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牡丹亭》的渎神书写
On the Blasphemous Writing in The Peony Pavilion
DOI: 10.12677/cnc.2025.136159, PDF, HTML, XML,   
作者: 周钰杉: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关键词: 《牡丹亭》渎神“至情”The Peony Pavilion Blasphemy “Supreme Love”
摘要: 《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经典之作,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本文聚焦《牡丹亭》中的“渎神书写”,探讨其在明代程朱理学禁锢下的思想突围。作品既借情欲自主亵渎了礼教的神圣性,又通过梅花庵观空间属性的异变与石道姑的角色反叛,消解了道教的权威性。这种书写建构起了汤显祖独特的“至情”哲学观,将个体情感确立为价值终极尺度,重构了传统价值体系。
Abstract: The Peony Pavilion, a classic work by Xianzu Tang, a playwright of the Ming Dynasty, stands as a monument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lasphemous writing” in The Peony Pavilion and explores its ideological breakthrough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in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the work blasphemes the sanctity of feudal ethical codes by advocating the autonomy of human desire; on the other hand, it undermines the authority of Taoism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atial attributes of the Plum Blossom Nunnery and the rebellious character of Nun Shi. This kind of writing constructs Xianzu Tang’s unique philosophical view of “supreme love”, establishes individual emotion as the ultimate measure of value, and re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value system.
文章引用:周钰杉. 论《牡丹亭》的渎神书写[J]. 国学, 2025, 13(6): 1110-1115.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5.136159

1. 引言

“渎神书写”作为文学创作中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叙事模式,通常是指通过语言、情节及人物行为,对宗教惯例、纲常伦理、礼教秩序等传统不可侵犯的权威进行质疑、挑战、颠覆与戏谑的叙事策略和情节设计。这种书写范式的核心要义在于打破权威的桎梏,重新审视人与权威力量的关系。在文学史中,这一书写实践往往与特定时代的思想解放潮流相伴而生,是个体的思想解放意识在文学领域的具象化表达。目前,学界对《牡丹亭》的研究多集中于“至情”哲学的内涵阐述、悲剧美学价值分析以及文本的艺术魅力等维度,但尚未明确提出“渎神书写”这一核心概念,也缺乏对其叙事策略、建构逻辑及思想价值的系统性梳理。

有明一代,程朱理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着思想统治的高位,“存天理,灭人欲”的强大规训力量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社会各阶层的言行举止皆需符合“礼”的要求,人的天性和自然情感都受到钳制,主体性得到消解,汤显祖却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1] (p. 3)的“至情”哲学为创作内核,在《牡丹亭》这部“吐纳性情,通及天下之变”[2]之作中构建起了一套极具颠覆性的叙事体系。“所谓‘不知其所起’,是因为它潜藏或者压抑在人的意识之中,以至于人们‘不知其所起’而已”[3]。这种被压抑的本真情欲,是“至情”哲学的重要源头。

作品以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的生死之恋为主线,通过奇幻的情节和细腻的情感描写,展现了个体情性与既定秩序的冲突: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偷情密约,僭越了礼教规范;其死后于道观追求爱情并寻求道姑帮助,颠覆了道观管理条例。在《牡丹亭》文本中,汤显祖的渎神书写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情欲自主对礼教神圣性的亵渎,以杜丽娘的身体觉醒、写真行为和魂魄寻爱为核心,化个人情欲为反抗力量,突破了礼教对婚恋自主和情感自由的禁锢;二是情欲自主对宗教神圣性的消解,聚焦梅花庵观这一场所的属性颠覆和石道姑这一内部管理人员的行为反叛,以人鬼不伦之恋打破了传统认知。

基于此,本文首先明确了“渎神书写”的内涵与外延,再通过剖析《牡丹亭》中情欲自主对礼教神圣性的亵渎、对宗教神圣性的挑战两大维度,揭示渎神书写对“至情”哲学的建构作用,阐明其以“情”为媒介实现人性解放的本质,既弥补现有研究中对作品颠覆性叙事范式系统性分析的不足,也为理解明代思想解放潮流下的文学创新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2. 情欲自主对礼教神圣性的亵渎

在既定伦理秩序的框架里,婚恋之事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教条绝对规训,个体情欲冲动下的婚恋自主则是一场公然叛逆。《牡丹亭》中杜丽娘以情欲觉醒与实践这种最为激烈的抗争方式震碎了看似坚不可摧的伦理框架,而这种抗争并非单纯的“反理”,而是暗含着以情证理的深层逻辑,汤显祖试图证明,顺应人性的情本就是一种更高维度的理。

杜丽娘身体觉醒与欲望释放是对礼教的第一重冲击,也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直接反驳。闺阁小姐杜丽娘受到青春生命力的感召来到充满着生机、流淌着春意的后花园,猛然发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1] (p. 53),原来近在咫尺的屋宅后花园是如此的风光旖旎,但自幼生长在深闺里的她却从未被允许踏足,这无疑勾起了她的惆怅、遗憾和委屈。“杜丽娘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自然本能和热烈渴望,在这个繁花似锦的梦幻花园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满足”[4],在后花园的小憩时刻里,她梦见与柳梦梅“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梢儿揾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1] (p. 55),这样的亲密行为彻底突破了男女之大防,柳梦梅的抚爱与疼惜激起了杜丽娘的绵绵情思,当这场春梦戛然而止时,杜丽娘仍觉意犹未尽。沈际飞曾评价汤显祖:“临川善于写梦”[5]。在后花园的这场梦里,青春少女的生理欲望得到释放,被压抑的情欲也对既定礼教秩序进行了绝地反击,“梦与情在汤显祖的笔下得到了完美的结合”[6]。现实阻滞了情欲的发生,虚幻的梦境就成为了情欲自然释放的法外之地,汤显祖用极端、非常规的方式帮助杜丽娘实现了情欲突围。“尽管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情感现实是依靠梦境来达成的,明显有着不可靠的虚幻性,可在汤显祖的眼里,梦境就是一种真实的现实,因为真实的本质之于他即是情感的在场”[7]。在汤显祖的书写中,这场亵渎礼教的偷期密约诗意而又坦荡,杜丽娘惊醒后非但没有丝毫羞愧之心,反倒是感喟“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1] (p. 57),她对逾越礼教行为的主动留恋与沉溺,是对既定礼教秩序的亵渎。

杜丽娘“写真”这一行为也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在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苛规范下,女性的身体形象和她的私密情思同样不可示人。而杜丽娘在预感自己行将香消玉殒之际,手持丹青,亲自将自己的绰约风姿和难以言说的私密爱意留于画上,这一过程恰如张筱梅所言,“是她企图用容貌和躯体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过程”[8],这幅画像也因此成为闺阁少女自我意识觉醒的生动映照。此时的画像超越了普通画像的范畴,成为了杜丽娘情欲的载体与化身。杜丽娘大胆地将不被礼教认可的感情公之于众,甚至希冀自己死后,这幅画像仍能将自己的情意传递下去,这种反叛行为抨击了礼教的神圣性,打破了既定礼教秩序所造成的身体和情欲的封闭性,被压抑的情欲自主以具体可感的方式得到了呈现。更具张力的是,杜丽娘的写真画像成为了与柳梦梅跨越生死鸿沟的情感纽带,构成了对既定礼教秩序的持续反抗与对峙。柳梦梅于梅花观的檀香匣子中拾得杜丽娘的写真,对画中女子“叫的你喷嚏似天花唾”[1] (p. 156),当陌生男女的目光交汇尚且被视为是失节之举之时,柳梦梅对画中女子的端详、凝视、摩挲、亲吻,乃至是同眠,将既定礼教秩序的亵渎推向了极致。杜丽娘的身体形象和私密情思在她死后仍为阳间的人所感知,这意味着即使是死亡也不能斩断个体对于情欲的追求。而这种跨越生死的情感执着,正是汤显祖对情之合理性的强力辩护,相较于僵化的礼教规范,源于人性的情更具永恒性与正当性。

杜丽娘化为魂魄后出于情欲自主的所作所为对礼教神圣性的抨击更是尖锐。在既定的伦理范畴里,女性的贞洁被视为比生命还珍贵,可杜丽娘魂魄状态下的行为却脱离了这种价值束缚,在她与柳梦梅的相处中,毫无闺阁千金的矜持和羞涩,反而直白地倾诉衷肠,真诚地表达对柳梦梅的眷念和对爱情的渴望。她主动提出“妾千金之躯,一旦付与郎矣,勿负奴心。每夜得共枕席,平生之愿足矣”[1] (p. 169),这种对爱情的珍视与主动争取,在传统礼教的语境下堪称惊世骇俗。女性的婚姻多是巩固家族地位的牺牲品,她们的身体和情欲完全受压于家族荣耀,女性缺乏掌握与异性的亲密关系的权力和能力,而杜丽娘的魂魄却全然不顾礼教的镣铐,不仅慨然将千金之躯交付于只梦中相见过的柳梦梅,更是大胆期盼每夜得共枕席。杜丽娘以魂魄之躯宣告了自己身体的主权属于自己,将自身情欲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用最本真的情欲渴望撕碎了传统礼教的虚伪面具,让礼教神圣性在炽热、汹涌的情欲本能面前摇摇欲坠。

3. 情欲自主对宗教神圣性的消解

梅花庵观是道教的清修之地,本应是隔绝世俗纷扰、引领修行者达成精神超脱的场所,其设立初衷便是构建一方隔绝尘世喧嚣、具有神圣性的空间。而在道教的教义里,这一神圣空间的维系需要依赖一整套机制:焚香诵经的仪式强化对神灵的敬畏,清修无为的行为规范形成了一个隔绝情欲的屏障机制,最终使得修行者得到精神层面的升华。在这样的空间里,任何涉及男女情爱的念想都可被视为对道教神圣秩序的亵渎,个体情感必须无条件服膺于清规戒律。

然而在《牡丹亭》中,这一场所的神圣属性得到了消解。在汤显祖的凌云健笔下,这方区域被撕开了情欲的口子,成为了杜丽娘亡魂与柳梦梅共赴巫山云雨的隐秘处所。文本明确记载了二人在此处“翦烛临风,西窗闲话”[1] (p. 168),待到杜丽娘还魂之后,梅花庵观甚至成为了杜、柳二人躲避世俗非议与社会舆论谴责的安全空间。种种大胆之举让梅花庵观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禁忌意义,使其神圣性不断消弭。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道观场所管理者和秩序维护者的石道姑,非但没有依照“人鬼殊途”、“清心寡欲”的戒律干预和阻止这段人鬼畸恋,反而主动为这对有情人提供便利,默许了二人的出格放纵行为。《牡丹亭》文本中,柳梦梅表明“杜小姐是俺娇妻”[1] (p. 196)后,乞求石道姑帮忙开棺,石道姑明知按照大明律“开棺见尸,不分首从皆斩”[1] (p. 196),更清楚此举违背了伦理规范,但她知晓这是泉下人央求之后便不顾法律警示,未加阻拦柳梦梅的开棺行为,甚至参与了开棺的全过程,等到杜丽娘还魂后,还热心地撮合二人“拜告天地”[1] (p. 207)。可见石道姑这一宗教神圣性和戒律森严性的代言人也并非不通情理之辈,也会被人间的真情所打动。由此,梅花庵观不再是清修苦行之地,而是情欲野蛮生长的庇护所。

石道姑的行为实践是教义伦理与情欲自主博弈后的结果,她对世俗情欲诉求的妥协,实际上是森严的伦理规范对人世间真诚炽热的情欲的退让,这种退让使得教义的神圣性从内部成员处开始溃塌。按照石道姑的角色定位和角色期待,她的一言一行都应遵循教义,但她的实际举动却与这种角色期待形成了尖锐的冲突,成为了人鬼结合的协助者,无形中为情欲自主呐喊助威。且石道姑作为梅花庵观秩序具象化象征,她的行为选择具有示范性,梅花庵观的内部管理者尚且不再严格遵循教义规范,向外界人士释放的信号无疑是其神圣性的内部防线已出现裂缝。这种裂缝的出现,淡化了人们的敬畏之心,也为被压抑的情欲提供了宣泄口。可以说,石道姑的每一次妥协行为都在无形中消解其神圣性,使得梅花庵观从一个清修苦行之所,成为一个见证炽热情欲的场所,“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在此轰然倒塌。

汤显祖以笔为利刃,重塑了梅花庵观的空间属性,刻画了石道姑这一古道热肠、行为略带反叛的人物形象,深刻地展现了情欲自主对梅花庵观空间神圣性的冲击和消解。他认为情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9]。在他的笔下,梅花庵观不再是捆绑情欲的牢笼,他肯定了人的本性,正视和尊重了人的情感,将人性的本真解放出来。这引导着人们反思森严戒律对人之情欲的压抑,让人们在为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生死的爱情感叹之余,也对不合理的规训产生新的思考。

4. 渎神书写的旨归:至情哲学的建构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的渎神书写并非单纯的离经叛道,而是始终游走在“破”与“立”的辩证张力中。他以情欲自主为武器,实现了对礼教神圣性和宗教神圣性的“破”,他用个体情感的真实性取代了虚伪的言论,用生命体验的自主性,消解了传统话语权威的权威性,其最终的旨归便是建立起一套以“至情”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为人们指出一条解放之路。这种对“至情”和人性的强烈呼唤和热烈讴歌,正如郭英德先生所言,“在当时犹如石破天惊,风靡全国,响应四方”[10]

汤显祖之“至情”的哲学建构思想与明代中晚期激烈的思想变革密不可分,彼时的思想浪潮为文学创作注入了蓬勃活力。程朱理学的思想桎梏已经开始松动,王阳明心学的“心即理”将“理”从外在事物拉回到内在的“心”中,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11],这极大地增强了时人价值判断的主体性。在王阳明看来,人不需要去迎合外界的教条和戒律,最高的道德和价值判断标准就是人之心,这种注重向内探求、重视人的感知的思想,与汤显祖所主张的重视人的真实自主的情感体验的思想不谋而合。明代著名的反封建斗士李贽所主张的“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12]的论断,将人的生理欲望视为人性之根本。李贽认为人的生理欲望、物质消费与情感需求都是合乎情理的,礼教对人的合理需求的践踏反而是背离了人性。李贽的学说强调尊重个体本能,反对礼教对人的禁锢,这些鲜明的个性解放色彩为汤显祖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深刻影响了汤显祖的肯定个人情感的文学创作观。明代高僧达观亦对汤显祖“至情”哲学的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达观与汤显祖交谊甚笃,是终身挚友,达观主张“生死一如”的佛学智慧,他认为生与死并非完全阻隔,而是生命不同形态的流转,这种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与《牡丹亭》中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奇幻经历相呼应。此外,汤显祖曾受教于泰州学派的罗汝芳,他从其师身上近距离地体悟到了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主张,认为道并未被束之高阁,供奉在庄严肃穆的神龛前,而是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思想让汤显祖更能体会到个体生命的可贵,从而关注和尊重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尤其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女性的情欲需求。他自谓“一生疏脱,然幼得于明德师”[13],这里的“明德师”指的是罗汝芳,由此可知泰山学派对汤显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观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见,无论是社会环境的熏陶感染,还是个人经历的积累沉淀,都共同促成了汤显祖个体觉醒思想的萌芽,而《牡丹亭》中自由、浪漫的风格便是这种思想在文学领域的生动投射——其核心体现之一,便是对女性生命体验的深度关照,正如有学者指出:“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将对女性的关注点放在了更深层次的情感世界,聚焦于女性内心的情感需求”[14]

作品中奇幻瑰丽的虚构想象、强烈的主观精神追求与浓郁的抒情场面,构建了一个以“情”为核心的艺术世界,谱写了一曲“至纯”、“至真”、“至美”的爱情颂歌。《牡丹亭》以文学的形式证明了,个体的情感力量足以对抗一切外在不合理秩序,实现对生命本真的回归。

“人不是平面单调的,而是一个多声部的构成”[15]。文学创作中会出现丰富的思想形式,即使是同一作家的同一作品,文本内部也有可能会出现矛盾的声音。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构建的“至情”世界,并未走向对世俗秩序的彻底颠覆,而是以柳梦梅在杜丽娘还魂后去世,最终“金榜题名”、“奉旨完婚”的情节,回归到主流秩序之中,这一结局恰恰暴露了汤显祖思想深处的矛盾性,也折射出个体与社会秩序之间难以调和的张力。从情节逻辑来看,杜丽娘的死而复生本是一场极致的反叛,她与柳梦梅的爱情始于“梦中幽会”、成于“人鬼相恋”,完全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规范。但汤显祖在结尾处却让这对叛逆恋人,通过科举考试、朝廷赐婚的方式,获得了封建王朝的官方认可,将此前被视为离经叛道的爱情,纳入了正统。

5. 结语

《牡丹亭》渎神书写的核心之处在于以“至情”颠覆神圣化的礼教秩序和宗教权威。但对过往深植于人们集体无意识中的思想镣铐,汤显祖绝非是简单粗暴地破坏,而是以个体情感的真实性与自主性消解了神圣外衣下的虚伪,从而实现个体情欲的张扬与人性的解放。杜丽娘跨越生死的情感绝唱,印证了当“至情”突破了礼教桎梏与宗教严律时,个体便可获得自由,实现对自我本质力量的重新确认。

总之,《牡丹亭》以“渎神”为表、以“解放”为里,捍卫了人的情欲自主与精神自由,强有力地抨击了僵化秩序,尽管杜、柳二人的爱情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主流秩序的轨道上来,但其具有超前性的精神内核早已超越了有明一代,触及了人性解放的永恒主题。这种精神始终提醒着后世的人们:任何以“神圣”为名的不合理秩序都终将逝去,只有出于生命原始冲动的“至情”才能让个体不断在规训体系中实现突围,指引着人们不断找寻自我、确证自我、重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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