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历史上各类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俗文化等，思想文化方面，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魏晋玄学、汉唐经学、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等；艺术文化主要如传统的琴棋书画、诗词曲赋等；民俗文化主要如各种礼仪和习俗等，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历史上长期流行的一种优良的民俗，“敬惜字纸”主要是指对字纸的爱惜和敬重，它对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社会文化心理有着极深的影响，是一种民间的民俗信仰和国家的文化信仰。学术界对敬惜字纸产生的研究有不少，通过对不同文本的分析，学者们大多将这种民俗信仰产生的原因归为宗教信仰与权力的影响。辛德勇先生认为，儒家是依照佛、道两教信徒对经书的敬重而提出敬惜字纸[1]；孙荣耒认为，敬惜字纸的习俗源自于最初文字与权力结合而产生的文字崇拜[2]；万晴川认为惜字习俗是因科举与文官制度的出现而产生，旧时纸的生产数量不足，读书人对字纸自是珍惜，加之科举考试是读书人实现抱负的重要途径，惜字就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习俗。桑良至先生认为，敬惜字纸是因人们对人文信息的崇拜而产生的[3]；王于飛先生提出“字纸崇拜与佛教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关联的关系”[4]。
随着学者的不断研究，惜字思想产生时间的确定、科举制与佛道二教人员对经典的敬惜并非“敬惜字纸”产生的原因，却促使人们对字纸愈发敬惜，使得敬惜字纸的习俗不断被推广。对“敬惜字纸”的产生原因未有一个明确的解释，但其源头可追溯至很早以前，是从中华民族悠久璀璨的历史中生成，与多种因素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
2. 敬惜字纸的历史由来及嬗变
“只字必惜，贵之根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片言必谨，福之基也；微命必护，寿之本”[5]。对字纸的敬惜之情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民间看来，字纸是与粮米同样重要的存在。这种民俗信仰深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中，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字的诞生使得古人过往的历史得以被记录，中华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与文明得以传承，可以说它也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
2.1. 早期源头：文字崇拜
追根溯源，在杨梅看来“敬惜字纸信仰实质上是文字崇拜的一种发展形式”[6]。文字作为人类记录语言的基本工具，在古时，它因自身及书写成本的限制，无法充分地记录口语表述的所有内容。但同时，文字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具有口语无法拥有的优势之处，即它能够跨越时间的限制，将上一代的经验传承给后代，甚至跨越时空流传到更久远的后世。因而，古人自然地对文字产生崇拜，“在无数情况下所体验到的语词的社会力量，成了一种自然的，甚至超自然的力量”[7]。
《淮南子·本经训》：“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从仓颉造字的神话中，可以看出文字符号在古人看来具有非凡的神力，能够使天降雨，鬼神夜哭。此外，在中国早期的社会当中，能够成为巫师的人往往是识得文字或者说掌握文字的人，文字与特殊权力相挂钩，文字的魔力被不断放大，古人对文字的崇拜愈发深厚。
在古代中国，符咒作为一种巫术，于古人看来，它具有呼风唤雨的神力。道教尤其信奉符箓，认为其能沟通天地人神，具有无上神力，道书《洞神八帝元变经》之“服符见鬼”条云：“符者，盖是天仙召役之神文，学者灵章之秘宝……诸符之力也，或致天神地祗，或辟精魅，或服之长生不死，或佩之致位显达，若备言功效，则书而莫尽”[8]。符，作为道教中的灵文，被赋予玉牒金书、丹书等多种称呼，可见文字在道教中的地位。道教中的“符箓派”，就是因对符箓的极力重视与强调而被如此称之。
佛教传入中国，其自身尊崇经典的传统与当时人们的文字崇拜相契合。诵读佛经是信奉佛教之人必经的修行。佛经被看作是佛教的法宝之一，在各类志怪小说、佛经故事乃至史书中都曾记载，诵读佛经能遇难呈祥，对佛经的大不敬行为必将受到惩戒。
敬惜字纸信仰早期的出现，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字崇拜，加之佛道二教在传教中强调尊崇经书的传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都使得敬惜字纸这种信仰更加深入人心，不断加深其内在的文化认同，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信仰。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教育后代要爱惜书籍，“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9]。早期对文字的崇拜，经由社会的发展、造纸术的出现，加之儒家学者恭敬圣人之书的思想，演变成为一种思想与劝诫，劝导人们要珍惜字纸。
据考古发现，早在东汉蔡伦造纸术之前，古人就已经开始在纸上书写。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简化了造纸流程与成本，纸的生产水平得到提高，大大降低了纸的生产难度。但因当时权力的争夺与干预等原因，纸并未被大范围地普及。《天工开物》记载，当时纸有“精”、“粗”之分，前者用于书写，后者用于其他。
《北堂书钞》中提到这样一则故事，东晋范宁为官时，曾下过这样的书令：“土纸不可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在印刷术广泛应用之前，唐代虽已经存在雕版印刷术，但多用于宗教书籍，且官方并不鼓励这种技术的推广使用，甚至还严令禁止过。可见那时可以书写的纸仍是精贵之物，文字和书籍在全社会的大规模传播仍面临着困难。因而，人们爱惜书籍，劝诫后代珍惜字纸的思想，也有人们因物力稀缺、字纸难求而节惜待纸的现实物质原因所在。
2.2. 宋元时期：信仰成形
史料的记载将惜字信仰的滥觞归于宋元之际，“惜字之滥觞，约起于宋元之际，盛行于明清之时”[10]，想必离不开宋代活字印刷术出现的物质条件的支持。活字印刷术的广泛推广，使得字纸不再如以前那般难求，文字的经济、文化功能被大大增强，人们对文字崇拜转变成为一种因自身认同和需要而产生的敬惜之情。
《青云梯》中《敬字说》一文提出：“字诚天地之灵机，万世之法则也，是故天无日月不明也，地无江河不通也，世无文字不立也。……极之天文地理，无字难知；天经地义，无字不显；圣贤教训，无字难遵；经史流传，无字不远；三纲五常，无字不达；忠孝廉节，无字不彰；一技一术，无字不传”[11]。字纸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被赋予了多样的社会功能，人们对字纸的态度自然从崇拜到敬惜。
虽说儒家对文字的敬惜是出于“非作邀福想，而惜字报本之心，得尽万一”去信奉字纸，而佛道二教对字纸的敬仰，参有对文字的神秘色彩的敬畏，但对字纸的敬惜之情，儒释道三家皆是一样的虔诚，可以说“敬惜字纸”的民俗信仰是于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中逐渐形成的。
当然，这其中离不开自隋朝起以科举取士的官员选拔制度的出现，“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愈发深入人心，世人对功名的期盼与追求，对士大夫的艳羡，强化了敬惜字纸信仰。隋唐开始，以科举取士，改变了以往以门第、出身为依据的选官制度，非名门望族出身的读书人也拥有了步入仕途的机会。人们发现通过学习知识能够改变自身地位甚至跨越阶级，这使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世人希望用知识去获取功名成为中国自隋唐后的一种社会渴求，这为敬惜字纸信仰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这样的发展下，士人将科举与敬惜字纸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设或不敬谨珍惜，则入场必不能中试”。
除此之外，元朝时文昌帝君的最终成形，因科举也进一步强化了对敬惜字纸的信奉。文昌本为星名，原为司命之神，后来与四川梓潼的一个当地神祇合而为一，经由几代皇帝的加封，成为全国性的神祇——文昌帝君，兼掌司命与功名，主管科举考试。这样的职能使得文昌帝君成为天下人尤其是士大夫及读书人敬畏的神祇，文昌信仰徐徐运生。
在古籍的记载中，人们将文昌帝君放在了极高的地位上，“凡士子生死录，文昌及孔圣司之，必两处销名，乃可他适”[12]。在人们看来，作为决定士子生死的科举之神，文昌帝君要求人们珍惜字纸，尊重古籍经典、爱惜字纸是科场中试的必备条件。《文昌帝君劝敬字纸文》这样写道：“一旦场屋，或以失韵误字，例为有司所黜，终不能一挂名虎榜者，皆神夺其鉴，以示平日不敬字纸之果报也”[11]。文昌信仰强化了敬惜字纸信仰，将鬼神之力加入进这份信仰的运作，促使敬惜字纸的善恶果报拥有了无可辩驳的合理性。
“察古今，当发迹之家，高官厚禄，无一不由祖上积功累形，敬惜字纸之果报”[11]。世人为敬惜字纸设立善恶果报，看似是劝导人们爱惜字纸，尊重经典，但更直接的目的其实是因人们自利地希望获得善报的现实愿望，因而文昌信仰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为人们美化自身行为而服务的。
2.3. 明清时期：嬗变发生
明清时，文昌帝君的神职被不断地扩大，世人对它的信奉，助力了敬惜字纸信仰的传播，敬惜字纸信仰在这时逐渐走向兴盛。敬惜字纸信仰的内涵在此时期有所变化，敬惜的重点转移到对文字内容的敬重，意味着文字的正确使用也成为敬惜字纸信仰的重要内涵。文字的正确使用作为明清时期敬惜字纸信仰的侧重点，它主要体现在：对圣贤文字的敬重、不可借文字害人、不作并销毁诲淫之文等方面。
明代，文昌帝君被儒家文人认为其夺走了孔家的司文运权。弘治元年，官府明令禁止文昌信仰，因此当时关于文昌信仰的善书更多的是在宣扬惜字思想。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被不断地运用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无形之中文字的神圣性有所减弱。在敬劝者眼中，民间百姓对文字的使用存在许多亵渎字纸的行为，比如说招贴纸、还魂纸、用字纸做成的孩童玩具等。
文字在古时的社会是正统主流文化的载体，拥有代表正统文化的权威地位，同时也被看作是士人特殊身份的象征。上述的行为在上层社会看来，其正统文化的权威遭受挑战和威胁，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即将被打破，故统治者为了确保文化的控制权，宣扬敬惜字纸，强调文字的神圣性，维护儒家文化的独有地位。这时的敬惜字纸信仰，在官府的加大干预下，逐渐成形为一个完整成熟的文化信仰。
作为“中国地方社会人们对自然的恐惧心理、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功利需求的多样性等共同造就信仰的多神化崇拜”，敬惜字纸信仰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它的“文化至上教育与世俗功利作用并存”，使其成为上层统治阶级和下层百姓能够共鸣的文化信仰，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中，直至今日仍是深埋于中华民族心中的文化自觉。
3. 敬惜字纸的表现形式
敬惜字纸信仰在漫长的发展流变中，衍生出了各种的表现形式，书籍、建筑、各种仪式活动等。自宋代起，民间出现了各种敬惜字纸的仪式活动，还专门设立了各类建筑和石碑，供世人举行祭典；在清朝时，还出现了惜字会组织，他们募捐筹集善款，组织成员对收来的无用字纸进行妥善处理。
3.1. 惜字仪式与步骤
对于惜字仪式过程的具体步骤，惜字会章程对此有相应、详细的规定。惜字的过程分为四个步骤：拾捡字纸、漂洗秽纸、入炉焚化、送灰入水。在第一步的拾捡字纸，惜字会章程对拾字器具的使用场景作出相应的规定。在《得一录》就详细记录了各类器具的基本用处，如下：
铁钳，专揭高处字纸，一尺六七寸长，顶头尖锐，口像镊子，可做铲子。
铁铲，铲下难揭字纸。用时应轻轻铲下，以免和入泥灰、墙土，并紧贴小篾箕。或铁铲外套，以防字纸落入秽处。
篾箕，紧贴墙壁以防字迹掉落。长不足一尺，口八寸。
篾箩，盛字所用。不大，可过狭巷，及防止贪多，不细捡街上废弃字纸。箩深约一尺，周围及底盖夹铺油纸，防止遇雨。
棕帚，刷湿贴纸所用。长一尺四五寸，大小根据竹筒口而定。
竹筒，盛水以湿字纸，便于揭取。一尺五六寸长，上面栓绳，便于携带。
布袋，盛秽纸所用。秽纸不能放入箩内，另放入布袋，回去漂洗晒干。[13]
齐全的工具、详细的规定，规范了整个拾字过程，使人在拾字中感受到一种仪式的庄重感，这也是其他信仰中对信徒举行仪式时有极为详细规定的原因。
虽然拾字的器具、用法可能会因地区、组织而有所不同，但对字纸的处理的根本步骤是一致。《得一录》也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首先是洗秽。拾捡的字纸如沾有污秽，先用清水洗净，再用加入少量香末的水清洗一遍，然后晒干。此外，这类字纸需要和干净字纸分开，单独焚化。同时，洗纸水也需要用筛子过滤后，才能被倾倒到净地；洗纸地如果接近水口，则倒入河水中。第二、三步是建炉、焚灰。建炉的地址也有讲究，最好在祠堂、庙宇、净院或书馆；而且四周要有遮挡物，与外界是完全隔离开的，防止风吹灰散。为了在焚烧的过程中防止字灰粘上土，需要在炉底垫层砖。化字的过程任其自然，不可人为干涉。第四步出灰。如有未燃尽的字纸要先挑出后再重烧；其余的字灰为了使它不扬起，则用清水缓慢浇湿，加以器具拌匀；然后再盛入瓮中，底下垫大匾，用双皮纸分两层封住瓮口。最后一步是送灰。瓮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多，主管人员会派亲信可靠之人，划船到江心或海中，缓慢将瓮放入水中，等待河水将瓮慢慢注满，最后沉入水中。整个惜字仪式有严格的规范，是一个固定完整的仪式流程，足以可见惜字者的虔诚。
在我国福建、台湾等地区，这类敬惜字纸的仪式活动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当地共同的社会风俗惯例。中国台湾地区约在康熙三十一年起，各地纷纷开始修建文昌祠，可以说文昌信仰是随着台湾的文教一同出现。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台湾的惜字风俗也因儒学而盛行。每逢文昌帝君诞辰，台湾各地区会在敬字亭举行祭祀典礼，奉祀仓颉神位，焚烧收集的字纸后将纸灰桶里的纸灰送入河海，这一行为被称为“送圣迹”。据资料记载，晚清时的台北府，每三年举行一次的“送圣迹”，其盛况仍能从文字中窥见：
前导有绣袁一面，上书“恭送圣迹”四字。次则鼓吹执事，无不具备。最可观者有髻年女子九人演吴宫教美人战故事。殿其后者扮作男装，手执令旗，人曰此孙武子也。……帐前有童子十余人，皆衣冠整洁，手执书卷，识之者曰此仿马融设绛帐故事也。其中钟鼓亭、秋千架五光十色，璀璨离追，遍游各城毕，然后投诸清流，诚盛事也。1
时至今日，台湾的六堆客家地区高雄市美浓镇的送灰仪式仍完整保存。各地惜字仪式的步骤流程大致相同，专人拾捡字纸、规范的处理方法、焚烧字纸、送灰。这些惜字行为的出现有些是因地方官府的政策推动，但也有不少是民间自发性的活动。足以可见，中华民族对字纸的崇敬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被强化，用各类惜字仪式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已内化为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信仰。
3.2. 编写与劝诫世人
在明代，袁了凡、莲池大师等人致力于对惜字信仰的推广，劝诫人们敬惜字纸的善书流传于文人雅士中。当时有不少士人编写了许多善书，劝诫世人敬惜字纸，如《丹桂籍》《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帝君惜字真诠》《惜字章程》等。至清初，这种类型的善书流传范围远及海外，如今新加坡的崇文阁就见证了当时此地惜字风俗的盛行。
在士人眼中，“字能使昧者哲，拙者巧，窒者达，贱者尊；为胥吏簿书之用，为庙朝诏敕之文，为士人科名之阶，为国家富强之本”2。书籍不同于建筑与仪式，它不限于时空的范围，可以使某一种思想通过它传播到很遥远的地方，同时也可以突破时间的限制，让后人得以了解并继承前人的思想。因而，虔诚的信众为了传播惜字信仰，相关的善书就被不断创作出来。
3.3. 惜字建筑与具体形式
人们为了寄托自己的信仰，往往会将自己的敬奉寄托于实际的行为和物品，行为、书籍就是好的证明，同时建筑也承接着人们的崇敬。因惜字信仰而设立的建筑，其名称各有不同，惜字塔、惜字所、惜字楼、惜字亭、敬字亭、惜字炉等，还有借文昌帝君之名来称呼，如文昌塔、文峰塔等。其建筑种类并不复杂，一般用于焚化字纸同时兼作供神之处。
在我国，惜字建筑在南方数量较多，各地的叫法都不相同。湖南各市的惜字建筑名称较为多样，除上述的常见之外，还有文昌塔、魁星阁、望峰亭。湖南地区的一些惜字建筑上有人物故事的浮雕，如湖南洛阳湾惜字塔与湖南双华飘峰塔的二层上有人物故事浮雕，湖南金称敬字阁，三层双兽抱宝，四层二人侍立，五层一人持幅。惜字建筑上的花纹或图案，大多为花鸟虫兽或者人物故事等吉祥图案，是人类的美好祝愿。而雕刻神像，一是人类希望借助这个神像，对惜字活动起到监督、震慑的作用；二是用于祭祀，人们在祭祀时，希望与神灵之间能产生沟通。在世人眼里火可以烧尽一切，归于世间，人们迷信地认为烧尽后的事物是去往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有神灵的世界。因而，在惜字建筑雕刻神像，使得焚化字纸的同时也祭祀了神灵。
而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惜字建筑的名称较为统一，主要称“字库”。四川地区大多称字库、惜字宫，也有文星阁、文昌宫的称呼。以贵州地区为例，其惜字建筑大多也被称作“字库”，同时也另有文笔库、天君殿的叫法。从名称可以看出惜字建筑大多为塔、炉、亭等，其中惜字塔一般为三层以上，塔身刻有文字、花纹或神像图案。如贵州三合塔、贵州天旺字库、贵州雅地惜字亭、贵州官田天君殿。三合塔的塔身上刻字：惜圣贤字迹，培世代文风；雅地惜字亭，其六面皆彩绘龙凤花鸟图案和书法。贵州贵阳目前有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乌当惜字塔，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坐落于贵阳市乌当区东风镇。据记载，该塔在1941年重修过，高达10米，坐南向北，“五层六角攒尖顶砖石构，其余四面分别镌‘过’‘化’‘存’‘神’四个大字”[14]。
除此之外，据相关学者研究，遵义地区现存有30座字库塔，层数大多为三到五层，其外形大多为多面柱体，左右对称，基座均为四方形条石夯筑，门额上一般有“惜字所”、“字库”等文字；其塔身相对小巧灵活，设计有入炉口和排烟口，说明它有着特定的焚化字纸功能。字库塔多用青石石材建造，雕饰造型以叠涩斗拱最为典型，其中有用于供奉仓颉、文昌等神位的塔龛，并有相应的楹联与祥瑞雕饰[15]。以遵义市凤冈县新建乡官田村福坝组的两座字库塔为例，一座字库塔仅剩基座，另二座字库塔保存较好。据《玛瑙山官田寨》记载：库门横额“天君殿”，两侧对联“洞鉴照破人心，善恶难逃吾手”，库身铭文“斯时，大振文风，不拘武事。从之者，自卑而登高；违之者，由贵以转贱……三载五载，突有风云之会。一人两人，具成龙角之斑”。另一座剩塔基。目的：以文抑武，和谐共处[16]。从记载的塔身铭文可知，人们修建字库塔，除了遵照敬惜字纸的习俗外，还蕴含着人们对良好社会环境的美好期望。“大振文风，不拘武事”，通过文化教育，化解社会矛盾；“洞鉴照破人心，善恶难逃吾手”，用带有神圣性的字库塔告诫人们要心存善念，共建一个和谐共处的社会。
4. 敬惜字纸信仰的影响及意义
敬惜字纸信仰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诞生和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儒释道三教皆有联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这样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它不断衍生出新的内容和文化形式，发挥其相应的职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4.1. 推动古代教育与科举制的发展
前文中提到，科举制度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敬惜字纸信仰，科举制以科举取士，着重考察官员的文化素质，不再像隋唐之前以门第、出身为选官依据，非名门望族的儒生子弟可以通过学习知识走上科举入仕的道路，字纸作为知识的载体因而受到重视。二者被紧密联系起来，对字纸的珍惜成为人们眼中士人必备的条件之一。
敬惜字纸信仰因科举制而得到强化，而科举制也因该信仰而有神圣性，有利于科举制的长久发展，在无形之中巩固了科举制不可动摇的独特地位。而且，敬惜字纸在日常生活中具体体现为，对知识书籍尤其是圣贤书籍的珍惜、尊敬；无形之中，读圣贤书、学习知识也得到更多的尊敬和看重，从客观上来说，敬惜字纸信仰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4.2. 助力构建和谐社会
自明清始，关于敬惜字纸信仰的善书渐渐多了起来，书中的内容以劝诫世人珍惜字纸为主，告诫世人对字纸采取的行为会有相应的善报恶果。如《字祖何仙劝敬字纸文》就将敬惜字纸的善效分为六个阶段：“行此五年，灾殃消除，子孙智慧；行此十年，子孙连捷，名登仙籍；行十五年，子孙富贵，永无缺时；行二十年，身列仙品，永脱轮回；行廿五年，上升七祖，下及百代；行三十年，无祸不去，无福不臻。何其快哉！”[11]。清末的志怪体善书《青云梯》和《桂宫梯》大多讲的都是因果报应的故事，但可以看出人们将敬惜字纸的善报大致归为五种，分别为科名、延寿、致富、免灾、后嗣。
科名是敬惜字纸获得的最大福报，是世俗化的追求；延寿、致富、免灾是希望能够长久地幸福；后嗣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的传承。这五种福报包含着人对现实生活最直接的迫切的愿望，哪怕是不善之人为了达到目的也愿意去行善、惜字。由此可以看出，敬惜字纸信仰在强调善果恶报的同时，呈现出一定教化作用。
前文中，我们提到善恶果报设立的直接目的是人们自利的现实愿望，但也正是这样，敬惜字纸信仰才具有社会伦理教化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强大的，因为它是人类因自利愿望而衍生出的，具有强大的内驱动力，世人自愿地去敬惜字纸，以求善报，这对社会的治理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4.3. 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的象征，它承载了人类千百年来的文化，人类因为文字得以超越时空去交流，使得人类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一个整体。
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是先人用文字记录得以世世代代的传承，使得今人能够透过文字与古人进行文化上的交流，帮助后人认识、了解社会、自然、人类，乃至整个世界。汉字可以说承载起了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今日我们仍使用汉字去了解学习先人留下的优秀文化，诸多美德也因汉字的传承与熏陶而留存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汉字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敬惜字纸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敬重汉字与爱护字纸，这种敬惜的态度为汉字提供了一层由中华民族的认同与支持而构成的保护膜，使得汉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没有像一些文字传承泯灭于历史的长河中。因而，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承载体，那么敬惜字纸信仰可以说是推动了文字的传承与发扬。
5. 结语
敬惜字纸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公共教育意义，也拥有在群体性的实践中培养社会公德的功能，还可以转化为一种符合时代发展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中描述先生的祖母拾纸焚烧的故事，想来很多人或多或少都能在祖母的身上看到身边长辈的身影，他们虔诚地珍惜这份字纸，文明的传承似乎就隐隐流动在这样的行为中。敬惜字纸信仰落实于实际生活中，只是拾纸焚烧这样一件小事，但当一件事能够被长久地身体力行地去坚持，潜移默化中人会从心底对其产生认同感，认同感一旦产生，人们自然会遵守并拥护它的存在。
敬惜字纸所承载的文化在这样的长期行为中，也获得人们的认同。当某一民族对其文化有高度的认同感，这就是今日我们所强调的文化自信。现代社会，技术发展，纸笔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正在逐渐被计算机所代替，学术文章、新闻报道等更多的是通过计算机来写作，借助网络技术来传播。字纸的获取变得容易，人们对它不再有以往的敬惜之情，但如今，社会一直在强调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而敬惜字纸正好能够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进而培养文化自觉的责任感，促使人们自发地传承并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在前人书籍中，常能看见先人对后人劝诫要敬惜字纸：“字纸莫乱废，须报五谷恩”、“盖敬字为集福之基，残字乃招殃之渐”等。在前人眼中，懂得敬重与珍惜是幸福生活的基础，敬惜字纸所承载的情感与道德在充满戾气的现代社会为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提供了“新”方向。同时，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人们愈发认识到字与纸对文明传承的极端重要性，字纸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对字纸的敬畏与珍惜不再是因神圣性而被动产生的情绪，而是转变为对知识与书籍的主动性行为。一个民族对知识与文化的尊重与敬畏，是其文明悠远绵长的情感基础，这也正是文化自信的深刻体现。
总体上看，敬惜字纸信仰与汉字文明的传承紧密联系，汉字的传承离不开“敬惜字纸”文化信仰提供的精神支持。作为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敬惜字纸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治理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于今日而言，它能够培养当代社会所强调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
基金项目
贵州省202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四大文化工程”重点研究课题《阳明心学助力良好社会心态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形成的机制研究》(24GZZD11)阶段性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
1《恭送圣迹》载自晚清画报《点石斋画报》申十二。
2出自清代诗人陈玉澍所作文章《院道港惜字会碑记》。