的“地方精神”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唐代薛能《赠友人边游回》通过游子的转述间接呈现“李陵台”：“游子新从绝塞回，自言曾上李陵台。尊前语尽北风起，秋色萧条胡雁来”[1] (第6册，p. 2928)。李陵台的具体地理特征被“北风”、“胡雁”等笼统的边塞意象所替代，唐代李陵台仍是诗人难以抵达的战乱边塞，诗人对李陵台的描绘主要依赖文学想象，李陵台作为实际空间的“地方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叙事所遮蔽。
至元代，随着疆域扩展与两都巡幸制度的实施，诗人得以亲临李陵台驿站，诗歌书写因而具备鲜明的“在场性”，并开始捕捉与传达此地独特的“地方精神”。如“旷野平芜入壮怀，征鞍小驻李陵台”[4] (第23册，p. 8)一联，不仅描绘了草原的苍茫景致，更折射出此地开阔天地所激发的豪迈胸襟，正是“地方精神”在诗人情感世界中的映现。“风吹滦水涌如淮，十万雕弓饮马来。长啸一声鞭影动，金鞍飞过李陵台”[4] (第18册，p. 410)。滦水的奔腾与骑手的驰骋共同构筑出一种雄健奔放的审美意象，反映出此地自然与人文融合所铸就的刚健气质。
游牧民族鲜活的生活图景，同样成为诗人笔下的重要素材。如上京扈从诗人许有壬在《李陵台谒左大夫二首(其一)》中所描绘：“马驰如蚁散平冈，帐室风来百草香。羱盏泛酥皆黑湩，瘿盘分炙是黄羊”[4] (第34册，p. 312)。作为地道的中原汉臣，元蒙文化风俗为许有壬带来了诸多新奇体验。此诗正是他专程拜访李陵台的左大夫时所作，诗中记录的毡帐飘香、黑湩满盏、黄羊炙烤等场景，生动再现了主人热情款待时的游牧宴饮风情，折射出汉臣眼中充满生机的草原人文风貌。这不仅是新奇的文化体验，更是草原文化中所孕育的豪迈、热情与生命力的直接呈现。又如陈孚诗，“黄沙浩浩万云飞，云际草深黄鼠肥。貂帽老翁骑铁马，胸前抱得黄羊归”[4] (第18册，p. 410)。在这天地壮阔的背景下，矫健的骑手与丰饶的物产共同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图景。这种刚健豪迈、自由奔放的生活气息，正是地方精神深刻烙印于人文活动之上的鲜明写照。
2.2. 元代李陵台题材诗歌中的人文地理空间书写
元代的李陵台，不仅是真实可感的自然地理空间，更是一个具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人文地理空间。首先，李陵台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职能，作为官方驿站，它需要在春秋两季迎接皇帝及随从官员、扈从文人，平日还会接待行人、军队、信使。正是因其地距“上京百里许”[4] (第60册，p. 403)且“来往行人必在此处过夜”[8]的区位特征，使李陵台成为人流、物流与信息流汇聚的节点，推动空间功能由单一驿传向多元空间结构演变。诗人笔下展现李陵台的多元空间：有政治空间下的朝贡景象，“椎髻使来交趾国，橐驼车宿李陵台。遥闻彻夜铃声过，知进六宫瓜果回”[4] (第40册，p. 316)；也有经济空间下的繁荣商业景象，“轻裘走马江南人，高髻弹弦河北女。水肥鱼美如截肪，争压蒲萄留客住”[4] (第34册，p. 312)。可谓一派车水马龙、海纳百川的太平盛世气象。诗人马祖常详细描写李陵台附近商业繁荣的景象，“李陵台西车簇簇，行人夜向滦河宿。滦河美酒斗十千，下马饮者不计钱。青旗遥遥出华表，满堂醉客俱年少。侑杯小女歌竹枝，衣上翠金光陆离。细肋沙羊成体荐，共讶高门食三县。白发从官珥笔行，毳袍冲雨桓州城”[4] (第29册，p. 392)。李陵台西，车马络绎不绝，客商豪饮。这一空间的文化结构同样呈现出叠合特征，江南的竹枝小曲与草原的细肋沙羊宴，南北风物在这方驿站天地间和谐并置。此般繁闹升平的景象，正是元朝海宇混一、天下太平的生动写照。
元代诗人笔下的李陵台，超越了单一的历史遗迹或边陲地标。它作为重新被感知的“在场”空间，其真实书写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拓展出崭新的审美空间。同时，作为驿站展现出的民族交融盛景，也深刻体现了蒙元帝国强盛、开放与包容的时代特征。
3. 元代李陵台题材诗歌中李陵事件的多元诠释
作为沉淀历史记忆的文化景观，李陵台题材诗歌必然承载着元代文人对李陵事件的重新审视。李陵事件本身具有曲折性：李陵作为名将李广的孙子，作战失败后投降匈奴，显然违背士大夫节气；但因武帝蛮横下令“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9] (p. 2457)，又引发同情。加之司马迁为李陵辩护遭腐刑的悲剧性关联，李陵事件成为解构传统忠义观的历史母题。元代诗人对此展开了多元的评议，既见对李陵境遇的悲悯，也有对李陵品格的批判，亦存在超越具体历史事件的广阔人文关怀。
3.1. 同情李陵
大部分元代诗人对李陵怀有深刻理解与同情，这一思想倾向可追溯至司马迁。司马迁最早为李陵写下辩词，盛赞李陵品格高尚，“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9] (p. 2455)，并认为李陵投降不过权宜之计，“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9] (p. 2456)。班固也继承《报任安书》的情感基调，将李陵塑造为一位令人扼腕的悲剧英雄形象，同情之情溢于言表。这种源远流长的同情基调，在元代同样获得文人的共鸣。贡奎认为，“赴死宁无勇，偷生政有为。事疑家已灭，身辱义何亏”[4] (第23册，p. 157)。李陵有赴死的勇气，李陵苟且偷生正是为了能有所作为。事情还在扑朔迷离时，武帝便残忍杀其家室。面对“家已灭”的极端不公下，李陵的选择无损其大义。这一看法无疑跳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观点，具有一定超越性。而这种对历史不公的愤懑与对个体困境的体察，也渗透着元代文人对自身境遇的潜在关照。贡奎作为较早进入翰林院的南人之一，这“身辱义何亏”的看法与他的处境有一定的呼应。在元代“四等人制”的框架下，南人虽得有机会进入权力中心，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仍受限制，天然带有疏离感与边缘性。贡奎对李陵的辩护，或许也隐晦地表达了对自身乃至整个汉人、南人群体在蒙元政权下寻求价值认同的诉求，为这种历史评议增添了一层现实的深意。元代汉族诗人常借李陵之口，直接抒发这份理解与同情，其中更鲜明地寄寓着自身的身份焦虑与命运忧思。陈孚的《李陵台约应奉冯昂霄同赋》：“臣岂负朝廷，忠义夙所尚。横天青茫茫，万里隔亭障。可望不可到，血泪堕汪漾。空有台上石，至今尚西向”[4] (第18册，p. 411)，诗中隔断万里的“亭障”、“可望不可到”的朝廷、象征忠贞却只能“西向”的台石，无不浸透着李陵对故国的眷恋与无法回归的无奈。“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的理想必须通过君主才能得以实现”[10]，陈孚塑造的这个“离群忠臣”形象中深层的无奈与无助，恰恰精准地映射了元代许多文人的普遍心态。
色目诗人廼贤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情李陵，批判汉室，但认为李陵应该杀身成仁。“呜呼李将军，力战陷敌围。岂不念乡国，奋身或来归。汉家少恩信，竟使臣节亏。所愧在一死，永为来者悲”[4] (第48册，p. 34)。作为突厥葛逻禄氏人的诗人廼贤，跳脱了传统儒家批判，直指汉室刻薄寡恩。汉室“不仁”是逼李陵失节的根本原因。但同时又因为诗人出生在浙江，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仍旧在儒家忠义观的文化影响下，叹息李陵没有“失节”时以死明志。这一“华夷之辨”在色目人诗歌中体现出来，足见文化的影响力。
道士马臻的诗歌，则冲淡了对李陵其人的辩护，而是延续着对李陵这一穷途英雄的哀悯之情，在诗中展现了李陵事件的曲折，“在昔李将军，提师奋威武。步卒五千人，纵横尽貔虎。某猷始欲成，管敢催一语。汉恩既未报，肝胆日益苦。岂知万里外，骨肉膏草莽。昭帝固仁贤，义断难复取”[4] (第17册，p. 47)。诗人认为李陵面对八万骑兵，怀着“吾不死，非壮士也”[9] (p. 2456)的决心，“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9] (p. 2456)是如此大义、英勇。然而战争失败，李陵曰：“无面目报陛下”[9] (p. 2456)投降匈奴。却不知万里外，武帝已经残忍杀其家室，李陵内心充满了苦涩与无奈，于是只能“登台望汉地，山川眇如许。北风吹不消，恨入台下土”[4] (第17册，p. 47)。诗中没有明显的胡汉对立意识，而是聚焦于这一系列充满波折的命运。李陵的命运令诗人深感同情，又令诗人感慨历史变幻的无常，“复笑秦家城，弯环列遗堵。惟有山上云，凄迷送秋雨”[4] (第17册，p. 47)这一结句，则将笔触转向秦朝的遗迹。诗人通过对这些荒凉城垣的书写，将李陵事件的曲折置于宏大的历史空间之中进行观照，更显历史兴亡、物是人非之慨，寄托着诗人深沉的哀思与无尽的惆怅。顾炎武认为，“文章之士，多护李陵”[11]，面对李陵的沉浮命运，元代文人不仅是在悲悯一位失落的历史英雄，更是在李陵的事件中，感受到自己对仕途坎坷、抱负难伸乃至命运无常的无奈。李陵的悲剧，由此成为他们反观自身、抒发时代郁结的一面镜子。
3.2. 批判李陵
然而，在同情与辩护的声音之外，坚守传统儒家忠义观的批判立场在元代依然存在。在传统忠义观念中“自古有死将，而无降将”[12] (第6册，p. 820)，一些诗人对李陵投降的做法颇有贬义。“旷野平芜入壮怀，征鞍小驻李陵台。关河万里秋风晚，霜月一天鸿雁来。持节苏卿真壮士，开边汉武亦奇才。千年怀古无穷意，且向邮亭酌酒杯”[4] (第23册，p. 8)。周应极赞颂苏武在匈奴之地守节不改其志以及汉武帝雄才大略，委婉温和地表达了自己对李陵事件的看法。儒者柳贯的批判则更为犀利，“想其深入初，步卒亦材壮。手张天子威，气夺名王帐。覆车陷囚虏，此志乃大妄。一为情爱牵，皇恤身名丧。缕缕中郎书，挽使同跌踢。安知臣节恭，之死不易谅”[4] (第25册，p. 99)。他不否认李陵的勇气和取得的辉煌战果，但成为俘虏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后来李陵又因为情爱所牵留在匈奴之地，最后导致身名俱丧。不仅如此，诗人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辩白的行为也是不可原谅的。这犀利的批判，也是由于柳贯对儒家忠君死节思想的继承。
3.3. 超越李陵事件，展现人文关怀
元代诗人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李陵个人功过，更展现出对历史书写者本身以及被宏大叙事遮蔽的无名者的深切关怀。对于李陵的遭际，司马迁仅为李陵做了几句辩护，却被武帝认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9] (p. 2730)，于是司马迁遭到腐刑。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自白，以及明确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9] (p. 2733)正蕴藉了中华士大夫一代代相承的人文关怀。元代诗人傅若金写道：“余读史，爱司马迁叙李陵战独奇，因抚卷叹曰：何迁之能言也！亦迁能知陵耳。非迁文，后世谁复传陵事哉？”[12] (第49册，p. 306)。诗人深叹，正是司马迁的责任担当意识与人文关怀，李陵的事件才让更多人知道。黄溍赞叹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常怜司马公，予夺多深意。奏对实至情，论录存大义。史臣司述作，遗则敢失坠”[4] (第28册，p. 244)。袁桷也称赞司马迁对正义的坚守和追求，“昂昂司马生，义色与壮怀”[4] (第21册，p. 316)。同时，一些诗人将悲悯的目光投向了与李陵一同沉沦、却被历史遗忘的五千士卒。杨允浮看到如今的李陵台，不禁感慨：“健卒五千归未得，至今芳草绿萋萋”[4] (第60册，p. 403)。唐元也将目光转向被历史遗忘的边塞士卒，“直怜国士家声落，谁念征人血泪寒。勇奋功名嗟不遂，从容就死古称难”[4] (第23册，p. 297)。李陵家族名声衰落，与之一同背井离乡的士兵们更是无人在意。这深切的人文关怀，已超越了李陵事件本身，展现了元代诗人对历史深刻的感悟与思考。
元代诗人以李陵台为历史透镜，对李陵事件展开复杂评议。诗人对李陵个体悲剧的深切悲悯、对历史不公的犀利追问、对传统忠义观的突破性反思与对绝对节义的坚守，展现了元代士人丰富的心灵世界。尤为可贵的是，这一关怀最终超越了李陵事件本身，投向秉笔直书的司马迁与湮没无闻的士卒，彰显了中华士大夫精神中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与历史良知。诗歌承载的复杂历史记忆与深沉人文关怀，不仅丰富了李陵这一历史母题的文化意蕴，也印证了在“海宇混一”、“华夷一统”的盛世局面下元代精神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
4. 元代李陵台意象的文化意蕴
元代李陵台意象的文化意蕴，主要为延续“望乡台”的怀乡悲情；凝聚离人别客的深沉愁思；象征元代格局下的盛世气象。
4.1. 愁思悲情“望乡台”
在文学传统中，李陵台的地理位置与其承载的历史典故紧密交织，它代表的是中原王朝的疆域极限、自然环境的严酷、边塞的战争、民族的隔阂以及个体的漂泊无依，是相对于中原核心的“他者”空间。唐以来的相关创作进一步深化了李陵台蕴含的苍茫悲情，如“北入单于万里疆，五千兵败滞穷荒。英雄不伏蛮夷死，更筑高台望故乡”[1]，“过雁西风急，荒台朔气沉。同生不同恨，万里一沾襟”[13]。受这一历史典故的感召，往来的元代文人，在真实地理环境之下，结合自己的自身处境与羁旅体验，延续了这一悲情的地方感，将李陵台塑造为“望乡台”。
身为南宋降臣，被迫随三宫北徙的汪元量，行经李陵台时，其境遇与“李陵筑台望乡”的典故产生强烈共鸣。其诗：“伊昔李少卿，筑台望汉月。月落泪纵横，凄然肠断裂”[4] (第12册，p. 21)。“望汉月”之“汉”实指已亡的南宋，“月落泪纵横”抒发了与李陵相似的屈辱悲恸。汪元量亲历社稷倾覆，身陷异族，而李陵有国难归的处境，自然成为自身境况的直接投影。诗人将李陵的个人思乡升华为对故国山河破碎的悲悼，为意象注入了沉重的家国情怀。身为元朝翰林学士、扈从巡幸的南方文人袁桷而言，李陵台触发的乡思蕴含着扈从文人身处异域、心系故园的特殊心境。其《李陵台》诗云：“雪衮寒沙风衮灰，眼穿犹上望乡台。陇西可是无回雁？不寄平安一字来”[4] (第21册，p. 311)。诗的首句，以压迫感的塞外景象呈现了扈从旅途的艰辛与不适。这种亲历的恶劣环境体验，与李陵身陷绝域的历史记忆相重叠，为诗人提供了强烈的现实情境与情感基础。尾联借“鸿雁传书”典故，进一步投射出诗人北上难归的怅惘。同时，“李陵思乡筑高台”的典故也让诗人在上京行旅场所中加深了自身“客子”身份的定位。“毡裘影拂天山去，芦管声催汉月沉。借问高台谁与筑，南来客子倦登临”[4] (第38册，p. 303)。诗中追忆李陵身着毡裘远赴异域的萧瑟景象与芦管声中汉月西沉的苍凉意象，映射出诗人身处上都旅途所遭遇的异域风物时，所感受到的强烈文化隔膜与精神疏离，自身精神深处的地理基因无法与异域的地理环境和物质文化产生联结。“南来客子倦登临”道尽了百年后诗人面对李陵台时那份挥之不去的羁旅倦怠。甚至熟悉的曲调在异域也成了触发乡愁的媒介，“李陵台西避暑宫，穹庐月白夜生风。吴侬解唱竹枝曲，此调不与江南同”[4] (第48册，p. 125)。诗人敏锐捕捉到此曲与江南竹枝曲的差异，因此更添怅惘。正因李陵台承载着如此浓烈的“乡愁”与“离别”意蕴，元代不少诗人常将李陵台冠以“望乡台”，如“降入天骄愧将才，山头空筑望乡台”[4] (第30册，p. 266)，“自是天工肯放回，二头羞杀望乡台”[4] (第65册，p. 28)，“卫霍不生陵不死，望乡台畔尽相思”[4] (第29册，p. 374)等。
元代诗人还常借李陵与苏武“河梁别”的典故，在唱和或投赠诗中运用“李陵台”意象表达离别之情与思乡之意。这一典故源自齐梁萧统《文选》中录李陵所作的《与苏武诗》其三：“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得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14]。这首诗描绘了李陵、苏武二人在河梁离别的情景。诗人用质朴语言呈现了离别前的复杂情感，表达了苏武二人真挚的友情，也点出了离别是个体在短促生命中避不开的永恒主题。此典故虽真伪有争，却毫不影响元代诗人的吟咏热情，如萨都剌的《过李陵墓》“青草战场雕影没，黄沙鼓角雁声哀。那堪携手河梁别，泪洒西风骨已灰”[4] (第38册，p. 303)，袁桷的《次韵李伯宗学士途中述》“李陵台下日迟迟，惆恨河梁执别时”[4] (第21册，p. 321)，以及他的《李陵台次韵李彦方应奉》“想此二子别，袂结不能开。河梁白日速，朔风衮沙堆”[4] (第21册，p. 316)。这些都表达了对苏李河梁永别的深切叹惋。元代诗人在送别诗中运用“李陵台”意象较为常见，如袁桷的《送马伯庸御史奉使河西》“驱马李陵台，望乡问长须。长须不能对，吾行益次且。羡君万里道，晴霞起襜褕。天山谅非远，椎牛植枌榆”[4] (第21册，p. 103)。诗人借“李陵台”安慰友人，并从友人的角度想象他驱马登台时对家乡的思念。还有宋无的《送邓侍郎归江西》、王世熙的《送和林苏郎中》、刘诜的《送杨拱吾应昌府判》等诗，皆是元代诗人有意识地在送别诗中以李陵台为媒介表达离别与乡思之情。李陵登台思汉的历史情境，在元代文人笔下已转化为登台望乡的现实写照和情感载体。
4.2. 盛世豪情“李陵台”
而元朝格局改变了李陵台的空间政治环境，“李陵台”所表征的地理景观意义从边塞的荒凉转为紧邻政治权力中心的繁华。元朝定都大都，改开平府为上都。作为紧邻上都的李陵台区域，遂从“边陲”变为“京畿腹地”，成为展示元朝有效治理的“内域”。这一地理位置的转变为李陵台这一古老意象注入了全新的意蕴：
君不见李陵台、白龙堆，自古战士不敢来。黄云千里雁影暗，北风裂旗马首回。汉家卫霍今何用，见说军还如裹痛。不思百口仰食恩，岂念一身推毂送。如今天子皇威远，大碛金山烽燧鲜。却将此地建陪京，滦水回环抱山转。万井喧阗车戛轮，翠华岁岁修时巡。亲王觐圭荆玉尽，侍臣朝绂蠙珠新。高昌勾丽子入学，交趾蛮官贡麟角。米三钱金如土，国人讴歌将军乐。将军乐，四海清，吾皇省方岂田猎，观风察俗知太平。[4] (第29册，p. 391)
这首诗歌通过今昔对比，突显了李陵台地理景观意义的转变。“却将此地建陪京，滦水回环抱山转”昔日险要的边关之地，却已建立了上都，只见滦水环绕山峦流淌，一片和谐之景。伴随上都的兴建与皇帝岁岁巡幸，李陵台区域被塑造为帝国强盛的象征。诗中充斥着对上都的繁华描绘：人口稠密、市井喧嚣。李陵台作为这一繁华区域的组成部分，文学意象自然被赋予了物阜民丰、文化昌明、政治威仪的内涵。李陵个人的悲剧性历史，在元朝的盛世光环下被部分消解或覆盖。李陵台的存在，不再主要唤起对失败、屈辱和乡愁的共鸣，反而成为衬托当下元朝“皇威远被”、“四海清平”的历史地标。天子巡幸此地被诠释为“观风察俗知太平”的圣明之举，而非对边患的忧虑。在其他诗中也能明显看到诗人遮蔽了历史的厚重，歌颂如今太平盛世的景象，如“旌旗捲尽渡黄河，春满皇州雨露多。直过李陵台北畔，番人皆唱汉铙歌”[4] (第48册，p. 142)，“黑河流绕李陵台，边使蕃王日往来。共说汉家天子盛，贡将骐骥敢凡材”[4] (第58册，p. 310)。荒凉边陲变成重要交通枢纽和天子脚下的繁华之地，各民族和睦相处，元朝的强盛展现得淋漓尽致。张嗣德更是将李陵台列为滦京八景，对帝国的盛世充满期待，“千重牙帐开周后，万里长城启汉前。雅调蚤传来魏阙，赓歌尚拟颂尧天”[4] (第37册，p. 370)。可以见得，元代李陵台由于上京的位置将李陵台的地理景观意义赋予了新的意蕴。
元代，李陵台不再仅仅是勾起汉家文士故国之思的“望乡台”，或是标榜华夷之辨的历史伤疤。它作为草原上的一处自然景观与帝国交通动脉上的繁华驿站，为不同族群、身份的诗人提供了一个共同感知、共同书写、共同诠释的现实场域。不同诗人带着各自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在这连接胡汉历史的驿站相遇，用诗歌共同书写下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理解、对历史的反思、对当下的赞颂以及对个体命运的感喟。元代李陵台题材诗歌的多元书写也从侧面印证了元代，不仅在于疆域之广，更在于心灵之通与文化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